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事

烟雨缈影

序

闲时回忆闲事情

草书闲事传后人

闲本留着闲时看

不枉闲人写闲情

——刘明道

2021年8月

【一章 人物篇】

（一）曾祖父子、兄弟

曾祖父名庆元，初婚娶章氏，未育而故；次婚娶杨氏，育二男二女而逝。三婚娶龙氏育一男一女，我家属龙氏子孙。

据说在元明时期，刘家子孙多，祭奠祖宗不方便，就将祠堂分开。子孙们追溯到上祖兄弟三人；长房的祠堂建在长沙的田心坪；三房的祠堂建在刘家塘，我家一脉属二房，祠堂建在长沙的射蛟岭。我家不知哪一代搬迁到湖南安乡塘家铺的。

我曾祖父勤劳而有主见，有奋发向上、发家致富的志向。到了四十多岁，决定重新做个大瓦房，请他父亲——我高祖父海潮，购买树木回来做屋。

高祖父带了几个人到四川采购木材，树木是通过江河水顺流放排运到家的。即不用船装，将树木绑扎成排，随水流而行。不过时间长，又恐有人途中打劫，盗走树木，可想高祖父此行是十分艰难的。家里收到了木材，用了很多、很粗、很长的好木材，做起了一座很漂亮又宽大的四合院。别人称呼为“刘家大瓦房”。高祖父带的采树人都回来了，可是高祖父却没有回来。家里派人四处寻找，结果别人收到一具河中浮尸，面目已不清楚，也不知道是否高祖父的遗体，也只能就地掩埋了。我高祖父为了子孙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曾祖父做屋时，曾叔祖父桂元也忙着做屋。他是曾祖父唯一的同胞弟弟，是个有武功的人，平常不喜农耕，喜欢在外以武会友，切磋武艺，有时几个月都不归家，也有嗜赌的习惯，所以家里贫困。做屋时，白天当着兄长要一些材料，晚上背着兄长再拿些材料。曾祖父碍于兄弟情面，并不当一回事。所以，曾祖父的房子做起时，曾叔祖父也同时建起了一栋小房。

我曾祖父也会武功，一次去藕池镇购买石灰，与人口角起来，本地人仗着人多势众，要打我曾祖父，便动起手来了。恰逢曾叔祖父也在街上闲逛，听到喧闹声，跑去一看：见是自己兄长在打架，便抢了别人手中的一根扁担，大喊一声，“哥哥别怕”。兄弟二人与几十人对打起来。事后曾叔父还自豪的说，打翻了几十个人。

叔曾祖父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脚有残疾，没有婚配，还有一个育有两子。长子名映辉，在民国时当过团长，没有子女；次子映清参加过抗美援朝，住在藕池镇。他有三子：树兵、树文、树武。树武是飞机驾驶员，官至副师长。

曾祖父在安乡塘家铺有二百多亩地。为了发展，又来到公安县黄山头镇黄天湖；看到这地方有发展空间，就把大伯祖父留在安乡塘家铺管理田产，自己举家来到黄天湖围湖开荒。黄天湖地势低，他不畏艰难；请了很多人，杀猪沽酒，一天一夜便围了一个三百来亩的垸子。

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黄天湖边——即现在中心村，又建起了一座“刘家大院”。这是一座茅草大垸。家里请长工四到五人，农忙时，还请月工、短工，家里搞得红红火火。

曾祖父对人和气，对子女要求宽松。七十岁时，留下两处家业——安乡塘家铺、公安黄天湖，害病而终。家里给他请了一些和尚，做了七天七夜的道场，丧事办的热闹非凡。

（二）伯祖父

大伯祖父名春和，为人性格古板，固执，家中之事，处理总不和谐；儿子、女儿年龄都比较大了，各自找对象成家，可是大伯祖父就是不同意。直闹得儿子、女儿不愿意待在家里，都离家出走了。其中第三子跑出去，听说当兵了，但是一直杳无音信，不知所踪。小儿子的婚姻又拖了几年，不能解决。我祖父出面帮助，兄弟俩为此发生口角。我祖父比较强横，争吵时，手中正拿着长竿子烟斗——两头是铜的，对着大伯祖父的头上打去，打得头破血流。我祖父口中还振振有词：“我打你一个男不婚，女不嫁”。以至闹得请来许多家族长辈和兄弟调和，小儿子婚事才完美解决。

大伯祖父的长子死得早，只有一个孙子在长沙，二儿子发祥，生有两个儿子在塘家铺居住。小儿子遵祥有二子五女在石首居住。唯一的女儿后来落嫁洪湖，无有生育。我小妹三媛十六岁时，被接到她那里做养女。

二伯祖父名春生。性情温和，仁义。小时候读书不多，但是长大了酷爱读书。成家后，仍然在劳动之余，看书学习。时常到该下田劳作了，家里请的长工、短工都下田了，他才依依不舍地放书本，姗姗来迟。曾祖父害病时，治疗不见好转。时年已届三十有六的二伯祖父，见他父亲久病，就向“阎罗王”写替死书。每天晚上伏在书案的油灯下，写出自己的要求，黄表纸上表明自己要替父去死愿望，反复向“阎罗王”申诉，每日写一张，焚烧一张。一个月左右的一天，二伯祖父上午从田中劳动归家吃午饭，餐后躺在睡椅上休息，就这样不声不响的睡逝去了。大家都说二伯祖父是难得孝子，为父替死了。可是曾祖父在一个多月以后仍然病逝了。

二伯祖父夫妻和睦，三十四岁的二伯祖母守着三个儿子寡住，抚育他们成人成家，到老而终。其后人现住在塘家铺。

（三）祖父

我祖父名春树，生于一八九五年。那时家里已经很富裕了。他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读书不是很用功，但还是属于文化人。曾祖父还传教过他一些武术，猴拳打得很好——后来还传教我父亲、二叔父几手。可以说祖父是文武都略知一些。家里虽有长工、短工数人，但他自己一生从不参加劳作。

祖父对兄弟、子侄都很好。堂兄死了（树武的祖父），无钱安葬。祖父出钱办好丧事。对别人也仗义疏财。地方上若有纠纷，或别人家事，都要请他出面调解，主持公道，或给人家拿主意。别人当地方上的保长，总要捞一些钱，祖父当了几年的保长，反而倒贴了许多钱。因为有缴纳各种赋税不起的穷人，祖父念及他们艰难，还有一些奸狡之人，祖父也懒得和他们计较，祖父就拿自己的钱补贴着上缴。所以，我祖父是地方上的开明绅士。

曾祖父逝世后，祖父的财气名声在外。一次祖父出门几天都没有归家。门前来了一个穿着褴褛、蓬头垢面的“叫花子”。我祖母施给他一升米后，“叫花子”反而给了祖母一张纸条，等祖母看清字条内容后，那个“叫花子”早已不见踪影。原来是送的一张绑票——俗称“捉肥猪”。上面写着要钱多少，送钱的地方，时间要求等等。原来祖父被绑票了。一时间家里塌了天，只得找家族中人托关系，族兄弟帮助挪借银钱，按绑票中的要求去做。送钱赎人的时候也是费尽心机；一是路程遥远——把钱送到湖南洞庭湖那边；二是不能透露消息——怕“撕票”；三是钱多且重不好运——只要银元。最后想出办法，是把楠竹中间的竹节打通，把银元灌进去作为扁担用；把南瓜掏空，也将银元填满。外人看到像是运小菜的人，前后几近月余的时间，终于赎回了祖父。由于祖父的名声好，绑匪并没有虐待他，只是钱去不少，受惊不小。

祖父通过绑票事后，对钱物更加看轻，有人劝他留点财产给子孙，他说：“子孙强于我，要钱做什么？子孙弱于我，要钱做什么？”他仍然我行我素，还染上了打牌、吸鸦片的坏习惯。后来又患上了肺结核病。由于那时医疗技术不高，又没有特效药物，家里已属贫困，无法治愈。在一九四四年后留下了四子二女而逝世，终年四十九岁。

（四）祖母

我祖母名叫陈忠信，小时候读过书，认识一些字。她为人忠厚善良，恪守妇道，脚被裹得三寸多长，典型的封建女性。

我小时候，很喜欢在祖母面前问这问那，祖母总是乐哈哈地告诉我，一些她经历过或知道的事情。

祖父年轻时，祖母明明知道祖父有外遇，仍然将祖父打扮得整整齐齐，绅士派头出现在众人面前。家中经济条件逐渐由盛转衰，家里人都过着清贫的生活，可是祖父却大手大脚的用钱。他不劳动、抽鸦片，后来又患肺结核病，祖母任劳任怨的服侍祖父一生。

祖母笃信佛教。她的名字也是由僧人改起的。几十年来，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吃斋，其中还穿插着观音菩萨的生日、成仙日、关羽、关公菩萨的“升天”日、灶王爷的生日等等，都要吃斋念经，称之为“吃花斋”，还要每日早早起床，梳洗干净，等到太阳刚刚露面的时刻；在大门旁装香烧纸，跪着念“太阳经”。晚饭后，太阳没了的时刻，又照样梳洗干净，焚烧黄表纸钱，跪在大门旁边。口诵“太阴经”。经文不长，一次要念三遍。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冲击到全国每个角落。造反派利用毛泽东主席著作中的话，“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破除“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二哥当时在大队（村）里当民兵连长，被迫将家里的供奉了几十年的、一个观音坐莲台的木雕像，一个正襟危坐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公像，祖宗中堂牌位、分立的高祖父母灵牌位、曾祖父母灵牌位、及我祖父的灵牌位等等，全部烧掉了。他们享受了我祖母的几十年的香火“升天”了，就连我家的一套家谱也一起烧掉了。家谱派系中的“智文先大烈、守典树芳型”只在大脑中的一点记忆了。菩萨烧了，祖母照样吃斋，但佛经不念了，菩萨不敬了。

我父亲兄弟分家后，开始时，祖母在幺叔家帮助做点家务，做的时间多点。记得德喜、汉辉小的时候，我去祖母那里玩，看见祖母用小罐在灶内煨的粥食拿出来，先喂德喜一口，又喂汉辉一口，很是有趣。后来德喜、汉辉长大了，就按祖母自己的意愿，愿住哪家就住哪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子孙们都非常敬重她，晚年比较幸福。

一九六七年十月祖母病了，我母亲服侍到腊月，三叔接到他家只过了半个多月就病逝了。在我祖母的四子二女中，我大姑母银珍嫁到了严家——姑父叫严春生，养育了大表兄严仁礼，几年后就病逝了。祖母临终前，四个儿子全在床前。她多么想念难得几年一见的小女儿——我小姑。我满姑住在安乡县的黄狮嘴，那时到这里没有直达的车船，交通极为不便，地方无电话，打电话都五天了，还不见小姑母回家。前一天晚上十二点左右，祖母带着无限遗憾“走”了，第二天清晨，小姑母抱着几个月大的三儿子——我小表弟应林，到了家。生死离别，特别伤心。

我父亲兄弟为了实现祖母遗愿，要将她老人家运到我二叔居住地埋葬。在斗湖堤同升村居住的我父亲等三兄弟，请人给祖母超度了一天一夜。那时不准搞“封建迷信”，不能张扬。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将祖母装殓，用了“十个头”的全杉棺木。从旱路抬到约五里路的易家剅口上船，从县排渠运到黄山头镇栗树村。孝子孝孙一部分走旱路先到。父亲、三叔、满姑、还有洪湖的妹姑、我和我弟明德都伴棺随船，直到第二天蒙蒙亮时才到达目的地，将祖母葬在我妹夫李先树家屋前右方，祖母终年七十二岁。

（五）幺叔

四叔超坤，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生。出生时，家道中落，全家人的生活由我父亲主持。四叔（呢称幺叔）八岁时，我祖父去世，读了三年多书，就替家里放牛、做事。到十五岁时，大家庭分家了。祖母伴随幺叔支撑门户。十六岁初婚，十七岁养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可惜后来夭折。由于年轻，那个婶娘的耳朵又不好使，夫妻不和。幺叔坚持离婚，到一九五七年再婚，生育有四男二女。

幺叔年轻时有人才、有口才，曾担任高级社的团支部书记。人民公社成立后，被调到管理区，负责管理组织起来的手工业企业。一九六零年回到同升大队担任大队副职，以后又当了多年的小队队长。他身体不好，个性直率，工作中容易得罪人。十八岁就加入党的工作，吃了许多苦头，又没得到任何实惠。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激发了他对工作的热情。

幺叔在家中，与婶娘磕磕绊绊几十年。晚年时，他个人的事坚持自己动手，如缝、补、洗、吃等等。他爱面子，又怕麻烦别人，子侄到他家，他想尽办法招待好，他又很少到侄儿家做客，就是子侄家办事，他也就吃一餐饭就回家了，更谈不上住几天了。有时我在路上碰见他老，给他买包烟，或给点小钱，他总是推辞再三。

二零零八年三月，幺叔被检查出患有肺癌，已属晚期。我劝他到处走走，用享受的态度、愉快的心情度过最后的时光。由于性格使然，接到我家只吃了一餐饭就要回家，我只得请摩托车送他回去。在深圳工作的我兄弟世民回来了，四月二日租了一辆小巴士车。我和弟弟明德、汉辉，世民陪着幺叔，到黄山头旁的白家岗祭奠祖坟。此地原有两亩地，也是我曾祖父购买的一块墓地，葬有我曾祖父母、二伯祖父、祖父等，专请了一户人家居此看管。另外在坟地旁边再买五亩地，给看墓人耕种，作为工资。解放后就无人看管了，改革开放后，我家去祭坟的人又多起来了。我弟石安在黄山头做生资生意，午饭由石安请到餐馆里招待。午餐后，又一车来到粟树村，祭奠我祖母、二叔、二婶、三叔，我满姑和罗老表也到了。满姑和幺叔这次见面竟成永诀。我弟石明安排晚饭，与这里的我兄弟姊妹，进行了一个幸福的小团圆，幺叔度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次旅行。

幺叔患病后，婶娘细心服侍，安排周到，服过中药，也输西药液体，但都没效果。虽然他自己说，还没活到平均年龄，但也无法延长他的生命。一次我去看他，他说要将骨灰遗弃，我劝他说，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将骨灰埋葬，子女才有目标地进行祭奠活动，他才答应埋葬，并要求葬到我父母墓地一块儿。当时我婶娘也在旁边，从言语和眼神中，我察觉到幺叔还是很依恋我婶娘的。人之将去，其性极善。

五月一日下午，我和明德一道去探视幺叔，还和他讲了几句话，虽然病情严重，还是体现了那种对我们的喜悦之情。幺叔知道，还过一天，世民就要回深圳工作了。这样舍不得亲人的幺叔，竟于当晚八点多钟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三岁四个月零十九天。

（六）三叔

我三叔名超群，生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小时候只读了三年多书，就帮助家里劳动。

一九四五年春，日本兵进入黄天湖一带，我三叔躲避不及，被鬼子兵给抓住了。他当时只有十六岁多一点。日本兵没有杀他，而是要他当民夫，替日本兵运送物品。三叔挑着百多斤的担子，跟着日本兵转移。他力气小，担子重，又下着雨，路很滑，实在担不起。他不断地滑倒，滑倒了又被鬼子兵赶起来，强迫他挑着担子跟着走。后来放在挑担中的手榴的导火索都险些被摔出来。日本兵看到危及他们自己的生命，才又从其他民夫担中换不危险的物品给三叔挑着。跟着日本兵走了一个多月，路程上千里，真是苦不堪言。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趁着鬼子兵没注意到，三叔冒死出逃，脱身虎口，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家。

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都是在收割季节遭到了水灾。稻田里的水有一人深，全家生活靠三叔兄弟们架着木筏子，在水中捞点谷子上来，把湿谷子用磨磨成浆，做成粑粑，或做糊糊充饥。那时无电排，渍水几个月都排不出去，谷子泡烂了、臭了，能捞的也捞上来充饥。全家十六、七人生活，我父亲到处借粮，总是不够。下半年水退了，我三叔每天到湖中挖藕来充饥。从有藕挖到第二年藕都烂了；从天气暖和直挖到扒开冰雪去挖；天天如此，饱受饥寒劳累之苦。

三叔劳动之余，很喜欢看书学习。有时候在家中能听到他高声朗读诗文的声音，自己一人完全沉浸在文学的欢乐中。在我十二岁左右，一次我二叔从栗树村到我们这里看望祖母，父亲兄弟上街去不知是办什么事，我和大哥也去了，后来又一起到照相馆照了合影。照片上三叔题字“竹林合影”，当时我问大哥是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直到多年后我才明白。可见三叔有较高文化素养。他精通珠算，什么“小九归”、“大九归”、“飞流归”非常熟悉，还可以用珠算开平方。他还自学了一些丈量田地、土石方工程和数学几何之类的书籍。我第一次自学数学的书，就是三叔看过的一本“代数入门”。他常对我说：唱歌、唱戏没什么益处，只有多学点数学，对人有好处。三叔还知道一些巫术，能看“地”看“相”。同时也喜欢看医书。家里菜园子中，种了一些草药，能用草药治一些小病。曾担任大队的水利工程师多年，是多年的生产队会计。

三叔为人和善，对侄子们都很好，对祖母很孝顺，但性格耿直，容易得罪人。我祖母的小哥嫂死的较早，将他留下的三个女儿，分别送给他三个妹妹，家中做童养媳。老大送到我二姨祖母家，嫁给我易家表叔；老二送到我三姨祖母家，嫁给了曹家三姨祖父的侄子；老三送到了祖母家，嫁给了我三叔。三叔三婶虽是表亲，但过得并不和谐。三婶连生四女，玉梅、玉珍、玉莲、辞香。一九六四年冬，三叔将我过继当子。我在他家生活了三年多，结婚五个月后，由于婆媳有代沟，我时年还刚满20岁，年轻不会做家庭思想工作。三叔打发我们回到我父亲这边。四个月后，三叔又添了一女名元香。

一九七三年栽秧时节，三叔发现身体不适，到武汉同济医院诊断为肺癌。当时一无治疗癌症的技术，又无治病的经费，开了一点抑制癌细胞生长的西药，其后只得在家中用一些土办法、或草药等治疗。在那个物质奇缺的年代里；有一次我去帮三叔找鸭公作治病方子，找了一整天。当时天下着大雪，我每家每户寻找，找了二十几里，才在高强村的一家找到一只鸭公。不到一年，三叔自知人生不久，当时无钱照相，要我给他画一张人头像。一九七四年四月初五晚，我从学校下晚办公后，照常陪伴三叔。叫我婶娘，妹妹们去睡了。大约凌晨两点左右，三叔要我将他穿的棉袄脱掉，又对我说话，因为他喉咙早已嘶哑，我无法听清。他用尽力气，说有法术要传授于我。因为我从小看破除迷信的书看多了，不信巫术，又不好拒绝，我就立即喊醒已出嫁的大妹玉梅，来接受三叔的法术。（二妹玉珍也已出嫁，因路远、有小孩，两年未回）。 我当时并不知道习俗中，逝者不能穿棉袄，也不知道传授法术后即将离去。我白天工作了一天，又已是深夜，身体十分疲倦。玉梅要我去睡一会儿，我倒在床上，只一会儿，听到玉梅的哭喊声，我立即起床，估计是凌晨四点，三叔已经“走”了。那时正是在“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中，粮食不够吃，经济无来源的情况下，更不能搞“封建迷信”。我父亲兄弟和我兄弟四人凑了一点钱和米来办丧事。偷偷地请了一个儒教礼生，即用孔子的哀悼方式。写了一些“文诉”，为三叔祭奠。第三天凌晨两点多钟，我兄弟四人和妹夫陈海生用人力板车，将灵柩拉到黄山头栗树村，已是下午六点多钟。我父亲、幺叔先到。父亲，兄弟主持，在二叔屋前又召开追悼会。我跪在灵柩前，宣读了我写的追悼词。埋葬在三叔生前自己看的墓地。落实了他的遗愿。三叔终年只有四十五岁四个月十八天。

（七）二叔

二叔名明超万，生于一九二三年。小时候，家中已衰落，他只读了两年多书，就帮助家里劳动。长大以后，家里请的长工、短工都由二叔带班劳动，领着他们做事，起早摸黑，吃苦耐劳，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生产能手。

我三叔刚到十五、六岁时，就要抓二叔去当壮丁，我父亲为了不被抓去，卖掉两担多的口粮，换成一个金箍子，送给保长文春亭，才答应当年不抓。为了解决不被抓去当壮丁，二叔想办法到石首县去当了一年多时期的兵，求得家中兄弟安稳。那时黄天湖一带归石首管。

解放后，到了一九五零年，我父亲兄弟分了家，各自独立成户，生活比较稳定。一九五四年荆江分洪时，为躲避洪水，都移住到黄山头山旁边。那时，二叔与魏文兰合伙办整米加工厂，基本上可以吃饱肚子。其他人靠政府的救济粮是不够的。一九五五年春，政府动员黄天湖一带的人民移民到大帝院。我父亲、三叔、幺叔等都响应号召，移民上来了。我二叔不愿移民，仍然居住在原地——粟树村刘家嘴。人民公社后，我二叔是一位自学的木工师傅，一直为集体做木工几十年。他人缘好，能说会道，与婶娘也比较和谐，生活中一直比较平稳，哺育了五子一女；分别为石林石军、石明、石安、石平与兰香。

一九九零年春，二叔觉得自己肩胛骨部位有点疼，先到黄山头镇医院去看病，服药多天后，毫无效果。又到斗湖堤镇来，到县人民医院检查住院，确诊为肺癌晚期。治疗了一个多月，肺部反而出现了积水，抽了又有，身上更加疼痛，病情越来越严重。医生建议回家。回家后，疼痛难忍，二叔顽强的又坚持度过了一个多月，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七岁。

（八）父亲

我父亲名超奇，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二日生。少年时，家里生活富裕，读了七年多书。到十七岁时，家里已经衰落。我祖父有病，又不管家，父亲早早的承担了家中之事，成为家里的主事人，维持着一家老小的生活。

日本兵侵入石首县的那一年。有一天，我父亲劳动后准备回家，突然发现了日本兵，父亲没有地方躲避，只能朝湖边逃跑。可是鬼子兵已经看见父亲了。他们想抓父亲去当民夫。所以，几个日本兵向我父亲围拢来，父亲逃到湖边已经无路可跑，后面的日寇紧追不舍，没有法子，父亲索性往湖中水里一跳，一个猛子朝湖中扎去。鬼子就朝湖中的父亲连开数枪；幸好父亲扎到湖里面蒿草中，身子躲在水里，只留鼻孔在外出气。日本兵跑到湖边，也看不清目标，几枪都没有击中。直到晚上，鬼子兵都走了，父亲才逃命回到家里。

曾祖父留下给祖父的财产，在祖父年轻时就花光了。父亲成年后，带领他的兄弟们发奋图强，省吃俭用，租种别人家的许多田，还请了长工、短工。生产搞得热热闹闹。一九四六年与一九四七年收成好，把所有的收入全部买了田。一九四八年与一九四九年两年都是靠借贷投入搞生产，准备秋收后还贷，可是，稻谷成熟时，又全部被雨水淹没。虽然有一点田和全套的生产农具，但要留着来年再生产，不能卖掉买口粮。父亲只得找我母亲的亲戚家借钱，借粮回家度日和生产。水淹时，二叔那时在当兵吃粮；三叔每天到湖中挖藕，以藕当饭；幺叔把自家几头牛赶到没被水淹的地方去放牧；父亲带着大哥或二哥行船到洞庭湖一带；那时我二哥才七、八岁，到船上做饭，守船。有时父亲上岸办事未归。漆黑的晚上，船停靠在荒野的河边，二哥那种孤独、恐惧的心态是多么的可怜。父子在外相依为命，挣点粮食回家。

解放后，土改开始时，给我家划了个佃富农。后来复查，改为中农成份。一九五二年，毛泽东主席号召成立互助组，父亲就担任互助组组长。一九五五年，按政府要求移民到黄金口与斗湖堤两地中偏北一点的地方，小地方名杨家湖旁。父亲一直带领农民成立初级社、高级社，父亲担任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为了大家共同富裕，共同上升，我父将社名取为“同升”。后来成立人民公社，同升社改为同升大队，父亲任大队长。

父亲一生中，从一九五五年入党以来，工作多次变化。曾任建设大队长、水利大队长、林场场长、商店店长、农机站司务长等等。直到六十二岁时，患上了肺结核病，才回家养病。这时已实行改革开放，父亲回家，自己还种了一亩多水田，以减轻子女对他的赡养负担。父亲工作中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几十年如一日，可谓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父亲一生虽没有多的时间照顾家里，但是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思想教育坚持到底。他本身就是榜样：勤劳，正直。父亲每天蒙蒙亮就起床，一生中没睡过早床，从不占别人的便宜，集体荣誉感很强。他爱家人，从十七岁起，就为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操心劳力，又将我们姊妹七人抚养长大。等到他自己都已老了，都还要每隔一段时间，到各个子女家，去看一看、问一问，既不干涉子女家庭“内政”，又关心、关爱子孙们的工作、家庭。他老人家最后几年常说：“我还活五年，xx就读大学了”，“xx就当爸爸了”。他的那种希望、那种关切，深深的刻在我的心中。他比一般做父亲、做祖父、做曾祖父的更加慈爱，更加伟大。

我小时候，喜欢看连环画书，以后又喜爱看小说。父亲见到后，总是开导我说，“孔夫子说开卷有益吗”？还用《三字经》中话说：“勤有功、嬉无益”，鼓励我看书学习。我成年后，父子俩交谈时，谈学习，谈工作，谈家庭。他教育我：学习、工作要努力，家庭内外要团结。他在讲家史，讲他自己的父子情、姊妹情时，他老人家的那种重亲情的语调、神态，现在还在我脑海里翻腾、回味。我三叔原只有四个女儿，三叔多次要求我父亲将我过继给他。我父亲看重兄弟情义。将时年十六岁多的我（当时我已经学会了理发）过继给三叔。三年多后，又将我还给我父。父亲又为我还债做屋，凸显了我父对我们格外慈爱和他的手足之情。

我母亲生日是十月初五日，与父亲生日相距七日，年老的父亲怕子女们麻烦，总是在我母亲生日时，我们姊妹到一下。（后来多数时我把二老接到我家）。父亲生日时，就不要我们管了，他自己一人上街，玩一天了“事”。一九九六年，在我兄弟们的主持下，为父母共庆了八十岁生日。一些亲戚朋友，和两老的侄子及其子孙们，齐聚一堂。当时村支部书记也到此祝贺，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祝贺会。支书作了贺词，俊平朗诵由肖建国写的颂词，我弟明德找人用时髦的录像机录了像。父亲很高兴，也很满意。

父亲后来这几年，常到我这里看看，如果在这里过夜，再好的电视节目，也只能看到八点左右就要休息，睡梦中他常常被惊醒，精神力越来越差。一九九七年五月份，是父亲最后一次到我家里来看看，并在我这里过了一夜。回家后，已是到了割菜籽的时期，他觉得很乏力，只割了一部分，星期天我到那里帮他割完。他咳嗽，不思饮食，又不愿上医院，到村医那里治疗，服药打针。过了几天，因为母亲做饭时也感到困难，我安排俊平去照顾他爷爷奶奶。俊平在那里照顾了二十二天后，大哥和二哥商量，要安排兄弟轮流值班，每人一星期。大哥值班刚满一星期，那时在深圳打工的妹夫贺友荣、妹妹淑媛回家来陪伴二老。第二天妹夫喻培寿、妹妹三媛也从洪湖回来。那时虽然是暑假了，我在学校担任初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兼教数学课，没有放假，时间很紧，难以脱身，白天有时陪伴半天，其余都是晚上去陪伴。不到一星期的农历六月初一凌晨四点，父亲归天。临终时，我兄弟姊妹七人，他老人家的媳妇、女婿全在。父亲生前交代：入殓要穿中山服、盖党旗，执行政策要火化。我兄弟请了六个道师，做了三天两晚的“法事”。按他老人家的遗愿全部做到。父亲终年八十岁还差四个月零十一天。

（九）母亲

我母亲名陈冬香，一九一五年十月初五日出生于湖南安乡县唐家铺。外祖父兄弟四人。我外祖父是老三，他喜欢玩舞狮子，喜欢唱湖南花鼓戏、拉胡琴、吹唢呐。我大哥出生时，外祖父热热闹闹地来到湖北我家做外公；我父亲接了戏班子在家唱戏，外祖父都加入戏班中，上台化妆唱戏。外祖父平常生活依靠曾外祖父分给他的一些田，通过劳作养活全家。我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母亲长到十四岁时，外祖母病故，还留下我一个姨母元秀仅两岁多，但外祖父依旧喜欢在外边玩。家里洗衣、做饭、带妹妹全靠我母亲。又度过了四年，外祖父续娶了外祖母姚氏，只比我母亲大四岁。后来的外祖母对我母亲很好。母亲出嫁后，外祖母给我母亲添了两个弟弟——佑华、小春，两个妹妹——银秀、满秀（廿岁时因婚姻不满，未嫁自杀）。

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朝，就倡导女人不裹脚。可是我母亲的祖父是个老封建。在母亲四岁时，硬要给她绑脚。母亲看到人家小孩子，蹦蹦跳跳地开心玩耍，母亲却不能，脚疼得眼泪婆娑。到了六岁多时，虽然放了脚，但脚已成残废，脚的大拇趾和其余三趾都在脚底板已长成畸形，（成美人尖粽子样）多走几步路，就疼痛难忍。

母亲十八岁到父亲家后，家已贫困，生活艰辛。祖父害痨病，父亲为了操持全家人的生活，带领弟弟、或长工、短工在田中劳作。母亲是长嫂，要替全家人，还有长工短工做饭洗衣。二婶娘来后，她要出门织布。家务仍然是母亲的事。经济条件差，自然无钱给小孩子做新衣。我母亲为我姊妹，用旧大衣改为小衣服，缝缝补补，维持着我们兄弟姊妹的穿着。我出生前，夭折了两个哥哥，还是养大了我姊妹七人。母亲二十多岁时，手指长疮疖，由于无钱看医生，硬生生的将食指疼成了残疾，成了一个弯钩。以至于后来做针线活很不方便。母亲对长辈讲孝道，对兄弟、姑妹讲仁爱，对子女非常的慈爱，对我父亲很好，做饭、盛饭、烧水、打洗脚水等等。父亲一生个人生活中的事，全由母亲包干，勤勤恳恳，是真正的贤妻良母。

我兄弟姊妹一个个地有了新家，父母坚守自己营造的老家。大哥、二哥的小家都离老家不远，母亲经常去看一看，有事帮一帮。老家就像幼儿园、托儿所一样，孙子们有十几个，年龄相差不大。母亲家中常备有三个摇窝，孙子哭闹起来，母亲把摇窝并排放在堂屋，用一根绳子连接，牵一所动全部，这也是急中生智的办法。母亲为了子孙后代，付出了太多。我曾给母亲写过一副对联；其中一句“育子抚孙带曾孙”。母亲由于脚不能走长路，很少走亲戚。只有她老人家生日时，有时我用自行车接到我家过一、两晚，在七十和七十五岁时，我带着母亲到街上照像，以防“老”了没有留下遗容。当时照像必须到照像馆。还没有小照像机和手机。到了七十九岁到我家过生日时，又重新照了彩照，成了永久的遗容。母亲一生只替丈夫想，替子孙想，到了老年，还怕给子女带来麻烦，有事总想自己解决，为难自己。我年轻时，生活中的疑惑，总喜欢向母亲倾诉，母亲总是劝我克服困难，宽恕别人。母亲的善良，慰藉着我幼稚的心，使我终身受益。

一九九六年六月，我父亲走了，我母亲思念非常。二哥没女人管家，弟弟停薪留职承包一个酒楼，生意也忙。他们都把奉养母亲的份额请大哥奉养，所以，母亲就在大哥家和我家轮住。母亲来我家居住时，我帮母亲打洗脸水、洗脚水，帮她剪手脚趾甲等，衣服还能坚持自己洗。我买一点零食，让母亲消磨时光。在大哥家居住时，我每个星期日去看望一次，母子聊一聊。两年以后，母亲想到弟弟明德家住一住。到了我弟那里，他们都很忙，每日派人送三餐饭，生活很好。弟弟早晨出门，要到很晚才能回家休息，母亲行动不便，一人在家坐着，无人陪伴。第二个星期日我去看望母亲时，明显觉得母亲的语言更加迟钝，思维不清晰。我才觉得母亲真正老了。我只能将母亲接到我家，请了我大舅嫂到我家侍奉我母亲。母亲到我这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她还有时问我，“明德怎么还不下班？”老年痴呆越来越明显。但有清醒时，还对我说：“明道，你要多穿点衣，防止感冒。”自己都不知道穿衣服了，还在关心子女。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只在我这里住了四十六天后，大哥坚持要接母亲去他那里，由他夫妻二人服侍。一九九九年农历十二月廿八日，母亲在大哥家逝世，终年八十四岁。按照母亲生前意愿，没有火化。家住安乡唐家铺的两个舅舅、小姨父都来送葬，等到正月初二，请了五个道师做了三天两晚的法事，按照母亲生前的意思，与父亲合葬在一起。

【二章 叙事篇】

（一）大瓦屋的故事

曾祖父逝世后，祖父兄弟三人在家族的主持下分了家。我祖父分得了在公安的全部田地、财产。曾祖母龙氏是祖父的生母，分家时还健在，另外还在安乡的田地中，抽出三十亩，给曾祖母养老。这些地当然归祖父管理了。其余在安乡的田地平分给大伯祖父和二伯祖母，并且平分了大瓦屋，他们共同居住。

十多年后的民国时期，由于国内战乱纷纷，国外日本侵略，兵役制度本为“三男抽一”，“五男抽二”，虽说是自愿，可是都怕打仗，且当兵的待遇又不好，所以，都不愿去当兵。这样分配给县，乡的兵额数不能完成。各个地方的官僚们都有一个办法，强迫百姓子弟去当兵——即抓壮丁去前线。

二伯祖母家中，我堂伯父润兰和堂叔父泽兰已经成家了，只有老二——我九叔还没结婚，但已订亲。为了躲避被抓去当壮丁，兄弟三人就必须一人去当兵。于是九叔自愿为兄弟担当，出门找到了堂兄应辉那儿，在这个当国民党团长的哥哥手下，当了一名勤务兵，后来又当秘书等。部队不断的调来调去，转战多省，没法给家中报信，家里人不知道他的生死。我未过门的婶娘一直在娘家苦等。她娘家人都劝她另找婆家，可是这位婶娘始终不渝。直等到九叔所在部队都打散了，九叔保命回家，才有情人终成眷属。大瓦屋中演绎了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

有一年，我泽兰婶娘因怀孕而生病，家里人把非常熟悉而有名的巫师，名为三满师公请到家中。他前后一看，说是家里有鬼作怪，必须驱逐。为了病人早日康复，不惜钱财，决定请师公做法。那一晚，堂屋中挂着很大的“三清”师祖像，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像。香案下，还倒立一个木雕的人物像——说是这种法师的鼻祖，名叫张武烈的祖师爷。还写出了许多的神仙牌位，给他们烧香烧纸。三满师公身披法衣，口念法咒，进行驱鬼。施法到高潮时，师公拿着燃烧的桐油纸雨伞，火焰很高，照得满屋通红，师公再用口对着火焰喷出煤油，火焰燃烧得更旺。师公先从病人房中用火驱赶，然后满屋追着看不见的鬼，直赶到偏房放有柴草的地方，师公一把火喷去，稻草燃着了。为了灭火，师公紧接着又喷出第二把火、第三把火……可是火不仅没熄，还越烧越猛了。幸亏看热闹的人多，近处居住的人家也多，及时抢火，火终于被灭熄了，但偏房烧了不说，还烧了两间正房，整齐高大的四合院，被烧得破烂不堪。其后，我的这些伯伯、叔叔们只好拆除大瓦房，重做自己的小屋了。

至此，刘家大瓦屋有名无实了。

（二）记忆最早的一件事

一九五三年，那时我家住在黄山头镇栗树村刘家嘴西南方小湖前，现在属中心村管辖的地方。五岁多的我，只记得我家的屋是坐北面南的两间稻草房。右边距离十米左右，同向的两间草房住着我二叔。左边约三十米远的一个大土台，比我家屋台基约高两、三米，是我曾祖父来湖北创下的“业绩”，上面三间草房住的是我幺叔。

一天傍晚，听我母亲说，细幺要生小孩儿了。我母亲先到幺叔家里，帮助处理生小孩的事。我到幺叔家时，堂屋里烧着很大的树木之类的火，围坐着我的姐姐和兄弟们。我们嘻嘻哈哈，全不知大人们的紧张气氛。那时乡里接生的多是自家人，没受过任何职业培训，全凭自己生育经验，所以，常说女人生小孩就是过“鬼门关”。屋里的火烧的通红，不知过了多久，我二婶娘出房来，笑哈哈地告诉大家：细幺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屋里的人，个个笑嘻嘻的。我这幺婶娘，我们姊妹都喊她细幺，她姓杨，是我的“陪大姑”的妹妹。（我大姑嫁到严家后病故，姑父严春生续娶了杨氏。）耳朵有点聋，但对我幺叔很好。那时我幺叔十七岁，细幺十八岁，生活条件差，无医疗条件，做父母的又这么年轻，一对双胞胎养了几个月，先后夭折。

到了一九五六年，我幺叔坚持要离婚，他的第一次婚姻就这样解体了。

（三）家鸭飞了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的一个傍晚，我家养的鸭子到了时间还不愿归家上笼。我姐姐从田中劳动收工回家，空着双手把屋前水塘中的鸭子赶了上来。十几只鸭子到了操场上，他们高兴地戏耍起来。鸭子们跳着跳着，有几只鸭子就趁势飞了起来，落下又飞。其中有一只麻鸭，每飞一次就升高一些，越飞越高。姐姐怕它飞跑了，连忙拿根竹竿想把它打下来，一竹竿捕下，没打着。麻鸭受到惊吓，它反而振翅一飞，就飞到了我幺叔的房屋顶上歇着。姐姐再换根长竹篙，追到幺叔房屋下，用竹篙捕打麻鸭时，麻鸭展开翅膀飞的更高更远，我们看也看不见了。俗话说：家鸡打得团团转，可见家鸭就不是了。母亲和我站在自家禾场上，看的目瞪口呆，家鸭飞了，竟成了野鸭。

（四）第一次发蒙

一九五四年上春，父亲安排我去发蒙。启蒙老师叫王庆怀，是我姨父的叔伯兄弟。私塾离我家三里路左右，好像是设在刘海国（我侄儿）外公吕家。每日早饭后上学，读书读到中午，中途不下课，午饭回家吃，然后再上学，读书、背书、写毛笔字。到下午五点左右放学回家，如此循环。我读的什么书，到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记得先生很严厉，每日检查学生读过书上的字，有学生不认识的字，按笔画数打手心，学生违反学纪学规的，一律用竹板子打屁股。

有一天午饭后，我与比我大三岁的堂兄石林一路去上学，途中又遇上两位学友，下午气温有点高，他们就在水沟里玩水，我也脱光衣服泡在水里。玩了个把小时，大伙儿才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上学堂。先生让我们这几个迟到的学生站在一排，问迟到的原因。先拷问那两个十二、三岁的学生，两个学生不敢隐瞒，屁股都挨了竹板子，打得哭哭啼啼。然后先生空着手问我堂兄，堂兄没说实话，先生火了，挥起右手一记耳光，打了堂兄向左边晃去，先生怕堂兄会倒在左边地下，紧接着挥动左手一巴掌向右边打去，堂兄被打的反过来倒在右边地上。我吓得直哆嗦。由于我最小。先生最终没有惩罚六岁的我。回家没敢提起这事，也不知道堂兄的父亲——我二叔知道此事不？！

没过多久，我们住的地方蓄洪了，我从此再也没有上过这个学堂了。

（五）荆江分洪中的前奏

一九五四年五、六月的那些日子，老天一直下着雨。父亲、大哥，大姐老穿着蓑衣，戴着斗笠，背着水车出门排渍水。先是保我家整个稻田，后来雨水下多了，虽然在排渍，田中的水还长高了些，而且周围的水还会漫进田中，父子们就加高路干。不断的涨水，不断的排渍，不断的加高路干。由于路干是用稀泥巴不断加高的，加到一定的高度时，大水一浪，就倒口了，水哗哗的涌进稻田，成了一片白水。后来干脆只保地势高一点的田，同样如此。一块一块的田，努力的车水排渍，一块一块的田，又被淹成白水一片。父亲三父子用一架水车，搬动起来，笨重吃力。那时我姐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也跟着干这些繁重的体力活。虽然忙得大哥、大姐、父亲他们无暇吃饭，（二哥牵着牛出门到有草吃的地方放牛去了。）只累得他们身心憔悴，结果没有保住一块田，也没有收到一颗粮。

我因水灾不能上学，每天站在家门口，望着眼前禾场那边的青中夹黄的稻田，慢慢地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大水。水还在慢慢的涨，雨不停地下，雨点打到水里，水泡不断的往上冒，谁也没有心情观看雨景。一天又一天，水渐渐的涌进了我家住的茅草房里。母亲在水屋中搭着木板，往来于厨房、堂屋，准备着我们全家人的生活。晚上，全家人就睡在水中的床上。我那时还觉得蛮好玩的，和弟弟明德嘻嘻哈哈，全不知每天全家生活是怎么来的。

又过了一些天，只记得我父亲从外面架着小船回到家门口，对我母亲说：上面有通知，北闸已经打开了，正放水蓄洪，要赶紧搬家。于是，全家的人与简陋的家具，破旧的行李，只能一次一次地运往十三、四里路远的南堤上。伟大的荆江分洪实现了。

（六）南堤小住

一九五四年蓄洪时，每家都是各自繁忙，日夜搬家。由于水涨的比较慢，开闸几天后，还可以架船到水中捞自家的东西。

我家搬到南堤——黄山头至藕池的防水堤。住在县排水渠的排水闸——叫新闸的小屋里。共有两间，每间约有七、八平方米。我家住一间，另一间住着我三叔家。用几块石头，把灶垒在屋外，炖点稀饭充饥，更谈不上菜蔬。我站在南堤上朝北望去，全是一片滔滔大水，隐约还可以看得见有一些树尖在水中摇曳，水面上浮着一块块由杂草、树枝、树叶等杂物结成浪渣排。据大人说，这些浪渣排上尽是生物：如蚂蚁、老鼠、蛇等等，甚至还有猫、狗。对我们来说，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在浪渣上躲水的乌龟。我三叔驾着小船，到大水中的浮物上，捡乌龟回家炖熟充饥。那时乌龟是常人不吃的东西，我们也是饥饿了才吃的。

南堤的南面是湖南省的辖区，从新闸到南闸中间有一个小洲，全被水淹没，成了汪洋一片。一天下午，我独自在南堤上玩耍，看见三艘轮船由南方向南堤开来，那船像个长方体形的方桶，它的门在船尾，人们喊它“趸船”，它们开到堤边时，把船头掉过来，船尾靠岸。船尾的挡板是一整扇门，倒下来就能搭到岸上，成为人们上船、下船的跳板。船有多宽，这个跳板就有多宽。我只见船里的人如潮水般的涌上岸来。不知是运的湖南省何处的灾民，男女老少，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有的挑着行李，有的或牵、或背、或抱着小孩，大呼小叫的奔向堤上。突然，我看见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穿着蓑衣，大哭大喊着妈妈。只见他一会儿跑着哭向东，一会儿转身嚎着哭向西，两头不见他的亲人。他急得倒在地上乱哭乱滚。上岸的上千的人数都走完了，可怜的男孩仍在哭喊，上岸的人各奔东西，轮船也回头开走了，没有一人前去查询、关心声嘶力竭的小男孩。六岁的我，心中无比凄凉。

（七）南闸趣事

一九五四年六月，我家在新闸住了多天后，父亲与三叔到南闸西头两百米左右的路北边，找了块地方做了两间草房，各住一间。那时我二哥牵着自家的一条水牛，被政府组织到有草的地方放牛去了。还没有十三周岁的小孩，也可以说是独挡一面了。父亲、大哥、大姐都日夜轮换，忙着搬 罾（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弄些鱼换点粮、油、盐，加上政府给点救济，全家一起过着半饱生活。弟弟明德只有三岁多，母亲带弟弟为全家人洗衣、做饭、种菜。南闸，黄山就是我玩耍的好地方。

南闸两头有背枪的哨兵守着，中间还有哨兵瞭望亭。据说南闸是苏联专家设计，用部队十万人，工人四万人、民工十六万人，历时七十五天而修成的。闸长三百六十米，宽九米，高九米，铁闸门像一块弧形的瓦，开和关时，需六人用铁索绞动。铁闸柱深深地扎入河底，铁闸梁上铺着木板子让人行走。第一次我带着好奇的心去过闸，走在闸的木板上，朝脚下望去，木板缝下面的水在奔腾，在吼叫，浪将闸身碰撞得不停颤抖，连闸上的行人好像也在抖动。我不免胆怯起来，但也无法避免，只能狠心跟着大人走了过去。

有一次，我到闸边玩耍，一里多路远的上游，有一人架着小船，从对岸东边，想横渡虎渡河到西岸来。水流的很急，那人奋力架着双桨，架呀架，眼看着离我站的地方只有十来米远了，可是河水已经把小船横冲到闸孔边，只听到咔嚓一声，小船竟断成了两截。驾船的人慌忙揪住闸柱，两手死死地抱住铁杆，才没被大水冲走，哪还顾得上冲毁了的小船，变成了一块块的木板随水冲走了。看热闹的人，连忙去请守闸的哨兵，用绳索把那人救上闸来。

没过几天，又有一人，也是架着小船，从上游由河东向河西横渡虎渡河，船到河心，无论怎么努力的架传船，船也不能向西前进，而是只能随水向着闸冲过来。眼看无望靠岸，那人索性将船头调成水流一个方向，让船顺水向闸孔冲去。水的落差有几米高，瞬间，连人带船从闸孔中直插入水中，没有了踪影。大约几十秒左右，此人从闸的下游一百多米的水中露出半截身来。虽然满船的水，那人仍然坐在水中的船上，顺着水往前流着。他这一果断的举动，既保住了性命，又保住了船只。大家都说，好险啊！好险！

（八）南闸纪念碑旁的故事

在水大鱼多的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有一次，我在南闸旁的河边玩耍，赤着脚站在河坡水中，感觉脚边痒痒的，伸手一摸，六岁多的我，竟然从河里捉了一尾一斤来重的大鲫鱼，心里乐滋滋的。河的两边，尽是大人们架的捕鱼的罾，一个紧挨一个，足有一两里多路长。河心里还有许多的船，穿梭般地来回捕鱼。有些人为捕鱼谋生而被淹死，也有许多小孩儿因无钱治病而病死。我弟弟明德因肠道疾病痾（拉肚子）了几个月，无钱给他治病，母亲只能找些土方子；他身体瘦得只留得几根骨头，还算他命根子长，险些死掉。

南闸建成后，在距南闸四百米左右的黄山坡上建了纪念碑、六角亭。碑上都刻有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题词；中部刻有修闸英雄、劳动模范的名字，下部刻有反映劳动场面和人物的浮雕。我到纪念碑边玩时，浮雕人物已被人为的凿断手脚，或凿坏眼睛。据说是因为纪念碑修成后，居住在纪念碑周边的人，晚上依然还听到修闸工人的劳动号子声，怀疑浮雕人物活了，所以破坏后，晚上就没有声音了。

后来，有一天我们几个小朋友到纪念碑、六角亭边去玩，发现山坡上新增了许多小坟堆，并看见了两条狗正在撕咬一个约两岁的小女孩尸体，肠子、肚子都被狗咬出来了。周围还有小孩儿尸体也被暴露在阳光之下，真的吓人。因为小孩尸体都是草草的埋葬，埋的很浅，且没有棺木，狗扒开泥土，尸体就被拖出来了。我以后就不敢再到那里去玩了。听大人说：六角亭旁边的井水，原来是清甜清甜的。从这以后，人们就不敢再喝这井里的水了。

（九）我住黄金口

一九五五年初，为响应政府号召，我家进行移民。我父亲、三叔、幺叔、（二叔不愿意移民）把三家吃的、穿的、用的、住的，还有三家的人，雇佣两只小木船，装得干干净净，从虎渡河中运往黄金口。我父亲兄弟和大哥还要帮船老板拉纤，逆水行舟，他们吃尽了苦头。我在船舱中，待了两天一晚，终于到了黄金口。开始我家住在黄金口安全区内西边，（我二妹淑媛在这里降生。）几个月后，又搬到安全区内东北角居住，距堤约两百米，生活用水要翻堤到虎渡河中去挑。

我七岁了，姐姐带着我去黄金口小学去报名。老师要我数数，我数到十八、十九就含糊了，老师还是收了我读一年级。与我同伴的魏家老二，年龄比我长一岁，数数到十二、十三就数不准了，老师就没有收他，以致使他后来读书比我低一个年级。

“六一儿童节”可热闹啦！长长的师生游行队伍，举着各种颜色的彩旗、国旗，还有少先队队旗，穿着蓝白制服的学生乐队，打着“洋鼓”，吹着“洋号”，还有穿着花俏一致的学生腰鼓队队员，扭着秧歌舞步，打着腰鼓，环绕黄金口的老街，新街游行了一圈。在那个年代，这个“儿童节”过得真有趣，至今难忘。

有一次我看到别的小朋友在看连环画，说书中的“关公”、“赵云”如何如何地英雄。我回家后，也要我父亲帮我去买，父亲让我姐姐带着我去书店。我在玻璃书柜前瞄了很久，姐姐不识字，我也不知道哪本书里有“关公”，胆子小，又不敢询问售货员，结果用了贰仟贰佰元买了一本解放军打仗的“娃娃书”。当时用的纸币是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不久后的第二套人民币中的一元，就抵第一套人民币中的一萬元。

蓄洪和移民，使黄金口安全区内人口集中，新街逐渐热闹，到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一个深秋的夜晚，新街靠北头西边的一家不慎失火，稻草屋一间接一间地燃烧着，北风又助火力，虽然有很多人在救火，但水源很远，靠人力用水桶、脸盆运水灭火，杯水车薪，完全无济于事。我距火灾地东北两百米的自家门口，看得浑身打颤，只见火光冲天，人影晃动。听得喊叫声、嚎哭声、火烧物体的爆炸声等等，响成一片。大火渐烧渐远，我的眼睛也模糊了。第二天，我一醒床，就跑出门到火灾现场一看，南北向的西边半条街，约有一里多路长，全部烧尽，残水炭渣满地，真够惨的。

（十）读书放牛

一九五六年，我父兄不再种跑田了。（即在黄金口住，到杨家湖边种田。）家搬离黄金口安全区，到杨家湖北面三里左右的地方，小地名叫做朱家台，在这里做了两间草房居住。

这时刚成立了农业初级社，高金、高桥、同升三社联办一所小学，取名“高升小学”。开始时，学校三间草房，有一个小小的操场，周围都是水田。师生都不满员，房子也不够，只能办“复式”班：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供两个年级上课，一个年级上课时，另一个年级复习做作业。我一边读书，一边还要放牛。

杨家湖水草丰茂，地广人稀，牛在那儿吃草，放牛娃在一起可以尽情玩耍。秋天，湖中的滩干枯了，伙伴们把干枯的水草、杂草放在一起，堆得很高，周围用泥土围成一个土炉，然后点上火，那浓烟直冲云霄，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得到，犹如“烽火戏诸侯”的场景。夏天，放牛娃泡在水里嬉耍。很好玩。有一次，我骑在牛背上放牛，周围也有许多的牛在吃草，我的牛，不知怎么就突然跑了起来，越跑越快，不管我怎么吆喝，牛都不听。我从牛背上被抛到牛的脖子上，我想这下完了，不被牛踩死，也得踩伤。突然，我从牛脖子上一个跟头摔翻在牛头前地上，牛的一只脚踏在我头顶边，另一只脚就应该踏到我的腹部上，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狂奔的牛的那只脚却悬在空中没有放下来。难道这牛对牛的主人还有关爱心理吗？真是上演了一幕惊险的喜剧。

有一天，学校刚下朝读课，全校师生到操场集合，师生共有一百多名。校长把喜欢私自游泳、不完成家庭作业、背后侮辱女老师的二年级学生——魏家老二，喊出来罚站在一条高板凳上。老师还在宣布他的“罪行”时，他突然从高板凳上跳下来，就向水田间的小路上逃跑。全校师生一哄就追，我也跟着大伙儿瞎跑，从水田路上围堵，追了一里多路，前面有一条水沟横在前面，魏家老二看到后面的师生都向他围了过来，他一狠心，挥腿就跳到沟的那边去了。几个老师追到沟边，试了又试，都没敢跳，眼睁睁的望着魏家老二“逃跑”了。教育严肃的学校，竟然也演出了一场可笑地闹剧。

（十一）遇骗

我姐姐于一九五七年嫁到肖家后，我经常在星期天到姐姐家去，和那里的几个少年伙伴一起玩耍，有时几天都不回家。

一九五九年上春，一次我又到姐姐家去玩。姐姐很忙，她安排我去黄金口秤点肉，买点鱼回来款待我。我揣着两块钱，走到黄金口老街上，看见许多人围在小小的街道上，我也挤身拢去看热闹。原来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在当街卖艺。他打着赤膊，用腰带将腰系得只有碗口那么大一点，大声吆喝着，玩着一些刀、枪、耙、棍之类的武器，其中还用一块铁板，狠狠地打着他自己的胸膛，铁板都打弯了，他的胸部却只有一点红印子。他说：你们认为这铁板是软的吗？说完，他见我在前面站着，就走到我的面前，将那铁板往我头上一压，我受不了，被压得身子往下一蹲。他大声的说：是真正的铁板吧？！他丢了铁板，又拿起预先准备的瓷碗片，用两指一捏，竟成粉齑。我从心里佩服，认为此人武艺十分高强。最后他说，流落此地，自己没有路费回家了，仅剩一点药，能包治百病，其中说到能治五痨七伤等等；但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先来者有买，后来的就没有买的了。围观的人争先恐后地抢着买他药。我想起我姐有痨伤，经常喊疼呢；于是，我也抢着将钱全部买了他的几包药粉，然后还站在那里看。直看到没有人买他的药为止。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用衣服包了一大堆钞票，并未出现他的药不够卖的情景。他见没有人要了，才收起钱财、工具到面馆里喝酒去了。这时我才想起该办的事没办，人也该回家了。

回到姐姐家中，对姐姐说，你身子经常疼，我给你买药回来了。姐姐明白后，她没有责怪我，温和的笑了笑说，没有好菜款待你了。

后来，我还是禁不住问姐姐，那药吃了病是否好些？姐姐笑着说：吃了还疼的狠些，全丢了。

（十二）饥饿难熬

成立人民公社后，到五九年上半年，每一个生产队的房子，由生产队统一集中做在一起，排列整齐划一的一间间的稻草房，分配给各家各户，不允许养鸡喂猪。我家分得一正一偏两间房，吃饭到生产队办的食堂里去吃。开始时，吃的是香喷喷的大米饭，不认识的人也可以到食堂免费就餐。好像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后来粮食不够，饭中加蔬菜，还是不够，煮成稀饭，再次不够，只得按人定量，分着喝粥。那时，我父亲担任金马大队的水利大队长，常年在外。我大哥在县化肥厂工作，二哥在河北邯郸市服兵役，只有大嫂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劳动的人可以分点粮食补助。家中的我、弟明德、妹淑媛、三媛、母亲等几人只能拿着少得可怜的饭票（准确说是粥票）到食堂端稀粥回家喝。母亲想办法找点野菜充饥。我们吃过许多种野菜，如黄花菜、刺甲叶、荷杆、菱角藤等等，还有一种野麻子，把它炒枯，磨碎成粉，吃过后，头晕的很。后来我在油江小学读高小（即现在的县实验小学），我母亲让给我一些粮食指标，也只能每天两碗粥。早晨喝一碗粥去学校，要到下午四点多钟才放学，回家的路程有八里多，如果途中看到能生吃的野菜，也要拧一把放到嘴里。到家后，凭票到食堂再领取稀粥一碗。

大哥五八年到枝江上山采矿石，一年多后，被分配到县化肥厂工作，当时还是先进工作者。我在油小读书时，有时忍不住跑到大哥那里去吃午饭。我吃了他的粮食指标，他也只能靠饥饿度过其余时间。尽管如此，我每次去吃饭，大哥仍然很热情。

六零年上春，我十二岁了，在离高小毕业还有两个多月，我提出不愿读书了。我父母见我面黄肌瘦的，也没有十分强调要我继续学习。我弃学在家，准备到生产队参加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