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女四中（上）

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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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女四中（上）

——兼记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和老校长潘基

李 力（68届初一1班，在校名李丽）

今年是我的中学母校，原北京女四中建校百年华诞（1921-2021年），想起五十六年前初进校门的情形，仿佛就在昨天。

1965年，因父母工作调动，我们全家由东北进京，新居位于朝阳区三里屯。那年我上初一，已在长春市完成小升初考试，成绩不错，被安排到离家不远的女四中。听大人说，北京最好的中学都在城里（二环以内），朝阳区学校几乎排在最末，只有一个女四中是重点校，初高中六个年级，全部是女生。因我是后插班入校，第一天上学时已开课，在全班四十多双眼睛注视下走进教室，那份紧张和局促，至今记得。后来熟悉了，有同学笑说，当时见我穿着长至脚面的裙子，剪着平齐的蘑菇头，都觉得新鲜，那时北京女孩时兴刚过膝的短裙，麻花短辫，我的一身东北打扮想必很土。

不过当时我看这个学校也很土，窄窄的校门，进去一条灰扑扑的长甬道，尽头一座二层青砖小楼，转过楼的校园仍是一片青灰色：几排北京老式平房，一样的灰瓦灰砖墙，最高的教学楼也是二层，和我长春学校的现代高楼没法比。特别是教室里没有暖气，冬天生一个半人高的大炉子，连着拐几道弯的铁皮烟筒，早晨校工来生火，烧煤球，烟熏火燎还冷暖不匀，座位离炉子近烤的慌，离炉子远冻得手疼。更难受的是厕所，在校园老远的角落上，里面两排蹲坑，其间无遮挡，夏季臭气熏天，冬天结冰不敢站，后知道这叫旱厕。才感叹当年小日本对东北的经营，使得长春的基础生活设施，抽水马桶，管道煤气，冬天的暖气等等，早超过关里的大都市北京。

女四中老校门（校牌为：北京市私立崇贞中学）

女四中老校舍，1985年还在使用的原崇贞学园校舍

下乡前的我（左）和同班好友关振新，背后的九层楼为外交公寓，当时是三里屯最高的地标式建筑

去山西插队四人组，右一女四中初一7班于新美，右二关振新，左一我姐，左二我

老校舍，1985年还在使用的原崇贞学园校舍

1.同学和老师

我们的年龄正值战后婴儿潮，本来人就多，又是重点校，女四中那年的初一就有八个班，每班都有四十五六个学生。接触多了，知道班里同学大部分是东郊新建的国营大厂京棉一、二、三厂，针织总厂、机床厂以及纺织研究院，机械学院等的子女，她们的父母多半是上海来的技术骨干和科研人员，还有部分来自朝阳门外团结湖、水碓子、三里屯一带中央国家机关新建的宿舍小区，也有一些出自附近神路街、东大桥、关东店等地的老北京市民家庭。都是全区小升初考分高的尖子女生。

也许因为是女校，我们的老师也多半是女性。班主任果老师，刚毕业于大学生物专业，生物课上带我们解剖青蛙，每四人分到一只活物，却谁也不敢下手。体育课唐老师非常年轻，圆圆的眼睛，健美的身段，一身浅色运动服，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她带我们练高抬腿跑步，跳绳，在软垫子上翻滚，学跳马、前滚翻和拿大顶。

我最爱上的是语文课，作文是我的强项，语文王老师常将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念。一次古汉语课，老师问课文中的“寡人”一词何解，同学大都不知，有人说是死了男人的女人，我小学三年级就囫囵吞枣偷看《红楼梦》（那时毛提议干部看此书，我趁机与大人抢读），也看过家里的一些古典名著，便回答说是古代君王对自己的称谓。语文老师大为高兴，连声称赞。他是教我们班的唯一男老师。

2.不幸学了俄语

初中开始有外语课，八个班却学两种外语，三个班学英语，五个班学俄语（那时中苏早已交恶，还开俄语课，我猜是英语老师太少），不幸我们班学俄语，当时就有同学不肯进教室，非说要去英语班。这个损失是深远的，最好的年龄没打下英语这门世界语的基础，后来永远补不上。

我们的俄语老师姓姚，是一位年纪稍长的南方女性，白白胖胖很和蔼，据说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做过苏联专家的翻译，专家撤走才到中学当老师。她上课时让全班每人轮流作值日生，要用俄语向她报告：

“五七接力你擦姚，写我酿牙节入了拿呀，腹泻腹克拉泄，谢我娘把过大哈罗沙哑，我思都和气死得……”（这里只记得发音，字母的写法早忘了）

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

“姚老师，今天我是值日生，今天天气很好……”

老师要求个人独奏，无法滥竽充数，所以玩命背下来，学了整整一年俄语，现在只记得这么一段，还不知对不对，真是愧对姚老师了。

这种语言实在难学，仅一个卷舌打嘟噜的发音，就折腾了大家好几天，更别说那些来来回回的变格，变性，变数，让人晕头转向，有同学发明了中转俄记忆法，至今记得一个单词发音是“袜子搁在鞋里”，俄文原意是什么反而忘了。多年后见有分析说，俄语语法看似复杂，变格变性变数变时差，正是此种语言不发达的表现，只需死记硬背，都能基本掌握；而英语26个字母看似简单，但语法灵活多变，真学好反而不易。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已参加工作，不死心去参加人民日报社的研究生招考，面对俄语试卷一片茫然，蒙着做了几个填空题便落荒而逃。单位里一位老先生原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我托他去打听分数，人家告诉我作文得了70分，外语得了1分。那老先生连连说，一定是搞错了，怎么能得1分呢？我心里明白没错，应该就是这个分，可能只写对了一个发音“牙”（俄语第一人“我”，从而得了那宝贵的1分）的单词。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后悔死了请人去打听，幸好那老先生并未声张，否则真是无地自容。

后来人家告诉我，即便当时俄语考了高分我也不会被录取，他们只会录取英语好的，俄语早就属于边缘化的小语种，被席卷全球的英语大潮抛到爪哇国去了。

3.我的数学老师

除了俄语，我不喜欢的还有数学。初中开始学代数，我天生与理性的逻辑思维无缘，面对那些枯燥的计算公式和方程，老是弄不懂也记不住，后来换了老师，才让我对这课稍许有了兴趣。不是因为数学，是因为新来的老师。

她姓张，是一个很年轻的女教师，据说刚从外校调来，那时大概三十岁出头，大眼睛，双眼皮，一头乌发，皮肤特别白，只是颧骨略高，脸盘显得有点大。她身材苗条，个子不高也不矮，夏天常穿一袭白色西式衣裙，打扮明显比别的女老师洋气，尤其她一走进教室，就会带来一股我从未闻过的异样香味儿，有同学说这是外国香水味。课上她巡视大家做题，每经过我的座位，那股异香便扑面而来且久久不散。

她讲课很有条理，几元几次方程每一步推演计算都分析得清清楚楚；她更写得一手好字，黑板上的粉笔板书字体秀丽，结构大气，仿佛行云流水般飘逸。下课后我常劝勤快的同学不要马上擦掉黑板上她写的字，我会模仿着抄在本子上（我的字受她影响最大，后来走到哪都被夸好）。她上课来下课走，从不与同学有太多的接触，也很少见她和别的老师在一起，同学们都说她清高。我还发现她脸上少有笑容，眉宇间总有一丝淡淡的忧郁，大大的眼睛常常空洞地望向什么地方，目光显得呆滞。通常一个老师至少教两个班的主课，但她据说因身体不好，只教我们一个班的数学。

过了一段时间，张老师与我的同班好友，今天叫闺蜜的G熟悉起来，G同学家里是知识分子，平时说话做事很有主见，也许她感到G比其他同学更成熟。她请G去她那儿玩，G也带上了我，原来她就住在校内的单身教师宿舍，那是校园最南面一排平房中的一小间，进门就闻到满屋都是她身上那股熟悉的香味儿。屋子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以及一桌一椅一书架，打扫得极为整洁。床上蒙着月白色绣花床罩，露出一角的床单和枕头缀着蕾丝花边，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优雅和美丽。因只有一把椅子，她自己坐了，让我俩坐她床上，我们怕弄脏了不敢坐，为此扭捏了半天。她的宿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最近我上百度上检索，北京女四中时期（1949年3月到1967年12月）全校领导及教职工共229人历历在册，名单上凡教过我班的老师都有，唯独张老师的名字人间蒸发般踪影全无，这更增加了她的神秘。但她的样子在我的心中依然清晰，她在女四中的讲台上真实地站立过，她的名字叫张楠。

4.告别母校

学校中最让我有兴趣的地方是图书馆，初一时我们还不能借书，但可以在阅览室随便翻阅报纸杂志，入学的第二年（1966年）初夏，我在报纸上看到以几个整版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长文，因为喜爱文史，所以很努力地读下去，却对内容和意思不甚明了，只是觉得文章作者的口气很大很强势，当时阅览室里的几种报纸都同时用巨大的篇幅刊登此文，这让14岁的我心中有一丝隐约的不安，似乎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那正是文革狂飙骤起的信号。

从1966年夏到1968年冬，我们经历了文革的疾风暴雨，期间还曾下乡学农，去工厂学工，据说还曾复课闹革命，但记忆中却再没有重返过课堂的印象。算下来在女四中真正好好上文化课的时间，其实只有65年秋到66年夏的一年。1968年12月28日，我和G同学一起插队去山西，从此和母校告别了。

5． 吃水不忘挖井人——母校校史初识

当尘埃落定再返北京，已是多年之后，同学们与班主任果老师见面，惊奇的发现老师还非常年轻，看上去与我们姐妹般相差无几，算算当年她教我们时大学刚毕业，其实只比我们大十岁左右，白驹过隙，不胜感慨。但学校已更名陈经纶中学（1991年因香港陈经纶先生捐款而命名），仍是朝阳区的重点校。

与班主任果淑良老师再聚首，前排右三为果老师，后排左二是我

果老师依然年轻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看到一条有关女四中的记载，说学校最早是一个日本人创办的，校名崇贞学园，惊鸿一瞥间引起学历史的我极大兴趣，但那时信息不发达，没找到更多资料。今年忽闻母校百年诞辰，校方准备隆重庆祝，为此建立了女四中时期校友群（1945届-1968届），还推出了百年校史展览，展览中有学校创办人——日本基督徒清水安三夫妇的姓名、照片和文字介绍，虽然极为简略，毕竟有了发掘的线索。

校史展中的清水安三和清水美穗夫妇

我上网查询，果然大有收获，原来早在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一本记述日本清水安三夫妇创办崇贞学园的专著，书名《朝阳门外的彩虹-崇贞女学校的人们》，译自2005年日本岩波书店的同名著作，作者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女作家山崎朋子，她也是当年轰动我国的日本影片《望乡》故事的原创作者。不仅如此，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一本清水安三本人早年的文章合集，书名《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一个基督徒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传奇经历》，更详尽披露了清水安三在中国和日本终身坚持平民教育的坎坷历程。

山崎朋子著《朝阳门外的彩虹-崇贞女学校的人们》

清水安三著《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一个基督徒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传奇经历》

惊喜之余，我即到孔夫子网搜索，所幸两书都还有售，于是下单得书，捧读数日，感慨万千。一面惊讶于学校草创的传奇，一面也奇怪，如此宝贵的母校史料我怎么才发现呢。

《朝阳门外的彩虹——崇贞女学校的人们》，是以挖掘亚洲女性命运为己任的山崎朋子“用与《望乡》一样的写作手法，通过实地采访，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而写就的纪实性文学作品。记述的是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日本一位基督教徒清水安三，先后与他的两位夫人清水美穗、清水郁子在北京朝阳门外的贫民窟，创立崇贞女学校的曲折而真实的历史，讲述的是战乱环境下中国、日本和朝鲜这三个国家少女们的一个又一个生命的故事。”——我母校的故事。

为了寻访这些故事，1992年山崎朋子专程到北京，前往当年的崇贞学园（后来的女四中，现在的陈经纶中学）考察，她将那天的经历详记于书中：

“一心想亲眼看一看昔日朝阳门外的贫民窟在什么地方，所以到了朝阳门城址的朝阳门地铁站后，我们决定从这里步行着寻找…… 走了大约十多分钟后，我通过翻译向路边的中年妇女打听:‘你知道芳草地在什么地方？陈经纶中学在哪儿吗？’被询问的妇女好像一眼就看出了我是日本人,一边按捺着好奇心，一边告诉我们说：‘这里就是芳草地呀！陈经纶中学嘛，再往前走一点儿，到东岳庙前的那条路往右拐就是了。’”

“走进校门便是一条长长的大路，路两旁长着茂盛的树木，形成一条弧形的长廊，好像遮挡住了街市的喧闹…… 我们找到了学校的办公室，被允许巡视校园一周…… 不仅如此，学校还派了一位年轻的女职员给我们做向导。在保留着少女气息的女职员引导下，我们参观了好几栋楼…… 那些用灰色砖瓦建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物，从那古色古香的样子就可以断定它们是二战之前的东西。如果是这样，这些建筑物毫无疑问就是以前的崇贞女学校，是虔诚的日本基督教徒清水安三和他的志同道合的女性们一起苦心经营而建造的。”

“看到这些，我已经感慨万分，不过更让我心情不能平静的是她把我们带到‘校史陈列室’的时候，在校史简介的壁板上写着本校有70年的历史，还列举了‘崇贞女学校’的名字，并陈列着清水安三和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女性们的照片。”

“我感到自己的心情有点儿激动，遂不假思索地转向给我们做向导的女职员，对她用日语说：‘我非常想知道清水安三先生在中国所做的事情，所以专程从东京来到了北京。那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我原以为清水先生的名字谁都不会记得了，但现在在这里我看到了挂在墙上他的照片。感到非常高兴！” 

日本女作家山崎朋子访问陈经纶中学（1992年）

中学（1992年）

“听了翻译后，女职员对我笑了笑，用清脆的声音说：‘中国人吃水不忘挖井人！’”

“记不清是从哪里听来的，但我知道在以前的中国有‘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句格言。与日本不同，少雨的中国把水视为珍宝，在没有河流的地方只有井才是他们的生命之源，所以挖了井的人就是恩人，是绝对不能忘记的人。女向导用挖井人来比喻的意思是说，对于日本人清水安三，中国人并没有否定他，而认为他是‘不能忘却的人’。”（引文均见《朝阳门外的彩虹》，第2-7页）

这位清水安三，到底是什么人呢？

就在两本书的字里行间，百年前一位日本青年的身影，穿越历史的尘埃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