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我差点当上了老师

江国枢 34651363

（插友王珮玲当上了老师） 　　1970年6月，我们到西林县插队一年多了，已有几个同学被挑选做了民办老师。 6月3号，在村里下乡的公社干部老罗（公社邮电所所长）找到我郑重地说：“公社党委决定，让你当民办老师”。 我一听头就大了，立即回答：“不好，我做不了，我不当民办老师”。因为我头脑里马上涌现出文革时我母校南宁一中校长、老师被杀、被剃阴阳头批斗的惨状。 我出身资本家，不能去那种危险的地方。老人家不是说“七、八年再来一次”吗？数数手指头七、八年差不多就够了，一旦再来运动，我这种出身的人，学校里我当然是靶子。 “车不逢险地”我不能去学校、不能做高风险的老师。于是我当即给公社党委写了一封信，信中不遗余力地贬低自己：出身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还末过关，不适宜做老师。 　　给公社党委去信后十多二十日都不见有动静，但在6月26日，生产队长又跟我说，党委决定还是要我做民办老师。 　　到了7月25,碰到公社戴日广副书记，他再次征求我的意见，並要我做好思想准备。我也坚决回答我不合适做。 　　听到戴副书记的话，我心里想，可能躲不过去了，公社党委真下通知的话我不可能抗拒的，不是说“一生交给党安排”吗？ 我已做好了做民办老师的思想准备，其实我蛮喜欢老师这个职业，觉得老师真的像一支蜡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也希望自己做一支蜡炬，照亮别人前进的道路（在以后的知青生涯里我也曾充当老师，教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学数理化，这是后话）。 　　正当我做好去做民办老师的准备后，事情却起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戴副书记通知了XXX去做民办老师并未通知我。原来戴副书记见我不愿意做，而XXX刚写了入党申请书，就擅自改了党委的决定，通知XXX去做民办老师。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尽管我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但我十分害怕做老师，更害怕那“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运动。 十月底，戴副书记来找我，说公社想调你去公社铁工厂做会计，愿去吗？我一口答应，因为我知道XXX已反悔，不愿做民办老师了，我怕又会摊到我头上。 我错过了当老师的机遇，走上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五十年后回想，竟有一丝丝的遗憾。 <h1>附：云贵高原上的“知青地下学校”</h1>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 1972 年的下半年，我们“老三届”高中知青到西林县马蚌公社插队快四年了。这四年中，陆续来了多批知青，他们大多是69、70届的初中毕业生。 或许我所在的公社农械厂是一个很好的落脚点，或许是我的热情好客，或许是我年纪稍大有主见，总之，这些新知青来公社都喜欢到我处，碰到什么困难会找我商量。新知青们把我当成老大哥，我也将新知青们看作是自己的弟妹。 在我眼里，这是一群幼稚可怜的弟妹，他们虽说是初中毕业，实际上基本没有上过初中的课，未谙人世便远离父母来到云贵高原插队落户。他们大多不像高中的插友们那样自觉锻炼、自觉学习。经常不参加劳动，四处游荡，学会烧烟酗酒，有的甚至学会偷鸡摸狗。我将原因归结于他们年纪过轻、文化太低，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提高文化。于是，我决定开办“学校”，引导他们通过学习摆脱各种不良的影响。向他们郑重地说：现在文化好像不重要，但二十年后你们会看到，没有文化将会被历史淘汰。还说现在是在批判“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我觉得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学好数理化起码是走遍天下都有用，终生受益。 我拿出离开南宁时带来的全套数理化教科书说：只要你们愿学，我懂多少教你们多少。当即有数人表示愿意参加学习。这样，云贵高原上一所知青的“地下学校”就悄然诞生了。当时，向新知青灌输这种言论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是为了他们能走上正道，不至于在农村中虚度青春，我将风险置之度外。反正没有教他们干坏事，我们只是在学文化。为了保密，我们把教科书的封面换上“工业会计”、“商业会计”或者马列著作的名称，悄悄地教、悄悄地学。不定时间、不限学科，根据实际学，根据各人需要学。在公社当地的每晚学，在别处的则随来随学，甚至采用“函授”方法，通过信件布置作业批改作业。在学习过程中发生过令我感动的事：当时×××因为一条数学题找不出解答方法，专程爬几十里山路 来向我请教，经我讲解后回去了。可能是我没有当老师的潜质，讲解不清楚，第二天他竟再次专程爬几十里山路来向我请教同一题目。看到这几个勤奋学习的插友。我心中感到由衷的高兴。 由于我1973年9月有幸得去读大学而离开了马蚌公社，这所知青“地下学校”便自然消亡。 我所办的“学校”时间很短，加上自己的能力及知识水平有限，没能教给插友们很多东西。但值得我欣慰的是，通过开办这个“地下学校”使一些插友们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培养成勤奋学习的良好习惯。在我离去之后，他们不甘沉沦，没有在蹉跎岁月中虚度年华。他们不管劳动生产多么劳累，都能在煤油灯下坚持学习数理化。其中×××、×××两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先后考上大学。现在他们在单位里都起着骨干作用。 上山下乡运动剥夺了我们知青继续读书的机会，但剥夺不了我们求知的欲望和继续读书的理想。这个欲望和理想多数知青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一有机会便会顽强地表露出来，我们创办知青“地下学校”就是其中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