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攀枝花岁月】——吴伟

吴伟视野

第一章：懵懂少年，初识三线建设

1973年对我而言，是一个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年代，也是我人生中的黄金时期。那时候，十五岁的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怀揣一腔热血，憧憬美好的梦想，从川北行进千余公里踏进了两山夹一江的攀枝花市（那时叫渡口市）。为了支援三线建设，我不惜改大年龄，只为能够早日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建设中去。

那时候的渡口市，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美丽的印象。光秃秃的山峦，湍急的金沙江，煤尘飞杨的公路，火红的大太阳，不下雨的地方，气候干燥得流鼻血，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更不加城市的繁华，矿区大多房子是油毛毡工棚式宿舍，极少有砖瓦建筑。出门就爬坡，好在有工交车可以乘坐。至于伙食，初去时的红米饭，南瓜汤、窝窝头，我都吃过。一个几千人的单位仅有一个商店和一个饭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第二章：青年突击队，充实与满足

小宝鼎煤矿为保密对外称4号信箱附3号信箱，新工培训后我在开拓队当了一名放炮员。这个开拓队可不是一般的开拓队，而是全国闻名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刘云所是一位全国劳模。虽然在井下是见不着阳光的掌子面工作，但那种充实和满足感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们一群年轻人，在老师傅的带领下一起打眼、放炮、推车、撮渣，下班时彼此看着对方除了眼白和牙齿完全就是非洲黑人。难怪进洞叫名字，出洞喊师傅，谁还认识谁呢？

第三章：简单快乐的生活节奏

那时候的生活节奏缓慢，没有现代化的便利设施，没有电话，要打长途、发电报需要去几十里外的市里邮电局。喊人靠吼，通讯靠信，吃饭凭票，更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但我们依然很快乐，下班后听收音机的听收音机，只要不收敌台；打扑克的打扑克，只要不赌钱就行。看书的别拿禁书往外翻，谈恋爱的别把门关到就行。想去看电影的，那就不嫌路远，周围单位不是星期六就是星期日，总有地方有坝坝电影可看。扛上板凳走它十来公里去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不知看了多少遍；《沙家滨》《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也不厌其烦反复看；想谈恋爱的天天喊着“扇盒盒”；想起父母的赶紧捉笔写封信。

第四章：物质匮乏与精神富足

那时候国家物质匮乏，虽是大三线全国来支援但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们大有人在。渡口的蔬菜、禽蛋，肉类、海鲜统统是由全国各地供应。食堂只能依据送什么，做什么。一段时间缺蔬菜就顿顿吃海带，碰上支援的大虾，那就天天大虾，大米没到就吃红米，面粉未到就吃窝窝头。

那年月，两个五分硬币换支鸡（当地彝胞不要纸币），一张酒票换只鸭，两分硬币一串香蕉。大山上偶见穷的穿不起裤子的少女，山下有富的只喝茅台的工友。参工第一个月领了工资九十多元，这可是巨额了，我父亲是干部，每月也才五十多元钱工资，多了不知咋花，喝酒的去3块2的一瓶茅台酒或2块4的一瓶五粮液。我不喝酒去买了两条大中华香烟，每条才7块1元,这在当时是奢华的了。

第五章：读书学习，青春的选择

那时候作为年轻人不想让青春荒废，在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下，我唯一的选择就是看书，我每周的星期天都会去几十里路以外的东区市中心新华书店翻翻书，有条件时买本书，从书度过那漫长的时光。那些年我通过读书，也学到了很多知识，这些知识和经验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章：我的警营生涯

1976年11月，我考入渡口市公安局，成为了一名刑警。虽然不再从事煤矿的体力劳动，但这份职业同样需要勇气、胆识和智慧。渡口市的地盘大，人口分散，特别是矿区之间距离远，交通不便。而渡口市又是一个移民城市，人们来自祖国的东南西北，习俗的不同、语音的差异，对于我这个初进公安的新手是一个重新的考量。

那些年由于是文革后期，社会治安形势不太乐观。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25元钱，25尺布票、25斤粮票都是立案的基本标准。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的案件往往压得公安机关喘不过气来。面对一个一个的各类刑事案件，责任感驱使我不断前进，为守护这座城市的安宁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在刑警队，从内勤、反扒、技术、侦破等各个领域逐步成长。虽然工作繁忙，但内心感到无比充实。那时的渡口市，尽管条件比内地差不少，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

记得刚入警营时，我还是个青涩的新兵蛋子，对警察这个职业充满憧憬。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案件和犯罪嫌疑人。有时为了一个线索，需要连续加班几天几夜；有时为了抓捕罪犯，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冷蹲守数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是家常便饭。但每当案件破获或看到被成功解救的受害者时，我心中便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

在渡口市8年的警营生涯中，我经历了许多难忘的时刻。有一次，接到紧急报案，称有人在西区一处偏僻地方发现一具尸体。经过初步勘查，我们判断这是一起谋杀案，且凶手可能仍在附近。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展开搜捕，最终经过三天三夜的努力，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那一刻，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我们成功保护了这座城市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宁。我已记不得那8年里，我破过多少案件，抓捕过多少罪犯，在珍藏在箱子中的那些奖章、奖状，还是可以说明我曾为攀枝花的发展和建没出过力。

可以自豪的说，攀枝花市的山山水水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参与过“88块手表被窃案”“7.18公交车爆炸案”“8.26轮胎厂爆炸案”“7.13特大杀人案”等重、特大刑事案件的侦破，在攀枝花我流过汗、流过血、负过伤、受过气，唯一没流过的，只有眼泪。

当然，在这8年的警营生涯中，我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挫折。遇到过顽固不化的犯罪分子，受到过罪犯的威胁和恐吓；碰上过比R4之迷还复杂的案件，经历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却一无所获。曾经我在一所大学的讲堂上，遇上了一个同学提出了一个“你这一生中最为遗憾的事是什么？”口若悬河的我一时语塞。我有遗憾吗？回答是肯定的，但真正遗憾的是，我在职时，还有许多没有破获的案件，也许这将是我永远的痛。但我明白，我从未放弃，因为我知道，作为一名警察的责任和使命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的继任者们会去完成我的末尽事业。

八十年代中叶我调离了攀枝花市，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又在南充警界续写我后来的人生。如今，我已经退休，但依然怀念那段充满激情和挑战的警营生涯。那段经历不仅让我学会了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更让我深刻理解了生活的真谛。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我都会铭记那段在攀枝花市的岁月。

第七章：五十年后的回忆与感悟

从七十年代至今，已经过去了50多年了。当年的“三线建设基地”渡口市，早已成为繁荣昌盛的攀枝花市。那段“渡口”记忆虽然已经遥远，但那份回忆和体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那时的生活尽管简单，却充满了真实和幸福，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如今回想起来，那段经历不仅锻炼了我的意志品质，更让我深刻理解了生活的真谛。

1973年刚穿上工作服时的我，像工人吗？我觉得不像。

参加工作一年后的我仍带着一丝羞涩。

1976年参加公安工作的当上刑警我。

1977年已在公安工作一年后我。

1984年离开渡口市时与师傅和朱指导员的合影。

1984年与调离去芜湖市的好友陈序（后为芜湖市公安局副局长）合影。

1985年与施永伦老师的合影（也是唯一的一次二人合影）

1986年从事刑事技术的我。

1988年7月在刑技室的我。

1989年我还是近视眼的我。

1994年6月在侦破一起绑架案中现场指挥的我。

1992年9月正在一个命案现场摄像的我。

刑警是一个高危职业，图片中我的几位战友都相继离开了。

青春已不复存在。

那一年的几枚奖章，还是说明至少我多多少少为民做了一点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