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九一八，缅怀奔赴抗日第一线的我的父亲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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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在东北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千百万中华有志青年纷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那个年代我父亲三兄弟也毅然决然投入了这个抗日救国的洪流中。

我父亲的家是河北省大城县大阜村的农民，兄弟四人。大哥在家务农，二哥姚济民早年读过几年书，当过小学老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来到了冀中平原，他参加了共产党并进了抗大分校。后来回到老家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不幸在对敌斗争中牺牲。河北省大城县的大城英烈传中有他的传记。

【大城英烈传】姚济民

今日大城 2017-12-20



姚济民（1909―1942），原名姚增奎，大城县大阜村人。大城县5区区委书记，1942年7月1日牺牲于邓家务村南。

姚济民生于农家，自幼聪慧好学，家人节衣缩食供其读书。1928年，他到相邻的文安县边村小学当教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深明大义，带领学生步行二三十华里上文安县城请愿抗战救亡，险被国民党政府开除教职，但其仍然在学生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又宣传抗战救亡，但家乡一带处于无政府状态，学校散了，他回到家乡。1938年夏秋之际，共产党领导的大城抗日政权建立起来，他担任了本村抗日小学教员。次年初，经区干部苏植相介绍，参加了区抗日工作，负责宣传工作。这年夏，子牙河北、大清河南地区遭水灾，处于文安洼边缘的家乡成了泽国，全家迁往樊良村，他都未能回家尽力。由于他工作热情高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5月6日，区委书记王广芬等同志牺牲，姚济民接任了区委书记。

姚济民性情直爽，办事果断，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他经常深入各村发动群众，择其优者加入党组织，建立健全各村党的组织，工作有声有色，多次受到县委领导的表彰。

他聪明干练，机警过人。一次，他和区青救会一干部在东窨头村工作时被敌人抓住，敌人把他们带上船向大城县城据点押送，行至郭底村时，大部分日伪军下船进村抢掠财物，他向同伴使眼色，二人悄悄磨断了绑绳，打翻了看守的伪军，跳入水中，逃出了虎口。

1942年5月，鬼子对冀中地区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大城县抗战形势也严峻起来，姚济民带着区小队坚持着斗争，因为5区是县委、县政府及南部各区转移文安洼隐蔽芦苇荡的通道。这时，妻子得了天花，病情很严重，家中几次捎信让他回家看看，他都强忍挂念之情，只是写信安慰。

7月1日，大城日伪军在周边邻县等数千之敌援助下，越过津保公路向北大扫荡，姚济民带着区小队从陆路向北转移到邓家务村南，遭到邓家务据点敌人伏击，正当他指挥区小队向西转移时，后面追来的鬼子用炮火轰炸，寡不敌众，区小队伤亡很大，姚济民在组织突围时，壮烈牺牲。

我父亲姚济世（原名姚增辉）在家排行老三，幼年读过小学。那时的河北农村靠天吃饭，不是天涝就是天旱，很少有一个好的年景，因此家境十分清寒。1928年十五岁的父亲跟随村里友人到沈阳谋生。当时称为‘ 闯关东’ 。那时，许多河北 、山东的农民因家境不好，就到东北‘ 闯关东 ’。这年，张学良将军为培养人才在沈阳创办一所公费学校，称为 ‘东北学生队’ ，半军事化性质，主要学习中学的文化课，并辅以少量的军事操练课，学生的衣食宿杂费用由学校供给。学校聘请的老师都是沈阳的名教师，张学良将军任名誉校长。我父亲在这年冬季考入 ‘东北学生队’ ，在那里进行中学文化课的学习，并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我父亲学习勤奋，每次考试总是第一。

1931年9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正在沈阳的我父亲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第三天东北学生队 的同学们随逃难的人流乘火车逃到北平。东北学生队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东北籍，无不思念家乡，面对国仇家恨，学生们已经不能在北平安心学习，纷纷要求参加义勇军，打回老家去，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据我父亲讲，他还经常投稿到报刊上，阐述中国必胜的信念，表达自己的抗日抱负。1933年，张学良将军动员 在北平的‘东北学生队’ 的同学报考黄埔军校，大部分‘ 东北学生队’ 的同学都报考了黄埔军校第十期，其中还包括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我父亲此时还带动在乡下的弟弟姚增毓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并帮助弟弟补习中学课程。于是兄弟二人同时成为黄埔军校第十期的学员。据父亲的好友傅立贤讲，在南京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张学良将军每次去南京都要和 ‘东北学生队’ 的同学们见面，同学们请张学良将军讲话。张学良将军告戒同学们要随时想着东北家乡的三千万父老，要把收复东北失地，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担当起来，做一个当之无愧的炎黄子孙！

这是我的四叔姚增毓。

他在我父亲辅导下学习初中数学，与我父亲一起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十期。在1937年的松沪会战中受伤，住南京陆军医院。日军占领南京后遭到日军屠杀。

这是我的四叔在南京陆军医院住院治疗时的照片。

1936年9月，我父亲作为军校的优秀毕业生，被分配到当时的王牌部队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军长就是名震中外的关麟徵将军。国军第五十二军现在在网上称为国军的第六大主力，是怎么排名的我不知晓。其实第五十二军是一支很早就有着光荣抗日史的英雄部队。这支部队中涌现出很多著名的抗日将领。有关麟征、杜聿明、郑洞国、张耀明、戴安澜等。早在1933年，关麟徵将军带领第二十五师奔赴长城古北口抗日，战斗异常惨烈，战斗中关麟徵被敌人的枪榴弹炸伤，混身是血，关麟徵仍力战不退，从容指挥全师官兵英勇杀敌。后来，副师长杜聿明代替关麟徵指挥战斗，二十五师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古北口之战，大大激励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信心。1937年第二十五师扩编为第五十二军，郑洞国将军任第五十二军第二师师长，张耀明将军任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任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他是我父亲的直接上司。他后来在缅甸与日军作战中牺牲。第五十二军以部队成员军事素质好、部队装备好，在抗战初期就是中国军队的主力王牌部队。在李宗仁的‘台儿庄之战’回忆录中称第五十二军是国军的精华。在台儿庄战役中和第五十二军激战遭受重创的坂垣师团头目坂垣征四郎说：“关麟徵的一个军相当于中国普通军队的十个军。”

1937年7月7日日寇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五十二军在河北、河南、山东一带打击敌人，并参加了保定会战和台儿庄会战。后来，第五十二军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在湖北瑞昌和阳新一带阻击日寇。1939年秋，关麟征升任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代薛岳行使总司令职权，指挥6个军坐镇湘北，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凭借伯陵防线迎击进犯湘北的日军第6师团。战斗都是异常惨烈，每一战下来人员伤亡都非常大，父亲能生存下来，是我们家庭的幸运。 

1939年第五十二军转战到湖南，我父母亲相认识，他们结了婚。我是在湖南零陵出生的。1941年末，日本军队占领了越南，云南由大后方成了前线，第五十二军转战到云南，驻守滇南。此时我父亲已升任第五十二军司令部的中校参谋。我父亲的军事才能受到关麟徵的赏识，在他的保荐下，我父亲报考了设在重庆的陆军大学。那是军队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毕业后，我父亲又进入了陆军大学兵学研究院，成为当时军队中较少的有最高学历的军人。研究院毕业后我父亲就在陆军大学任教官。1944年我母亲带着我到了重庆，我们一家人住在一个叫山洞的小镇上，那里有一处地方叫“林院”，蒋介石就住在那里办公，陆军大学就设在林院附近。我们家租附近农民的房子，我的记忆是房子很简陋，为了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房子的外墙都用锅烟涂黑。战争期间，重庆的物价很高，生活很艰苦。我那时有了初步的记忆，只记得家里要经常吃牛皮菜。1951年春，我们家又重回到了重庆山洞，我看到那个老宅已经塌了，老宅旁的那棵老树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内战阴云笼罩

1945年九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本来是一个全民欢庆喜事，但是内战阴影又在中国出现。东北黑土地成了国共争夺的焦点，最初蒋介石任命关麟征为东北保安司令官，只因关的一句不愿意打内战的话，得罪了蒋介石，没收了关麟征的兵权，改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官。蒋介石是什么原因改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官，现在的说法较多。我父亲在1979年因病在西安住院期间，回忆往事时也谈到关麟征。他说：关麟征这个人爱国，正直，打仗有勇有谋，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为人性格比较耿直。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黑土地成了国共二党争夺的焦点，蒋介石首先想到起用关麟征，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关麟征在1937年以前，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围剿红军是很卖力的，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也不想打内战。蒋介石召见他时，他说：（大意是这样）抗日战争刚胜利，国家百废待兴，全国老百姓都渴望和平，不宜打内战。一番话激怒了蒋介石，蒋立即写下了“永不录用关麟征”的手谕，后来蒋又觉得不合适，将手谕撕了，要关麟征将第五十二军交由杜聿明指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来蒋派关麟征到成都的黄埔军校任教育长，不久又任命关麟征为黄埔军校校长。关麟征从此失去了兵权。当时我父亲正在重庆的陆军大学任教官，也曾经被拟任关的副参谋长，由于关的改任我父亲也避免参加了内战。关于这件事鲜为人知，我认为我父亲的说法比较确切，因为他当时就在重庆陆军大学，关又是他的老长官，后来我父亲又受关的邀请调到成都黄埔军校任职。

1947年春，我父亲受关麟征的邀请调到成都黄埔军校任职。最初担任军校的高级战术研究班主任（其前任是一位中将）。后来又任第二十二期第二总队总队长和第二十三期第二总队总队长。

照片来源于黄埔同学会的黄埔二十二期毕业的一位同学保留的同学录。

我父亲是反对内战的，他希望内战早日结束，中国人民能过上一个和平安宁的日子。他说：抗日战争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拿起武器和敌人作拼死的斗争，而内战则不同，中国人自相残杀，很没有道理。因此在有人动员他起义时，他很快就响应了。到了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接连失败，在成都黄埔军校的这一批学生是未来军队中的人才，也是国共二党争夺的对象。共产党在军校中策划起义，黄埔军校起义的策划者有两个人，他们都是原第五十二军的人。其中一人叫徐幼常。徐幼常在台儿庄战役时是第五十二军的上校参谋，关麟徵调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徐幼常随调任黄埔军校北平分校主任，北平解放时，随傅作义将军一并起义。由于他在第五十二军中的老关系，被派遣到成都做军校的策反工作。另一人叫姚国俊。姚国俊在台儿庄战役时是第五十二军的军参谋长，与关麟徵和继任校长张耀明同是陕西人，是多年的至交。姚国俊原是第三十八军的军长，因胡宗南怀疑他通共撤了他军长的职务，他被监控，姚国俊利用和关麟徵的老关系，请求关麟徵庇护，携带家眷悄悄从陕西到成都安家。姚、徐二人接受共产党四川地下工作人员领导，在军校上层人员中做策反工作。为了起义顺利，我们家秘密的由成都白家塘搬到成都西二道街姚国俊买的一所院子里，同一院子里还住有几家姚国俊的陕西老乡。关麟征对他的老部下的通共活动是有所察觉，但是时局已经如此，他睁一眼闭一眼啦。1949年九月关麟征被任命陆军总司令，他也无心当这个高官，在去往台湾的路上，途经香港，他在香港下了飞机，在香港当上了寓公。黄埔军校继任的校长是张耀明，他是关麟征的老搭档，也是陕西人。蒋介石要求军校领导将学生带往云南，然后出境转到台湾。这时黄埔军校组建了六个教导团，我父亲改任第三教导团团长，这个教导团原来是军校的特务团，成员是刚毕业的学生和一些老兵，在这几个教导团中是军校战斗力最好的一个。教导三团和徐幼常带领的刚入学的黄埔军校第二十 四期学生总队率先出发去大邑县。他们在四川大邑县率先起义，他们是黄埔军校最早起义的部队。后来黄埔军校的其他部队也都陆续起义了。校长张耀明没有参加起义，因为他的家眷已经去了台湾。张耀明去台湾后因为他把学生丢在了大陆，受到蒋介石责难，从此没有得到重用。

很遗憾，接任我父亲原来任职的李邦藩少将因为他不知道起义的计划，在带领黄埔军校第二十三期第二总队出成都去往大邑的途中， 遇上了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发生了战斗，中弹牺牲。

起义后我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我父亲在重庆山洞（林园）的西南军政大学任军事教员，不久后军政大学改名为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我父亲享受师级待遇，家属可以随军，于是在1951年春我母亲带着我们一家人到了重庆。那时是供給制，我母亲带着没入学的弟妹在妇女大队，我和大妹妹在部队子弟小学。老师都是军人，学生都是师团级干部的孩子，一律穿着灰制服，过集体生活，伙食很好，相当于士兵待遇。1952年6月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撤销，拟调我父亲去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但是当时我母亲正生我的妹妹，没办法随行。待到8月我父亲改调到长春军事师范学院任教员。同行到长春的父亲同事有二三十人，都是起义人员。1955年我父亲有一批同事转业，在长春市都得到政府的较好安排，我父亲仍在军事师范学院任教。1957年因长春的军事师范学院撤销，我父亲又调到重庆的北碚步校。1958年要求所有军事院校的旧军队的人员统统要转业地方。因那时极左思想已盛行，当年在重庆等待转业地方分配工作，但是等了半年也无法安排他在四川工作，最后去了甘肃山丹军马场（与1955年转业的同事相比，就差多了，时运不好）。那里气候很差，工作多半是体力劳动，幸好场长（师级干部）曾经在第二高级步校学习过，对我父亲多少有些照顾。转业后工资待遇没变，维持在长春评的高教七级。虽然工资待遇没有变，但是政治上待遇就差远了。1960年末因甘肃饥荒，军马场已经无法维持，打报告给总后勤部，经联系由新疆建设兵团接纳部分人员，受当时领导照顾，我们家安排去了新疆建设兵团的伊犁农四师，组织上应我父亲的要求安排他在农四师的66团场子校当上了老师。在那里一家人都能够吃上饱饭。在学校里，因他工作认真负责，又待人诚恳和蔼，深受学校年轻老师和学生的尊敬，连续五年被评为师一级的优秀教师。l

       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成了重点，我父亲成了重点批斗对象，不过时间不算长。幸好，新疆建设兵团有很大一批人是跟随陶峙岳将军起义的人员，中央为稳定边疆出台了针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在落实政策中外调人员通过去成都外调，肯定了我父亲在起义中对革命的贡献，补发了工资，又将他从团场子校调到农四师子校。1979年我父亲因病去世。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抗日战争胜利不易，在这个日子，我缅怀在这场战争中作了贡献的我父亲三兄弟。

这是我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写的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可以客观的反映我父亲在66团子校的情况。

《小呀么小儿郎》

老林

   小呀么小儿郎 

 懵懵懂懂踏进学堂时的我，究竟是怎样？我已经说不清了。 

 小学一年级，我家由城东搬到市中心的人民东路，我也转学到陕西街小学，从家到学校要走好几条街。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并不顽皮，但太贪玩。记得第一次背上书包时，邻居逗我说："晓不晓得？这下牛鼻子栓上了！”还记得上学第一天，是婆婆牵着我的牛鼻子----手，领去的学堂(当时还不叫学校)。 

  那时小学的学制还分初小、高小，记得三年级为初小。初小我就留级了！算术不及格。原因是太贪玩了，从小喜欢画画，我的书上，本子上但凡有空隙处，都让我画满了。上课根本不听讲。四川话：不上心。 

  留级后仍旧如此，五年级时，我连加法进位，减法退位都搞不明白，更别说四则运算！放学后，老师让我留下补课，布置了几道题让我做。完成后去交给老师，"老师，题我给你做完了！”我说。 

  老师正喝水，一口水喷了出来： 

  "什么什么！给我做完了？” 

  她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看着我，旁边的其它老师都笑了，我低下头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但心里不服气：是嘛，别人都走了，留下我一个，还布置一堆题让我做。 

  尤其是应用题，类似鸡兔同笼的那类，还有追及应用题，更使我大伤脑筋：多少只鸡多少只免，抓过来一数不就完了嘛！淘那个神干啥？老师一边讲我一边在分神。 

  “四季豆油盐不进。”她说。 

  我脑袋长得不够理想，前额头高，后脑勺突出，棒棒头。一般认为这样的人聪明，四川话：前啄金，后啄银，没有啄啄蛋球疼(意为没有用)；细细的脖颈，显得头大。老师生气地用手指点着我前额说："这么大个脑壳，咋这么笨？里边装的啥子哟，我看里边装的是水----水脑壳！”現在不是有句话，脑子进水了，我那时就这样！ 

  算术老师说我笨，我也认为自己笨，老师极不耐烦地问："懂不懂？”我揺头说："我笨！”只希望她放了我，对算术已经产生了恐惧。 

  我的语文成绩很一般，除了美术，手工以外，其它课程只能算还过得去。 

  语文，就是认认字，记住并领会就行了，这倒不算难事，初小就是听写，造句。简单作文要到五六年级，写作文也是件很讨厌的事。什么《我的理想》之类的，老师坐在讲台后改作业，下面则一个个啃铅笔头，大眼瞪小眼。我只想长大后能像展昭一样，会飞檐走壁！可我不敢这样写，只能瞎编。本子发下来，老师批语四个字： 

  敷衍塞责！ 

  啥意思？不明白，也不敢问，但我知道是不好。 

  可我读了不少书。和上海北京比成都当然不算什么大城市，可文化氛围浓，积淀厚。遍布大街小巷的茶馆都有说书的，这是学前教育，听来的故事培养了我浓厚的读书兴趣。还有小人书，四川叫连环图，租阅连环图的铺子条条街道都有。这样的铺子一般是：四壁贴满了书的封皮，角上标有号，一分钱可以看两本；交钱只需报上号，老板给你书，同时给一块竹牌子，看完后即可凭牌再选一本。婆婆平日给的零钱我都用来看连环图了。 

  可别小看这二者，小伙伴们在一起聊得最多最起劲的就是茶馆里听来的和小人书上看来的：头条好汉李元霸，二条好汉宇文成都，三条好汉裴元庆……四五岁的娃儿都晓得！稍一识字，便到处找人借书，同学间也互相交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年级以前，大部分古代小说我都看过了，尽管是囫囵吞枣似的，记得看《封神演义》时我不认得"曰”字，但我明白"子牙曰”的“曰”不是日，这个字要胖一些，意思明白，就是"说”。对自己还不明白或不识的字，就这么跳过。《红楼梦》是不看的，不闹热！侠义小说最受欢迎：《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小侠五义》，《续小侠五义》……；公案小说：《施公案》，《彭公寨》，《包公案》，然后是《三国》，《水浒》，《说唐》，《说岳》，……总之逮到什么看什么。六年级时，开始对外国小说感兴趣了，看的第一本书是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原来还有比飞檐走壁更有趣的东西！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此后便很少再看古典小说了。我的视力也开始急骤下降，小学没上完，六百度近视！可我的语文成绩如故。 

    很小的时候，有两种东西使我最着迷：一是放大镜，一是磁铁。一天，一个小伙伴拿了块圆玻璃片，对着蚂蚁一照，蚂蚁变大了！"放大镜”他说。最令人惊奇的是一块玻璃片竟然可以点火！只要出太阳。街南头有家中药铺，我在跟前玩，店伙计用块吸铁石糊弄我，他手里拿着磁铁藏在木柜台下，上面放只镊子，那镊子在柜台上跑来跑去！摸一摸，柜台面上没有缝啊，我张着嘴惊呆了，心想：一定是施了法术！难道镊子自己会跑？后来他亮出法宝，我用手摸一摸：不粘手啊？想不明白，这东西好神奇！ 

  六年级时，我终于得到一块吸铁石。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玩具的，有也是自制；这是我最好的玩具。放学路上，我也玩起同样把戏：在本书上放着大头针，书下面手里是磁铁。一个年纪和我相仿的学生(不是我们学校的)，跟着我走了一路。最后，他提出要跟我交换，用他家里的一套《彭公案》！相比之下，还是书更有吸引力，这书我还没看过，但听同学说过窦尔敦，黄天霸等书中人物，我毫不犹豫便答应了。并约定明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等他。这样我便有了自己的第一套书。 

   我最喜欢看的是《封神演义》，因为之前听过说书，书中人物大多都熟悉，里面跌宕起伏的情节很适合懵懂无知的我。有次去上学，一路走一路看，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等我走进校门，同学们都排队往外走，我一问，放学了！还有一次，当我读到亨哈二将，陈奇和郑伦双双死于非命，"一道灵魂往封神台而来”时，便忍不住当街号啕大哭起来！鼻子哼一声，一道白光，对方立即滚下马来，束手就擒。竟然同时死了！引得路人用惊奇的眼光回头直看我。 

  到家婆婆问，谁欺负你了，咋眼睛红红的？ 

   我喜欢看小人书是因为文图并茂。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绘者的名字：张令涛，胡若佛的《楊家将》；顾炳鑫，韩和平的《铁道游击队》；刘继卣的《中山狼》；钱笑呆《三打白骨精》；林锴《三岔口》…… 

  我最好的功课是美术，也是我上学唯一的乐趣，何子福老师还把我的画送去参加全市少年美术展览，他是我唯一还记得起名字的小学老师。再就是手工，折纸最擅长，学生中折纸成风，但班里无人能及我。我折的青蛙会跳，食指伸进腹部小孔，在桌上一按，青蛙会蹦很远！有次我做了个玩偶，下面线一拉手脚便跟着动。手工老师很欣赏，摸着我的头说："心灵手巧，科学脑壳；就是太贪玩了！” 

  我迷惘了：我究竟是“水脑壳”，还是"科学脑壳”？玩和科学有啥关系嘛，一定是哄(读喝)我或者是讥笑，算了，还叫我"水脑壳”吧。 

  我不知道那是老师在鼓励我。 

  我就这么晃晃悠悠混到了六年级。 

  六年级那年，我随婆婆去了新疆。也许是到了明事理的年龄了吧，到了新环境我觉得该改变下自己了。但我也知道自己耽误得太多，总之开始上心了，又耽心来不及了。 

  我有幸遇见了一位好老师，姚济世老师，这是我一生都值得永远铭记的人。姚老师刚由部队转业下来，听其它老师讲，过去他曾在军校教炮兵(一说坦克兵)，后来我想是射击诸单元之类的，学问高深。黄埔毕业的他来教我们这些小毛孩，真是大材小用了！ 

  姚老师一看就是军人出身，腰板笔直，连坐着改作业也如此，高高的个子，脸颊上的胡子用刀刮得乌青，显得很威严。 

  他从小学六年级一直教我们到初中毕业。小学的算术，初中的代数，几何都是他教。 

  前面说过，我的应用题和四则运算一塌糊涂，等于什么也没有学！老师的嫌弃，甚至连自己都觉得自己笨，再加上我的顽劣，基本上就放弃了。上算术我只要不影响他人，老师从来不管不问，我只管在本子上画画。 

   c只要你有学习的愿望，姚老师不会放弃一个人，讲题时耐心而又细致，一遍又一遍，追及应用题，用图解法：划道线，标上甲在某处，乙在某处，速度时间交待明白，不再抽象而是很直观；先让你自己先吃透，复述一遍，心中了然了，然后再讲解法，这样很容易就跟上他的思路，问题也就豁然开朗了：原来应用题如此有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使我对算术产生了兴趣，上课也专心致至起来。 

   他面相很威严，这让我起先心里有些惧怕，但他是很和蔼的，有一点进步则鼓励你，要知道，一个从末受过老师夸奖的人，鼓励对他有多重要！短短一学年之内，我的算术成绩已越升班级前列！由不可雕的朽木变为了可造之材。他上课说过一句话：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改作业对他来说是件吃力的事，老花，戴着眼镜，左手还得拿面放大镜，批改一丝不苟。 在办公室，我见过他用毛笔写字：一手漂亮的颜体。上课时偶尔也提到他求学时的艰难，说他当年是在一所破庙里读书，破庙是他们学校。有一次，他知道我家乡是成都，说："成都是个好地方，石板上铺层泥都能长庄稼！”他在成都呆过。时间久了，我记住的就这么些。 

  他是个正直的人，从不偏袒任何人，深受全班学生爱戴。 

  到了初中，由于自己上了心，和老师们的奖掖，各门功课均为全班前列。升高中时，我们班十六人参加考试，十三人考入师子校。当时，各团均无高中，所有团场的初中生都报考师子校，一届只收两个班。这是相当高的比例。至今老同学在一起，提到姚老师无不充满崇敬。 

  文革期间姚老师遭受凌辱，那时我已不在，只是后来听说，一位同班好友告诉我，他看见姚老师在放羊，回家便痛哭一场。那场风暴平息后，他调往师子校，我没有去看过他，虽然很想，但没脸：自己也是那场风暴的积极参与者。 

  而作恶者并未受到惩处，还升了副校长！天道轮回，这人最终未能善终：把自己作死在监獄里了。 

  鼓励和批评对学生的成长同样重要，但鼓励或许更重要一些，批评只适用于学习好的学生，特别是对信心不足，或已丧失信心的人而言，一句鼓励的话或许能根本上改变他。我也当上老师后更能深切的体会到这点，这是姚老师教给我的。我也努力去寻找这样作。 

  谨以此一瓣心香，祭奠姚济世老师。 

2018.12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