我所不知道的陈嘉庚故事

浪迹天涯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先生在北京病逝。8月15日上午，首都各界举行了公祭陈嘉庚大会，有2000多人出席。由周恩来总理担任主任委员的“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为爱国老人举行了隆重的丧仪。灵柩上盖着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移到中山公园中山堂接受公众吊唁。主祭人周恩来总理，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致悼词。

末了，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领先执绋，在哀乐中护送灵柩上灵车，然后用专列载往厦门。专列经过的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鹰潭和永安等地，党政部门和侨联负责人，都来车站迎灵、送灵。

陈嘉庚去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均出席了葬礼。为了纪念陈嘉庚对故乡的贡献，被大家称为“最美海景地铁”的厦门地铁一号线，被命名为“嘉庚号”。而中国第一艘采用国外方案设计、国内转化详细设计的厦门大学3000吨级科考船，同样被命名为“嘉庚号”。

鳌园原是南浔江上的一个小岛，上有“鳌王宫”庙，抗日战争期间，毁于战火。1950年陈嘉庚为纪念集美解放，在此填海扩屿，兴建鳌园，历时四年竣工。鳌园占地面积1.23万平方米，建筑宏伟，石雕精美。园门北向、内有长廊，两壁雕镂自然景象和历史故事人物。园中央耸立毛泽东题写的“集美解放纪念碑”。碑高28米，碑座分两层，顶覆琉璃瓦，四周围栏屏壁镌刻名人手书对联、题词以及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虫鱼鸟兽、花草山水等浮雕画面。

1961年8月20日下午，运载陈嘉庚灵柩的专列抵达集美，由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林一心、副省长梁灵光及从北京护送灵柩来的侨务委员会副主任庄希泉等领先执绋，将灵柩送到鳌园墓地。集美学村里的数千名师生，社会各个单位、团体的人士都来为陈嘉庚送行，送行的队伍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完。当时陈嘉庚的儿子抱着父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32个人扛着灵柩，后面跟着望不到尽头的队伍，有上万多人。

集美解放纪念碑南面为陈嘉庚墓塚，墓石结构为龟寿形，墓盖用13块六角形的磨光青石镶成。弧形青石屏壁浮雕陈嘉庚生平事迹图像多幅。墓前建有拜亭一座，亭顶画有“飞天”图案，墓园庄严肃穆，简洁大方。

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到厦门，走马观花游览了鳌园。只知道陈嘉庚是一个华侨领袖，东南亚有名的大富豪，给国家捐了不少钱，其它的就疏于了解，孤陋寡闻了。最近在国庆节闲暇时间，无意中看到有关纪念陈嘉庚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的几篇文章，才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陈嘉庚先生还有许多我从未听闻的感人故事。

陈嘉庚的“盛望”，不仅受到共产党的敬重，就连国民党也对他十分恭敬。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曾亲自邀请陈嘉庚回国，为了迎接他，蒋介石更是不惜花费重金盛宴款待，几乎所有的国民党高层都来陪同。蒋介石这么做，到底是图了什么？陈嘉庚又为何受到如此的重视？这里还大有文章。1940年3月25日，陈嘉庚和4名华侨代表组成的华侨慰问视察团抵达重庆机场。一下飞机，接机的几千人顿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呼。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赶紧上前向陈嘉庚表达问候，为了博取陈嘉庚的欢心，蒋介石把牙一咬心一横，光招待华侨视察团的饭菜，预算就高达8万元。这还不算丰富多彩的欢迎仪式、赠送的当地名烟名酒、全程陪同的人员等等。

当时共产党一个师长的月薪，也只有5块钱。而这8万元，可以买800头牛。蒋介石不是不心疼钱，只是他算得很清楚，把陈嘉庚招待好，换来的收益将远远超过几千个8万元。就在1939年，南洋华侨们捐给国家抗战的现金，就有3.6个亿。这还不算大量的物资、人才等。招待宴会上，红光满面、衣着华贵的国民党高官，一边大口吃着珍馐美味，一边大声喊着“坚持抗战，共克时艰”，不断向陈嘉庚敬酒。然而，受到国民党顶级礼遇的陈嘉庚，心里想的却是：我辛辛苦苦号召华侨捐献的救国抗战款，难不成都用在这种地方了？怪不得老百姓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随后，陈嘉庚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载罢宴声明：“今日起不再接受宴请，值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践行节俭，勿空耗物力！”这罢宴声明不光打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要的脸，也让这8万元打了水漂。陈嘉庚在重庆越待越难受，尤其是当他得知自己所住的重庆最豪华的嘉陵宾馆，竟然是孔祥熙的私人房产时，更是十分惊讶，一刻也不想多呆下去。

这个时候，陈嘉庚收到毛泽东发来的邀请，于是决定要去延安看一眼。谁知就是这一眼，竟让陈嘉庚的思想产生了巨变。蒋介石想阻止陈嘉庚和共产党接触，只不过陈嘉庚是蒋介石得罪不起的“金主”。在他来重庆之前，国民党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向陈嘉庚灌输共产党的种种“恶行”，什么“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状如土匪”等等。到了重庆后，蒋介石更是把共产党称作抗战路上的绊脚石，不断指责“中共破坏团结”“不服从中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专事摩擦”。陈嘉庚坚持要去延安，蒋介石只好无奈的传信称“去可以，但是不要被骗！”并派了寿家骏一同前往，并嘱咐他要尽量从中使绊。

5月31日，华侨团抵达延安，欢迎他的人群同样有几千人。陈嘉庚的心更凉了，难道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一个脾气吗？当他下车一看，所有人——包括来迎接他的中共领导，都衣着朴素。晚上睡觉竟然连个正经的房子都没有，一行人被直接安排睡在窑洞里。第二天，毛泽东也“宴请”陈嘉庚，地点就在他自己住的窑洞外。毛泽东为了招待陈嘉庚，特意让警卫员去老乡家借了一个大一点的圆桌面，因为没有桌布，就铺了一张报纸。结果还没等上菜，“桌纸”就被风吹走了，大家都有些尴尬。等菜上齐了，每人一碗米饭，桌上摆着的炒白菜和豆角，都是毛泽东自己种的，唯一的荤菜，就是每人一小碗鸡肉汤。陈嘉庚第一次见到如此简陋的“晚宴”，也不免有点惊讶。

毛泽东抱歉的说，延安的条件太艰苦了，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招待贵客。这只鸡还是隔壁大娘听说要来客人，硬给送过来的。后来有人算过，这一顿饭大概价值1.5元。陈嘉庚这才知道，共产党官民关系融洽，招待客人领导自掏腰包，老百姓自愿贡献。陈嘉庚在重庆待了2个多月，在延安只待了8天。然而这短短的8天时间，陈嘉庚内心的天平，就彻底倒向了共产党这边。甚至连蒋介石派来搅和事儿的寿家骏，也没再说过一句共产党的不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共产党依然不忘重视教育事业，在延安兴办女子大学。在朱德介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爆发以来的歼敌功绩后，陈嘉庚感慨：“毛泽东像农民，蒋介石像皇帝。”“得天下者，共产党也！”果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嘉庚应毛泽东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被毛泽东称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出生于1874的福建泉州，童年只念了8年私塾的陈嘉庚，17岁时第一次“下南洋”，在父亲开的米店当起了学徒和簿记员。后来米店经营不善，父亲欠了大笔债务后撒手人寰，米店关门的那一刻，陈嘉庚郑重承诺，要还清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

在20世纪初，独自创业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陈嘉庚经过详细考察，发现菠萝罐头销路旺盛，需要的资金不多，于是他决定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陈嘉庚借了7000元，在距新加坡城区10英里的淡水港山地，着手建造罐头厂。在陈嘉庚的精心经营之下，罐头厂运作良好，不仅收回全部建厂投资，而且还有盈余。从绝境中拼杀出来的陈嘉庚初战获胜，接着又开设了谦益米号，随着菠萝罐头生意越做越大，陈嘉庚购买了一块地用来种植菠萝，取名为“福山园”，成为当地最大的菠萝种植园。

创业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就在菠萝生意顺利发展的同时，1906年夏季，菠萝罐头行市大跌，商场如战场，仅仅靠一种产品是不能适应市场的瞬息多变，他要寻找新的项目。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嘉庚了解到一个商人高价卖掉了自己的橡胶园，他立即联系这个商人，购进18万粒橡胶种子。因为菠萝生意不景气，很多人纷纷脱手自己的菠萝园，陈嘉庚趁机购买了大片土地，成了他以后的橡胶种植园。

到了1913年，陈嘉庚的菠萝产量已经占了整个新加坡的半数以上，他已是一个拥有两处橡胶园，四个菠萝罐头厂，一家米厂，一间米店，固定资产和纯利润有四五十万元的华侨企业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厂遭到了沉重打击，几万箱产品无法售出，米厂的仓库里积压1万多包熟米，资金流转困难。陈嘉庚又陷入了“艰难维持，度日如年”的境地。

1914年冬天，陈嘉庚当机立断决定经营航运业，他先是租船运输，分别租下了载重1300吨的“万通”和2500吨的“万达”两艘轮船，仅仅一年后，就赢利20多万元。1916年，欧洲各国互相厮杀，给美国经济腾飞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刺激了橡胶制品的需求，带动了马来亚的橡胶业，陈嘉庚逐渐把重心转移到橡胶业上，先后将菠萝罐头厂和恒美熟米厂改作“谦益”橡胶厂，专制胶布，实现了橡胶经营从农业垦植到工业制造的飞跃。这样，他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起飞：将橡胶的农、工、贸经营集于一身，开创了新加坡华侨与外国商家直接进行贸易的先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不但没有遭受损失，还安然无恙，依靠米、树胶、轮船航运和出售菠萝罐头厂，共获得利润450 多万元，迅速跻身于新加坡富豪之列，成为著名的企业家、新加坡华侨大亨。

腰包鼓起来的陈嘉庚，开始实现自己的产业报国理想，他是一个愿意为国家花完最后一个铜板的人。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后，陈嘉庚捐钱捐物，并在1910年入会，仅仅比蒋介石晚了2年。日军侵华后，陈嘉庚带领侨民为抗日军队捐款捐物。1938年，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和欧洲、美洲的华侨一起，组建了一个跨国家、跨地区的华侨抗日网络，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历史专家统计，抗战头3年华侨捐款额达20亿元，占当时中国军费开支的85%。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钱不是万能的，战场上最需要的还是物资。截至1940年10月，海外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1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3000批以上，每月平均100多批。其中绝大多数的捐赠，来自南洋华侨。

因为海路被日军封锁，大批海外物资只能从跨越云南和缅甸、全长959公里的滇缅公路运输。然而，这条路在当时被称为“死亡公路”。滇缅公路在崇山峻岭中盘旋穿行，下坡路段非常多，旁边就是600多米的峡谷，一旦失误常常车毁人亡。这边一损耗，后续车辆补给又跟不上，大批物资眼巴巴的等着运不到国内。陈嘉庚得知情况后，南侨总会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并招聘超过3200名南侨机工，陆续在这里献出了自己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极大地缓解了运力不足的情况，平均每天有300吨以上的战略物资被运往国内。

日军早就对陈嘉庚恨之入骨，认定他是“南洋抗日之巨头”，只是碍于他崇高的威望，不敢明着动手。日军攻占东南亚后，终于迫不及待出手，一份秘密的暗杀名单显示，陈嘉庚名字高居榜首。在华侨和难友的掩护下，陈嘉庚避难爪哇岛，每天只吃粗茶淡饭，省下钱继续捐赠抗日事业。不久爪哇岛沦陷，陈嘉庚随时都可能落入日军手中。他知道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迫他做傀儡。为此，陈嘉庚身上一直暗藏着一小包氰化钾，这种剧毒致死剂量小、死亡速度快、抢救困难，陈嘉庚已经抱定决心，以死抗日，衷心报国。

抗战胜利之后，陈嘉庚并没有坐享其成。他十分看不惯跪舔美国的蒋介石，怒斥其“媚外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蒋介石是典型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人，计划要刺杀陈嘉庚。共产党密切关注着陈嘉庚的人身安全，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派陈毅亲自去告知陈嘉庚，他却不以为然，继续骂国民党、支持共产党。

下南洋的经历，让陈嘉庚深深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性。他亲眼目睹自己的族弟无处上学，天天赌钱。于是，他说服母亲和妻子，用2000银元彩礼钱，创办了一所私塾学校，名为“惕斋学塾”。此后近70年时间里，他在全世界兴办学校超过110所，出资办学的费用大约有一亿美元。

1919年，陈嘉庚赶回国内，开始着手他人生中最雄心勃勃的一项计划：创办厦门大学。为校园选址时，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步丈量，以拐杖画草图，指挥工人盖房子。陈嘉庚试图动员当地的富商一起筹钱，谁知道没人舍得出钱。陈嘉庚一咬牙：你们不干，我自己来！1921年，他捐了100万元启动资金，还承诺未来12年，共捐300万的运营费用。

1929年，从美国爆发的大萧条波及全世界，陈嘉庚的工厂也受到影响，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一边是抗战，一边是学校，都是吞金黑洞，而陈嘉庚选择了“一个都不能少”。国外有银行和财团声称，愿意出钱资助陈嘉庚的企业，只要停止厦大和集美学校建设就行。陈嘉庚一句：“宁可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把财团给顶了回去。资金最紧张的时候，陈嘉庚连卖自己三座房产，搬到一个很小的公寓居住，在他的影响下，一时间华侨回乡办学蔚然成风。厦门大学建好并正常教学后，在1937年他无偿贡献给了国家。

学校动不得，学生更动不得！1923年，粤军和闽军在集美打仗，伤及无辜学生。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闻讯后大为生气，发电文给孙中山，要求确保集美学校全体师生的安全，于是民国政府命各军阀订立了“集美和平学村公约”。现在，集美学村包括厦门水产学院、集美大学、集美中学、集美小学、集美幼儿园等十余所学校，总建筑面积达三千余亩，拥有在校师生十万余人，形成了由学前教育至小学初中高中、从本科教育到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

如今的集美学村，早已成为厦门一景。并在2016年9月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晚年陈嘉庚住在集美的时候，喜欢拄着拐杖巡视集美学村，现在的老校友说起此事，依旧是热泪纵横。

陈嘉庚先生的一生，为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中国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儿子评价他：于国慷慨于家“抠”。他给自己定的伙食费是5角钱一天，月零用仅2元，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一边资助学校，一边支持抗战。

对于放弃抵抗、不专心抗日的人，无论是谁，陈嘉庚一点面子都不给。他斥责国民党嘴上说抗日，实际专心搞内讧，屡次揭露国民党内的种种劣迹。正如在1946年撰写的《南侨回忆录弁言》中写道：“公——永无止境的奉献；忠——永不动摇的爱国；毅——永不言败的坚强；诚——永不毁诺的铮铮傲骨。”

陈嘉庚先生以一生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