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震台的那些日子

杨晓宁

打开微信，地震台的张秀玲说所里准备拆除测震组的地下室盖楼房。看着她上传的测震组地下室的照片，在台上工作生活时的许多事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满心欢喜地去报到，却被告知新来的大学生都要先到地球所下属的北京地震台工作。本来不自量力地以为趁学校学的知识还热乎，可以好好搞些科学研究，却被指使去位于郊区的地震台做地震观测，心里自然不太痛快。现在想来，当时分到台上对我并不是坏事。大学最后一年我得了乙型肝炎，台上轻松的生活工作条件，其实给我提供了一个修身养性，恢复健康的好环境。正所谓“塞翁失⻢，焉知非福”。

到台上后我和另一个分来的大学生住一间宿舍。那时我在学校得的乙肝还没好。虽然乙肝只能通过体液传染，普通接触并不传染，但我想我还是应该告诉我的室友，这样他好注意。我请他暂时替我保密，不要说出去。领导要是知道了我分配来以前就有病，他们有权给我退回去。可能他害怕吧，领导还是知道了。据说当时的台领导还真的去查了我的档案，看里面有没有我生病的记录。也许里面没有，反正我没有被退回去。其实领导这么做也可以理解。谁愿意接收新鲜血液时接收来一个病号呢?

既然大家都知道了我的病，我也就干脆回家休起了病假。病假休了一年多，就在台上考虑要不要把我划为编外的节⻣眼上，好像老天有眼，我的肝炎好了。这样我就又回到了台上。

在地震台我们每天的工作包括换地震记录纸，分析地震波形，和用电报机上报分析结果。简单，重复。一天的工作差不多半天就干完了。台上年轻人多，大家又住在一起。我们每天消磨剩余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包括对身体和精神健康都有好处的打兵乓球，羽毛球，看报纸，和没好处甚至有害的下棋，打扑克，玩计算机游戏和看各种录像。那时我家有台上唯一的一台VHS磁带播放机。大家都跑到我家去看。台上的一台386计算机在不用工作的时候成了我们玩挖金子游戏的工具。另外，大家还一起养了一条叫“德性”的狗(图一)。

图一：我和“德性”。

台上的兵乓球桌原来是放在⻝堂旁边的一间屋子里的。后来盖了一个楼房，兵乓球桌就被挪到了楼房一楼的⻔厅里(图二)。⻔厅倒是宽敞了很多，但用来做兵乓球室其实是不太合适的。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惨痛教训证实了。楼房⻔庭的地板是人造大理石的，很滑。那时也不知道运动要穿运动鞋。我有一次穿了一双塑料底的布鞋去打球，一不小心脚下一滑，狠狠的把脚崴了一下。当时疼得我差点晕了过去。我们组的姚立平赶紧用台上的三轮摩托⻋把我拉到附近一个公社卫生院。片子照出来一看，⻣头都裂了。养了好几个月。每天上厕所都得刘萍搀着去。考虑到厕所还在屋外几十米的地方，这份受罪就可想而知了。这次受伤还给我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脚背上的一根⻣头变形。

图二： 这就是我把骨头摔裂的地方😭。

除了每天的例行工作，我还负责和管仪器的王亦农一起每月到地下室检查测震仪工作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图三那个通向地下室的走道的照片觉得那么熟悉和亲切了。检查仪器可以算是我在台上做的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之一了。记得我还写了一个计算仪器参数的小程序。关于这个程序我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也是我在台上唯一的一篇文章。

图三：进入测震地下室的走道。这是张秀玲听说地下室要拆除跑去拍的照片。三十多年前我用自制的铁片卡子固定的数据电缆现在还挂在右面的墙上。

另一个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大震速报值班。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了大地震，都可能触发值班室的警报器，值班的人要⻢上赶到办公室分析数据，在最短时间内把确定地震位置和强度所需要的数据上报到国家地震分析中心。虽然我们都住在台上，但我们也有上下班和不在办公室的业余时间。轮到值班的时候，我们是24小时待命的，不管白天黑夜，只要警报一响，就要第一时间赶到测震组办公室处理大震。警报器是装在测震组办公室⻔外的，而我们住在百米外的宿舍区，因为担心在家里听不到警报响，值班时我们都不敢在家里呆太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王亦农把警报系统作了改进，拉了线，在每个测震组成员家里都装上了警报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在家里呆着了。

轮到值班时，我们晚上要住在有一张单人床的值班室，自己带被褥过去。记得那时每当遇到我值班，我们就用办公室的椅子把那个单人床加宽，两个人挤着睡。那时年轻，睡觉好。虽然每次来大震警报都要把刘萍吵醒，但我起来去速报后她就又能接着睡了，一点也不影响。因为怕被老同志们看到笑话，我们早上都早早起来把床恢复成原样，趁没人赶紧抱上被子回家。

白家疃地震台的环境很好，周围有山有水。地震台自己的院子里就有一片很大的桃园(图四)。离台不远的北面就是京密运河(又叫京密引水渠)。自从得乙肝后我一直坚持做一个叫鹤翔庄的气功。台上的后院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既赏心悦目又安静的做功环境。我和刘萍也时不时到运河边去转转(图五)，去欣赏那静静的河水和路两边参天的白杨。几年前又一次回到台上怀旧。周围环境已失去了往日乡村安宁祥和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都市的繁华喧闹。出乎意料的是地震台院里反倒感觉比以前更显清净了。也许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不住在台上，或者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大家还都在工作。

图四：台上的桃园

图五：运河边青涩的我们。

我肝炎好了回到台上后不久，就赶上中美合作建设中国第一个数字化地震台网，(简称CDSN)。我有幸参与了北京，兰州及昆明的数字台建设。北京台是CDSN的第一个台。我的任务是协助美国专家把美国运来的仪器安装起来。其中有一个工作，是把连接测震仪和记录仪的电缆从地下室拉到记录室。除了费九牛二⻁之力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把电缆展开，拉直，再拽到地下室里（还好 我那时还年轻)，还得自己想办法把电缆固定在通向地下室的走道墙上。记得我不知从哪儿找到一些扁铁条，想办法截成小段作为卡子来固定电缆。看到张秀玲发在群里的图三，发现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无⻛无雨”，当初我亲手挂上去的这些电缆，现在还好好的挂在那儿。

参加CDSN的建设也随带着有一些好处。那时的“外国专家”好多地方都受到格外的照顾。比如来往有专⻋，吃饭有小灶。跟着他们一起干活也就跟着沾光，吃小灶，喝可乐。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奢侈的了。除了这些好处，项目后期美方还出钱让我们去泰国“考察”了一次。那是我第一次出国，自然是很新奇，很兴奋的了。名义上我们是去考察泰国北部的清迈地震台，但其实我们主要 去的却是曼谷和芭堤雅。看大海，看船市，看人妖。我还在那儿用美方给我们的零花钱给刘萍买 了一个纯金手链。想想那时的我们真的是一穷二白，出去零花钱还得靠别人施舍。

参与CDSN这个项目，让我在休病假期间每天跟着电视学的英语口语有了用武之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专家，估计很开心能有我这个凑合可以交流的中国人做助手，加上对我的工作也挺满意，于是在台⻓所⻓面前说了不少夸我的话。项目结束后，台⻓问我，你准备在台上⻓干还是短干？如果能⻓干，我去跟所里要求把你爱人从河北调过来。（那时从所里分到台上的大学生，通常在台上都干不长，两三年内都会想办法调走。刘萍也还在河北燕郊地震学校工作。）八十年代，没有任何关系的老百姓，想弄一个北京户口，就跟登天一样难，虽然不太敢相信，我还是半信半疑地问：长干？多⻓？记不清他说五年还是十年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当时的回答是：⻓干！因为后来他真的把这事儿给办成了！老实巴交的我们俩，能碰上这个特别想干实事儿的台⻓，也算是幸运。要知道调来前刘萍每次从燕郊回地震台的家，要走好远的路到燕郊火⻋站，坐火⻋到北京站，再坐公共汽⻋从东城到⻄郊，整整要折腾一天的时间。她还晕⻋。每次都差不多要脱一层皮。如果靠我们自己，不知这两地分居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头。

我们在地震台工作和生活都比较自由散漫。规章制度执行的也不那么严格。比如说台上有一台三轮摩托⻋。本来开摩托⻋是有专人的，但其他人去开也没什么人管。我虽然是学理的，但对机械的东⻄特别感兴趣。对开⻋也很喜欢。以前在农村插队时，虽然没有正式学过开⻋，但我一有机会就去开开拖拉机。有一次趁司机不在，我还把外单位人开来的汽⻋给鼓动着了，刹⻋都没松就开了几步。台上的摩托⻋我也是有机会就开开。我这个人干事有点莽撞，有时会干些危险的事。有一次我和王继军开摩托⻋上山去放仪器的山洞工作，王继军是台上指定开摩托⻋的，但我和他说我想开他就让我开了。下山的时候我开的有点快，在一个拐弯的地方来不及拐，⻋子一下子冲到了路外，右面的轮子都⻜了起来，差点没翻⻋！王继军吓得脸都白了。我想他这辈子可能都忘不了这事了。图六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差点被我翻到沟里的王继军。

图六：我和柳松出国前和王继军在那辆我差点开翻车的摩托车上合影。

台上的生活虽然轻松，呆久了也开始觉得缺点什么。看到在台上“锻炼”的大学生们来 了一批又走了一批，我心里也有点蠢蠢欲动。那时我身体养的还可以，上大学时就有的出国留学的想法就又萌发了出来。弟弟那时已在美国留学, 父母去看他的时候觉得留学生活好像也不那么 辛苦，便鼓励我也试试。于是我开始复习准备考TOFEL和GRE。记得当时参加了一个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办的补习班，每次去补习班要在乡间公路上骑十四公里的自行⻋，而且是晚上。回家时在冬天漆黑寒冷的⻛中骑一个多小时，又没有路灯，还挺瘆人的。

那时候申请留学可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没有网络，缺少信息，写申请材料还得用台上的一台手动打字机(图七)。还好台上时不时会有美国人来安装调试数字台。从他们那里也打听到一些美国学校的信息。

一九九一年我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读博士学位。那年的七月份，在我三十八岁生日那天，我离开了工作生活九年的北京白家疃地震台，离开了我生⻓的故乡。

图七：用手动打字机写留学申请材料。

图八：离开台上出国之前和同事们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