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我们别样的经历

贾桥

　　知青，是特殊年代的一个符号。1975年我们高中毕业，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下放到农村。无论是好是坏，是福是祸，都是一段铭心刻骨的往事，也是共和国不可抹去的一段历史。

1975年的夏天，格外闷热。8月上旬的一个上午，我们收拾好行李，上了厂里安排的两辆大卡车，没有红旗招展，没有锣鼓喧天，只有少数没有上班的妈妈们来送行。父辈们都是厂里的职工，他们正在岗位上忙着。

1975年我们从谷城桥梁厂子弟学校高中毕业，就去了农村。那时我们风华正茂，青春可爱，

　　这一天，我们从城镇到农村，从学生到知青，从依靠父母到自食其力，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的户口落在了谷城县黄康公社丰衣大队。放下行李，一转身就变成了“农民”，从此开始了陌生的体力劳动。

最开始我们分在大队林场。我最盼望的是下雨，越大越好，可以不出工了。那个时候还处在文革年代，雨天要读报纸，我们围坐在屋子里学习。

一个当地女青年刚洗了头，她说用皂角树的果子，代替“胰子”，洗的头发好光滑。我帮她分印，又酸又臭扑鼻而来，这还是刚洗过的头发。哎，天那么热，劳动真不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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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场待了一个多月，便集中到了知青点——挨着马路、靠着江边的一个衰败的破庙里。国庆节一过，便回到各自小队参加秋季“双抢”。

我们住在队长家，社员们喊他“白队长”，我们也跟着喊“白队长”。一问并不姓白，那为什么喊“白队长”？“喜欢‘日白’呗！”有个老乡说。

我好奇队长怎么个“日白”？便暗地里观察他说话，却从来没有发现说大话、说出格的话、说吹牛的话。生产队实行的是集体制，每次干活队长要派活，不可能做到人人平均，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有说话不一致的地方，不能兑现社员所有的要求。这个时候老乡们有意见了，“白话”“白话”“白话”，此起彼伏，才导致绰号“白话”。

我们几个知青自已开伙，生产队没有分给我们油，只能盐煮菜，炒菜的锅没几天就生锈了，常常豆瓣酱下饭。队长家的大儿子在化工厂工作，隔三差五地回来，带几条肥皂，一袋土豆，一袋面粉……因此他们家的生活比较好。儿媳妇挺着大肚子，每顿饭能单独享受一勺白花花的猪油——队长老婆将一勺猪油杵进她的米饭里，令人眼馋。

　　有一次，我和梅慧敏去大队部买豆瓣酱，林韵和唐显荣就住在那里。他们正在吃饭，干米饭，炒罗卜。我们在返回“家”的时候默默地都没说话，梅慧敏突然冒出一句，她们的罗卜油晃晃的。

还有一次傍晚，大道大队有两个男生来串点，我们热情招待。闷了一大锅米饭，用盐拌了一大脸盆窝苣丝。刚吃起来停电了，一会儿，电来了。一大脸盆的窝苣丝全没了。大概只有分把钟时间。

国家给我们定的口粮是45斤稻谷，每月去生产队领一次粮食。到队上背了几次粮食后，我发现老乡嘴上虽然不说，但内心是反感的。我们不在生产队劳动，还要生产队养活我们，领到比社员定额还高的口粮。农民本来就穷，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有一次从黄康坐火车到襄樊，在火车上遇到几个外公社的知青，男男女女五六个。他们把“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先辈”，改成了“苦不苦偷个鸡来煮一煮，累不累裹着铺盖睡一睡”。

下放的知青都曾经有过偷鸡摸狗的经历，听起来似乎荒唐，不可思议，但是，这却是真实的。我们知青点当年就发生过偷鸡的事，是参与的同学跟我说的。那是秋天的一个傍晚，带队干部不在，真是“天助我也”。10几个男女知青团结得就像一个人。男生出击，女生劈柴烧开水。鸡偷回来后，很快被宰杀，大家又动作麻利地挖坑埋毛，如同过节一般，为的是尽快将鸡放到锅里烧熟，好以最快的速度吃到嘴里。10几个人挤在梁汉珍宿舍里，两大脸盆的烧鸡全下肚了，那是从来没有过的舒坦，除了高兴没有别的。天亮了，连长绷着脸带着几个人来调查，把所有的男生宿舍查了个底朝天，墙角旮旯都不放过，一丝鸡毛却未见到。当时一大堆鸡骨头就堆在梁汉珍的门后面，还没有来得及处理。连长偏偏没有查女生宿舍，若查，那是一个准，每个人都跑不掉。知青们都装着若无其是的样子。虽然被严重怀疑，但是没有证据，连长们只好悻悻地离开。

按说这是上不得台面的事，但我认为决不是一种品行的污点，而是那个时代刻在知青身上的印记。今天写出来并非津津乐道，而是一声苦涩的叹息，如同孔乙已说，读书人窃书不算偷。

　　1976年的夏秋之交，我成了民办教师。我的任务教初一语文、物理和化学，还有音乐和体育。初中的物理和化学有很多东西自己也不会，常常连夜跑到谷城学校，请教原来的老师，再返回学校已经零点。那是真正的现学现卖。夏秋的蚊子多且恶，没有蚊香。我把报纸打湿了包在头上、糊在胳膊和腿上，只能坚持10几分钟，很快就干了，再打湿再糊上，后来逼着自己必须白天看书，蚊子少。

     1977年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国家把那次考生范围放得很宽，从66届、67届、68届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开始，全国13届570万人，一起考试，却仅录取了27万名。我也跃跃欲试了两年。

从知青点到大队学校要翻过两道山梁，从山上放眼一看，老乡家屋前屋后的自留地，长得绿油油挺拔有力，生产队的地长得蔫黄无精打采。那时我觉得农民很自私。比如，干活中有人要拉屎拉尿硬憋着，等中间休息了，一路小跑回到家，拉到自留地里，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常常困惑，毛主席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他们的觉悟并不高。后来随着读书增加和看到农村改革搞联产责任制，才悟出这不能怪农民，是经济学中说的激励机制不对，个人努力程度和所得的劳动成果没有直接挂钩。还有，明明很穷了，古人都说“人穷志短”，可偏偏发出豪言壮语“人穷志不穷”。过了很多年，我才悟到那是“瘦驴拉硬屎”。

　　每到夏季“双抢”，学校都要放农假，我也回到生产队参加“双抢”。队长在动员会上说：“谁都不能请假，除非死人翻船！” 每个家庭不分老幼男女都要上阵，那个时候机械化程度低，全靠双手。天麻麻亮就去地里干活，挥舞着镰刀割麦子，5、6岁的孩子也要到地里捡麦子，必须争分夺秒的抢时间，非常的忙碌。每个人都累得抬不起腰来，晚上还要加班打场。农民太辛苦了。

有一年放麦假，学校的公办老师都请假回到各自的生产队抢农活，我第一次请假回了厂。那是一个周六的傍晚，当我沿着铁路走到厂区大下坡时，听到广播说：今晚俱乐部放电影“卖花姑娘”！接着播出优美的音乐。我看到有人穿着漂亮的裙子，悠闲着散步。一想到生产队的忙绿，我有些恍惚，简直就是两重天。

1978年我考取了郑州铁路卫生学校，带着磋跎岁月的记忆，从农村又回到了城市，走完了人生的一次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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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最初是受到“苏联老大哥”的影响。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在‘一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中国推广了这一做法。

     1966年的政治运动席卷了全国，学校停课了，工人停产了，大学不招生了，1966、1967、1968年三届约有1100万中学毕业生没了出路,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特殊群体——“老三届”。大量的青年学生呆在家里，在社会上游荡，既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又存在不安定隐患。

     1968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形成了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

     1973年4月初，毛主席收到福建莆田县的小学教员李庆霖的一封信，作为知青家长，他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同时揭露了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走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

毛主席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耳闻，李庆霖的信引起他对知青问题的高度关注。同年，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对知青政策作出重要调整，采取建知青点、青年队、集体农林场等。李庆霖的告状信，虽然没有全部解决知青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不能低估这封信给当时整个社会和所有知青带来的震动，许多下乡知青的命运由李庆霖的这封信而发生改变。

　　然而，知青问题越来越多，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男女知青，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大的伤害了知青及其家长的热情。特别是社会上日甚一日的“走后门”之风也开始污染知青群体。于是，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变味，道义尽失。知青们不再相信那些虚伪的说教,为了吃饱饭，为了逃离困境，为了回城，知青后期延生出许多丑闻。原本积极主动为国分忧、伴有崇高理想光环的运动，沦为共和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失去信仰的一段可怕岁月。

　　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邓小平的复出，使中国出现了大转折，知青问题成为一个无法绕过去的问题。在已公开的档案、文件、资料中可以查证到当年知青大返城，既有直接的因素，也有间接的因素，是共同的合力扭转了历史。

回城风的刮起，竟是从一位女知青的死亡开始的。1978年11月10，上海籍瞿玲仙是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激起知青悲愤情绪。短短几天，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一呼百应。知青久已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本就是一堆干柴，不用点火自动燃起了熊熊大火。

     “我们要回家！”“不回城，毋宁死！”这是知青从心底里喊出的近似绝望的声音。1979年元月23日晚九时，历史将记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国务院派人来调查，一万多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着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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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运动终于走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一道不得不面对的坎。谁也不曾想到，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竟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暴的导火索。

1979年，历史不再固执，知青返城溃堤的洪水从云贵高原汹涌而下，迅速冲击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1980年初，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曾经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一场“文化搅动”，把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进行了剧烈的碰撞，让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我们挺过了艰辛、晦暗、沉重、迷茫。实在无法称之为“无悔的岁月”，更不是壮丽的人生。

我认识一位企业领导，曾经当过知青。他把知青下放比作“集体受难”，回忆起来除了伤感还是伤感。他说，对每一个知青和他的家庭而言，这种感伤是一种生命之泪，对于国家民族而言，这是一种无法推卸的社会之殇。待两手空空回到城里时，一切都已改变。社会进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时期，知青们却陷入了惶恐与尴尬。要学历没有学历，要技术没有技术，要资本没有资本，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这些当年的知识青年成了没有文化的弱势群体，等进入了而立之年，又有了家庭，有的好不容易挤进某个工厂、某个集体企业，又迎来了下岗。在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改革不断提高、进入房产热、汽车热、“苹果”热的消费时代，他们已是两鬓斑白，垂垂老矣。

我们从知青岁月中催生出的爱恋、懵懂、追求、痛苦、愁怅、追问……成为无法抹掉的共同经历，这就是我们别样的青春。

2021年9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