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征远回忆录——我的地下战斗岁月（连载一）

师陀故里新青年

前言:由杜征远口述、 李克勤笔录、杜宝田改编、 杜政远提供资料，王清岭再次整理校对编辑的《我的地下战斗岁月》连载 。能完整记录保存下来，实属不易，特别是从杜征远家乡——杞县前化寨走出著名作家师陀先生族孙王清岭，牺牲假期时间，逐句逐字的校编，精益求精、无私奉献精神，再次把烽火连天年代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事迹弘扬、传颂，值得学习、铭记、感恩。

这是杜家三代人（杜绪贤、杜征远 前排右一、杜国祥）穿军装照的是杜国祥烈士

第一章 秘密入党

我原名杜明远,后改名征远,1908年农历正月初六，出生于杞县化寨村(今属柿园乡)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祖辈辈过着贫苦生活。我长到十几岁时,父亲不愿让我这一代再当“瞪眼瞎"”了,便送我上了村塾。后来,富家的孩子都上县里洋学堂了，俺家没钱不能去,我眼巴巴地看他们走了,心里好生不平。富人不劳动,吃好的穿好的,不出兵、不交杂款,动不动就欺压穷人,他们的孩子上学都不如我,为什么能上洋学堂,这世道太不公了,我盼望着有一天能有人改变这世道。后来我听别人说:“共产党快来了,他们专救穷人,到那时咱们就好过了。”“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我因事去了咸阳,见到一些叫“红军”的人,对群众很好,当地一位群众对我说,他们就是共产党,俺这里很多人都跟他们当兵去了。我想,俺那里啥时候才有共产党呢?有了,我也跟他们干。

1937年2月的一天,我在家正闲得心烦,万寨村杜省吾(杜继曾,1926年入党,参加革命)来找我。俺们是同宗,论谱系比我尊一辈。他家是杞县有名的官僚地主,弟兄6人、排行第三,人称“三少爷”,可是他老好跟穷人交友,还出钱在万寨和县城办学,叫穷人孩于免费上学。有人说,他在北京上学时就是共产党、还当过“书记”那么大的官(1926年冬至1928年春曾先后任中共哈尔滨特委秘书、吉林县、关东县支部书记)。俺们素无往来,他找我干哈?我正在疑惑,他先开口说:“光绪年间咱杜家续修过一次家谱,现在又几十年该续了，你参加跑材料吧!”我听上辈人说过,那次修家谱,因为俺村兑不上钱,连登记也没叫登,今天“三少爷”亲来,我还能不干吗?

从此我成了杜氏续谱联络员，在“三少爷”指挥下，跑杜庄、柿园等许多有杜姓的村庄,按他的指示送去一封又封“家信”。入党后我才知道那都是党内文件,我这个“联络员”就是党的地下交通员。1937年2月是我踏上革命征程的起点。

有一次他来找我说:“你去商水县一趟吧,那里也有咱家的人。”遂即给我5元大洋,说是路费。我一看天已近午，便留他吃饭,想问一下他的底细。吃饭时我问他:“你见过共产党吗?”他说见过，又反问我:“你见过吗?”我把在咸阳见到的听到的讲给他听,又接着问:“听说你就是共产党,叫我也干一份不行吗? ”他没正式回答,只说:“你先去商水吧! ”

从商水回来后,他来的更勤了。给我讲什么资本家剥削工人、地主压迫农民、阶级斗争、革命之类的内容，一谈就是半天。我听着很新鲜,也很对口味,心想他一定是共产党,要不咋懂这么多,还老替穷人说话呢？

4月间,杜省吾带我去咸阳,回来走到洛阳,投宿在庆泰常药铺。刚停下,他又带我去见一个叫沈东平的人(1938年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7月中旬在睢杞边境的线张村对日作战时牺牲)。沈让我们坐下,问我读过书没有，家里什么情况?我作了回答,他没再问什么。回到住处我就心想：这个沈东平是什么人,叫我见他干什么，“三少爷”跟他有啥来往呢?一连串的问题闷在心里,但又不好发问。下午,杜省吾给我一包书,叫我先回开封,在他家等他。他家在开封有很多处私房,他父母弟兄和妻子儿女都在开封。我便先走,住到他家等侯。

过了几天他回来了,晚上来了很多客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有几个人问了问我家情况,也没说什么话。第二天,他带我去鼓楼街天中旅社找沙千里(栗再山化名),我们素不相识,可是他好像很了解我。他问:“你去过西安吗?”我说:“西安、咸阳都去过。”他说:“你能从西安往洛阳带点东西吗?”我爽快地说:“没问题,前天我还从洛阳带回一包书呢。”他没再问啥,叫我先去西安在车站铁路北童(董)家巷董大车家等他。

我等几天不见他来,便进城打听,正巧半路相遇,他带我到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把我交给伍处长,伍简单地问了我一些情况,要我三天后再来。我如期而至,他给我一个小包叫我带回交沙千里。我一看是一捆《解放报),就拿着往外走。他说:“别忙,我派车送你。敌人检查可严啦!”我坐上车子,一直进入车站上了火车。我又琢磨：这小包就几张报纸，干吗这样小心呢?又想伍处长、沙千里可能也是共产党,这小包里说不定还有啥名堂呢。

回到开封,我把材料交给沙千里,看来他还很满意。我趁势问他:“我能跟你们一块干吗?”他笑了笑说:“咱们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此后,我一直往返于西安、开封,又经几个月的考验,每次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至1937年7月，经杜省吾介绍，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中共河南省委工作,负责跟沙千里联系，此时我才明白这半年来“续家谱”、“带书包”、“捎报纸”,东奔西跑都是为党传递情报和文件的,同时也是组织对我的考验。我由衷的在心底欢呼：共产党来了，我也是共产党了!

杜征远之父杜绪贤

杜征远之母亲

第二章 建立开封交通站

1937年10月,我的工作由公开转入秘密,仍负责省委驻地开封与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的联系,任务随时由省委部署。我的工作单位没有正式名称,就设在北道门杜省吾家里,在南邻又租了三间房,供过往同志住宿,这里我们称为联络站。杜家在开封城也称得上有钱有势之家,亲朋故交尽是头面人物,连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也不敢前来找事,我们住在这里就比较安全。为了方便工作,我又在无梁庙拾粪为生的同村人罗永青家设了一个联络点,一般人员来往大都是先在此联系,然后再到联络站。

当时的工作环境充满困难和危险,任务又重,要送情报、文件,还要迎送过往的干部、战士、知识分子到各革命根据地。工作人员必须对党绝对忠诚,保守机密,严格执行上级的指示和纪律,还要以灵活的策略去对付敌人,万一落入敌手,至死也不能变节。在与各处组织交往联系时，还要熟记联络暗号、暗语和人名,传送文件一定妥为收藏,有时也用淀粉汁写在旧书纸上，送到后再用碘酒还原显形。有些重要文件、指示、情报,为了绝对安全，只好靠死记硬背,口头传达。困难也好，危险也罢,我们全然不顾,只是一心想方设法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2月的一天,我又去西安执行任务。伍处长对我说:“你以后改向武汉南方局联系,不要来西安了。”我回来向省委汇报后改道南行。第一次去武汉,我不知办事处在哪里,只好先住店再打听。后来在街上碰见刘清扬同志,才由他领到武汉办事处,见到老首长（原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他把我介绍给夏子胥同志接洽。

1938年4月26日,我由武汉回到开封。28日夜半,省委负责人之一危拱之突然前来找我。她说:“日寇迫近,开封形势吃紧,省委马上要撤离,你快去武汉领省委经费,回来到许昌找我们。”我一听任务紧急,就连夜乘车去武汉取款。5月初我回到许昌,那里已是人心惶惶,乱成一片。我无暇顾及这些,便到指定地点联系,等一天没见人,便投店住下。又过几天,还是无一点消息。我忧心如焚,度日如年,这儿乱成这样,我又带这么多钱,随时都可能落人敌人或兵痞、土匪之手,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不能坐以待毙了,于是就连夜返回武汉,继续打听省委消息。又过几天,省委派人来接我,我才知道省委已经转移到信阳了,便赶忙回去复命,这颗久悬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农历5月8日，开封沦陷,省委迁往确山县竹沟镇。7月成立省委交通科,我任科长,工作人员有王金锡(王亚清)、朱之光、焦成、王大勇等人。在省委的领导下，同志们完全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一意为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

杜征远之弟弟杜德远

杜征远之弟弟杜德远被载入《开国将士风云录》

杜征远之弟弟杜德远在延安学习工作的合影

第三章 送华侨学生去延安

交通科成立不久,省委派我去武汉执行任务。那里已很紧张,日寇每日空袭,一来就是几十架飞机,在武汉上空狂轰滥炸。此时武汉办事处也准备疏散,恰好有54名华侨学生来此,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日，叶剑英同志要我护送他们从武汉到延安。他对我说：“这批华侨学生是我党的宝贵财富,革命需要他们,你一定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延安！”我感谢党对我的信任,也深感责任重大。

任务执行起来，困难确实不少。当时广水至信阳段铁路已被炸断,开封已被日军占领,从武汉到延安迢迢数干里,一路险山恶水,游杂部队、土匪、溃兵多如牛毛。国民党军关卡重重,加上沿途各地连年灾荒,群众生活困难,这些学生从来没经历过长途跋涉之苦,他们受得了吗?不说别的,光这50多人一路上吃饭问题就叫我难透了。但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是共产党员必须完成,绝不能辜负党的培养和信任！如果世上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什么?我愉快地接下任务,于当年9月率队启程。至广水的火车已不通,时至夜半,无处投宿,我们只好在车站票房休息,盘算着明天去南阳的路。

第二天,我们从广水出发,边走边打听去南阳的路径,穿行山间,尽是崎岖的羊肠小道,我们脚不停步,一天才走40多里路。吃饭、住宿,件件为难,我只好打出部队的旗号,找当地保甲长们派饭。群众生活也苦得很,连一餐像样的饭也拿不出来,我这个“队长”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可是那些学生们革命热情高涨，对这些全都不以为然。

挨饿受累且不说,不料走到桐柏县又遇上国民党的军队,一听我们是去延安的，便百般刁难,不准通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过来,假惺惺地说:“你们去延安干什么,那里可是苦得很哪!留我这里吧,反正在那都是抗日。”我立即严词拒绝,随即拿出十八集团军的护照和介绍信,学生们也都表示决心要到延安去。他说不来不准通行的理由,又看我们一起反对,才无可奈何地放我们过去。

一路艰难,南阳城隐约在望。我想到那里一定想法找车叫他们坐上,他们的确太累了。到了南阳,我找个地方先叫他们吃饭休息,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去找车辆,费了好大气力,才找到两辆去洛阳的空卡车,条件是只拉行李不坐人，还得按人交车费。没法办,总算比背着行李走路好一点,只好这样了。我们装上行李,人跟着车走,又经过十几天的跋涉,才来到洛阳办事处。处里的同志热情招待了我们,并表示下一步由他们护送到西安,再转赴延安。

我虽作了不少难,但终于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了。次日便匆匆启程返回竹沟,路上默默地祈祷着那些小同志们平安到达延安。同志们，让我们在各个战场上，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吧！

杜征远之子杜国祥烈士

杜征远之子杜国祥烈士的生平

第四章 迎接刘少奇来河南

从洛阳回来一个多月,已是11月下旬,省委朱理治书记把我和另外几个同志叫去,说是马上出发,去西安接一位首长。我们立即简单地收拾一下行李就随他来到西安,伍处长叫我们住下等候。转眼已是12月初,办事处来了一位同志把我们领到一所房子里,见到一位身材清瘦的同志热情地让我们坐下喝茶。他给我们讲了当前的抗日形势和他去河南的任务,朱书记向他汇报了沿途敌情、关卡等情况，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就是我们此次来迎接的首长一一华北局书记胡服同志(刘少奇化名),还带300多名干部也一起来河南指导工作,我立时感觉到这趟任务是何等的光荣而艰巨。

刘少奇同志工作认真而细致,他给我们制订了行动路线，人员也明确分工:李先念同志负责武装保卫，河南省委负责沿途联系及食宿,我负责交通工具和住宿。12月3日,我们从西安启行,火车到华阴已无法前行。当时日军已占领风陵渡,与潼关一水之隔,一见南岸铁路行车便发炮轰击,以致交通断绝，我们只得下车改行山路去闵底镇。前行有三条路：一条顺快路向东,路最近,但又最危险；一条顺潼关南一条山沟向闵底,有40多里,也有遭炮击的危险,我们一行人就选择走这条路;另外一条绕过潼关南那条山沟外去闵底,有50多里,但最安全,我们让刘少奇等人走这条路。我们这帮人正走着被敌人发现了,他们便向山沟打炮,我们立即隐蔽,敌人失去了目标就停止炮击,我们又起来赶路。这样捉迷藏似的走走躲躲,最后全部抵达闵底镇。从这里继续乘去郑州的火车,再转平汉线,至新郑车又不通了。

新郑到竹沟还有好几百里,火车不通,又没汽车,我们只好步行。我暗地自想：我是负责交通工具的,怎能叫刘少奇同志等跟我们一样跑路?还有那些行李、弹药,老背着走也不是法子。于是就向当地筹划,群众也很艰难,好不容易给我们找了几辆车子,说是只送一程。没有法子,只好这样吧。

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已至零下,山路陡峭,实在难走。为了避开国民党军的纠缠,遇到他们驻地,我们还要绕村而过。连日的奔波,好不容易来到板桥,我们很想也很需要进村休息,不料又碰上了国民党的军队,硬是不让进村。我们只得停在村外,又冷、又饿、又累,连个歇脚的地方也找不到,吃的更甭说了。我和朱书记一商量,反正走也难、停也难,竹沟离这只有40多里了,与其在这活受罪，还不如鼓鼓劲赶路呢,说不定省委已派人来接我们了。

我们把这个意见报告给刘少奇同志,他同意继续前进。风还在刮,雪还在下,路还是那样的陡滑,大家饥寒交迫,疲惫不堪,艰难地行进。当我们看到刘少奇同志那副昂首挺胸、不畏一切困难的样子,个个鼓起了精神,互相鼓励着向竹沟前进。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一条小河边,离竹沟只有十几里了，河只十几米宽,水也不深,河面结了一层薄冰。我们东张西望，一不见桥,二不见船,唯一的办法只有涉水而过了。同志们纷纷挽起裤腿跳进河里，我一下水,顿觉冰凉透骨,两腿木麻,水面上的冰茬儿像刀片一样划得我腿上鲜血直流。我们咬紧牙关趟过对岸,一回头,看见几辆车子陷在河里出不来,几位青年同志又跳下水,连推带拉把车子弄到河岸上。我们正准备穿上鞋走路,忽听得人声喧哗,原来是省委的陈少敏、危拱之、王国华等同志带人来接我们了。他们接过车子和行李,向我们问长问短,一股革命友谊的暖流,顿时使我们忘却了一路的艰辛,大家愉快地回到竹沟。

事后我回想起来,这趟任务完成得非常不容易。12月3日从西安出发,20日达到竹沟,18天时间的千里跋涉,风雪、饥饿、疲劳折磨着大家；日本鬼子的炮击,国民党军的刁难,山山岭岭的阻隔,都向我们压来。但我们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克服困难险阻，终于胜利到达竹沟。干革命就是这样，无论千难万难,终究是要胜利的!这次任务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