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招工

回马枪

(1968年的我和玩伴建建(左）在一起)



1968年11月，全国知青大面积下放农村。我姐姐和二哥也在这一个月，先后下放到了我县的时丰公社普庆大队和献钟公社新江大队。

五个月后，我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也被下放到了姐姐所在的生产队。只不过我和继父以及弟弟粮食户口依然在县城，继父恢复了他在文革前的职务，在县生活服务站任业务科长，继续干他的老本行。而我自然还算是城镇少年郎。

母亲真正下放时间只有两个多月，到了1969年6月，她就恢复了公职，被安排到她下放时所在的时丰公社，后分配到秀水大队去办队。

四个月后，上级一纸调令，将她调到了县水泥厂，参与新厂的筹建工作。

对于“下放”半年的我来说，我感觉自己的出头之日似乎快要来了。

(1968年11月，我姐(后左三）下放农村之前，和县委会好姐妹作分别留影)

母亲走之前的一个月，也就是1969年9月中旬，全国许多工矿企业自文革开始后，有了第一次面对下放知青而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全面招工。由于这些工矿企业对每一位知青的政审要求异常严格，所以，几十名下放到普庆大队的知青，这一次被岳阳纸厂和汨罗纺织厂真正招走的仅有五名。也就是说，包括我姐姐留下来的这些大部分知青，家庭成分、出身或亲属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历史问题。

被招到岳纸、汨纺的五名知青兴高采烈，和送别他们的知青和乡亲们一一挥手告别；给他们送行的几十名知青强装笑脸，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有着那种无法言表的巨大痛苦，像一座大山紧紧压在他们心头喘不过气。

送走五名知青，我姐和杨寒香抱头痛哭，然后像两个木头人，呆呆坐在床上沉默不语。我母亲反复开导她们也无济于事。她俩这种低沉、悲伤、痛苦、在自己内心深处久久不能自拔的心境，也是留下来的几十名知青最真实的写照。

这次招工对继续留在农村的知青而言绝对是一场大地震！！！

随后，我县许多工矿企业对县城镇青年、复员退伍军人和下放知青也开始了大面积招工，这是后话。





(1970年元旦，留在农村的知青和我(前左）一起在汨罗新市街留影，这也是我告别时丰的影照）

1970年春节过后，根据我母亲的安排，告别时丰的我，开始踏上了自己充满人生理想和憧憬的漫漫征程。

县水泥厂坐落在离县城三十公里的大洲公社境内，当我徒步快要走到这里，发现沿途满眼是采石场，坑坑洼洼裸露着刀锋般的矿石，载运矿石和石灰的车子不时在我身边经过，石土泥尘，漫天飞舞，遮天蔽日，令人窒息。

沿着公路翻过一个山坡，曾经令我无数次在梦中编缀的水泥厂终于到了。那条弯月般缓缓下坡似乎繁忙的运输沙石路，从厂区中间直接通过。路的右边是傍山矗立的巨大石灰窑，窑前有几十米长坡度成45°左右，从地下通向窑里用竹跳板搭架的天桥；路的左边是破旧低矮的厂房和简陋拼凑的宿舍。

水泥厂的现状击碎了我之前太美好的梦想！

(这是当年水泥厂前面的采石场，渐渐挖成了一个深坑。)

母亲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我放下行李，看了看母亲住的房间，有二十多平米，屋内摆有双人床，书桌，柜子等家具，很明显母亲和弟弟睡一张床。晚餐母亲在食堂炒了两个荤菜。当晚，母亲和我谈了很多，当然谈的最多的是我姐姐和我二哥未来的命运，至于我，母亲闭口不谈。莫非，在厂里任人事工作的母亲，已经悄悄给我安排了令我向往和渴望的招工指标？

我当晚睡在母亲住房隔壁，这是一间5平米的小仓库。睡在床上，我似乎又回到了时丰，毕竟和母亲又重新生活在了一起。

当晚睡得很香的我，第二天清晨就被一阵清脆的鸣笛声惊醒。我一骨碌爬起来，走到房屋外面木制走廊上远眺，原来是厂里的小火车在运送矿石。

这是我目前见到也应该是整个厂里唯一最难得的美景，在朝霞和乡野的映衬下，小火车与小鸟，溪流一起，奏响了水泥厂最美的晨曲。



(这是当年水泥厂破旧的生产车间)

吃过早餐，我独自到厂区走走看看，没想到竟然遇见了我的中学同学熊平建和张太平。他们是作为下放知青被招工到这里的，另外徐碰辉也在我弟弟上学的学校任教。我对他们很是羡慕，心想自己要是和他们一样在这里成为正式工人或教师，一起工作生活该多好！两位同学也打包票对我说，你母亲在厂里搞人事，你要招工，还不是小菜一碟，说不定你母亲会将你招至县城里最令人羡慕的农机厂！我口里虽没说，但心里也是暗暗这么想的。

当时的水泥厂容纳了县里多位具有才华和影响力的著名人士：比如原县花鼓剧团演员老周(曾演南霸天)、黄妙英；原县文化馆擅长书法国画的余维学；会拉小提琴的王家祥以及我二哥的同学邓成安、钟德路；还有我母亲当年的老熟人和老同事邱忻海和林光远叔叔等等。

如果我能和这么多的前辈、师长、兄长和同学们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和开心的事情，那些艰巨和简陋的工作、居住和生活条件，在我眼里都会成为过眼烟云，一消而散。

(这是当年水泥厂简陋的干部职工住房)

由于母亲住房紧挨着厂部会议室，第二天我就见到了水泥厂厂长，他叫李玉安，山西南下干部。当年四十多岁的他脸上被岁月刻下了道道刀痕，但人很慈善，和我母亲说话总是一脸笑容。他第一眼见到我，就和我简单聊了聊家常。当然，我更关心的是他什么时候能将我招至他麾下的这个厂。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时我来到母亲身边已经快半个月了。

母亲给了我一张油印的履历表，要我按照她写给我的家庭成员和亲属关系名单一一进行填写，并将我的年龄虚加了一岁，因为当时被招工者必须年满16周岁。

由于我亲父是右派，加上亲属里面还有好几个右派和国民党将领，所以，我将履历表填满后觉得很刺眼，尽管我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共产党的烈士，但再多的烈士在右派和国民党将领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

(这是当年县水泥厂建厂初期新购置的球磨机)

几天后，李玉安厂长给我母亲带来了不好的消息，那就是我的政审材料没有被水泥厂的主管单位——县工业局通过。材料被退回来了。这时我才终于知道，在那个年代，黑五类子弟要被任何一家单位招工录取，可谓是难于登天。

几个月前我姐等几十名知青的悲惨遭遇突然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尽管之前我有一定思想准备，但自己总是幻想有母亲这个任职人事干部的“尚方宝剑”，有李玉安厂长给自己的“保驾护航”，他们一定会走后门将我招工进厂。太突然的噩耗给我一个措手不及。尽管我没有嚎啕大哭，但不争气的眼泪还是悄悄流了出来。我恨老天爷不公，我恨自己的亲生父亲，这个反党反人民的“右派”父亲，是他让我们全家永世不得安宁。我望着天空，天空似乎格外灰暗；我望着群山，群山似乎更加荒芜；我望着眼前的一切，草木都似乎开始凋零。我似乎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心中只有混沌、迷惘……

悲伤难过了好些天，我也没有退路，只能强行将自己的苦水咽下去。因为我知道，母亲内心甚至比我更难受。



(这是当年石灰窑工人在窑内工作)

没有了精神支柱，内心空虚的我开始走进了当地民工队伍，那就是担矿石进窑。

从采石场担矿石到窑内，每担(100斤)只有几分到一毛钱，价格根据路程远近而定。我由于身体弱小，又正是发育年龄，所以我只能挑50斤，当我第一次挑着矿石摇摇晃晃走上天桥，那些民工都用惊讶的眼神望着我。而那位在窑前记码的老爷爷对我非常关心，后来只要我挑着矿石走到他面前过称，每次他总要给我多记20斤。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我干了一个月，赚到了7.31元。母亲用我这笔真正的血汗钱给我买了一条灰色毛毯，而这条毛毯也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结婚。



(这是我1972年回到水泥厂，在没有任何变化的破旧厂房前留影)

邱忻海是我母亲娘家的亲戚，对我家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我因政审原因不能进厂，他认为我母亲太老实了。他和我母亲说，以后再有单位招工，胖伢子(我的乳名）就不要填写什么亲父了，继父就是父亲，直接填写。继父贫农出身，土改干部，真正的根正苗红。母亲听了有点不敢，因为文革整她整怕了，怕上面来查说她隐瞒历史。邱叔叔说找找关系摆平就可以了。

继父所在的县生活服务站，在当年的四月份到我县城关和长寿街分别招收了一批城镇青年，这些被录取后的青年大部分都分到了基层供销社。当时这些所谓的城镇青年，又叫社会青年，文化程度不高，因家庭各种原因不能下放农村，比如单亲家庭或父母分隔两地，家中只剩一个子女等等。我正好属这种情况，所以，任何单位招收城镇青年，我是符合条件的。当然，要除去政审因素。



(1974年，县水泥厂领导和中层骨干到大寨参观时留影，那时我母亲已调离水泥厂到县总工会工作了。照片中厂长李玉安(前排中），我的同学熊平建(中右一）接替了我母亲曾经任职的人事工作。)

其后，尽管有农机厂、电瓷厂、印刷厂等工厂对城镇青年招工，由于都隶属工业局管辖，所以，母亲知道即使替我报名，各个厂子也不会录用我，因为在县工业局人事股，我已经进入了黑名单。

到了五月份，终于传来好消息，继父所在单位要在县城招收城镇青年，这一次，母亲听从了邱的意见。因为这次主管招工政审的方国安叔叔是我母亲曾经的老同事，加之生活服务站负责人薛娘根叔叔也曾经是母亲的领导；另外，继父也在站内任中层负责人。多层关系的暗中护力，使得我的招工前景终于出现了柳暗花明。





(当年的县生活服务站就坐落在毛家巷这栋老屋的正对门)

依旧是填履历表，我的祖父变成了继父的父亲黄瑞生；再接着就是继父和继父的直系旁系亲属。直系亲属中的兄弟姐妹自然也包括继父的三位子女；至于旁系亲属，由于继父在家中是独子，母亲也只有一个弟弟，所以旁系亲属栏基本上都变成了空白。若干年后，我岳父曾经看过我的档案，这份尘封几十年前我当初填写的履历表没有任何异动。

1970年5月下旬，我终于收到了县生活服务站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要我这个月25号先到人民医院进行身体体检，身体检查合格后，过两天到站里办两天学习班。对于身体体检，其实也是走走过场，被体检者，只要身体没有先天性缺陷，在医生笔下一般都是合格。另外被招收者也不需要参加文化考试，但对于他们的政审要求是异常严格的。这样的招工方式也算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独创，可谓是空前绝后，没有人性化，在荒诞中又有着一些无奈。

在27号的学习班上，和我一起录取进来的城镇青年有50多名。大家文化程度都不高，绝大部分是小学毕业，甚至有的还是初小文化。这些被招收进来的社会青年，人员复杂，没有素质修养的大有人在。这里面是否也有与我一样，上方在政审中被暗中保护？成为了一条条的“漏网”之鱼？

天知道！

至于里面有的被招收者，因家庭成员有历史污点是否也有蒙混过关进来的？一年后我才知道。

(这是当年生活服务站的办公大楼，我们的学习班在这里举办，晚上我们在这栋楼上的会议室集体睡地铺。)

学习班一结束，我们50多人就被分配了到了生活服务站下属的百货、副食、肉食、饮食、药材等公司，我作为两名练习生之一，和另外定为合同工的十多人一起分到了副食品公司。也就是说，我们都需要工作两年，期间没有犯任何错误才能转为正式职工。其实，练习生与合同工实质上也没有差别，看起来练习生似乎比合同工更有保障，但两年实习期间练习生每月工资比合同工还要低好几元钱。

当时的副食品公司在城关分布十多家副食南货营业商店、并下设两个食品厂、一个盐业仓库和一个石油仓库，人员比较多也比较杂。我是先后在食品厂、商店、公司工作。

不到一年，生活服务站改成了商业局。有一天，局里通知我，要我去人事股参与招工管理工作。

短短几个月，我从被别人招工到自己去招收别人，现实给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要知道，在这之前，我还在局里参与了两个来月的石油专案调查。



(这是我参加工作后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和同事李仁义合影)

局人事股干部皮兴兰作为了我的直接领导。在她的安排下，我独自一人被分配到了三阳区，主要负责招收当地的复员退伍军人，原因就是他们基本上不需要政审。如果招收人员不够，可以对表现好的农村青年，经生产队、大队和公社逐级推荐，政审合格后录取。

临出发之前，皮告知我们，黑五类子弟一个也不能招收，谁招收出了问题谁负责。另外除直系亲属要历史清白，旁系亲属也不能有任何污点。所以，对招收人员进行政审调查成为了我们最艰巨的任务。我心中暗暗祈祷三阳区能多多招收一些复退军人。

我参加商业局的招工管理工作消息外传很快，不久，下放在加义、安定我的同学余爱平、李建平(他当时已经被岳纸招工，是陪同爱平来的）、蔡幼生一起找到我，说是要我想办法将他们从农村招出来。我是爱莫能助，如果我有这个能耐，当时依旧下放在农村，我的姐姐和二哥我早就会想办法让他们跳出农门。看着他们渴望、无助又无奈的眼神，我想，这就是我当初在水泥厂求招工进厂时的翻版。



(这是我当年参与招工管理时和复员军人时的合影)

三阳区管辖三阳、东源、浊水、清水四个公社。我独自骑着单车出发的第一天，就直奔三阳区，找到有关部门调出所有复退军人档案，发现三阳和清水公社复退军人最多。拿到所有复退军人的档案后，我就骑着单车对这些复退军人一一进行全方位的上门服务。

这些复退军人对我的到来绝大多数都喜笑颜开，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一个个积极配合，每个人从填写履历表，到生产队、大队、公社盖章推荐，进行的都异常顺利。但也有个别复退军人不配合。比如清水有一位复员军人，本来自己愿意，但刚处的对象死活不同意，说是怕他招工走后当陈世美。这一来，这位大哥也有点动摇了。我是磨破嘴唇皮，好话说了一箩筐，先后上门三四次，最后总算将那位大哥说动。可惜他搞完了政审体检，这位大哥还在单位上了几天班，最后还是不辞而别，理由当然还是舍不得那位美女对象。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县花鼓剧团在浊水公社西岸大队演样板戏片段《白毛女》)

三阳四个公社当年务农的复退军人，符合招工录取条件的毕竟数量有限，由于招工人数还留有缺口，于是，四个公社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开始挤破脑门，纷纷推荐他们各自的亲朋好友。

可能是有熟人给皮兴兰打了招呼，皮要我去东源公社招工。东源公社接待我的一位负责人给我推荐了一名女裁缝，年龄、身高、相貌以及政审都没有任何问题，但右脚有点跛。对于负责人推荐的这位瘸子我当然不同意。但负责人说你不同意所有人都不推荐了。他又说，你先让她去体检，如果不合格被刷下来我们又不怪你。这位负责人对我又耍了个心机，他说她的履历表不填写她身体有任何缺陷。我也没经验，也就同意了，并没有和皮兴兰说破这件事。自己想反正她的体检不会合格。也算是给那位负责人一个台阶下。

结果当天我领着东源十多人去医院搞体检，一路队伍里面走着一位瘸子总让人看不顺眼。有人说，商业局招工连瘸子也要。听了人们的七嘴八舌，当时的我恨不得地下有裂缝马上钻进去。

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那位女裁缝当然被刷下来了。皮兴兰对着我兴师问罪，我母亲知道这个事也说我不动脑子。

这件事发生后的阴影笼罩了我很多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三阳公社新仁大队农民在干农活)

有一位徐姓女青年，母亲娘家在三市横洞。皮兴兰要我去这个地方对她母亲娘家情况进行调查落实。

由于当时这个地方非常偏僻，山路崎岖，不能骑车前行，所以我是走路去的。

当我按着地址走到横洞，当徐的母亲的娘家人听说徐的母亲还活在这个世上，一个个都嚎啕大哭。我了解到真相后，也唏嘘不已。原因就是土改时，徐母亲娘家被划为地主成分，徐的母亲是跑到县城隐姓埋名。所以，她的娘家人都以为她早已不在人世。虽然这是一个悲情，但最终以喜剧结尾。徐的母亲和她娘家人最后在县城见了面，那位徐姓女青年并没有因为这个事受到牵连，这应该算是个例。



(这是我参与招工后，回到单位开始了我新的工作，到钟洞区搞生产培植，和原区供销社农产品收购员赖柳根合影)

但也有的被招对象没有这样幸运。

浊水有一位吴姓女青年，在农村表现优秀，经生产队推荐，大队，公社都一致同意通过。她的招工履历表直系亲属政审进过调查后没有任何问题，但旁系亲属里面有一位姨夫是解放前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的军官。就是这一海外关系，使得事态变得异常严重起来。当我将情况反馈到局里人事股，大家一致意见是将其刷下来。当这位女青年得知自己落选，哭的死去活来。在当时，农村青年能进城当正式职工，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尽管我很同情这位女青年，但我也无能为力。

商业局招工管理工作终于进入了尾声，在那个讲政治，讲路线，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很多东西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处处以政治为中心，处处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搞得人心惶惶。在那个人性扭曲的时代，大家人人自危，互相勾心斗角。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历史性的倒退。

但愿这样的人间悲剧不再上演！！！



(这是当年的浊水公社屋场)

从水泥厂的露天石矿，耸立的石灰窑到生产车间球磨机的轰鸣，然后沿着九曲十八弯的昌江，汨罗江，再到明清建筑相依的老县城，似乎都能看到我一一走过的足迹和身影。那些被时光和汗水浸透过我的无数梦幻，一直在自己脑海里编织着五彩的绚丽。

激情燃烧的岁月、真挚感人的情谊和质朴平淡的生活，便会从自己内心滋养升腾出一种无限的向往，是冲动？感动？还是激动？我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汇来形容那段青春岁月的回忆。水泥厂工人们在那种低劣的工作环境，原始的劳动强度和对生命的敬畏，在自己脑海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正是因为自己在他们身边耳闻目染和亲身体验，才会对自己的心灵有着一种强烈的震撼和洗礼。

招工前后给我带来的回忆就是一本写实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