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退而不休的老教师

路岐（沈嘉麒）

——记我在上海小三线的一段人生经历

（图片选自网络和个人）

文字撰写：路岐

感恩教师节！

注：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37届教师节，也是我经历过的第37个教师节。回忆这段经历，使我感慨万千。现用以下回忆文字，将我在上海小三线如何从一个政工干部嬗变成为一名教师的一段人生经历。

感恩，9·10教师节，教师您辛苦了。

秋菊溢彩，丹桂飘香。每年9月10日，是我国的教师节。每年当教师节飘然而至之时，都会使沈嘉麒心中掀起层层波澜。因为作一名人民教师，这是在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生活历程。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事的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阶梯。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春蚕一生没说过自诩的话，那吐出的银丝就是丈量生命价值的尺子。一支粉笔，写就教师人生的轨迹；两鬓染霜，谱成教师人生绚丽的乐章；三尺讲台，留下了教师人生的灿烂和辉煌！

当人民教师，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事

我原本从部队退役到地方工作后，一直都是从事着政治宣传工作。后来，从上海海运单位借调到安徽皖南上海小三线后，突然被局领导从政治宣传工作岗位，调到了的教师岗位，这是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那么，我为什么会被局领导从宣传处调到教育处当电大辅导站（当时上海电视大学，在各区县开设的是分校，而在各工业局，只开设辅导站。所以，各工业局所开设的辅导站，实质上也就是电大分校的性质）担任副站长的呢？ 因为那时候我在上海后方基地局担任了机关党支部书记、机关工会主席。在纷碎“四人帮”后，因为上海各大局都需要一大批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因此，后方基地局机关原从上海各单位来的处级干部,也都开始调回上海去了，而局宣传处也是如此。所以，局宣传处原处级干部被调回上海后，宣传处就处在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那时宣传处里，除几个刚从基层调上来的年轻宣传干事之外，就我一个是资格最老的宣传干事了。于是，领导上就让我暂时负责管理一下宣传处的工作。

我的电大教师证之一

因为那时我的文化程度，只是高中毕业，没有读过大学。而那时我正在读山西大学中文系函授班。后来，中央发文提出：今后提拔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都要选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青年干部。因为我没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文凭，于是，局领导只好从屯溪附近的基层单位，去调基层厂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宣传科长上来，担任局宣传处的负责人（正科级职）。最后，组织处从向东器材厂调来该厂的宣传科长，因该同志是65级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调到局宣传处，学历是最高的。但该同志调上来以后，因为原在厂宣传科时，见到我都是叫领导的。而现在要“老沈、老沈”的叫我，再加上该同志又不熟悉局宣传处的工作流程。因此，该同志工作起来就无从下手了。而且，事事都要问我怎么办。所以，领导上就觉得我呆在宣传处里，就像是一尊菩萨似的，别人要做事，又不能叫你去做；要讲你，也不能讲；而要动你，又不能动。此时，上下都觉得很为难。 正巧此时，因为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整个后方基地管理局范围内，参加上海电视大学自学考试的学生，大约有650人左右。因为后方基地地处山区，教育资源缺乏，所以，使后方大多数电视大学自考生，在自学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如要赶到上海去听课，每次都要请在上海的亲戚朋友，到上海电视大学去打听什么时候上辅导课。得知信息后，还要打长途电话进山告诉他们。然后，自考生们还得向车间和厂部请假。有时如长途电话打不通，或消息传得晚了，自考生就要急匆匆的赶长途汽车，到上海去听辅导课。如知道消息的时间晚了，自考生就来不及赶到上海去听辅导课。或遇到厂里因为生产忙，领导不批准请假等情况，自考生也就耽误了学业。为此，后方电大自考生们，纷纷跑到上海电视大学去，强烈要求在后方基地专门成立一个辅导站，以帮助他们解决在自考中的困难问题。 我于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在担任上海电视大学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电大辅导站（即分校）副站长时所拍摄的照片 为此，上海电视大学就向上海市教委打报告，要求后方基地管理局立即成立后方基地管理局上海电视大学辅导站。于是，上海市教委就找到后方基地管理局教育处处长张执玉，要他向后方基地管理局分管教育的副局长汇报。上海电大的意见是：“你们后方基地，已有600多个自考生在读电大。每当一年两次的考试，自考生都一直要在安徽与上海之间的来回奔跑，一是要耽误他们的时间；另一个也没有人帮助他们辅导学业。所以，他们的自考成绩就不会很理想的。如你们局成立了一个辅导站，这样就能将你们局下面的自考生，统统都可以管理起来。而我们呢，就定期将教学计划安排传送给你们，你们就可以为自考生们开展教学辅导，自考时也可以在你们后方设立考场进行自学考试。另外，自考试卷，你们可到上海来拉，我们这里就派来几个巡视员，巡回监督考试就可以了。”于是，局党委就将此事在局办公会议上提了出来。结果，在局办公会议上，就作出了“成立后方基地管理局上海电视大学辅导站”的决定。 我于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在担任上海电视大学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电大辅导站（即分校）副站长时和局机关学员的合影 那时，在局机关里，也正好有十多个机关干部报学电大自学考。因为我当时是局机关工会主席、机关党支部书记，又是局宣传处搞宣传理论的。于是，局机关报学电大自学考的学生们，就向我提出：要求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自考班，并由我为他们上写作和马列理论的辅导课。那时，为局机关自考班学生上辅导课的教室，正好是在局领导办公室的斜对面。当时，正好是大热天气，我上课时，教室的门都是畅开着的，所以，局领导们都是看得见、听得清的。 我国第一个教师节，后方教育处机关工作人员在机关办公大楼顶，合拍了这张“全家福”。 在局办公会议上当作出“成立后方基地管理局上海电视大学辅导站”的决定之后，对于由谁来担任“电视大学辅导站”的副站长人选问题，就摆在了分管教育的副局长黄彪的面前。在他找人研究由谁来担任“电视大学辅导站”的副站长问题时，就有人提出来：宣传处的老沈是搞宣传理论的，再说他现在也正在帮助局机关电大自考生上辅导课：一门是哲学，一门是应用文写作。据反映：他教得还是可以的。于是，副局长黄彪就向局长苏博作了汇报。苏博局长听了汇报后，就欣然同意了他的建议。黄彪在通知组织处及教育处之后，就找我个别谈了此事。于是，我就这样当上了“上海电视大学后方基地管理局辅导站”的副站长。

我的电大教师证之二。

1984年10月11日下午，由副局长黄彪召开了上海电视大学后方基地管理局辅导站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局教育处副处长张执玉和教育处全体成员，还有后方各公司分管教育的副经理及教育科长。局机关电大自考生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副局长黄彪宣读了局里对成立上海电视大学后方基地管理局辅导站意见和领导班子的任命：上海电视大学后方基地管理局辅导站站长，由后方基地管理局副局长黄彪兼任，副站长由我担任。上海电视大学后方基地管理局辅导站，归属局教育处领导，具体教学业务由上海电视大学负责管理与指导。 于是，从1984年10月11日到1986年10月14日期间，我就调到局教育处，担任了上海电视大学后方基地管理局辅导站副站长之职，同时还兼任局机关电大自考生班班主任。就在我担任上海电视大学后方基地管理局辅导站教学管理工作的一年以后，恰巧喜逢我国第一个教师节诞生。这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确实是值得一提的一件盛事。为了庆祝第一届教师节的这件大事，局教育处就决定组织一次全局庆祝活动。那时候，后方基地管理局所属教育单位，共有48所中小学（其中：9所中学和39所小学），共有教职员工近百人。 1985年9月10日，是我国第一届教师节。那天上午，在后方基地局机关大会场里，来自东西260多公里、南北130多公里，分散在皖南山区里的六十多名中小学教师的代表以及各公司（厂）教育科的代表，热热闹闹地来到了局机关会场，大家热烈而隆重地庆祝了我国第一个教师节。会后，又都集中在机关办公大楼前，排列成四行合拍了一张“全家福”。 我国第一个教师节，后方百名教师及教育工作者在机关办公大楼前，排列成四行合拍了这张“全家福”。 上海电视大学后方基地管理局辅导站成立之后，就承担起了原有上海电视大学在上海为我们后方电大自考生举办的课程辅导工作。那时候，在后方只开办了经济管理学科中的“企业管理学”与“会计学”这两门课程。学业辅导采用的办法是：根据上海电视大学教学处的教学计划，在每学期两至三门课程开考前半个月，将后方电大自考生统一安排或到上海去，或在局机关，又或在局机关附近的学校里，进行开考前的课程辅导。任课教师，是由上海电视大学教学处统一安排教师，来后方进行学业辅导。 每学期两至三门课程开考的场所，后方是按各公司所在地附近的后方中学或工厂小学里设置考场。如屯溪片，就将休宁、黟县、祁门、岩寺所在工厂和局机关的电大自考生，安排在屯溪红旗机械厂小学里设置考场。
每逢开考时，局辅导站的教师，陪同由上海电视大学教学处派来的巡视员教师，分几路乘车奔赴各考场去监考，并统一发放与收缴考试卷。后方局辅导站的考试卷，或者由局武装部派基干民兵开专车押运，或到上海电大去取，或到后方海峰印刷厂（为了保密，上海电大会安排到后方海峰印刷厂印考卷）去取。考完试以后，再有局基干民兵，开专车将各公司考场所收缴的考卷，押送到上海电大去。 前进机械厂有一位电大自考生，曾经回忆起他参加电视大学学习的经历。尤其是他说起到后方基地局机关参加听电大辅导课的惊险经历。
他在回忆里说：“那是我们上电视大学的那会，基本上是以收看电视的方式，来完成课程的。到每个学期的期未考试前，基地会组织一次老师的面授辅导。面授辅导课，是由电视大学的老师，集中在后方几个点上进行面授。小三线当时的面授，一般都安排在位于皖南屯溪的后方基地局机关。该地距我们（前进机械厂）厂，足足有600多公里的路程。而到后方基地局机关去，除了长途汽车之外，就无任何交通工具可以前往。所以，我们为了听一次辅导课，单单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整整两天。有一年冬天，我们前去听辅导课，经历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那几天，正逢连日雨雪，山上的公路泥泞无比。我们去的时候，长途汽车司机怕出交通事故，所以，将车开得很慢。结果，到屯溪市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误点已经三个多小时了。当我们听完辅导课，在第三天准备往回赶时，依然是大雨雪天气。这样，长途汽车在泥泞的山路上，依然是开得很慢很慢。遇到这样的天气，又恰逢年底，当地人一般是很少出门的。所以，长途汽车上，除了我们十几个风尘仆仆的小三线贵池片学子外，好象也没有其他乘客了。 由于连日的疲劳，我们一行人都在长途汽车上打瞌睡。正当我们都在昏昏欲睡时，突然一个紧急刹车，把我们都惊醒了。当我们睁开眼睛时，就看见距离长途汽车前方七、八米的公路中央，躺着一块三、四米见方的巨大石头。也许是刚刚从旁边的山坡上滚下来的，巨石没停稳还在摇晃着。这时，山坡上还有许多碎石块在不断地滚落下来。看来，这是因为连日下着雨雪，故所造成了山体滑坡。这时长途汽车的司机，也被吓得脸色煞白，半天都缓不过神来。看着眼前这块巨石，我们也觉得非常后怕。如果不是司机反应快，及时紧急刹车。这块石头，就会滚到我们车上，那时我们还不一个个都被压成肉饼？那天，真是菩萨保佑我们，使我们捡回了一条命。而这位长途汽车司机，可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当天晚上我们到达贵池时，大家就凑份子请长途汽车司机喝了顿酒。”

告别三线 调回上海

在我担任电大副站长之后，大约是在1984年9月份，就已经听说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工委召开了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会议上对上海小三线调整方案表示了同意。于是，我就想调回到原单位——上海海运局去。为什么要调回到上海海运局呢？因为我原来就是在上海海运局宣传处工作的。在1980年，海运局宣传处他们就要调我回去。但是，当时后方基地组织处就对我说：“我们也要组建宣传处了，你是老干部了，我们也需要你。所以，我们是不会放你回去的。”因为上海海运局宣传处里的干部，经过十年文革，他们都年纪大了，大多数都已退休离岗了。所以，他们就要调我回去派用场。但是，后方基地就是不放人，还说：“我们也要成立宣传处，我们也缺人，所以，他现在不能走。”后方坚持不放我。但是，每当加工资时，因我人在安徽，所以上海海运局每次加工资时，都没有我的份。而在后方基地这里呢，又因为我的工资关系不在后方基地，所以后方基地每次加工资，也都没有我的份。因此，我是驼子跌跟头——两头都不着地：落空。所以，那时我干了几十年工作，工资还是那么几十块钱。后来，基地组织处就把我的工资关系（因为当时上海市革委工交组借调时明确规定过：人去后方基地工作，而供给关系不动，仍放在原单位）转到了后方。以后，后方基地每次加工资，我也就加到了几次。 我1986年10月调入上海海运职工大学后，于1987年9月10日第3个教师节在学校大门旁的留影。 现在，当我知道后方要撤销的信息后，所以，就在1986年向后方基地局组织处打了一份申请报告说：想要调回上海海运局去。在我等待组织处回复期间，就写信给上海海运局组织处，了解上海海运局宣传处是否还需要人的事。
刚开始后方基地局组织处，就是不同意我调回上海去，说后方还有600多名电大学生，都还没有毕业呢。于是，我就对局组织处说，是否到这批大学生毕业之后，后方就不再招新生了，你们就放我回上海去，行吗？在有了局组织处肯定答复之后，于是在7月份，我就将后方电大所有自考生毕业之事办完后，并将后方电大的一切资料全部按规定，都向后方基地局教育处办了移交手续。

我的海校教师工作证。

于是，我就向海运局组织处写了“我要回海运局”的申请，并请海运局给予安排工作。海运局组织处回复说：可以安排的，你回来吧，我们宣传处还需要人。
因为我调到电大之后，感到大学比机关要好，因为学校有两个假期休假，比如有暑假、寒假。而机关一年也只有十五天的假期休假。所以，我就向海运局询问：有没有大学？他们说：“有呀，有职工大学”。 后来，我为了电大下学期不再招新生的事情，到上海电视大学去联系工作。到上海后，在我与原812指挥部政工组宣传小组组长（已调回上海海运单位）通电话时，得知原我在工交“五·七”干校担任政宣组组长时，有一个组员叫龚剑萍（原是上海海运学校团委书记），现在已担任上海海运职工大学、上海海运学校的党委副书记。于是我就写信给担任上海海运职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龚剑萍对他说：我回海运局后，就不到局宣传处去了，我就到你们的职工大学里去，行吗？龚剑萍回信说：“可以，我们大学里也正好需要搞宣传的人。”于是，我就决定到海运职工大学去报到。 我于1993年6月8日下午在海运职大影视室为大专班学生团员培训班上党课时照片-。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我于2007年12月7日在崂六、昌邑党总支联合上学习十七大精神党课。 1986年10月12日，我在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组织处办完一切调离组织手续后，终于回到了阔别的十五年之久的大上海。10月14日上午，我就到上海海运局组织处报到后，第二天（10月15日）一早，我又赶到了上海海运职工大学（现已改名为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报到了。然而，到海运职工大学报到时，接待我的党委办公室组织干部却对我说：“对不起，我们学校里的规定是，无论你之前在其他单位担任过多大职务，而到了我们这里就必须是从头（即基层干部）做起！”也就是说，我要从党委办公室宣传干事做起。当时，我虽然心里不痛快，然而我想：不管怎样，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当干事，就当干事吧（那时党委办公室主任，后来担任了学校分管后勤管理工作的副校长，而这位接待我的干事，也担任了党委办公室主任一职）。第二天（10月16日），我没有休息，就准时到学校正式上班了。 我于2006年2月25日在崂三居委为青少年上安全知识课时照片。 2000年6月，我在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宣传科长岗位上退休了。但是，我虽然从大学退休了，但仍然活跃在市区和街道，继续但任着教师志愿者工作。退休后，我曾担任一段时期浦东新区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校长由浦东新区老龄办主任兼任。 我于2008年11月10日在上海浦东老年大学担任常务副校长时和国画班学员默荣先及班长韦丽华的留影。 我于2006年12月6日在崂三居委时政班上课。 至今，我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已有二十一年了，年龄也已八十一足岁高龄了，但是，我为居民热心服务的精神，却永远没有退休。二十多年来，我曾经担任过陆家嘴社区“道德讲堂”和《百姓大讲堂》讲师团讲师、团长、街道党员志愿者讲师团讲师，居民区微型党课老师。我还担任过市、区社会帮教协会会员、新区、街道世博会宣讲团讲师、街道“五老”讲师团讲师等。 我于2007年11月在陆家嘴街道老年协会上时政课时照片。 我热心社区教育和政宣工作，认真备课授课。为了使上课内容讲得更生动、形象，能吸引听课的党员和群众，在67岁时，我学会了电脑操作；70岁后，又学会了制作幻灯片（PPT）；74岁时，再次学会在幻灯片（PPT）中加进视频的播放。从2006年至2018年止，我为市、区、社区（街道）和各居民区授课：270余次，授课人数达17350余人次。
二十多年来，我曾经多次荣获新区、街道及居民区的先进党员、优秀党员标兵、优秀党员、先进居委委员、优秀志愿者教师等荣誉称号。如曾经分别荣获2014年度市、新区终身学习明星称号，荣获2014年“理想集团杯”第二届陆家嘴社区典型人物提名奖；2019年7月，荣获陆家嘴街道“最美退役军人”荣誉称号；2019年12月，我荣获浦东新区“2015—2019年度退役军人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所以，我是一名退而不休的老教师。 我于2009年8月在陆家嘴街道阳光驿站会场上党课时照片。 我于2012年9月5日在崂三居委时政班上课。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作者：路岐，（笔名）。原名：沈嘉麒，职 业:教师、诗人、作家、学者。浙江镇海人，1940年生于沪。原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上海小三线）干部、后任上海海事学院党办主任、宣传科长、政工师、教师。现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上海市演讲与口语传播学会顾问、研究员、上海市浦东新区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小三线建设与发展史研究学者。著有：《爱的承诺——路岐抒情诗文选集》等文学作品集11部；《皖南觅踪——上海小三线建设纪事》等小三线建设史著作4部。他的作品及著作，曾荣获过国内多种奖项。

长篇小说《杜鹃花正红》，是他笔耕几十年来所撰写的十多部著作中，第一部创作的有关上海小三线题材的小说。

我于2012年10月8日陆家嘴街道第五期《百姓讲坛》讲座上讲课。 我于2013年4月8日在陆家嘴社区“乐龄之家”为老年居民上课。 我于2014年11月5日在崂三居民区老年学校时政班上课时照片。 我于2015年12月10日，为江临财富居委上党课后，与该居委党员留影。

《一名退而不休的老教师——记我在上海小三线的一段人生经历》全文介绍全部结束。非常感谢朋友热情的观看，再见！路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