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当过广播员

飘渺

<p class="ql-block">分享一位知青老同学插时当广播员的回忆文章,生动有趣,回味无穷。</p> <p class="ql-block">1968年我们在张营公社西敬大队插队。刚到生产队时经常停电,一到天黑,人们早早吃过晩饭,摇着扇子,三三两两在门口乘凉,聊一些家长里短。</p><p class="ql-block">后来停电的时间減少了,张文杰还有村里的一个高二的男生同我商量,办一个广播站,拾起我们的老本行。一是给村里增加点娱乐,二是我们也找点事做。跟大队长一说,他非常高兴、非常支持。不仅把大队部广播室的钥匙交给了我们,还放心地让我们自己组织稿件广播。没过几天,“红西敬广播站现在开始战斗”的嘹亮广播声传遍了村里的各个角落。村里人很惊奇,都跑到大队部看热闹。</p> <p class="ql-block">张文杰他们俩人负责写稿件,写的都是村里人身边的事,因为是熟悉的人和熟悉的事,大家都爱听。还有就是读当天的报纸,那时全大队上千人只有一份报纸,通过广播大家都能"共享"了。我们每天下工后,无论多累,不管多晚,吃过晚饭就到广播室去广播,有时也放点革命歌曲和样版戏。随着"红色电波"在西敬村上空激荡,广播站成了村里晚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一天不广播,村里人就会问,喇叭怎么不响了?</p><p class="ql-block">我们西敬村的知青在学校时基本都是活跃分子。有校宣传队的,有鼓乐队的,有田径队的等等。我就是在学校宣传队做广播员的。来北京接我们的县干部知道这件事,所以刚到永济县,县里就想留我在广播站做广播员,我想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能一来就留到县城呢,于是我好言谢绝,就和同学们一起到西敬大队当了农民。没想到在村里还是派上了用场。</p><p class="ql-block">直到我被调到县里当广播员,村里的广播站才宣告结束。</p> <p class="ql-block">1970年底,县里的广播员生小孩,我服从组织安排,调到永济县人民广播站任播音员工作。在这期间县有线广播的小喇叭已经普及到全县城乡的家家户户,全县26万人都在收听我的广播。广播站是党的喉舌,它传达的是党的声音,是政府的指令,这是一项光荣又重要的工作。在广播站一天工作8小时,尽量利用社员不下地的时间播音。早上6点到8点30分,中午11点到13点30分,晚上时间长点从18点开始到21点结束。中间的空余时间上午练声,下午基本休息。</p> <p class="ql-block">县里新来了广播员,又是北京知青,这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和关注。我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大家的关照,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是暖暖的。</p><p class="ql-block">广播站里工作的女同志总共只有三人,我最小,又是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因而得到大家的关心和宠爱。站里有几个年轻的架线工,一水的部队复员军人,他们能吃苦,责任心强,每天骑着自行车奔跑在各个公社、大队,哪里喇叭不响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工作很辛苦也很繁忙。但只要在站里就帮我生炉子,做煤块,还时常给我带一些新鲜的小玩意。有一次下乡回来竟给我带回一只小鸭子,以后他们干脆亲切地称呼我“小丫子”。大家帮我搭鸭窝,挖水池,喂鸭子,忙得不亦乐乎,欢声笑语一院子。站里的大姐说,你给我们带来了生气,你来了,连小动物都来了。</p><p class="ql-block">县城里常常有集市,到赶集那天总会有相识的或不相识的老乡送两个西瓜,送一小箱葡萄或一兜苹果到广播站大门口,交给工作人员说,这是送给你们小广播员的,让她尝个鲜。待传到我手里,我跑到大门口人已不见,连感谢的话都没当面说。这样的事很多,站里的同事都说,我们沾你的光了。</p><p class="ql-block">有一年夏天我想支个蚊帐,但没有找到竹杆,没过几天从下面公社就送来了一捆竹杆。不知是谁说出去的,更不知是谁送来的。我非常感动,以后有什么事也不敢再说了。</p><p class="ql-block">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我同编辑到下面采访麦收的情况,天气炎热,扛着大录音机头上冒着汗,喉咙像冒烟一样,真想喝水。找了半天没找到人,也没找到井。忽然发现一片瓜地。我们高兴地跑过去想买个西瓜解渴。但瓜农一叠声说不卖不卖。我说:“大爷卖给我们一个吧,我们太渴了”。瓜农大爷可能听我的声音熟悉,看着我说,你是那个小广播员?我点点头,他二话没说拿起旁边的一个大西瓜就切开了说,快吃,快吃,不要钱!吃完了甜美的西瓜我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大爷坚决不收钱,我们千恩万谢地告别了大爷。</p><p class="ql-block">广播站是我的家,不仅成了村里知青的落脚点,也成了乡亲们的歇脚地。有谁到县里办个事、买个东西都到我这歇歇,或干脆住上两天。村里的乡亲逢人就介绍,"县上的广播员是我们西敬的!"广播站的同事们也热情相待。有一次来了几个同村知青,我很高兴,也正好休息,晚上带他们看电影。到了影院门口,同学问我不用买票吗?我得意地说我看电影还用买票?没想到门口收票的人是新来的不认识我,没票不让进,我好说歹说还是不行。只好掏了腰包,但心里很不高兴。事也凑巧,第二天那小伙子来站里借唱片,我直接拒绝不借。他一看是我扭身就跑,一会他的领导来了,跟我的头儿说,得,得罪了你们的小广播员,事不好办了。我也知道自己错了,就把唱片主动送过去了。从那以后,一演电影小青年就热情地邀请我去看。因为广播时间多在晚上,我也很少去影院了。</p> <p class="ql-block">在广播站我工作了两年直到回京上大学。离开这温暖的集体,我真舍不得,我哭了,许多同事也哭了。</p><p class="ql-block">在北京学习、工作了多年,终于有机会回到我魂牵梦绕的地方。那有我的朋友,同事和亲人。当年的机械师老付是从上海来的电器能手,如今已不在人世。老编辑仝毅也早已上调到县旅游局任局长,编辑于蕴之已然退休。啊,时间飞逝,我早已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p><p class="ql-block">我站在当年的永济县人民广播站,现已改名永济市广播电视台的院子里,无限感慨。我想起了我过去的同事、朋友,想起在这里工作的曰曰夜夜,我自豪地说,我曾经在这里当过广播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