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12

东方博毅

擦肩而过矣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  公元一九七六年确实不平凡,我个人的命运,也在这跌宕起伏的大潮中身不由己地浮沉,让人无法预料。首先从历法上看,这年头就非比寻常,由于闰年,公历竟有366天,农历正值丙辰龙年,闰八月,有384天,更比往常多出十九天。自得到期盼已久的大消息后,我在不露声色中,依然参加着每天去工地的巡回演出,心里还在谋划着哪天离开沿溪,怎么搭乘班船,才能在规定的时限里,准时赶去涪陵报到,同时又可以尽量减少给队里造成的不利影响,并暗中开始收拾将要带走的东西。大概过了三四天,时已至三月初,王光太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接电话,邓局长亲自在电话里告诉我:刚刚接到地委宣传部紧急通知,要我暂时别忙着去涪陵报到,具体什么时候动身再另行通知,我只好立马停下了即将启程的脚步。</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谁知道,这一等就没了下文,而此后的中国却遭遇了一件接一件都是震撼世界的大事,所以涉及到我个人命运的这些期待,虽然在希望中让我不断地失望,但在那个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里,真的就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直到一九七七年初,川汉公路宣传队解散时,我回到县里,找到文化馆面见邓局长才知道,因为剧本最后审查定稿时,文革旗手提出来要求修改剧本,增加与走资派进行斗争的内容,因此才改变了整个原定拍摄计划的执行。但他告诉我,这部电影始终是要拍的,至于什么时候开机,哪些人参予,怎么去拍,也只有老天爷知道了,我只有听天由命的份!最后的事实证明:我与拍电影无缘,此生已经永远与之擦肩而过。直到一九七八年,我已经在重建工读大学时,才偶然看到这部电影即将上映的宣传广告。那时对于整天忙于繁重课程学习的我来说,那逝去的梦幻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今天,当我再次回想起那些曾经激荡青春少年心灵,带给我无限希望和扣人心弦的往事,心中仍充满着感恩之情,涪陵地委宣传部当年只有一面之交,至今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王部长,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革命老干部,公正廉洁的亲切形象,不得不令我肃然起敬,此生不忘!</span></p> 秀才不出门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我加入川汉公路宣传队到达石柱沿溪时,两千多人的民工队伍早已就位,原宣传队老队员也到达好几个月了。由于队里有十来个队员已经在调演队相处了近两个月,所以来沿溪并没有感到什么生分。队里十几个男生集中居住在沿溪公社礼堂旁的两层木楼中,年轻一点的,住在二楼的大房间里,陶冶贤和王光太老师、骆正立及杜长魁老师住在我们楼下的小房间里。我们室内的床铺都是先期到达的队友们,自己搭建起来的,两两背靠背,中间留一条很窄的过道,挂上蚊帐虽显得十分拥挤,但给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加一个夹在床头的台灯后,看书学习就不是问题了。由于采光通风隔热都比较差,再加上房间光线黯淡,没有风扇,夏季很是闷热,但相对民工们居住的工棚及大通铺而言,这条件就算很好的了。</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徐宝明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大事不断的一九七六年,在这个空间里,充分发挥出及时接收外界信息的重要作用,让我们能在这闭塞的地方,同步了解到很多天下大事。3月8日中国吉林地区,降落了一场世界罕见的陨石雨,其中最大的吉林一号陨石,重量达到了1770公斤,当时这报道只给我留下了一点点印象,但后来被人说成是那年中国出现巨变的天象先兆。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北京及中国各地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王张江姚的小道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得沸沸扬扬。收音机的正式播报里,把天安门自发悼念周总理的事,定性成了反革命事件,让人瞠目结舌。随后那一个个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消息接踵而来,让远在这偏僻小乡场的我们,也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诡异!</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2021年9月18日于重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文中图片除我的旧照外,均来自网络,背景音乐《天边》由本文第二篇提到的原双路公社宣传队队友龚四平一人演奏,配乐,合成而独立完成制作,特别致谢原作者)</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