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岁月 平凡往事

丛中笑

文字／卢玉儒

配图／卢玉儒

继我的长篇连载《激情岁月 平凡往事》部队生活部分发表之后，我还把转业到地方后的三十多年中一些印象深刻的事作了一些记载，在多篇小文中选了几篇与大家共享，渴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以达抛砖引玉之效。

一一一题记

十、阑尾炎

1992年春天，我时不时地感觉腹痛。起初是隐隐约约地痛，后来不断发展，竟然渐渐地到了难忍的程度。

4月25日下午，后勤中干在房维处办公室集体学习，我就感觉腹痛，很不舒服。学习结束后，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怕已快要下班了，医院里工作人员不一定齐，心想坚持一下算啦，明日再去看。

哪知晚饭后疼痛加剧，不好忍受，只好去了医院。医生开了些药，吃过以后仍不见效，疼得我一夜没睡好，无奈之下第二天又去了医院。院长让我住院检查。

职工医院条件不太好，大病房里病号很多，又杂又乱，并且很不干净，和部队医院无法相比。我也流露出了不甚满意的情绪。医院又给安排了一个小病房，还算可以。这是个外科病房，因为我已诊断为阑尾炎，准备动手术了。

我当时并未认识到此病以动手术切除阑尾为最好选择，而以为不动刀最好，以免泄了“元气”。并且我在思想深处对本厂职工医院的医术也不大信任，因此不愿意做。于是医生就说暂时不做也行，先住院观察。

住院四天，共打了八针，输液三大瓶，吃中药两付，服西药四日量，竟然一天天好了，腹部也不疼了，感觉很轻松。眼看要过“五一”了，各单位都要放假了，再住下去也没有啥意思，我就在29号下午要求出院。医生也明白我的心思，就同意我出院了。当时我想：幸亏我主意正，差点挨了一冤枉刀，看来不动刀也可以，这回算是躲过了一劫！

这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厂里许多单位组织职工春游。行政处职工看着眼热，也想要单位组织大家出去逛逛。人多口杂，说什么的都有，一时连要去的地方都统一不了。反复讨论多次，最后职代会决定去离我们不算太远的崆峒山。虽然仍有个别人不同意，也只能这么定了。

出发前天气预报不理想，说可能有雨，但决心已下，各方面都已准备好，不能改了。于是在5月12日零时乘汽车出发，一切按计划执行。

那时我出院不久，阑尾虽然不是很疼，但也不十分利索，有时还有些小疼痛。我怕坐车再颠颠，万一又犯了病，不好救治，我受了罪，给别的同志也添麻烦，还会破坏大伙游玩的兴致，我决定不去了。虽然也有人鼓励我去，说没事，但我仍坚持不去。

因为行政处是服务单位，全厂上班时间我们不能不在。这次春游早出晚归，天气虽然不大好，但也没下大雨，途中汽车出了些小故障，修好后没有耽误行程，大伙玩得不错，同时也都疲惫不堪。

我因身体原因，错失了这次春游机会，不能不算一件遗憾的事。

这次阑尾发炎虽然躲过了一刀，不知这躲了初一，还能不能躲过十五。因为它已出过一回毛病，没有去根，说不定还要犯。

果然，过了九个月以后，我又腹痛。在办公室，有人给我用气功治疗，反复多次，仍无效果。我看他是治不了了，还是去医院吧。

当即，刘杰副处长从厂里要了辆小车，亲自开车把我送到409医院。经查，很快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动手术。

下午开始作术前准备，水不让喝，晚饭也不让吃了，晚上八点做手术。虽然打过了麻药，在手术台上我还清醒，第一刀下去，我还听到割肚皮的声音，但没有疼的感觉。又听到动手术的医生说：“不行，换刀片……”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推到病房后有些苏醒了，但还有些迷迷糊糊，不太清醒，好像被大伙七手八脚地放在了病床上，伤口也不疼。

行政处安排绿化队几个同志轮换看护，他们都很精心。得知我住院的消息后，很多人来看望，给了我不小的安慰。

我术后通气很快，是很少见的。主刀医生说我体质好，肌肉很结实，“刀片换了好几个”，虽是玩笑话，但可能是真的。

妻子这些日子十分辛苦，她骑自行车的技术很不熟练，每天要跑好几次，同时还要担惊受怕。在麻药劲慢慢过了以后，刀口越来越疼。有一回，妻子关切地问：“疼不疼？”那正是我最疼的时候，这一问似乎疼得更加厉害了，心中很恼火，我大发脾气：“你不要问啦，你出去！”过了些时间，疼痛才慢慢地减轻了。这事我也从中长了些经验，如果看望有疼痛感的病人，千万不要问“疼不疼？”之类的话，避免病人把注意力集中到疼痛感上，越问越疼，相当于折磨人。

住院期间，厂里相关领导、组织部、党办及一些熟人都来看望，使病中的我感到了组织的温暖。

出院后回到93栋的家里，就像多少年没回来似的，一切使我感到舒坦、温馨、亲切和使人安心，感觉家里真好！在家休息了一周，因为要做二季度的工作计划，我就正式上班去了。但是伤口还有些疼，不能做较大动作量的活动，如不小心振动大了，我总有伤口要崩开的感觉，过了好长时间，才渐渐地淡了。

十一、尖山游

尖山在我们宝成社区南，离我们住的地方有20多里。从远处看它在秦岭北边沿，山体呈锥形，顶部很尖，和其它山头不一样，大约其名就是因此而得的。

我第一次上尖山，是在1993年8月18日。那天是工厂的星期天，国际星期三。

在此之前，我虽然已闻尖山之名，听人说尖山在附近还算是个可去之处，只是我还没有机会前往。

那一年“七.一”前后，我们行政处党支部计划组织一次党员活动。大伙议论之后，认为去尖山较好，这里不是太近，也不是太远，步行一个来回也不会太累。因为行政处工作的特点，只能是节假日不影响全厂的工作，方能离开。可是那一段的周日不是天气不好，就是人员凑不齐，很难找到适当的机会，这样一推再推就到了8月中旬。

尖山虽然不远，但我们这些人却几乎没人去过。我就找人打听前去的路线。环卫室的雷彦贵说他去过，而且说从宝桥和“88”信箱东边往尖山去的两条路他都去过，他认为“从宝桥往东这条路最好。”我听他两条路都走过，自然是有比较的了，肯定比只走过一条路的人更有发言权、更加可信。我们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从宝桥方向前往。

那天，早晨起来，天气晴好，空气清爽宜人。为了乘着早上凉快些，全支部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共19人，早一些吃了早饭，集合齐以后从宝桥向东一路欢乐而去。

去的同志们除了不会骑自行车的而外，都骑着自行车，身体好的带上不会骑车的，大伙都兴高采烈。起初，路虽不大好，但自行车尚可骑。前进了一段，路慢慢地窄了，有些不好走了，再往前行，路也不平了。再后来几乎成了羊肠小道，骑车越来越困难。我们眼睛能看到不远处与群山不同的尖山，但就是找不到直接能去的路。看起来如果循道而行，不知还要绕多远的路？

大伙都不愿意绕道，都认为已经看见目标了，翻过这几座山梁就到了。于是就扛上自行车，越荒山过野地，真可谓翻山越岭了。

这时太阳也升高了，天气也渐渐热了起来。如果空人这么走还不太难，可要扛着自行车一个坎一个坎地翻，可真是艰苦。起初还是欢天喜地的，现在开始怨言四起了。大伙知道是雷彦贵领的路，就责怪他，他光憨笑，也不辩解。到了这一步，没有其它办法，我们只好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咬着牙努力往前走。

好不容易到了山下一个小村子，村民说到尖山已经不远了，但都是小路，骑车子不行，空人走可以。我们就把自行车寄放在村民的院子里，每辆车0.2元存放钱。我们轻了装，不用再扛车子了，也就方便多了。

上山之前，我们在山门外先休息一下。大伙席地而坐，第一个内容就是批判雷彦贵的错误路线。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像说群口相声一般，以开玩笑的口气指责、笑骂、俏皮话一大堆。雷彦贵只是笑，决不顶嘴。大伙说说气也消了，精神恢复，又是欢声笑语一片。

稍事休息以后，我又强调了一遍安全注意事项，就开始上山。这山虽不算高，但上山的路却很陡。有的路段有台阶，其它多是沙土路，似乎没有专意修整过，路陡的地方砂石还打滑，因此不得不小心。

一路之上，有好几处小的神庙，可能年份已久，有些破败，但仍有香火。山顶上还有一座较大的庙，里面有住庙的师傅，庙里不时有香客和游人来烧香许愿，有不少人给“功德箱”里主动放布施。

游完全程以后，我对尖山才有了一个整体的印象：这山和附近的山有些不同，除山体形状不同外，山上的植被也有很大的区别，周围的山上多是灌木、杂草，这山上树木却很多，而且长得很好，不少树我也不知其名，但是树都很成材。所以，它和周围的山相比，显得很不同，怪不得人们认为此山有灵气呢。

山上空气非常好，令人心旷神怡，精神倍增。我们全是一个单位的，相互都很熟识，玩起来无拘无束，像小孩子一样，非常开心。这种相聚机会难得，我们还照了许多照片，照得很成功，很有纪念意义。

尖山山门前不远有一陵园，修得不错，墓碑多为石料，雕刻工艺精湛，显得很豪华，其规划也很讲究。以我之见，是很超前了，说不清这样的奢华有没有意义。

返回时我们走经马鞍山和甘何坡那条路。这条路还是沙土路，但还算平坦，骑上自行车一路下坡，轻松又爽快！那么长的路不费什么劲就走完了。这时我们才彻底体会到，从宝桥去尖山那条路实在是错误。那是一次没有全面调研，轻易相信人的一个教训。但事后回想起来，倒给我们留下了曲折逗人的经历，却也值得回味。

这次上山以后，来去的路我们就清楚了。隔了几年，我和大女儿还上去过两次。1998年秋末的一天，我和妻子、大女儿三个人又上去了一次。后来我们都是从东二路出去，走马鞍山这条路，上山是从尖山的南坡上去的。那条路虽然远些，但上山比较平缓，走一趟很轻松。

山上住庙的师傅60岁以上年纪，人很好，健谈、热情，看来也很有见识。我们闲谈没几句，他就说我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肯定是当干部的，我不明白他是怎么看出来的。谈到山下各工厂的形势，我说我们“38”信箱不行，那时“43”正红火，我说人家“43”行，是清姜地区最好的。那师傅却说：“你看吧，他们不会太长，过几年他们不如你们。”当时我对此话将信将疑。几年后他的话果然应验了，“43”真的不行了，在一片“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鼓噪中，效益下降，福利减少，也显出了“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的衰败景象来。我不得不服，那位师傅可能是个高人。

我最后一次上尖山那天，天灰蒙蒙的，能见度也不大好，见不着太阳，不会挨晒，我们步行感觉挺爽。后来发现有人上坟，心想今天是不是阴历“十月一”？虽有觉察，但也没有往心上去。

回家后不几天，我就崴了脚，又不几天，妻子因更年期综合症严重，我们双双伤病，不能下楼。偏巧岳母也来家了，我们不但不能伺候，连我们自己都不能照顾。大女儿又要上班，又要买菜做饭，还要伺候伤病号，忙得焦头烂额。那时多亏老伴单位的同事张彩，看到这种景况，把岳母接到她家去了，要不然，那段日子是很难熬了。要不是女儿在我们身边，真不知家成了什么样子。

这段艰难，使我想起了老人们的话：十月一是鬼节，要少出门。我们那天上山可能撞上什么了，这一连串事情有些说不清，好像不信也不行。

十二、常羊山

常羊山在宝鸡市南面的益门镇，离我们住处宝成社区不远，步行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到了。常羊山外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可是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有名的地方，据史料《宋书·符瑞志》记载：炎帝神农氏，母曰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山，生炎帝。《国语·晋语四》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所以，宝鸡作为第一代炎帝的故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远在5000年前的上古时期，以炎帝为首领的姜姓部落就生活在这里，至今此地还有一个地名“姜城堡”，附近的清姜河，就是历史书上的“姜水”。炎帝不但是农业之神，还是医药之圣，部落以农耕技术而著名，炎帝时代奠定了华夏农耕文明的基础。

我们身处此地，竟然有不少人不知其历史，当地老百姓传说很多，就是没有真正地宣传。前些年在山上修了个炎帝庙，还建了个炎帝陵，听说花了不少钱。按说应该是一个祭奠炎帝的好去处，可是不知为什么，这里并不是对全民开放。有一次我问过看门的人，她说这里是她们村上修的，别人上去要买票，光上山也要买票。所以二十多年了，这里并不兴旺，不光在全国影响几乎没有，就是在全省也没有出名。

前些年我们还是身强力壮，附近没有好玩的去处，我们常利用下班以后的时间到这里游玩（下班以后不用买票）。

上山的路除了几条不知名的羊肠小路而外，正规的路有三条：第一条从宝桥公园东侧上，路面不宽，但都是水泥路面，转几个大弯就能上去，坡度也不大，可以走小型汽车，我们经常上去就走这条路；第二条路再靠东一些，在宝桥医院和宝桥社区活动中心的东侧，这条路主要是台阶，比较陡，上山的距离短，但只能步行。第三条路得再往东几百米，这条路比较大，是个正规的公路，汽车可直达山上的停车场，这条路我们仅只步行走过一次。

我们上去多是在夏秋季，并且多是在傍晚时分，略早些吃罢晚饭后上去的。因为在这个季节上山后感觉比山下凉爽，空气新鲜，加上天黑得慢，游玩的时间也充足些。从西边的大路上去，散步的人一拨又一拨，心里也踏实，边走边玩，都很开心。到了炎帝陵下边的广场，当时是个打麦场，这里比较开阔。在场上或大路边坐坐，山风不断吹来，使人感觉凉爽畅快，十分舒坦。

有一年秋天，我们全家上到那个打麦场，坐在靠东头的路边乘凉。月光下影影绰绰看到有一白衣妇人在西头不远处的路上走动，忽然间走到路边就不见了。我们都很惊讶：怎么回事？那人怎么突然不见了？莫非是鬼吧？我们又不信。如果是人吧，怎么能突然消失了呢？我们都很纳闷。

后来，我们又一次早一点出发，趁着天还亮的时候到了那段路边看了看，才发现路边就是陡坡，有一小道，既窄又陡，很熟悉这里地形的人才会走这条路。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就是从此处下去的。弄清原委之后，我们诠解了心头之惑。这个经历也成了我们记忆中的笑料。

我们多次去过常羊山陵园。沿着很长的台阶上去，两边是历代帝王或圣贤的雕像。上到山顶，首先看到巨大的炎帝陵，然后看到表现孝道的许多石刻的故事。再往后就是修得很好的大片公墓，其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它已成为附近已故之人的长眠之地，成了纪念亲人的重要场所，不知将来会成什么样子。

2003年秋的一天，我们全家带上小孙女上过常羊山。那天傍晚，炎帝殿大院的门开着，我们就走了进去，看见有几座石碑，座下是大的石刻乌龟，碑体上不知涂的什么黑色物质。小孙女十分好奇，小手上去一模，立即成了黑爪子，她倒高兴地大叫：“大乌dei，摸黑！”引得我们大笑。那时她才一岁多，刚会说话，口齿极不清楚，却格外逗人。

那次上山以后，好些年没有再上去，听人说那里变化很大。

十三、电 话

“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小时候听老师讲的这些话，心里充满了向往和好奇。很快“点灯不用油”我已看到了，因为附近的镇上和重点学校已有了电灯。“犁地不用牛”我也很快知道了，在我们村子北面有一块地就是拖拉机犁的，社员们把那块地叫作“拖拉机地”。我们家乡不算落后的地方，有一年，我还见过运—5飞机在我们那里洒农药，飞机飞到村庄上空停止播撒，一飞出村子立即播撒。飞行高度大约四五十米，我们感觉很低，孩子们追着飞机大呼小叫，高兴得忘乎所以。我还到渭河南边离我们家二十多里外的临时机场看过撒农药的运—5飞机起降。

但是电话我却只是听说或在电影里看过，还没有真正地见过。对普通老百姓它不只是个稀罕物，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就是说，既是有钱的人，也很难有一部属于个人的电话。

我最早见到的电话是手摇式的，有一个手柄，打电话前要摇一阵子，才能打。我在陆军的时候，连部有电话，我还是没有打过。在空军航校，飞行队有电话，已不用手摇了，但拿起电话后，要总机接线员接转，才能打到需要的地方，并且只能在航校内部，不能对外。我转业到地方以后，工厂用的是程控电话，拨号后就可以通话了，只是基层的电话不能外拨，但是这已先进了不少。工厂的电话只限于单位、基层主管和重要部门的负责人才有，普通职工都没有。

电话发展最快的时候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最后几年，简直就像一夜之间普及了似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在我们厂1996年末大规模安装私人电话之前，已有极少数人装上了，花的“初装费”从六七千元到两三千元不等，基本都是有钱人或有生意的人，平民百姓极少有电话，没有闲钱弄那东西，尤其要花那么多钱很不能接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初装费”逐渐下调，一般的人也慢慢地动心了。

那时候就有不少人不停地说初装费不合理，说在外国根本就没有这一说等等。但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这个日子到来。

1996年冬天，厂里说集体安装比单个安装要便宜几百元，此风一吹，大伙不约而同地都想装了，本来积极性还不太高的人也被潮流裹挟愿意装了。于是申请报名，很快定了下来，厂内职工每部电话“初装费”2388元。电话安装速度很快，因为电话线早已到了各户门口，进户很容易。我家是12月28号装上的，试机后感觉不错，赶快给有电话的亲朋好友打电话通知，都很高兴。

可是等我们全厂刚装好的第二天，全国的初装费都下调了，我们感觉集体被电信局猛宰了一刀，心中可不是滋味。大伙很有看法，怀疑厂领导和电信局有什么黑交易，是合伙给我们挽了个套。但到底是什么真相，此谜总未解开，只能说说而已，谁也无可奈何。

原说好的价格，临交款时少收了100元，实收2288元，美其名曰再优惠100元，人们总怀疑他们是良心上太过意不去，才作出的一个姿态。

但是不论怎么不痛快，电话装上后感觉还是挺好，联络起来非常快捷方便，迅速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最初的几年，时兴电话拜年，互相问候问候，既亲切又简单，免去了许多繁琐的招待和拜访的礼仪，大伙感觉都不错。

由于有了电话，使我不断地联系或找到了许多多年没有音信的战友，尤其令我高兴。他们除了原先就和我有通信联系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经过电话联系才慢慢知道的。

电话普及以后，手机和小灵通更是迅猛发展，刚兴起没有几天的bb机，很快就被移动电话取代了。据说手机的拥有量非常可观，几乎人人都有，变化之快，令人惊奇。每每感受到如此方便之时，总会想起过去打电话的作难。

记得有一次，是在1973年我在临潼疗养时，想给在扶风黄埔供销社工作的妻子打个电话，可是在临潼邮局排上号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挂通，很令人感慨。排在我后面的一个小伙给在台湾的舅舅挂电话，很快挂通了，我很不理解，工作人员说人家是直拨，你那电话要经宝鸡、扶风几个电话局人工转接，所以很麻烦。

还有一次，是在1978年，我在武汉疗养后归队，领导临时同意我顺路回家，此情妻子事先不知道，写信又来不及，我到絳帐火车站时已是傍晚，想打电话问问妻子在不在单位。那时她已调到了段家供销社，离车站有十几里路。可是到处找不到打电话的地方。我以为单位都会有电话，找到了一个旅社，那个值班的女人态度非常生硬，不愿意给用，给钱都不让用，令人失望而气愤。好不容易找到了邮电局，电话是接通了，但话筒里唱戏的声音很大，说话的声音却很难听清。费了好大的劲，才知道妻子在单位。

这样一来二去，耽误了好长时间，天都黑了。到她工作单位方向去的班车已没有了，只能步行了。上塬的那段候家坡又长、又陡、又偏僻，一个人黑天走还有些危险。妻子在单位找了两个小伙骑自行车来接我。快上完这段陡坡的时候，我们相遇了，我才安全的到了段家供销社，这个镜头我总是忘不了。这与20年后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这些年电话太普通了，随后互联网发展更是迅猛异常，智能手机、微信已经十分普及，联系非常方便，真使人有些跟不上形势的感觉。

十四、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2000年7月下旬的一天，厂里派家委会民政室主任褚庆云去清姜街道办事处参加“关于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会议，我以为是要他牵头搞这次人口普查工作。可是不几天，厂里下文件成立“公司人口普查工作小组”，由我任工厂人口普查工作主任，厂公安处长王清发任副主任，很快开展工作。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项麻烦的工作，既然厂里已经决定，我只好去上任了。

8月7号，召开第一次普查人员大会，先成立了办公室，由褚庆云当主任，厂里暂时没有岗位的一名大学生赛西德任干事。先做计划，要工作场地，要工作人员等。

办公的地点指定在厂俱乐部前面的平房里，一个小房间作领导的办公室，一个大房间作全体人员的办公室。房间很简陋，没有可用的东西。我们从综合处仓库借了些破旧的桌椅就算布置了起来，其它办公用具打报告要钱置买。这些不难，要了钱很快就办齐了。

比较难办的是人员抽调。因为这次人口普查面很大，内容很广，时间紧，需要不少普查员。厂里在岗人员抽调很难，因为都有各人的任务，基本都离不开。厂里决定从“再就业中心”抽人。

再就业中心管理的人员都是各单位下岗的职工，有的人不在家属区居住，有的还出外自己找事干去了，不能一次性招齐，是逐步到位的，总共有31人。

管理和使用这些人很困难，他们中不少人文化低，业务能力差，组织纪律性不强，工作态度不认真，按要求完成任务很不容易。但是这里边也有几个职工我感觉很出色，不论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都很棒，我不明白这些人是怎么下岗的？看来这里面有很多不公平。

临时抽调的人员一边充实，我们就一边按计划开始工作。天气炎热，办公室没有空调也无电扇，大伙都很辛苦。考虑整个普查工作很复杂，我们决定先从厂里的集体户查起。有一天，我们派了几个普查员到福利处去做这项工作，因为福利处掌管着全厂单身职工的集体户口。可是当时的一位年轻的负责人，不让普查员看户口本，说是“保密”。普查员回来给我汇报了，我一听，这人简直是个七生，啥都不懂嘛，怎么当上干部的？我给普查员们说，你们先歇着，我来处理。还没等我向领导汇报，那位又打电话来，说你们啥时候要查就来查吧。其间还有什么细节，不用再问了，可以想出来是怎么回事。因为人口普查是国家的大事，厂里已下文件要我们办这件事，所有单位都有配合的义务，怎么还向我们普查员“保密”呢？此事虽小，却令我很有感触。这是普查工作遇到的第一个本不该发生的阻力，虽然没有啥影响，可是叫人感到可笑和难忘。

人口普查虽然算是大事，可是落实到基层，不见得能有多么重视。我们这个班子的成员可都是工作认真负责的，特别是老王，简直是个工作狂。我虽是一把手，但很多事是他办的，许多主意是他拿的，有的事我并不赞成，但他也是为了搞好工作，我不能不支持。工作最忙的时候，我们曾连续几天每晚加班到两三点，我不善于熬夜，一帮年轻人也撑不住，要求休息，老王就是不同意，只说“再干会儿”。我理解，因为我们用的是厂办的电脑，白天我们不好占用。

因为老王懂电脑，人口普查的数据要电脑处理，需要他编程序。有一回，他在家委会的电脑上编程序，忙了一个整夜，令人感动，可是也令人不解，用得着这么认真吗？不管怎么说，为这次人口普查，老王是出了大力了。

为了把这次人口普查数据弄准确，在拿到人口普查的正式表格以后，老王提出找地方重印一份，像预演一样，先用咱们印的表格统计，最后再用发下来的表格正式填写。于是我们俩和老孙一起到面粉厂附近一个印刷厂商谈，他们愿意干，此事就妥了。这个办法，虽然花钱不是太多，大概也是独出心裁。我相信这么认真的做法，在全国也是凤毛麟角，甚至是绝无仅有。

整个普查工作，我们做的有计划、有安排、有小结、有汇报，上级部门非常满意，很快反映到省上。我们的工作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为普查工作带了个好头。

有一天，省上打电话给我厂，要我们厂来人参加省上人口普查工作会议，并介绍前一段的工作经验。不知是厂办谁接的电话，没有给我们传达。到了第二天就要开会那天夜里，省上打电话过来，询问准备情况。老王接到电话说他没有听说此事，又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此事，我们立即汇报给石副厂长。此事已经到这一步，追查也没有意义。石说明天早上你赶紧去。

第二天早上，我到办公室拿上我们的一些工作材料，乘高速汽车向西安赶去。

沃尔沃高级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得又快又稳，但也赶不上上午的会议了。处在丈八沟的陕西省宾馆，我没有去过。下了高速，我打的前往。

到了宾馆门口，回答了警卫详细的询问，并看了我带的参加会议的相关材料，我才进去了。

已是午饭的时候了，会议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自助餐卷，领我到了餐厅。那顿饭确实高级，既丰盛又味美，想吃啥就打啥，谁也不认识谁，所以非常自由自在。坐了那么长时间的汽车，我也饿了，所以这顿饭吃得尤其的香。

饭后是一段午休的时间，工作人员临时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让我歇一下，我竟真大老实的睡着了。要不是服务员来叫我，下午的会也要耽误了。

会议在宾馆的大礼堂召开，由省上及一些部门领导参加并讲话，中心就是这次人口普查的事情，无需细述。其间安排我代表工厂普查办做了个发言，名为“经验介绍”。在这样级别的会议上讲话，我当然从未有过，好在没有怯场。因为我讲的内容都是自己做过的或者自己的思想，所以很自然，无需大话、套话。估计别人听起来也比较真实可信。

会议休息的时候，竟然还有几个单位的人找我“取经”，问我还有什么具体经验和做法。我得知他们情况复杂，和我们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不能照搬。我本不想多说，但见他们态度诚恳，只好按我个人的见解，给简要说说。我想也许能起到一点启发作用。

大会在下午五点之前就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车的开车走了，没有车的自己搭车去了，院子里的车呼啦啦少了许多。我原想找辆宝鸡的车，顺便把我捎回去，转了一圈，见到有宝鸡牌子的车，但人差不多满了，怕人家讨厌，没好意思开口。后来一想，时间还早，自己出去搭车吧。

那时的宾馆周围并不繁华，出租车急忙找不到，我就乘公交车去高速公路附近（可惜我路途不熟，早下了一站），然后搭上了上高速的汽车。

正是九月的天气，还比较热。公路两旁的庄稼长得非常好，一派丰收的景象。临近家乡，似乎都能呼吸到家乡的味道，可是我不能回去，一来工作忙，二来没有请假，只好与家乡檫肩而过了。

这次出差总共不到十二个小时，效率太高了。想起在宾馆的时候，工作人员对我说，你中午才到，要不然，歇一晚再走。我说住一晚多少钱？他们说150元。我想算了，鼓个劲就回去了，给工厂省点吧。

这次会议以后，全省的人口普查工作正式铺开了，我们真的忙起来了。经过一段共同的努力，在大规模入户豋记以后开始过录了，就是说该出成果了。这时候有一天，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找到我，说叫我们把粉末冶金厂（我们附近一个小厂）的人口普查代理上，我一听深表鄂然。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厂人不多，离你们也近，你们带上算了。”说得倒轻巧。我说：“我们这个工作就够复杂的了，那顾得上别人的事。”他似乎不是和我商量，而是下达任务来了，听此语气，我更是来火。

我说：“从地域上讲，它不在我们辖区，从行政关系上讲，它不属于我们管，从业务上讲我们不是一个系统，他们的人口普查我们怎么能做？”我也知道，这厂和我厂就隔了个条马路，厂很小，早已破产，人虽不多却很复杂，组织涣散，我们哪有能力办好那件事。

来人还不甘心，甚至于还和我摊牌，他说：“这是区长叫给你说的。”我一听更来气了，我说：“区长说的算啥，你叫宝鸡市市长给我说都没用。”一看我坚决不接受，他也没办法，就很不高兴地走了。

我怕他们又去找厂领导，万一厂领导经不住他们软缠硬磨，答应了下来，就不好办了。于是他们刚离开办公室，我立即给厂领导打电话，说了这个情况，告诉他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领导同意我的意见，我也就踏实了。这个事后来再无人提及，可能他们也没有再向厂领导说这件事，看来是我多虑了。这件事其他同志也认为我做得对，政府部门无权指挥我们做不该我们管的事，我们又不是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

可是出了那件事，街道办事处对我很不满意，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人口普查结束以后，我们厂被评上了先进单位，发的奖品却给了副主任。这件事还是老王告诉我的，我认为这事他们做出来很正常，我绝不计较，因为老王确实认真负责，做了常人做不到的工作，贡献很大。可是这件事不应越过我，理应由我上报才是。可见那些人的做法真不敢恭维。

这次空前的人口普查工作，经过准备阶段、住房摸底阶段、人口整顿阶段、普查摸底阶段、入户登记阶段、电脑过录、汇总上报等系列工作，在当年11月初基本完成了，11月8号报到了街道办事处人口普查办公室。

这项工作是我经过的最为粘牙的工作，使我又一次全面了解了社会，知道了一些人际交往的方法和规则，长了点知识。虽然经过了多种困难，任务总算完成了，我们想给大伙留个记念。起初想搞个会餐，分析了我们的具体情况，最后否决了，定为给每个人买一只不锈钢水杯，在11月15日开了全体人员总结会后发到了每个人手里。

天已经冷起来了，厂里的普查办上面又不让解散，平房没有暖气，要在大屋子装炉子，面积太大，不起作用。小房子太小，放办公桌就很挤，墙又是木板装修过的，生火炉很不安全，所以没有安装取暖炉。我们虽然申请了取暖用煤，但终于没有用，转给了退休工人活动室。我们分析了形势，认为不会再有大量工作，我们把办公室自己解散了。如果有什么小量工作，我们可以在各自的办公室处理。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没有办公室继续存在的必要。

11月21日，我们把借来的桌椅等用具归还了。办公室全体人员离开了临时办公场地，借来的人员在12月1日起回原单位报到，只留下两三位去办事处帮忙。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大普查，我们厂算是圆满结束了。

十五、 自行车的故事

自行车曾经是我们国家一个特色，曾被公认为“自行车王国”，真的名副其实。前些年几乎每家都有自行车，年轻人结婚自行车就是必备的物件之一。我们所在的街区在各单位下班的时候，自行车如同洪流一般，很是壮观。为了减少自行车过分拥挤，邻近几个工厂主动错开上下班时间。最近这些年，许多人家里有了小汽车，自行车迅速减少，虽然没有绝迹，但已经不多见了。城市的路边虽有很多“共享单车”，骑行的人也不多。可是自行车对于我，却是有不少的往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南方城市早已住房商品化了，我所在工厂的职工仍然寄希望于单位“分配住房”。可是工厂效益很差，建房速度很慢，职工住房条件不好，意见很大。几经周折，工厂终于下了大决心，拆除了一片旧的土木结构的平房，要一次性建6栋家属住宅楼。建筑场地腾空以后，建楼工程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施工单位不是大的建筑公司，而是几个承包建楼的农村施工队，文明施工的规矩不严格，各种施工车辆来来往往，建筑工地显得很乱。工地周围的住户都感觉有些不够安全。我的工作单位和工地就隔一条路，我的自行车放在单位一楼的楼梯口，我就有些担心，怕自行车被人偷走。下班以后，我就把自行车搬到了二楼半的地方，心想放得高一点，可能会安全些。当时有人提醒我：“你放在这里，可能更不安全。”我没有理会他的劝告，还是把车子放在了这个较高处。

第二天一上班，我看到自行车不见了！到处找也找不着，明白是被盗了。明知找回没有啥希望，但还得向厂公安处报案，这个程序是必须要走的。我把丢车的经过及车牌型号都给治安室汇报了，在厂外治安室做了像模像样的“失窃登记”，此后就再无下文了。

我的这辆车子，是我初到工厂在行政处负责绿化工作时，给我配发的一辆旧的飞鹰牌自行车，骑上它很方便，无疑是工作的需要。我任行政处书记以后，这辆车仍然由我使用，它比私车有优越性，因为它可以自由进出工厂大门，其它非公自行车是不准进厂的。

1996年春，我调离行政处后，此车仍没有交回，仍旧归我使用。这次被盗了，再要配发绝无可能，何况工厂十分困难，这项开支早就停了。我想自己买一辆，老伴和孩子都不同意，说“没有就算了，省得再骑，还不安全”。这辆车就成了我个人使用的最后一辆。

提起自行车，我还有几个难忘的小故事：

我小时候自己家里穷，所在的农村有自行车的人家也很少，我很羡慕有自行车的人，很希望自己也能有一辆。每见到别人骑自行车，我就想要来试试。

有一年过春节，我表哥到我家走亲戚，他骑的自行车放在我家院子里，没有上锁，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就把车子推到生产队的打麦场上去学，不长时间就学会了。可是不熟练，向左转弯还行，向右转弯还不够灵活，我就多练习右转弯，慢慢地也可以了。于是进一步练习向右的急转弯，一不小心摔倒了，并且摔得很重，脚踏也摔变了形，不能再蹬。我只好把车子推了回来，很是沮丧。表哥见状很不高兴，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把脚踏卸下来，垫上木块，用斧头慢慢地砸直，终于恢复了原形。重新装上后照骑不误，我的心情才轻松了些。但这是我心中难忘的一件事。当时我想，长大了挣钱给他赔个新车，不看他的脸色。可是长大了以后，我们见过多次面，那件事却再无人提起。

1979年，航校批准了我妻子随军，准备安排在外场军人服务社上班。我想得有一辆自行车，妻子上下班方便些。那时物资短缺，自行车不容易买，我通过几道熟人关系，找到了一个维族小伙子（由于政策对边疆地区照顾，新疆倒比内地的物资供应还好些），他从五堡帮我买了辆凤凰牌标定自行车。这是很宝贵的东西，我把它放在飞行队二楼的库房里，一次也没有骑过，准备妻子来了启用。

有一个周日，我们中队的教员任兴民说他要去外场，想借自行车用一下，我说可以，打点气骑去吧。老任力气大，也是经验不足，刚打了几下，突然“嘭”地一声，内胎打爆了。这天的车子没有借成。

这辆车我本来就不大满意，原来是想给妻子买辆女式轻便型的，她骑着轻巧些。或者买个加重型的，万一有人借，还结实些。这辆车子不轻又不重，不大理想。我捎话告诉那个小伙，他很爽快地把那辆车子退了，但是没有帮我再买。妻子来部队后去外场上班都是赶乘去外场的班车。

1982年2、3月份，妻子回老家休探父母假，见到了她在地方上班时的同事，说话间谈到了自行车，他主动提出帮我们买辆自行车。我们怕他为难，一再推脱，他却说：“干了几十年商业，这点小事还能办不到？”我们归队后，车子很快就寄了过来。我照着说明书和图纸把车子组装起来。这车子当时属于高档自行车，可以变速，时价260元，相当妻子半年多的工资，是很贵的了。这车子结构复杂，零件很多，骑起来还要讲究按程序操作，操作不当很容易损坏，有些零件和普通车子不能通用，万一损坏了自己是很难修理的。

我给妻子教会了使用方法，并告诉她轻易不要给人借，以免别人不会使用弄坏了没法修理。可是她第一次骑车去上班，就被小同乡借去了。我本来就担心借给这些人，因为那些楞头青，骑车子很疯狂，我是亲眼见过的。有一回，我在内外场之间的大路上看到两辆自行车上各骑两三个小伙子还在互相碰仗，看着叫人又心疼又害怕，那些都是借别人的车子啊，不怕撞坏吗？如果让这些人这么骑，要不了几下，这车子可能只好趴窝了。

我想这车子如果弄坏了，在这里很难修理，不得不使人担心。正好她们服务社主任，知道我们的车子洋气、时髦，想买了去送给他小姨子。我们想也好，就转给了他，我们另买一辆。

那辆车子我们总共也没骑几回，倒手之后，金主任又在哈密帮我们买了辆组装的永久牌自行车。这车子虽然重些，也不是正装货，但是结实耐用。

有一天刮大风，军人服务社几个职工下班的路上，下坡加顺风，车子速度很快很难把握，她们走在前面的几个人都慌忙下了车推上走。同在服务社上班的一个女同事，刚刚学会骑车子，还不熟练，遇到这种情况，她一时慌了手脚，因车速太快，下不了车，急得大喊大叫，既忘了刹车，又不会躲人，直照着我妻子冲了过来，妻子见状急忙撇下车子躲到一边，两辆车子一下子撞在一起。因为速度太大，摔得不轻，人虽无大碍，但两辆车一个前圈变形，一个后圈变形，不能再骑了，她俩只好推着走回。那时我正在内地疗养，不在家。我的老同学加邻居郑凤和帮助修了好几个小时才修好，没有耽误第二天上班（周日团里没有班车）。

这车子我们一直用着，转业时带回了宝鸡。因为行政处给我配发了公用自行车，妻子上班又很近，那车也用不着。她们科里有个家在农村的职工，见我们那车也不用，托人说他想要，我们就转让给他了。

我家小二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她个子还不够高度，车座放到最低，脚也够不着脚蹬，只好把右脚从大梁下边伸过去，半下半下地蹬。在我只帮她学了40多分钟的情况下，她靠自己顽强不懈的练习和悟性竟然学会了。

凌上中学以后，离家稍远了些，见有其他同学骑车子上学就缠着要辆小点的自行车，我们怕她骑车不安全，不同意买。后来实在经不住她软缠硬磨，就给买了辆小型的没有横梁的自行车。她考上大学走了以后，这车才闲了下来，大多数时间放在楼下的过道里。

2000年7月16日，我买了两个小西瓜，放在车子前面的货框里，行在厂东门外的斑马线时，准备左转弯过马路回家。刚转弯没几步，被后面来的公交小面包车撞倒了。当时我脑子一闪，“这完了”。等我爬起来一看，车子倒了，西瓜摔出去老远也碎了，我是被车头右侧蹭倒的。我怨司机撞了我，司机说我不该左转弯，我说司机到斑马线也不减速，两人吵了起来，有人说“赶紧看看人撞坏了没有”？我活动活动身子，当时感觉没有疼的地方，我就感觉没有啥，司机也松了口气。

我记得我转弯前回头看了一眼，没有看到后面有车，记不清有没有打左转的手势。司机在临近斑马线前也没减速，见我左转，刹车都来不及，急速左打方向盘，就造成了车头右侧挂倒我的结局。回想起来真后怕，万一司机只用刹车，不打方向盘，造成正面撞击，那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司机急于脱身，也有乘客帮着说好话，我自己也认为没多大问题，司机给赔了5元钱的西瓜钱，也就了结啦。可是过了一两天，被撞的肋骨有些疼了，但是我们连车号和司机都没有记住。就是记住了，也没有啥用。好在慢慢地也不疼了，也就过去了。

从此以后，她们更反对我骑车了。

没过多久，有一天，我一个单位的年轻人对我说，“有人想买你家那辆小自行车”。我想放着也没有用，就同意了。于是30元钱把那辆车卖掉了。后来我发现是他的媳妇骑着那辆车子，才知道当初是他自己想要的，没有直接说出来。我和妻子知道了此事，都说早知道是他要，给他算了，何必要卖呢。

从此以后，我家不但没有小汽车，自行车也没有了，正式成为无车一族了。自行车虽然用的人不多了，但是它方便实用，永远不会消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