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976年上半年的初一，应该是79年高中毕业，初二应该是78年高中毕业。文革期间，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那时小学、中学一共就上九年学。</p> <p class="ql-block"> 刚去学校，余校长叫我先听几天课。因为主要是当数学老师，所以先听的是初二管老师的数学课。听着她柔声细气的声音，让我想起了我的初中数学老师钟老师。</p><p class="ql-block"> 钟老师不但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还是我们的班主任。文革初期，他是学校被拉上台批斗的最早的几个老师之一。记不得为什么要批斗他，只知道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几年后，我们上初一时，他被“平反”，重新站上讲台当我们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课堂里鸦雀无声，大家的心理可能和我一样——上个学期还在被批斗的“阶级敌人”，怎么突然又来当我们的老师了？这就和1971年宣布林彪叛逃、1972年宣布美帝总统尼可松访华一样，给我们那个“纯洁”的心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才慢慢适应。钟老师讲课条理清晰，语言幽默，特别是他说话声音低沉，音质柔和但又极具穿透力。如果在当下，一定可以去唱男中音。二年下来，他不但是我们的良师，日后也成了我们的益友。当时他还没结婚成家，年纪应该也不会太大。虽然文革初期，学校几乎不上课，也没有课堂作业，更没有家庭作业。可是他讲的“有理数”、“一元二次方程”，让我受益非浅，也让我有底气去当初一的数学老师。钟老师后来娶了一位从地区下放的知青。师母是地区重点中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是一位拿到了准考证却失去高考机会的高材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她就被地区师专录取了。我和我的同学在复习准备参加高考时，一开始找不到复习用书，就是借用师母的笔记本当参考书用。钟老师已经仙逝，当过他学生的我们都忘不了他。</p> <p class="ql-block"> 后来又听了两次教导主任程老师的语文课、政治课，我就站到讲台上当“老师”了。</p><p class="ql-block">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把文化的“命”革了，还把教育的“命”也革了！一个公社中学，全校只有初一、初二两个年纪，每个年纪只有一个班，所有学生加起来才只有六、七十人。没做过统计，不知道入学率有多少，但可以想像到，不说别的，就是公社所在地这个有二、三千户人家的村庄，也不止只有这么多适龄的孩子啊！你想想，一个农村的孩子，在学校一周要劳动两天，另外四天也几乎没什么书读，如此，真不如把孩子留在家里劳动或者送到生产队出工赚点工分。</p><p class="ql-block"> 我这样在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老师”，只听了几节课就“上岗”了。从我当老师开始，一直到离开学校，没人检查过我的备课笔记，也没人听过我的课。不知道这是我的有幸还是学生的不幸、、、、、</p> <p class="ql-block">七月六日，敬爱的朱德总司令逝世、、、、、、</p><p class="ql-block">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p><p class="ql-block">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p><p class="ql-block">十月六日，四人帮倒台、、、、、、</p> <p class="ql-block">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我们只是小学三、四年纪的小学生。对那些批斗会、游街示众只当作看热闹。到了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我们参与了“三大讲”运动，可说是亲身经历了中国式“宫斗”运动。</p><p class="ql-block"> 公社有位副书记，不知怎么与公社的武装部长不和。要知道，武装部长在公社权力还是挺大的。在公社，你要参军，都要过武装部长这一关。而且那时，参军当兵退役后可以安排工作。所以在农村，这是人人都向往的。好像这位武装部长文革初期参与了一些造反派行动，那位副书记是县中的红卫兵头头。在“三大讲”运动中，那位副书记就要这位部长讲清楚，反过来，这位部长要那位副书记讲清楚。一来二去，二人越弄越僵。这时，那位副书记就跑到中学来，要校长帮忙整理那些揭发部长的材料。那位副书记是学校的上级主管领导，校长也不敢违反。这时，校长就把材料给了我，要我先整理整理。当时以为是副书记和校长对我的“信任”，现在想想人家根本没把你一个小知青当作个什么。在我们一个普通知青眼中，公社领导都是“高官”，我们是谁也得罪不起，谁也不敢得罪，只能硬着头皮参与他们的“倒部长”活动。一开始的材料，只说部长多吃多占、给当兵的开开后门等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后来材料的份量越来越重。特别是其中有份材料是一个上海女知青的揭发信，说这位部长在前两年的某月某日的晚上，举着一把手枪，逼着她和他睡觉，她不从，裤子的扣子都被他扯掉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当时，上级明文规定，凡和女知青发生不当男女关系，都要去坐牢!这位上海女知青，原来是一个大队的播音员，长得挺漂亮的。头一年，她就被推荐去地区师范读书了。事情过去有好几年了，她也离开了农村，怎么还会去“揭发”？后来得知，这是那位副书记派人去学校，对她说，如果她不“揭发”，就叫学校把她退回公社去！又回公社？这样的后果，在当时，是非常吓人的！一来二去，这位部长就被定罪了！大概被判了四、五年。虽然这位部长也算是罪有应得，但不是那位副书记的“执着”，那位上海女知青也不可能会在事情发生几年后，自己都去读书了，还再去“揭发”这件事情。如此，他们的故事，会不会就稍无声息地过去了呢？</p> <p class="ql-block"> 下半年初一招了两个班，初二的学生继续在我们学校读高中。学生多了一倍，老师也多了一倍。</p> <p class="ql-block">一九七六年，注定了是一个多事之秋。</p> <p class="ql-block">图片来自网络</p> <p class="ql-block">（七分纪实，二分夸张，一分虚构的纪实小品文——未完待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