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党徽

刀刀

建党100周年之际，写下此文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



父亲的党徽

刀承华

 “这个世界还有这种人，州政协副主席不想当，非要入党！真是死脑筋！”

90年代初，我听父亲的老领导提到，州政协副主席空缺，组织上需要培养一位少数民族、非党的民族精英，当时组织上有意培养父亲，可是父亲那个时候偏偏一门心思要入党。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的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员，而那个职位也就与父亲失之交臂了。

父亲为什么会这样傻呢？

他的选择也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团，直到父亲去世才解开了这个谜团。

我的父亲刀晓阮，1976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民语系傣语1班。

70年代，精通古今少数民族民语的人才紧缺，毕业时，学校对品学兼优的几位学生邀请留校任教，父亲婉拒了留在省城云南民族学院当大学民语系教授的机会，义无反顾的来到了落后贫穷的边疆，来到自己的家乡，一心希望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把家乡建设得更美。

八十年代，在党的号召下，德宏文史资料的编纂，成了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

全州文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这些文史资料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宝库，是边疆民族文化盛开瑰丽的花朵，它是学者和后人研究地方史、民族史、民族风俗的重要资料。这些文史资料的征集遵循了“亲历、亲见、亲闻”的原则。

解放初期，亲历帝国主义侵略边疆、土司制度、抗日战争、修建滇缅公路、和平解放、边疆民族发展等历史变迁的人，大都老了，来日不多，亲历者大部分文化不高，不懂汉文，只能口述，就需要有人走访，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傣族的历史传承，不像汉族一样有史官记录，一些是寺庙里的老佛爷手写的佛经记录、一些是散落民间的典籍、一些是土司的家谱、族谱记录，这些手稿，大部分是傣文，如果不及时翻译整理，就会永远消失人间的。

文化一旦失传，去哪里寻根呢？

当时，我的父亲在陇川县政协担任副主席并兼任文史委主任，他也积极参与到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编纂中。

我记得，当时县政协办公地点在城子老街子原土司家的四合院里，木质的二层楼，青色的瓦房，院子中间有一棵盛开着洁白无瑕的梨花，上百年的老梨树枝干遒劲，梨花的清香飘荡在整个政协大院。

父亲的办公室在楼阁的一角，那个时候编撰文史资料，可不像现在一样有电脑，键盘打字、复制、粘贴，方便极了！

当时整理资料完全是手写，父亲像个魔法师，飞快的用钢笔书写着，字好看极了，他把生涩难懂的傣文古籍《拉加旺勐宛》里蝌蚪般的老傣文，变成了稿纸上秀丽工整的汉字。

我调皮的拉了拉父亲的衣角，想让他到梨树下的草坪上休息一会，父亲摸摸我的头，温和地告诉我：

“敬爱的周总理说过‘研究文史资料要有方向，要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我正在做事，你去外面好好玩，不要打扰我。”

儿时的我似懂非懂的，就不去打扰父亲，自己外面玩去啦。

回到家以后，他顾不上休息，继续工作，父亲常年写字，右手的第三个指头上是厚厚的老茧。

我家最多的是什么吗？是那一堆堆的手写稿纸。

周末，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在院子的桌子上写稿了。

对于他来说最乐此不彼的事情就是修改稿子，一篇文章写好后，他就开始一遍一遍的修改，他的稿纸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各种这样的修改符号，飞上又飞下，就像一件件缝着补丁的衣服，有时他还会骄傲的告诉我这些修改符号的使用方法。

“这个两个圈圈，连着一条线的是改正号，表明要改正的错误，把错误之处圈起来，再用引线引到空白处改正。”

“这个像个睡觉的Ｓ是对调号，表明调整或颠倒的字句位置。”。

父亲不厌其烦地修改，稿纸空隙的地方密密麻麻都是字。

他不仅修改自己的稿子，也修改来投稿的稿子，由于来稿水平不一，有的稿子二三万字写得很多，但是啰嗦话多，父亲为了追求文史的严肃性，他认真的审稿，把那些口水话，代表个人看法和意见，还有抒情的、骂人的都删除了，有时几万字的文章，改了只有几千字。

他告诉我：“文史资料要追求文史的严肃性和真实性，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原原本本，保持史实的本来面目，稿件不能夸大、缩小、溢美、贬损、杜撰，可不能马虎大意，这是要给后人看呢！”

当时没有电脑，不像现在的文章修改是在电脑上剪切，复制，粘贴的，大量的书写都是靠手力、眼力、心力。

繁重的脑力劳动挑战着父亲瘦弱的身体，写累了，他会泡上一壶浓茶，提提神，继续写。

他为了减少书写量，甚至发明了一个偷懒的方法：

把原来写好的句子，用剪刀剪成了一张张小纸条，用面糊熬成的胶水涂到小纸条的背面，小心翼翼地贴到新的文稿上面，于是乎，又在上面修改书写。

父亲对他的发明创造洋洋得意，在今天看来，这就是最原始的手工型复制粘贴。

退休后，父亲并没有闲着，一直致力于文史资料和民族文化的编辑和撰写。

退休后的五年，他参与了《陇川县志》、《陇川县城迁移纪事》的编纂，长期的脑力劳动和操劳，摧残着他的身心。

在父亲离世的八个月前，诊断出了肝癌和心脏病，可是他却依然在活着最后的时光里整理撰写《陇川傣族习俗》汉文、傣文版。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说：“最多能活半年，肝癌晚期，要是发现得早还可以去上海换肝，但是发现得太晚了，已经是晚期，癌细胞已经到了骨头里，没有办法医治了，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我一直不相信医生的话，我去网上查询资料，有很多癌症病人，医生下了要死的诊断，可是因为患者乐观，最后十多年都没死的。

我相信，父亲不会死的，他就是那个幸运的人。

癌细胞一定不会扩散的，他一定是那个可以活下来的人。

清明节的时候，我在爷爷的墓前跪下，默默祈祷：

爷爷，一定要保佑父亲，让他多活十几年，一定要保佑父亲癌症不要发作。

一个家庭，医生宣布病人死刑，这个家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最后的日子，癌细胞吞噬着他，剧烈的疼痛让他无法忍受，打了吗啡，吃了成倍的去痛片，可还是痛。

看着父亲疼痛难忍的样子，我心疼得直掉眼泪，巴不得帮他分担一些痛苦。

在病痛中，他问我:

“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罪呢？”

我默默祈求老天爷大发慈悲，让他少痛一点。

可是当他好一点的时候，他会强忍着痛，早早起来写稿子，我知道他是和老天爷争时间啊！

西医不可以治疗，就中医治吧，老中医开了难吃的中药，因为连续几个月服中药，副作用让父亲的肠胃很虚弱了，吃什么都没有味道，还不停的拉肚子，饭量大减，甚至只可以吃一点点的面条。

父亲人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他就像一辆破旧不堪的老车，已经无力启动，轻轻一碰，零件就会全部散架的。

为了写稿子，父亲，得病，治病，忘病，居然度过医生说的只能活半年的时间。

父亲走的前几天，他觉得自己好多了，就加快了《陇川傣族习俗》完稿的速度。

写好后还不放心，又细心地修改。看到父亲好了，还勤奋的改稿，我乐观起来。

他也乐观了，对我说：

“一定是医生诊断错了，我肯定不是肝癌，要是肝癌半年就死了，现在已经是第八个月了，我肚子上的肿块摸不着了，我好了！”

殊不知，父亲离死亡仅仅只剩下1天了。那天晚上，我和父亲坐在院子聊天，每每回想起来，这是我这辈子最心痛，也是最美好的时刻。

这是父亲对女儿生前最后的谈话。

他高兴的告诉我：“今天傍晚，县史志办来家里，送来了出版的《陇川县志》，你快看看，这本县志当时县上征求意见时，我提出:

在县志里面无关历史的，就算是辞藻再华丽，文赋再优美，都不能用在稿子里，包括照片的使用。

如果不能反映地方政治、经济、历史、民族、人文，没有什么主题，只是单纯的风景好看的照片也不能放在里面。

文史的编纂一定要遵循史实的本来面目，稿件不能夸大、缩小、溢美、贬损、杜撰。”这是父亲一生坚持的原则。

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父亲说话，看到历时4年，自己辛苦参与编纂完成的《陇川县志》出版，父亲心情很好，继续说道:

如果要编地方志、村志的框架是什么，例如他在编纂红光村志时要分成：概述、大事记、历史前沿、综合经济、农业发展、教科文卫、名胜古迹、民风民俗、人物、附录、资料选编几大块。

最后他告诉我：“盛世修史，这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综合国力的象征，更体现了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文化自信。这些书都是要各地档案馆珍藏的！”

夏夜的空气，沁人心脾，就连院子里的石榴树，家里的小狗，似乎都在静静地听父亲传授一生宝贵的经验。

说完父亲高兴的上楼睡觉去了，第二天父亲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了，享年67寿。

对父亲的病世，我一直耿耿于怀。

他写了那么多书，编纂了上百万字的文史资料，总要留给我一封遗书吧，哪怕是一段话也好。

我翻遍了父亲的房间、地板、柜子、书籍、衣柜，没有一个字，没有一片纸是临终的遗言。

根本没有一个父亲离世交代给一个女儿的话语。

我多么希望父亲在最后的遗言里告诉我，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我要怎么面对生活和未来。

一翻寻找后我失望极了，于是我静静地坐在父亲生前的卧室。

突然，我看到床头桌子上放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一枚党徽。

这是一枚熠熠生辉的老党徽，党徽上面是一面党旗的形状，黄色的镰刀和斧头闪耀着光明，下面是半圆形，里面写着的“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

我把父亲的遗物握在手心里，才想起父亲每到重大活动和大会都要身着傣族服装，带上包头，把党徽工工整整的佩戴在左胸中间位置，佩戴完又小心翼翼取下来，放在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生怕灰了，脏了。

此刻，我看着这枚党徽，突然明白了：

遗书不一定是白纸黑字写在纸上的。

遗书可以是一个物件、一种精神、一种传承。

父亲的党徽，就是他留给女儿最好的遗书。

无言、死亡，是最好的教育。

父亲用党徽，用一生告诉我：

只要听党的话，照着党指引的方向走，人生就不会有苦难与迷茫，就能够谱写波澜壮阔的人生，就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父亲的一生，时刻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他写的《人生简叙》里，有这样一句话：

“在有生之年，我还要继续研究民族历史文化，让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发扬光大，绽放魅力。”　

他这一生，主编了《陇川县文史资料选辑》共六辑，主编了《陇川县政协志》、《麻坝水库建设历程》，被县史志编纂委员会聘为《陇川县志》特邀编辑，共撰写了汉、傣文资料约70万余字，整理、编辑几百万字，挖掘整理了陇川傣族民歌《秀拐》、《纳西双冷》、《陇川傣族古歌》，翻译整理了傣族古籍《厍本勐宛》、《拉加旺勐宛》、《陇川史话》。

他在病痛中撰写整理的《陇川傣族习俗》在他去世后，在县政协和傣学会的关心下，马上要出版了。

他积极为《云南省政协通志》、《云南政协报》、《州政协志》、《陇川县志》供稿。

他被云南省政协评为文史“先进工作者”。

除了文史工作外，在行政事物上，工作兢兢业业，积极向县委、县政府献计献策，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干净地来，问心无愧地走。

此刻，他为什么不去州政协，我似乎明白了：

他深深热爱生他、养他的土地，他舍不得离开陇川，舍不得他的文史工作。

共产党员的本色不是去当大官，人前显贵，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人民服务，为家乡贡献。

这是父亲一生所追求的信仰，这也是父亲党徽的意义。

　　无数个像父亲一样的文史工作者，他们记录着地方的变迁，他们是历史最美的记录人，他们是共产党的拥护者，他们是最美的党员，他们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力量。

当我明白这一切，释然了，也放下了。

人的一生悲欢离合，贪嗔痴慢疑，要想走在光明的道路上，只有坚定我们信仰，永远跟党走，用党章武装自己，用公义、美德做自己的盔甲，才会无惧狂风暴雨，才会不走邪路，才会经得起考验，才会创造美好的明天，才会有幸福的生活。

刀氏先祖渊源

爷爷的塔林，父亲最后的背影。

爷爷

父亲的全家福

父亲的人生简叙

父亲参与编纂的书籍

父亲的合影

父亲的手稿

父亲的毕业照

父亲学大寨去北京

朋友发来父亲的照片

小时候去父亲的寨子，我和堂姐们。

县政协写的父亲的悼文

写下此文，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

感谢党校杨加亮老师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