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

临亭射步

　　父亲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的故事未必精彩，但我却想讲他的故事，或许是随着自己阅历的增加，越来越多地想起父亲，想回头看清他走过的那段已然模糊的来路。

一、苦难童年：一个名字和“三家姓”

父亲1932年中秋节的第二天出生在广东省潮阳县海门镇。父亲生活在一个大家庭，曾祖父以下共有33口人，曾祖父、祖父辈5兄弟都是当地船老大，捕鱼是家庭主要生计。曾祖父据说叫林炎，在父亲出生那年去世，享年60岁；祖父叫林三舵，在家里排行老三，因为人豪爽、脾气暴躁，当地人都叫他“三炮火”；家里其他成员的名字包括祖母、大伯、叔叔、姑姑的名字不详；父亲只知道他小名叫阿石，按照当地对男孩称呼的习惯推测，大名应该叫林石或者林*石。其实父亲除了自己的小名和祖父的绰号，其他名字都记不得了，曾祖父和祖父的名字都是后来听人说的，因为只有音没有字，所以记录也未必准确。

在父亲记忆中，自家有2条只能跑近海的木帆船，陆上没有田地，只有一处不大的带天井的宅子，因为太小，住不下一大家子人，所以父亲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船上的。维持大家庭生计的主要祖父5兄弟和2-3个年纪稍大的堂叔伯。出海打鱼风险很大，大概在37年或者38年的时候，2条船遇到风浪先后触礁搁浅，家庭破产，好在祖父兄弟几个都是经验丰富的水手，遂转做别人的船工，还是能衣食无忧。

家庭巨变发生在1939年。当年夏天日军炮轰海门，并派兵登陆抢掠，同时封锁了沿海的所有港口，只要有船出海便会遭到炮击，往日船来船往熙熙攘攘的渔港一时变成了死港。1941年，汕头被日军占领，惨遭蹂躏，三十里外的海门镇也未能幸免。不能下海打鱼，家里便失去了经济来源，陷入极度困顿。日军在占领期间，封锁海陆交通，肆意屠杀当地人。父亲亲眼看到过有人被集体捆绑赶下大海淹死，还看到过日本兵将砍下的人头成筐地倒进井里。当时海门爆发了大瘟疫，每天都可以看到倒毙街头的尸体。海门原本是个有5万多人的大镇，据战后统计，抗战结束时只剩下1万多人，光一个佛教慈善组织在几年中收埋的尸体就达到11000具，凄惨程度堪比人间地狱。现在海门著名景点莲花峰下还留有一座万人冢，就是日本人暴行的见证，我很多故去的亲人可能就埋在那里。

父亲最痛苦的回忆定格在他8-10岁那几年。因为饥饿和疾病，祖父病倒了，短短几个月一个精壮的汉子变得骨瘦如柴，最后时刻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只是静静地等死，干枯的眼睛里甚至没有一滴泪水。祖父死了，在亲戚的帮助下，家人草草地把祖父埋葬了，据说就埋在万人冢那块儿，因为那里是一块无主的荒地。家里不断有人死去，死状都差不多，全身浮肿，极度虚弱，据说这就是营养不良的典型症状，都是饿死的。剩下的人为了生存下去，开始四散逃荒，大部分从此杳无音信，后来知道下落的只有当时也还是孩子的三个堂叔伯，他们都是被卖给了别人，长大后寻根回来的。

祖父死了，家里的顶梁柱也就倒了。埋了祖父，祖母便带着父亲、叔叔、姑姑三个孩子背井离乡，一路乞讨前往一个叫沃角的地方，去找先前就已去讨生活的大伯。大伯当年大概15-16岁，也还是个未成年人，在外给别人打零工。祖母带着孩子到沃角以后，听说老大已经离开，于是往别处寻找。路上还在怀抱里姑姑生病，奄奄一息，祖母一路上乞求别人收养姑姑做童养媳，有一户人家收留了姑姑。祖母叫父亲记住姑姑被收养的地方，十几年后父亲曾去找过，也委托当地人帮助查找，但最终“查无此人”。一天夜里，父亲看到母亲带来一个人把熟睡中的叔叔抱走了，父亲问祖母叔叔到哪儿去了，祖母只是哭，不停地哭，后来父亲知道祖母把叔叔卖了。

大伯离开沃角之后与结伴的同乡是本打算回海门的，路上遇到了国民党的部队，被抓了壮丁，不久便在战场上死了。在外乞讨了几个月，祖母带着父亲返回海门后便听到了大伯的死讯，祖母经不起打击，一病不起。为了父亲生存下去，祖母把父亲托付给“大姆”(大叔公的妻子，当时大叔公已去世)，对“大姆”说：“阿石就交给你，养得活就养，养不活就送给别人。”临别时祖母抱着父亲哭着嘱咐父亲要好好活下去，听话，不要和别人打架。几十年后父亲有一次喝醉了酒，回忆往事时形容了当时祖母的样子：脸大得跟脸盆一样，脸上全是泪水，死死拽着父亲的手不肯松开。离开了家，从此父亲便和自己的亲生母亲永别了，开始了他漂泊的人生。

“大姆”一家生活境况也很不好，自己的几个孩子都没有饭吃，多了一张嘴便更加艰难。没过多久，“大姆”便把自己的2个儿子和我父亲交给了人贩子，那年父亲10岁。人贩把我父亲带到了一个叫龙川的地方，卖给了一户姓曾的人家，改名叫“曾来路”。曾家在当时应该属于富户，有自己的田地、果园和鱼塘，经常会雇佣一些长工，父亲就和这些长工住在一起，名义上是养子，实际上就是长工。父亲每天要担水、做饭，还要放牛、割草、喂鱼。父亲在曾家经常挨打受骂，捆绑、饿饭是家常便饭。有一次父亲放牛路过曾家的果园，父亲心想，这是自家的果园，吃几个果子不要紧，便摘了几个吃，不成想被曾家主妇发现了，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路都不能走。在曾家呆了近2年，在又一次被毒打之后，父亲逃离的曾家，一去不返。

一路流浪，父亲来到兴宁。在兴宁街头一个约50岁的妇人收留了父亲，她给父亲买了新衣裳，很关心的对父亲说：“别再出去要饭了，就住在我家，有你吃的，有你穿的。”父亲当时心里甜滋滋的，充满了感激。住了不到一个月，妇人便把父亲带到一个集市，说是带她出去玩，然后就在那里把父亲给卖了。买家姓罗，叫罗水松，因为只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又体弱多病，于是便收父亲做了养子，重取了一个名字叫罗进泉。罗水松对我父亲还算不错，父亲一直感念他的养育之恩（下面所称祖父就是他）。

罗家人丁不旺，父亲到了罗家后便成了主要劳动力。罗家很穷，靠租种地主家的地生活，一年辛勤劳作，打下的粮食大部分要交租子，余粮只够一家人吃半年。为此，父亲农闲的时候就跟着祖父上山打柴，然后再把柴挑到城里去卖，往返40多里，走路两头黑，出门也没什么吃的，经常累得瘫倒在地上。因为营养不良，当时父亲个子又瘦又小。

父亲16岁的那年生了一场大病，瘦的皮包骨头，头发全部脱光，当时他常常梦到自己就要去见自己的亲生母亲了。祖父母是把父亲当亲生儿子看待的，到处借钱给父亲看病。经过九个月，在祖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父亲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逐渐恢复了健康。父亲曾经跟别人说到过这件事，说自己遇到了一个好人家，感恩之言发自肺腑。

就这样，父亲在罗家一呆就是7年多，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二、叛逆青年：小学堂的“大”学生和“我要当兵”

50年广东解放，不久乡里便进驻了土改工作队。父亲很快就感受到了身边发生的变化，租子少交，恶霸被惩治了。因为父亲特殊的经历和对翻身表现出来的热情，很快他就被土改工作组看中，被吸收近土改工作组。参与土改工作，让父亲的接触到了新思想，翻身的欲望激发出炽烈的工作热情，也使他逐渐显现出叛逆的性格。

父亲和祖父开始出现矛盾。最初的冲突缘于祖父反对父亲参与土改工作，倒不是祖父思想保守，而是出于担心，他从来就是个胆小本分的农民。父亲对此基本不予理会，忙完了农活，就到工作组去参加活动。祖父经常跟踪父亲，看他上了哪家的门，生怕惹出是非。后来看到土改让自己切切实实得到了实惠，有了土地有了粮，祖父便也就不再吱声，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不支持但也不反对。

第二次冲突是为读书的问题。祖父没有文化，但是却是多少有些见识的人，他希望亲生儿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很小就让他跟别人读书写字，后来又把他送到村庄附近的一所小学上学，最后一直读到大专，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知识分子。因为经常接弟弟上下学，父亲认识了小学校长。这个小学校长姓赖，他父亲是资本家（国民党败退的时候因为自家车行里的车为国民党运送过大量军用物资，在三反五反中被打成反革命镇压了），家族生意做得很大，但他对做生意毫无兴趣，只愿意教书。他还有一个哥哥，留过洋，曾经在江西大学当过教授。赖校长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在跟他的接触中父亲深受他知识改变命运的影响，萌生了进学校读书的念头。父亲的想法得到了赖校长的大力支持，却遭到祖父的反对，周边人也纷纷嘲笑，这么大的年纪还和小孩子混在一起，在大多数眼里这就是个笑话。父亲是个一旦有了想法就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人，他和祖父摊牌，非要读书不可，并且答农活保证一样不落全部做完。祖父拗不过父亲，只得答应他的要求。于是父亲就这样进了小学，在三年级做了一个插班生。在小学的课堂里，父亲的身影显得格外突出，当然和老师的关系也格外不一般。父亲和赖校长后来保持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我猜想80年代他希望我大学毕业后也去当老师或许也和他的这个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次冲突是最为激烈的一次。51年，解放军在当地招兵，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格外兴奋，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偷偷跑到县里报了名，不过体检时因为体重太轻被刷了下来。过了一年，解放军又来招兵，这一次还是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偷偷报了名。有了前一年的教训，这次父亲在称重前猛灌了三大碗水，结果体重正好达标，体检顺利通过。很快部队发来了入伍通知书。祖父虽然知道父亲有当兵的念头，但以为那不过是想想而已，当看到通知书时他无法接受，他潜意识里感觉到这个儿子一旦当兵就会远走高飞，从此便和他没了关系，这个儿子算白养了。祖父大发脾气，并要到部队上找当官的把这个兵退掉，脾气之大、绝心之坚定前所未有。父亲在家里待不住，趁着挑豆腐上城的机会离家出走，直接到城里去找部队。祖父找了好几天，终于在城里找到了父亲，这时的父亲已经穿上了一身军装。看到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祖父也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想发的脾气全都咽了回去，转身从街上买来一些日用品，并掏出兜里剩下的钱全塞到父亲的手上，默不作声地陪着父亲，直到父亲登上汽车离开之前才嘱咐一句：“到了地方，写封信回家。”

父亲就这样和同乡六个罗姓青年一起当了兵，开始了他24年的军旅生涯。

1952年，刚参军时的父亲

三、峥嵘岁月：“我也出过两趟国”

父亲当兵来到的第一支部队是赫赫有名的“塔山守备英雄团”，当时驻守在南澳岛。父亲所在连队只有一个人参加过塔山阻击战，这人是一个老红军，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一直在部队当炊事员，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的同伴都当了军长，部队每次要给他安排职务，他都以不适合当干部拒绝，后来复员回老家务农了，他是连里唯一一个连团长见了他都要敬礼的战士。他很少谈塔山阻击战，有人问他连里还有谁参加过那场战役的时候，他总会叹一口气：“人都死光了。”部队上的干部和老兵大多是来自北方，其中“解放战士”（原来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或俘虏的人员）居多，与当地人语言不通，在和地方上打交道的时候经常闹出误会和笑话。有一次，一个老兵到老百姓家借木盆，当着一个大嫂的面模仿当地话说借“卡蹭”，结果被赶了出来，一问原因才知道当地话木盆叫“卡汤”，而“卡蹭”是屁股的意思，指导员带着老兵再三赔礼道歉才被谅解。我父亲会说当地话，被首长当做宝贝，留在首长的身边，当了通讯员兼翻译。

部队给每一个战士的“塔山守备英雄团”锦旗留念照片

　　连指导员姓赵，是从老解放区来的政工干部，连长是“解放战士”，两个人都是脾气火爆的汉子，谈起工作经常拍桌子打板凳，不过吵归吵，最后他们总能统一思想，搂着肩膀称兄道弟，当他们的通讯员免不了经常一惊一乍，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只要他们吵架，父亲就会找个安静的地方等他们吵完。赵指导员对父亲要求最多的是学文化，还经常逼着父亲写东西。因为原来上过几天学，多少有点底子，父亲很快脱颖而出，成了连里的文化人，被任命为文书。父亲当文书当的很有滋味，甚至经常谋划复员后找个什么跟文字有关的工作。

父亲到部队之后体质大大增强，曾经差一点就当上了飞行员。有一次部队招飞行员，父亲去报了名，通过了层层筛选，在最后体检复查中发现了体内有一处旧伤，结果被刷了下来，这件事成了他的遗憾。当时唯一被选上的是和他一起当兵的一个姓罗的同乡，这个人后来在福建前线空战中牺牲了。

父亲一喝酒就喜欢提他第一次喝醉酒的经历。那还是在他当通信员的时候，有一次部队拉练，傍晚到了宿营地，连长命令他把行军报告交给上级。上级在七八里外的一个镇子上，他送完报告，感觉又饿又累，看到有个铺子还没关门，就到里面买了一包饼干和一瓶白干，回来的路上吃一块饼干喝一口酒，一会功夫就全吃完了，他从没喝过酒，不知道酒的厉害。到宿营地的时候，他头晕脚晃，没吃晚饭就扯开被子躺下去睡了。第二天行军的时候，指导员把父亲叫到身边，低声但很严厉地说：“昨天晚上的事自己交代。”父亲老老实实交代了事情的原委，提心吊胆等着处分。指导员听完了，只说了一句：“酒量还挺大，下次先到炊事班拿两个红薯。”

当了2年兵，跟祖父书信来往中得知，地方上很需要人，退伍兵很吃香，谋个好点职业还是比较容易的，父亲有了复原退伍的打算。就在这个时候，父亲接到命令，调他到军校学习。于是父亲离开南澳岛到南京工程兵学校报到，在这里学习了近二年。

1955年，父亲在军校学习期间与同学合影（二排右一）

　　军校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一军陆2师工兵营当排长。当时陆2师在朝鲜驻防，父亲于是跨国鸭绿江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在朝鲜期间，父亲基本上每天都在挖坑道，据他说他挖坑道有几十米深，几千米长，四通八达，足可以放进一个师。父亲在朝鲜一直呆到58年志愿军回国。

在朝鲜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读一本小说，小说里主人公坎坷的经历勾起了他对小时往事的回忆，在宿舍里他哭了一宿，连长、指导员不知发生了何时，第二天过来询问，父亲便一五一十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很快父亲的经历就被部队当做“忆苦思甜”典型材料油印成册。回国之后，父亲向组织上提出了一个请求：回自己的老家去寻找亲人。请求马上得到了批准。

阔别16年父亲又踏上海门的土地，可寻亲的路并没有那么顺利。原来的房子拆了，道路变了，有点印象的人一个也找不到了。顺着一些模糊的线索，几经打听，总算找到一个堂叔伯和几个远亲，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家里的情况，家里三十来口人，死亡的有十几个，其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家乡亲人纷纷来看望父亲，听了父亲个人遭遇的讲述都感叹唏嘘，在这群人中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后来成了我的母亲。

父亲回到部队后，又向组织提交了一份报告，希望改名字，恢复林姓，这份报告也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父亲再次改名，由“罗进泉”改为“林罗进”。父亲把此事写信告诉了祖父并表达对他养育之恩的感激，祖父回信表示理解，这让父亲倍感欣慰。

1960年，父亲母亲在汕头的合影

　　1960年父亲结婚，我哥哥、我和妹妹相继出生。幼年时代，父亲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据说第一次叫“爸爸”是在4岁的时候，原因很简单，父亲是军人，平时见不到。

越南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曾派出大量军队秘密前往越南，帮助越南人抵抗美国侵略，大部分是高炮部队和工程部队。这些部队不称“志愿军”，更不称“解放军”，都身穿便装（直接把军装染成蓝色，去掉领章，军帽换成草帽），父亲就是这其中的一员。父亲出友谊关在66年下半年，到68年初撤回，在越南呆了将近一年半。在越南期间，父亲所在部队是由从全国各个部队抽调的军事骨干组成的，任务主要是修公路和挖国防工事。父亲有记笔记的习惯，但由于涉及机密，他的笔记除了谈思想，很少提到其他，但在他的笔记里还是零星地记录了一些东西，比如他曾经提到过3号公路和11号公路，提到过和越南人的协议。

父亲曾到朝鲜，那是在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在那里并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而到越南正是越南战争不断扩大蔓延的时候，美国飞机经常深入越南腹地轰炸，生和死有时就只有一步的距离。有一次，部队行军到傍晚，准备就地宿营，正好附近有一支导弹部队撤离，原来的导弹阵地是林中的一块开阔地，正适合工程机械的停放，于是宿营地就选在了这里。部队刚扎营，几架美国飞机就来轰炸了，炸弹直接投向部队宿营地，好在部队反应快，人员迅速疏散隐蔽，才避免了重大伤亡，但设备却损失很大。当时父亲和一位参谋趴在公路边的浅沟里，轰炸结束后，他们身边地上雪白一片，检查后才发现参谋背上的背包全被打烂了，一个水壶被穿了好几个洞，好悬，如果沟再浅一点两个人估计就被炸成了筛子。

1968年，父亲从越南回国时在友谊关与战友合影

　　由于中苏交恶，当时越南人倒向苏联一边，加之怕中国国内的文革运动波及越南，对在越的中国人并不友好。越南政府制定了“七不准”（不准接触中国人，不准看中国电影，不准读中国的读物，不准要中国人的东西，不准吃中国人的饭，不准找中国人看病，不准谈论越南国内的事情），越南地方政府对中国军队基本采取不配合态度，常置中国军队于困难之中而不顾。但中国军队认真执行纪律，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把在国内的作风带到了国外。有一次父亲带队借住民居，不小心住进了神房，恰巧房主重病，认为是部队触怒了神灵，发现后立刻搬出并再三道歉，挽回国际影响，为此还专门向上级报告，陈述事件经过，做自我批评。

父亲回国的时候，一跨入国境就重新换上军装，和战友在友谊关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回国那年，父亲把母亲和三个孩子接到部队随军，从那时起父亲的家便开始有了家的样子。

1968年，一家人团圆在河南商丘

　　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是社会的倒影，每一个平凡的故事都是历史的缩影，讲述父亲的故事，不仅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世界上有过这么一个人，更是对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表示一种尊重，因为没有那段历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以上内容根据父亲所留笔记和生前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