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米升子

北平

　　在我家的老物件中，有一个老物件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它陪伴着母亲风风雨雨走过了七十四年，母亲曾抱着它放飞生活的梦想，用它度量全家人的日子，把酸甜苦辣装进它的腹中，这个老物件就是母亲的米升子。

母亲的米升子材质为木，呈圆柱状，可装两斤米。米升子表面油漆斑驳，原有的花纹已模糊不清，升子口被米粒磨出了细小的锯齿，锯齿缝隙里渗透着白色的米粒粉末，腰部被母亲的手指捏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印痕。米升子整体看上去虽显陈旧，但依然精神抖擞。

据说这个米升子是母亲十八岁那年外婆陪的嫁妆，临行前，外婆亲手把这个米升子交给了母亲，并叮嘱道：“以后的日子就凭它说话了”。母亲接过米升子，一边用袖子擦离别依依不舍的泪花，一边给外婆频频点头，并把外婆的话铭记于心。

母亲嫁给比她长一岁的父亲时，正值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1941年。父亲家境贫寒，三岁丧父，八岁丧母，是曾祖母把他拉扯大。祖辈没有房产和田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田地相依为命。

农业丰收离不开好年成，在解放前的八年多的时间里，除了战争带来的动乱不安外，还有自然灾害。而地租是事先定好的，地主从不考虑天灾的影响而减租，所以，八年多母亲都是用这个米升子给地主足额交租子。

母亲曾告诉我，在交租子前的一天，她总是用这个米升子把收获的粮食先量一遍，再把量好的租子装在箩筐里交给地主，剩下的才是全家人的口粮了。

母亲视“口粮”如金，珍惜无比，常常用米升子量了一遍又一遍，边量边算，嘴里还念念有词。母亲告诉我，她之所以重复量，是因为她量的不只是米，连一年的日子都跟着量了。

交完租子，剩下的“口粮”勉强够一家人吃十个月。母亲虽精打细算，冬天吃两餐，稀饭配野菜，但还是不够吃，每年要到地主家借上两个月的高利贷。由于母亲长年累月没吃饱，身体非常虚弱，所生四个孩子，因先天不足，且生病无钱医治，两个不满周岁便夭折了，剩下一儿一女。母亲说，那时的米升子量的哪是米呀，量的简直是血和泪！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 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共产党把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当了一名工人，母亲一直务农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解放后的十三年里，父母又生育了两儿一女，养育着五个儿女。父母缩衣节食，七十年代初，有了些积蓄，盖了三间黑瓦土砖新房。那时，大哥和大姐在城里已成家立业，二哥当兵，只剩下母亲、二姐和我在农村。

在计划经济年代，农村靠工分养家糊口。“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子，分口粮，孩子上学、穿衣购物、油盐酱醋等所有开支都在其中。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生产队一天的工分分为：10分，9分，8分和5分几个等级。男壮劳力记10分，老、弱、少年记5分。母亲身体虽虚弱，但劳动干劲大，样样农活在行，所以，她出工一天的工分是9分。为了挣得更多的工分，在农忙季节，母亲尽可能找队里多要一些农活干。农忙之余，养几只鸡，在自留地种一些菜。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是精神很充实。

故乡在省城东南郊，一年种两季水稻，每年按国家政策上交公粮留足种子后，余下的全部按工分分给社员。记得10个工分值三毛多钱，一年下来，母亲和我二姐挣的工分基本能解决我们三人的开支。

分谷子是全村最热闹和社员最开心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挑着箩筐到队里的粮库排队分。每次分到谷子，母亲第一时间挑到大队加工厂加工成米。米加工回来后，母亲习惯性地把米用米升子一升一升量到米缸里，我和二姐站在其旁边看边数。与解放前相比，所不同的是，母亲量的速度较快，量的马虎一些，不再量了又量。母亲每次量完后，我和二姐都会问母亲够不够吃，母亲回答很干脆：差不多，万一不够就借一点呗。说完，脸上洋溢着微笑。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借过两次米，都是青黄不接时向左邻右舍借的。其实，每次借的并不多，也就两三升。两次借米，母亲喜欢拿她自己的米升子去借。平升子借，还米的时候，母亲总是多抓一把米堆在升子口上，由于母亲的客气，有时弄得彼此拉扯着对方的手，“僵持”不下，但最终还是母亲取得了胜利。母亲告诉我，做人一定要有感恩之心。

从我记事时起，家里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分得多，品种不断增加。除了分谷子外，生产队还分芝麻、黄豆、绿豆、红苕和棉花。过年杀猪、打鱼，分鱼分肉。对于芝麻、黄豆和绿豆之类的，母亲喜欢用米升子去量，量好后储存起来，用的时候再用米升子量出来，在母亲眼里，米升子和粮食似乎唇齿相依，难舍难分。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大力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家家户户口粮充足起来。生产队开始扩大种植经济作物，还种一些珍稀品种水稻。记得当年生产队为了让大家“尝鲜”，从外地谋回了一种叫“黄毛粘”的水稻，这种水稻产量非常低，但特别好吃。有民谚道：黄毛粘，两头尖，一人吃饭，两个人添。那年，我家分了一箩筐黄毛粘，很是期待品尝它的美味。母亲煮的时候，不像过去煮饭那样“抠”，老是用米升子量到盆里后再抓一把出来放回米缸里，这回是量完后从米缸里抓出两把放到盆里。自此以后，母亲煮饭量米的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剩饭是常有的事。对剩饭我们下餐都不太愿意吃，母亲则不然，总是抢先盛到自己碗里。剩饭对母亲而言具有非凡的意义，那就是米缸的米多得让她足够放心。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十分珍惜粮食，每当看到我们把饭粒掉在餐桌上或者碗里的饭粒没有吃干净时，她都会唠叨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教育我们不忘初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二姐顶父职，我考取了铁路学校，全家人离开了故乡，母亲跟着二哥一家生活。离开故乡时，母亲唯一忘不了带的就是她的米升子。母亲说，四十多年来，只有米升子最清楚我手上长的厚厚一层老茧，是通过它量出了全家人的希望。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是母亲一生的追求，在计划经济年代，老人家把儿女节省下的粮票全部积攒下来，有数百斤。那时，光有钱不行，买粮食还得凭粮票，这些粮票给了母亲足够的“巧妇”底气，有了它作后盾，不再担心没米下锅。母亲生前喜欢把这些“票子”藏在米升子里，当邻居谈论这些陈年旧事时，母亲十分自豪地拿出来晒给大家看，如今这些“票子”也只能当做“艺术品”欣赏了。

在我上班后单身九年时间里，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用米升子把亲朋好友送的“新米”量上几升给我带到单位吃，双手接过“新米”，我都会要母亲自个留着吃，母亲总是一句话：家里多的是，带给单位同事尝一下。

成家后，我乔迁过两次，一是单位分福利房，二是改善性买房。每次搬进新居，我都会接母亲过来住上几天。母亲每次来，总忘不了用她的米升子在故乡收集百余个土鸡蛋给我，母亲说“这味道”城里买不到。我津津有味品尝着母亲捎来的土鸡蛋，感激之心油然而生；母亲打量着儿子越住越大的新居，滔滔不绝：“你们这辈子真值，生逢盛世，我要是能倒回去几十年，我挣的钱不会比你们少，只怕要用米升子量，用箩筐装”。说着，大家都会心地笑了。母亲说，现在的米升子量的是幸福和甜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2015年端午节过后没几天，身体十分硬朗的母亲，中午和家人谈笑风生，高高兴兴聚完餐，小憩一会，永远没能醒来。她驾鹤仙去，带走了九十二个峥嵘岁月，却没来得及带走她毕生钟爱的米升子。

母亲一生勤劳善良，虽然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物资财富，但是，她把一生的心血都装进了米升子，用米升子量出了子孙的幸福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