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从漕河走出的不凡女性

闻修

　　漕河，又称官河、盐河，位于江苏省东北部。它是沟通连云港市和淮安市的人工河道，流经灌云、灌南、涟水等地，始凿于唐代武则天垂拱年间。漕河，千年流淌，转运粮盐、灌溉民田，“善利万物而不争”；漕河，见证朝代的更迭和战争的烽烟，历经风雨而长流，呈现出坚韧的个性。居住在漕河流域的很多民众，不管行政区划如何变更，爱称自己是“漕河人”。

灌南县境内的漕河

　　母亲名张淑贞，1915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五队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母亲有着善良、坚韧的秉性，是一位典型的漕河人。

70周岁时的母亲（1985年摄于南通）

　　母亲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俗话说“长姐如母”，她作为孩子中的老大，童年时代就早早担当起照顾弟妹、帮助寡母料理家务的责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于早年贫困生活中责任与担当的磨练，母亲18岁与父亲成婚后很快就成功地进入了“贤妻良母”的角色。

晨曦中的漕河

　　随着父亲那注重信用的儒商经营之道所带来的兴隆生意，他置船购屋，事业蒸蒸日上。母亲也从一个目不识丁的苏北村姑转身为江南小康之家的主妇。

1945年摄于上海八仙桥鸿运来照相馆

　　母亲与江河有缘，离开了漕河故乡，她与父亲把新家安置在常熟市浒浦镇。“浒浦”，顾名思义是水边的意思，那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渔港，从此母亲改饮长江水。波涛汹涌的滔滔长江水也预示着母亲那跌宕起伏的人生之旅。

飞架天堑的苏通大桥，浒浦位于大桥南堍

　　母亲人如其名，淑质贞亮，为人善良温和，慷慨大方，受到周围人们的尊重。尽管她那一口漕河声腔与吴侬软语差异很大，但她举手投足间所表现出的大度包容的气度深得邻里喜爱，人际关系特别和谐，即使在后来蒙难期间，人们对她依然敬重有加。

　　母亲对待自己，则保持漕河农村妇女的本色，勤劳、节俭、刻苦的程度近于严苛，即使有大灾、大难、大病、大痛也从不言“苦”，对于突发磨难的超强承受力令儿女惊叹。母亲对待孩子一视同仁，绝不偏心偏爱。也许大姐受到的关爱相对较少，那是因为她自己承继了“长姐如母”的家风，主动帮助母亲操持家务的缘故。

母亲与大姐（摄于1984年）

　　在母亲的语汇里很少听到“爱”字，不知是漕河方言的缺失还是母亲自己的选择，她喜欢说“疼”，常常听到她对人说，“孩子都是自己身上的骨肉，个个疼！”，我们弟妹们感觉这“疼”字比“爱”字的感情色彩更浓。由于母亲治家有方，这段时期一家人日子过得滋润甜美。

　　上世纪40年代是多事之秋，由于战争不断，民生凋敝，盗贼蜂起。一天，有几个土匪见我母亲穿着比较雍容得体便把她绑架了，声称要交钱赎人。母亲身上刚巧没带钱，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小地方座机电话也少见，根本无法与家人联系，于是土匪开始动手打人。母亲沉着镇定，临危不惧，她舌战群魔，讲道理启发土匪的潜在良知。最终土匪用香灰洒在母亲嘴里，说她“太能说了”，竟然就把她放了。母亲化险为夷的大智大勇令全家人叹服。

　　40年代中期，日本侵略军作垂死挣扎，在苏北地区狂轰滥炸，造成很多百姓家破人亡，不少失去家园的人到江南避难。我当年只有三四岁，看到我家天井西边的两间厢房里住了不少陌生人感到新奇且有趣，后来才明白他们是苏北漕河一带过来的难民。

失去家园的难民

　　母亲管吃管住，平添了很多杂事。她对难民和颜悦色，笑脸相待，对年长者不乏恭敬之态，绝无鄙夷的神情或嫌弃的语气。其它有关母亲善待难民的细节已经淡忘，但每天早晨母亲上街买菜总是带回满满一大篮子油条、大饼让难民享用的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耳濡目染，父母日复一日乐善好施的行为对自己产生了细雨润无声的影响。

　　其实，难民成员并非清一色的淳朴农民，而是一个鱼龙混杂、善恶难辨的松散群体。对好心人的收留，善者心怀感恩，奸人则心生歹念。收留难民有可能养虎遗患，这是我那一心为善的父母始料未及的。1951年，一向崇德乐善的父亲竟被人诬告入狱，诬告者正是难民中一个利欲熏心、贪财无度的落魄文人。诬告者固然未得好报，当年便死于非命，但这起冤案却害苦了我们一家人。

警钟长鸣

　　父亲入狱，犹如晴天霹雳，家庭的经济支柱突然崩塌。母亲没有职业，却要养活五个孩子，全家陷入令人难以想象的极度贫困的境地。残酷的现实突显了母亲那异乎寻常的坚强个性。没有眼泪、没有哀怨，她默默地独自撑起了这个毫无经济来源的六口之家。

　　母亲缠足，也许她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批小脚女人之一。由于脚被裹紧，干重活、走长路都很痛苦。但是为了全家的生计，母亲不得不独挑重担，从早到晚忙碌操劳。烧饭打水、清扫洗刷、裁剪缝补、砍柴筑篱等日常活计杂事虽多，但母亲小跑步似地里外奔走，往往能十分麻利地快速搞定。

母亲有着漕河人对“土”和“水”的特殊眷恋，全家人的生存威胁迫使她更加重视对“土”和“水”的开发利用。原本以花卉装点的庭院被母亲重新改造，她砍去花卉、搬走砖石、除草翻土，种上了蔬菜瓜果。母亲还注意到我家屋子建在小河边所拥有的水资源，岸边养鸡，水中饲鸭。可以说，庭前屋后可利用的每一寸土、每一片水几乎都被母亲开发了。尽管如此，母亲觉得菜园还不够大，于是她想到向空中索取空间。她利用围墙与河边篱笆，并用小竹竿搭起支架，种上了丝瓜、扁豆、黄瓜等爬藤类植物。经过母亲睿智的精心打理，时隔不久我家院子里就出现了瓜黄菜绿、果肥叶壮、墙上挂果、鸡鸭成群的景象，好一派别样的生机和美丽！

菜园一角 鸡鸭成群

　　在那最艰苦的岁月里，母亲精打细算，竟能照样使日常的餐桌上荤素搭配、冷热相宜，让孩子们吃上可口的饭菜。自家菜园禽场的新鲜蔬果、鸡鸭禽蛋自不必说，母亲还在浒浦渔港黄鱼丰收、鱼市贱卖的时节，花很少钱买很多黄鱼，晒干后自己动手做成糟鱼，供长年食用。

　　母亲还会做两道特色菜——肚肺汤和马鲛鱼籽。肚肺与鱼籽，本是不起眼的两种食材，经过母亲的“绝技”加工，竟成了孩子们大饱口福的美味，肚肺汤鲜美醇和，马鲛鱼籽清香四溢。至今儿孙们对此还津津乐道，“这两道菜真好吃，但就是学不来”，只能在美好的记忆中不断回味。

　　夏收季节，母亲每天要走几十里路，到乡间各个打谷场去扬扫别人已经扬过多遍的麦堆，收集残存的麦粒。每次看到她傍晚肩背麦袋，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家门，看到她那肿得高高的脚面时，我心里总像针刺一般难受。母亲艰辛养家、任劳任怨的形象刻骨铭心，感恩、孝亲之情油然而生，深深地扎根于童年时代的自己的灵魂深处，终身寻求回报之道。

扬扫麦堆 收集残粒

　　在母亲的眼中似乎从来没有什么称得上是“苦”，有些在别人感觉很痛苦、很难受的事，母亲却并不在意，常常一笑置之。她小毛小病从不进医院（实际上也没钱看病），有些在孩子看来颇为可怕的病症，如剧痛、大出血等，她也淡然处之。她有时痛得捏紧拳头，额上大汗淋漓，但从不在孩子面前哼一声。

　　母亲擅长观察自然和社会，有意积累各种生活经验。她熟悉四季更迭的阴阳变化，我们时常会听到她叮嘱邻居什么节气该做什么事。她还懂一些民间秘方和小医术，邻舍家有小孩生病（尤其是寒热和皮肤病），往往不去医院而来找我母亲，母亲居然果断“行医”，而且在一般情况下手到病除。母亲是我童年时期第一个崇拜的偶像。

顺应自然规律 熟悉节气变化

　　母亲不识字，肚里缺“墨水”，平时讲话没几个时兴的词儿，因而对我们言语方面的训诲较少。她说得较多的就是“我巴啊”这三个字，言下之意是“我巴望（盼望）着你们早日长大成材啊”。正是从“我巴啊”那不无焦灼的凄婉声调中，我领悟到母亲内心殷切而又急迫的期待，这三个字成了鞭策我克服重重磨难、不断奋进的源动力。

　　母亲言教不多，但身教的影响巨大。母亲以一己之力让孩子们体面地生活，她宁可自己吃万般苦也不让任何一个孩子为了糊口去当童工。她心灵手巧，乐意为他人排忧解难，人缘特别好，因而即便在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街道干部和街坊邻里都亲切地称呼她“左奶奶”。

　　母亲非同寻常的坚韧品格，以及她那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和沉稳得令人惊讶的处事能力，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每当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我眼前就会浮现出母亲那脚面肿得高高的小脚，耳边就会响起母亲那“疼”和“巴”的漕河口音而获得勇气和力量。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

74周岁的母亲（1989年摄于上海浦东）

　　母亲的身世小起大落，经历了升沉荣辱的变化，遍尝了人世的寒暖炎凉，曲折动人。上世纪80年代，操劳一生的母亲终于“巴”来了春天的明媚阳光，父亲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过着快乐、稳定的生活。大女儿家人丁兴旺，已繁衍50多名子孙，大多生活在连云港、南京、苏州和昆山等地，也有人留在灌南，守护着母亲生命的起点漕河。大儿子全家远居边陲，在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扎根，也有人在东北黑龙江落户。二儿子一家在上海工作，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及航运行业。小女儿一家生活在江南富庶之地常熟市虞山北麓。小儿子一家长期与母亲共同生活，坚守在母亲生命的终点长江南岸的浒浦。

1991年12月，母亲逝世，但她从漕河到长江的传奇故事将永远镌刻在儿孙们的记忆中。

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漕河

波澜壮阔的长江

母亲与作者（摄于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