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女四中（中）

李力

我的母校女四中（中）

——兼记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和老校长潘基

李 力（68届初一1班，在校名李丽）

6．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

1891年，清水安三出生于日本滋贺县一个普通农家，父亲去世很早，他由落魄的哥哥抚养，在困苦的环境中长大。受世风影响，他中学时就结识了一位美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并受洗成为基督徒。1910年，他考入免费的日本同志社大学神学部，上学期间读到德富苏峰写的游历中国的《支那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听到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事迹，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后来，他更被一位在庚子事变中罹难于河北乡下的美国传教士，耶鲁大学毕业生裴德金的故事感动，下定了到中国传教的决心。

图11，清水安三（前排右一）在日本同志社大学毕业照

1917年，26岁的清水安三由日本基督教会派遣，以宣道士（传教士）身份到中国，先在沈阳小西门外开设了一所名叫“儿童馆”的小规模幼童学校，他拼命学习汉语，会话和书写水平迅速提高，1919年到北京，落脚在霞公府内小纱帽胡同的日本同学会。那年正遇华北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乡间饿殍遍野，国际慈善机构发起救援行动，向中国捐款捐物，开办收容机构，清水安三积极参与。他记述说：

“日本全国的小学生每人捐三分钱，并把这些钱集中起来送往中国，由各地的商业会议所主持募捐，募捐了共十几万日元。”“日本的做法是把募集到的捐款先交给张作霖或曹锟，再通过他们把捐款送往灾区。这些钱究竟是否能送到饥饿中的农民手里还是个疑问。特别是给了张作霖那样的人，说不定他会做一个写着‘东方君子国’的大匾额送过来，除了这个匾额的制作费用外，其他的钱就会变成他买鸦片烟的费用了。想到这些，我也和其他传教士一样，想直接投身于救济活动。”（清水安三《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第32-33页）

于是，他亲自带着马车、驴车，深入北京周边和河北各地乡下，一个村一个村走访，一次又一次往返，先后将799名饥饿的孩子集中到北京，在朝阳门外禄米仓办起了灾童临时收容所，让孩子们吃上了饱饭，穿上了新制作的衣服。第二年灾情缓解，夏粮收割后，又用马车、驴车逐一送孩子们回家。

带着马车驴车去接受灾儿童的清水安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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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马车驴车去接受灾儿童的清水安三等人

灾童收容所解散后，清水得到了教会的300元酬金，又有200元为灾童制作衣服时节省下来的钱，就是这区区500元，成为他创办崇贞学园的初始基金。至于为何在朝阳门外创办女校，清水说：

“在朝阳门外借用禄米仓经营灾童收容所的时候，一天我和妻子美穗去当地的贫民街探险，看到了用10钱、20钱（1元=100钱）的价格，就能随便买卖女孩子贞操的现象，感到非常震惊。我们想如果能让她们有10钱、20钱的话，就可以把她们从苦难的生活中解救出来，我们选择在朝阳门外进行女子教育的最初动机，其实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就取崇高、贞洁之意，选用崇贞二字作为学校的校名。”

夫妻俩还想到，除了读书写字，这个学校还要“能够教给她们生活自立的技能，只要掌握了某种工作技能，就可以赚钱贴补家人生活，不必陷入那种靠夜晚站街头，在妓院嫖客那里收钱维持生活的屈辱境地” （引文均见《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第39-40页，下同），所以创立之初的校名就叫崇贞平民工读女学校，建校之日是1921年5月28日。

为了招生，清水安三亲自在红纸上用毛笔写了很多张“广告”，“我拿着红地黑字的广告，在朝阳门外电线杆上和街边的墙壁上，边走边贴。这件事儿没有依靠别人，完全是我自己做的。在排日情绪这么高涨的北京。到底能不能招到学生，我心里也没有底。”（当时五四运动刚过去两年，爆发地北京反日情绪还很浓）。还好第一次招到了二十四名女生，其中有八九岁的，十一二岁的，十六七岁的，甚至还有二十二三岁的，然后又贴了一次招生广告，最后学生人数达到六十名。按年龄分班，教国文、数学、日语，重视学生写字能力。

清水夫妇在当时朝阳门外贫民聚居的碑楼胡同（没查到此胡同名称，或记录有误-力注），租下了一处发生过命案的低租金院子做教室，教师除了他们夫妇外，又物色到两位值得信赖的女老师，一位是曾在灾童收容所工作过的贾淑贞，她对那些又脏又臭的乡下孩子不嫌弃，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还有一位罗俊英，是清水刚结交不久的大文豪鲁迅介绍来的。

关于清水安三与鲁迅的相识，还有一段趣事，清水刚到北京时，曾作为朋友经营的日文报纸《新支那》记者，登门采访北京的各界名流，一次去访问北大教授周作人，被告知不在家，他不死心，反复恳请，“这时，一个鼻子下蓄着黑胡须的中年男子从西厢房掀开门帘，探出头来说：‘如果我也可以的话，就进来吧，我们聊聊。’于是我进了房间，与他进行了交谈，没想到这个人就是鲁迅。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八道湾不知不觉地慢慢由拜访周作人变成了采访鲁迅了。”正是鲁迅介绍来的罗俊英和先前的贾淑贞，后来成为清水夫妇的得力助手和崇贞学园的顶梁柱，在清水夫妇多次往返日本办事和筹集经费期间，全力主持学校工作，罗俊英从1930年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一直担任小学部的校长，贾淑贞也担任了很长时间的教导主任。

在选择女生们学哪种工作技能时，清水夫妇经历了几次尝试和波折。最初买了一种织袜机，女孩们很快学会了织袜子，一个星期就织出二三百双，但当时北京普通人还穿家制的布袜，机织的线袜销路不好。又订购了几台毛巾机，织一种较大的毛巾，拿到洋人家里去卖很受欢迎。可是不到半年，织毛巾的工厂就在北京冒出十几家，女学校的毛巾越织越赔钱。直到有一天，一个女贩带着一种漂亮的绣花手帕、台布等上门叫卖，美穗夫人看了喜欢，买后又与女贩闲聊，那女人说她在天主教的孤儿院长大，从洋嬷嬷那里学会了刺绣（在布料上用彩色棉线绣出花样的“十字针”技法），这些绣品都是她自己的手艺。美穗马上叫安三出来观看，当下恳请这位女子到学校任课，专门教这种绣法。事后证明，这果然是最适合女孩学习和从事的技艺。绣品的原材料并不贵，但成品价格能卖到很高，因为其中的人力成本高，高在女孩们的一双巧手和需要较长的工作时间。

从此，一批批精美的家居装饰品台布、桌布、靠垫、窗帘等等，源源不断地由崇贞女校学生们的手中绣出来，受到在北京、天津、北戴河居住西方人的喜爱和欢迎，女孩们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暑假里清水又将绣品带回日本销售，一个夏天就赚到了7500日元。在崇贞学校的带动下，后来朝阳门外许多妇女都学会了这种刺绣手艺，“欧美的大百货商店为了挑选这种刺绣品，专门派人来北京，出口商们争先恐后地来到朝阳门外，想争取这里的妇女为他们干活。现在朝阳门外已经成为美术手工艺品的产地了，这里一年能生产400万日元左右的刺绣品，出口到南美、北美、英国、法国等地区和国家。”（《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第43页）

1931年，清水安三用日本神户、大阪几位企业家的捐款和卖女校绣品的收入，在朝阳门外芳草地为学校购买土地，建起了三栋做教室的平房和一栋办公房，这是崇贞女校第一批自建的校舍，1936年，又用工读所得和各界捐款相继建成了大礼堂、教学楼、图书馆和学生宿舍。这些建筑外观是中国式样，内部结构是欧洲风格，装修又加入了日本原素，十分壮观美丽，在朝阳门外一片破旧低矮的民房中显得分外气派，甚至被当地居民称作“芳草地的宫殿”。这些建筑一直到上世纪末还在使用，65年我入校看到的校舍就是当年模样，我还嫌土气，哪知这校舍的灰砖灰瓦间，还浸透着老校友们一针一线的汗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