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陕西（三）：中国传统村落，文安驿镇梁家河

田园牧歌

从延安出发约70余公里，就到了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

　　文安驿， 从地名上这个"驿"字就可以看出，这里古时就是交通要道。被誉为“千古第一道”、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由大秦帝国都城咸阳通往北方九原郡（今包头）的秦直道，就经过文安驿。

　　梁家河村就位于文安驿镇东南方向5公里处，是一个典型的陕北风貌的小山村，2019年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获得的。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梁家河，是一个把总书记的心留住的地方。

许多年以前，梁家河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山村，既不通公路，也不通电， 一穷二白，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山顶洞”。1969年1月，一帮北京知青的到来，打破了这里原有的那份静谧。
当时，从北京来延川上山下乡的知青有1300多人，他们搭乘专列，一天一夜后，抵达陕西铜川站，然后换乘汽车，穿越黄土高原上的千丘万壑，来到延安，继而被分配到各县、镇、村。
　　梁家河村分来了15名知青，其中就有一个年仅16岁的年轻人习近平。从那一刻起，习近平在这个贫穷的山村里开始了他的7年知青插队岁月，也与梁家河结下了割不开的情缘。 按现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一个刚刚迈进青年门槛的小年轻，本该在学校念书，为什么他却从北京一股脑儿扎到了陕北的农村，一呆就是七年？
要知道，那时他的父亲习仲勋虽是一位“副国级”干部，但是因为遭受政治诬陷，仍处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监管审查之中。因为受到牵连，习近平也被打上了“黑帮子弟”的标签。
　　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火如荼，在校的初高中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然而，还不到上山下乡年龄的习近平，无论老师们怎么劝说，却依然坚决地申请去陕西延川，并背着一个行李箱和姐姐给带的一袋子水果，和知青们一起，离开了对他而言看似繁华却动荡不安的北京。 陕北穷困山村里的生活使他们来时没有想到的。吃惯了精米细面，遇到了陕北的粗粮，知青们的喉咙都“燥得冒烟”。他们甚至连做饭烧的柴火也不会砍，经常是搂了一堆干草烧不熟一锅饭。
吃饭问题只是知青们遇到的第一关，还有跳蚤关、劳动关、思想关。跳蚤咬得大家身上都是奇痒无比，劳动关就更考验人，大队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十分，而知青们一开始一天只能拿五六分，用陕北话说，“连一个婆姨也不如”。
　　“思想关”是最难过的一关。很多知青来之前，对于革命圣地延安是怀揣着一种未知的崇敬。可一看到眼前光秃秃的黄土地，有些知青甚至怀疑是走错了路。不到两年，家庭成分好的知青陆续通过招工、参军的途径走了一大半。相比之下，像习近平这样的所谓“黑帮子弟”，走出黄土高原的可能性在当时看来十分渺茫。 一个年轻人，苦闷孤独日子是最难熬的。到梁家河的第一个冬天，习近平按捺不住请假回了北京，却又被送到了太行山革命根据地。他姨和姨夫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

　　听了长辈的话，习近平又回到梁家河。渐渐地，村里人发现，习近平变了，变得踏实，劳动也更加积极主动。 从不习惯、不适应到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这时的他，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已经决心把自己交给陕北的黄土地了。

到1972年再次回北京探望父亲前，习近平已经是一个挣满十工分、与村里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

1973年，延川县派驻文安驿公社的工作队队员陶海粟，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拜访了村里留下来仅有的三个知青——习近平和雷榕生、雷平生两兄弟，几个爱读书的年轻人谈的很投缘。
由于对习近平为人和见识的信任，这年秋天，已经是团县委书记的陶海粟，向县委推荐习近平和自己一起进驻临近的赵家河大队开展工作。　

　　1974年春节过后，20岁的习近平赶往赵家河。白天，他是宣讲文件、带头抓生产的领导，也是抄起铁锹亲自打坝植树的壮劳力；晚上，他又是点起油灯教社员写字的夜校老师。不仅如此，村里人有什么大事小事也爱找习近平解决。

由于出色的表现，几个月后，梁家河村又把习近平要了回来，想让他主持村里的工作。可是当时习近平还不是党员。支部书记鼓励他写入党申请书，可申请书递到了公社，却因是“黑帮子弟”不给批。那就继续写，前前后后他一共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才最终批复通过。
习近平入党后，恰逢村领导班子换届，老支书主动让贤，推举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成为了这批知青中，第一个担任生产大队支部书记的人。

　　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插队知青能当上大队支部书记的，一定是十分优秀，少之又少的。习近平是决心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梁家河，一心要带领乡亲改变穷困面貌。

1974年，习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在办沼气，觉得可以解决农村烧柴老大难问题。为此，他和其他大队代表亲自去四川“取经”。学习归来，延川县在梁家河村等三个村子成立了沼气试点。
没有沙子水泥，习近平就带着人到十几里外去挖沙子、运水泥；池子漏水跑气，他就和技术员一块跳下去，清洗和修补沾满粪浆的池壁。他曾面对延安电视台的镜头回忆，第一口沼气池不出气，原因是导气管堵塞，最后一捅开溅得满脸是粪。
　　就这样，3个月时间他就让家家都点上了沼气灯，震动了全县。延川县，也成为了陕西全省办沼气的样板。今天的梁家河村口立有一块碑，碑文记录着，习近平曾带领村民修建沼气池60口。现在，经过更新技术，沼气池仍在使用。　 陕北作家曹谷溪，应该是最早将习近平写进新闻报道中的人。1975年9月，他在《延安通讯》上发表长文《取火记》，描述了习近平引进沼气的全过程。
不光是修沼气，群众需要什么，习近平就干什么，而且是踏踏实实地干。
为了解决吃水困难问题，亲自带领村民打井；大队镰刀、锄头等劳动工具不足，就兴办铁业社，多打出来的铁具还能卖到供销社赚钱；耕地不够，就带大家打坝地；进村的路不好，就带大家修公路；还陆续办起了缝纫社、磨坊、代销店……
　　北京曾奖励给知青先进人物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车，这在当时是十分稀罕的，习近平却设法换成手扶拖拉机和磨面机等农具给乡亲们用。他将陕北认作了自己第二故乡。 今天的长辈在教育晚辈的时候时常会说一句话：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但对于70年代的知青们来说，上大学是一个绝对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只有最优秀的才可能被推荐上大学。

1975年，清华大学招生，延川县有两个推荐名额。尽管此前因为父亲的原因，习近平曾被这座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拒之门外，但这次他的三个志愿仍旧都填了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领导仗义执言为他力争，习近平终于能够走进大学之门。
　　在梁家河村人的记忆中，习近平不仅能干活、有主意，而且“爱看书”“好学”。直至今日，他的讲话、著作，处处可见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画龙点睛，这样明显的“习式风格”，离不开从梁家河至今持之以恒的读书积累。

1975年10月7日，习近平上大学前即将离开梁家河的这天，没有任何组织，全村人排着长队为他送行，足足送出十多里。老乡们哭了，习近平也哭了。
临走的时候他对乡亲们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
这一天，有13个和他要好的年轻人，甚至步行60里，送到延川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打地铺睡。第二天，他们到照相馆凑了5元5角照了纪念照。这张黑白照片在中共十八大后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

　　大学毕业后，习近平曾在中央军委工作一段时间。两年后，他毅然决定再回到基层。恪守着为百姓办好事的初心，习近平从县一级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离开陕北的40多年里，习近平和这片土地的“脐带”也从未中断。他帮村里通了电、修了桥，并联系捐资兴建了一座希望小学。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他专程回到梁家河挨家挨户走了个遍。
2015年，已是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再次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和当年的“小伙伴”。后来，新华社曾制作了新媒体动画，逐一介绍习主席当年的“小伙伴”，他们几乎全部在黄土地上做了一辈子农民。
　　当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革命再教育，至今还存在争议。但功不可没，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接班人，仅在延安生活过的那一批北京知青，在1993年时就出了省部级干部8人，厅局级干部两三百人，处级干部有3000多人。 习近平曾经直言，他有“黄土地情结”。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作为全党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领路人，习近平，用自己青春的奋斗，为我们树立了一面旗帜，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那就是：无论干什么工作，要从基层做起、从基础做起，把苦地方、累地方当成建功立业好地方；要把握当下，珍惜宝贵时间，积累知识、锤炼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始终坚守梦想，把理想追求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相结合，同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才能有大的作为。

　　时间地点：2021年6月延安延川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