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好干部——刘崇祥（人物传）

静荷

　　“刘崇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领导干部。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忠于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这是2006年7月刘崇祥追悼会上，中共临县县委组织部所宣读的一段悼辞。这是对他几十年来功绩的概括和高度评价。纵观刘崇祥的一生，可以说这些不是过誉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总结评价。

1931年12月26日，在山西临县石白头乡陈国坪村一个孩子降生了。在这个七沟八壑，偏又是十里八村的地方，贫穷、落后甚至愚昧是其固有的特质，很难轻易消除。刘家一直也是非常贫困的，刘崇祥是这个家的第二个孩子，后面陆陆续续又添加了三个孩子。这使得这个家庭始终处于入不敷出，贫困潦倒的境地。如果不出意外，他也许一辈子就在这个小山村的土里刨食了。当他七八岁时，本该上学了。但家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能念得起书，为了活命：为了挣一口饭吃，他流落在外，当过小乞丐、拖过瞎子、跟着揽工的父亲给财主家打短工、放羊、挽草。

1943年冬，共产党领导了土地减租减息和回赎运动。1947年冬，土地改革政策落实后，他家才翻了身，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子，生活的脚步才稳定住。再也不需要给地主、财主们干活了，结束了受剥削受压迫受饥饿的奴役生活。可正当全家庆幸新生时，大祸又从天而降——积劳成疾的父亲病倒再没有醒来，他的大哥刘崇银领着弟、妹五人送走了老人，担起了一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为了减轻大哥的压力，懂事的刘崇祥想终止小学三年的念书生涯，但遭到家人反对，于是他只好一边上学，一边劳动。

1948年，虽然刚满18虚岁，但刘崇祥却是与一般村里的孩子不同，他有自己的理想。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参军。在县城集训期间，当时临县共产党的负责人刘万山同志发现他虽然身体弱、个子低、年龄小，但脑子灵活、语言流利、要求进步，就选拔他参加了县委举办的干部培训班。结业时他成绩优异，又有强烈的上进愿望，加上合格的政审，就被录用参加了革命工作，并由于他出身好、工作努力、勤奋上进，于1949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为了培养他，于50年代先选送他在团省委学校和地委党校进修学习，后在工作上放手使用锻炼他，历任小学教师，区文化干事，区团委副书记、书记，乡党委书记。

1958年临县成立了人民公社，仅28岁的刘崇祥就被提拔为刘家会中心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县委委员，并且一直干到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在这期间，1959年3月9日，时年29岁，中共临县县委组织部对他的“干部鉴定”是：“该同志工作积极负责，敢想敢干，成绩显著。能深入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能以身作则，带动群众。工作中但有检查，能全面照顾。能关心同志，帮助同志，团结同志。观点明确，立场坚定，敢于大胆培养干部，使用人才……”

大跃进期间，临县有“十大元帅”的说法，其中有两句顺口溜：“一虎七狼三只狗，刘崇祥把的是小川口（当时包括刘家会、孝长、安家庄、许家峪、百塔则等五个公社）。”这些话，在五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依然是老人们茶余饭后怀古说今的话题，毫无褒贬，仅是趣谈。一虎是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德枝（王1954——1965，临县党史上历时最长的县委书记），大狼高岱，二狼薛光祚，三狼秦晋，四狼郝元吉，五狼成耀明，六狼刘景玉，七狼就是刘崇祥。“三只狗”是高世玉，王昌风，李继东。群众后来各种戏添，八狼义子苗生爱，黑龙大王李志发，白龙大王白振嘉。

刘崇祥响应国家号召，总是工作在前、享受在后：困难迎头上、方便让别人：对党赤胆忠心，对人民忠心帮助，坚决维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击贪污、盗窃、赌博汉、二流子等。他依靠群众、团结同志，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多次受到县委领导的表彰奖励，曾在1956年、1957年两次获得临县县委授予的“模范公社党委书记”等荣誉。

但由于极左路线产生了大跃进的“冒进过急”行为，无形中给基层党的领导工作带来许多问题，甚至造成了终生政治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伤害。他再1953年曾做过《我在‘三反’过程中的析讨》，对自己进行反思，认为思想认识不够，反不反不要紧，经过学习，决心做好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做好防寒抗旱工作。组织上对他的评语是“工作积极，上进心强，能服从组织调动，能响应号召。擅长农村工作”、“对同志和气，能团结群众，特别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个人学习抓得很紧，各部门、单位的公函、通知等都能处理，从不怠慢、遗漏。关心群众困难，积极主动帮助解决问题”等，但又说他“今后应克服工作中的急躁情绪和急于求成的不现实想法”、“对上级领导反而态度一般”。

1960年，刘崇祥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极左运动不公正的政治处分，被撤销公社党委书记职务。但他没有抱怨，他的工作频繁调动，搞过不少专业，哪里难搞，哪里艰巨，就到哪里去。1962年中共临县县委对他的处分结论给予及时的甄别纠正，恢复了他公社主要领导的职务。但在1966年，当时“极左”思潮极其疯狂，他时任安家庄公社管委会主任，批斗当权派的小将们来了个所谓的“新帐旧账”一齐算，“夜以继日连轴转、坐喷气式飞机不分早晚常常换”。他在心灵上又一次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而且在肉体上受到了极度的摧残，身体越来越差，但却得不到疗养。

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2年4月，中共临县县委作出为他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并1982年8月23日行文全县，撤消对他的一切处分，并为他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当时在曹峪坪公社任管委会主任的他看到行文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乃至于痛哭失声。至此他彻底卸掉了压了他几十年的政治包袱。1983年以后，县委考虑干部的年轻化，安排他退居二线为曹峪坪乡党委调研员。刘崇祥工作的几十年，几乎跑遍了临县的所有乡镇，如白文、索达干、碛口、兔坂、曲峪、安家庄、克虎、青凉寺、三交、曹峪坪等。

很多地方现在都有关于他的传说。在全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刘崇祥担任小川口书记，当时国家号召山区修梯田、打坝堰等农田基本建设，他总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因成绩突出，被授予“红旗书记”的称号。当时的临县为了达到“红旗县”的目标，相关部门制定了两种旗帜，一种是红旗，上书“红旗书记”；一种是灰色旗，上面画一只母猪，意为完不成任务就像母猪一样“灰”。刘崇祥每次得到的都是红旗。他能带领群众完成任务，除了有当时“大跃进”的那种激进，还有就是他的“能深入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能以身作则，带动群众”的领导风格。

当时经常有当地的一些老婆婆之类的群众去找他谈心诉苦。他没有什么官架子，平易近人，与他们谈心，并且每次都掏钱给他们买一些点灯用的煤油，买火柴，买盐等，最后客客气气送走。他在担任水利局局长时，曾负责修建城庄公社太平水库，获得“红面团长”的绰号。当时他身体很不好，吃饭时就自己一个在简易房子里呆着。有个参与修建水库的群众很好奇，直接找到他说：“刘团长啊，你天天在房子里开小灶。能不能让我也与你一块开一开呢？”“可以啊，兄弟！我是同意，只是你不后悔吗？”“不后悔，怎么会后悔呢！大领导的伙食，我巴不得呢！”于是每次吃饭，这位老兄就与他进行快乐的会餐了。几天后——“刘团长啊，我还是与大伙一块去吃吧！”“为啥呀？”“为啥？唉呀，团长啊。你是团长啊，这么就吃个‘红面’，还不如我们大伙吃得好呢！”所谓“红面”，就是高粱面，用它做成的食物口感特别粗糙，难以下咽。更主要的是，吃“红面”时间长了，轻者胃里泛酸水，重者得胃溃疡等。由此，他就得了个“红面团长”的雅号。

还是修水库时，有个年轻人不小心被塌方压死了。刘崇祥二话不说，亲自把遗体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年轻人老家碛口，并在那里呆了整整三天，陪伴年轻人的家属，安慰他们。

他在青凉寺公社任社长时，有个村一直村风不好，偷盗现象特别严重。村里的干部没办法，公社的下乡干部也无从下手。他了解情况后，亲自出马，竟然在一夜之间就破了28案，使得这个村从此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令人啧啧称奇。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他首先是单独叫来严重嫌疑者，用“诈”和“诚”的双重手段，说“某某某，那个谁谁谁已经把你的情况悄悄告诉我了。我已经很清楚你做了什么，去年你是不是偷背过人家的黑豆（农村说法，实际是黄豆）。你是坚持不说和呢，还是老老实实告诉我呀？——对了，如果你能说出相关事实，我会考察你一段时间，以后不犯了，就不会追求你的责任了。我刘崇祥的为人，你们也是知道的，不会害你，你放心吧。”这些人一听，刘社长说的好像是事实啊，自己也确实偷过别人家的东西呢。再说了，刘社长说得有道理，其他人保不住早就告了自己，自己嘴硬有啥用？还不如好好交代问题，刘社长是好人，不是说话不算话的。于是这些人就一五一十地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的问题，顺便把其他人的情况也说了一番。就这样，这个村的案件破了，也从此风气变得好了。

他愿意为人民服务，但从不占老百姓便宜。他在克虎镇任职时是七十年代初，当时干部下乡，是村里派饭的。一般而言，年底时村里会给提供饭食的村民一定“工分”（村里的“工分”，最终可以折算成粮食或钱）之类的补贴。多数村民也朴实，总是拿自己家里最好的饭食招待下乡干部。但刘崇祥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每次在老百姓家吃完饭走出门后，总被人家后面追出来，人家还边追边举着手大喊：“领导，你这是啥意思啊？”“你看啊，老兄！你家不容易，这点钱就留下吧！”原来，他每次去百姓家吃饭，知道没办法拒绝给他吃最好的饭。但他知道老乡不容易，很穷，所以每次吃完饭就悄悄在碗底压点钱，算给老乡一点补贴。其实，作为那时的乡下干部，能有多少工资呢，自己家里也人多，需要钱的！他这样做就是想多帮助百姓一点罢了。

刘崇祥是个实干家，所以只要是自己负责的或者能管得了的，他都尽量做到最好。他曾负责参与过如程家塔乡曹家岭水库、木瓜坪乡榆林桥、县城南门桥、湫河堤坝、东干渠等很多建筑的修建，从不拖沓，都能缩短工期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与他能与百姓打成大片，充分调动他们积极性有关，也与他本人的实干精神和能力有关。1993年4月他退休了，本该赋闲在家，怡儿弄孙，休养身心，但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其实他从小身体就不好，右耳聋，加上多少年奔波劳累，营养不良，文革期间又饱受身心摧残。后来竟然被检查出患有胃癌，虽然家人尽力治疗，当时县委和县政府、县委老干局也多次慰问，帮助解决他的困难，但终因病久不愈、医治无效，于2006年7月11日与世长辞，留给亲人们无尽的痛苦和遗憾。刘崇样是党的好干部，是临县为数不多的“红色无产阶级家庭”，但他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决不占公家便宜。他有三子两女，实际负担不轻，但他从不为子女开后门。他去世时，仅有三个通过读书，走上公家岗位，另两位一直在家，没有工作。

在他逝世后的追悼会上，中共临县县委组织部悼辞最后是这样说的：“他安祥地走了，他留给我们的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身正气、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艰苦创业、锐意进取的工作风格，襟怀坦白、胸怀开阔的伟大气度，克勤克俭、治家教子的原则。他为改变临县、建设临县、富裕临县，建政权、修水库、架桥梁、通公路，在临县的大地上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洒下了他的汗水，做出了巨大的永不灭的贡献。他的丰功伟绩将炳彪史册，永远激励着后人。”

刘崇祥同志正是这样的好干部！

————谨以此篇献给逝世的亲人

少有的旅行照

与家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