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戴钟伟

一次别离

 

那天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元旦，九零年代的前夜。日子成了节日，就比较容易记住，这算是节庆的额外馈赠了。

那天下午天很阴沉，像是要下雪了。那年我们那座千年古都西安出奇地少雪，没有雪的北方冬天，就像没有一勺滚烫热油的扯面，是缺少灵魂的。于是无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开始像虔诚的庄稼人一样，祈盼渴望落银砌玉的释放时刻。那个下午，面对阴云密布的天空，我们十几个人站在诺大的空荡荡的八十五中校园里，看上去显得有点儿凄惶，但内心波澜起伏。

 

忽然间远远地不知谁家放起了鞭炮，乍然而至，热烈突如其来。在古城里，元旦并不是最大的节日，那时候也没有跨年的新习俗，只是一个平凡的假期而已，并没有每家每户燃放鞭炮的习俗。下午也不是迎娶的时辰，只能猜测是附近有什么商店开张或者干脆是哪家野孩子按捺不住假期的喜悦，随意发泄着情绪。但这计划外的鞭炮声却让我们的等待显得更有一丝仪式感了。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的前奏，大概都是有些出人意表的意外事件的，这鞭炮声就像戏曲舞台上的上场锣定场鼓，让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越发好奇。

 

我们站立的地方，是八十五中校园广播站的门外。在我们的中学时代，广播站是每个像样的中学校园的标准配置，而且几乎每个学校的广播站，大概都是用同一张图纸施工的，从外部建筑样式到所在的地理位置。那个年代每个学校最重要的建筑是风格大同小异，连墙砖颜色都是一个色系的教学楼。最主要的公共区域都是教学楼前的操场，操场的面积，几乎是判断一个学校的规模和号召力的最直观的符号。

 

如果将教学楼比作“人民大会堂”，是学校的大脑，每个学校的操场就是“天安门广场”，是学校的胸膛，一条笔直的林荫道构成校园标准的中轴线，校门和教学楼就分布在胸膛的中轴线两端，在中轴线靠近教学楼的地方，必定会有一个一米到一米五高左右水泥砌就的长方形高台，高台上有一根旗杆，高高耸立，那几乎就是学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广播站一般就设置在高台右侧的第一间平房里，在一排用作教学办公用房的平房之中，其它房间的玻璃都是透明敞亮的，只有那间房间的玻璃是被报纸贴住的，褐红色的门上油漆已经剥落，显得很有沧桑感，但一直深锁不开，只有伫立在房檐之上的高音喇叭里不断发出各种号令，显得低调而重要。

 

我们十多个人就站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元旦的下午，站在那高台一侧的旗杆下面，站在那扇褐红色的门外。门扉依旧紧闭，神秘感比平日更甚几分。我只知道，我的默契搭档，广播站负责人之一的沈默正带着高中部的海燕、吴林和初中部的欣欣在门里布置着，但具体布置的内容我也并不知情。

 

那天是我们八十五中广播站全体自发组织的元旦迎新联欢会。按照事先和沈默的分工，我的任务就是将广播站其他十几个播音员“挽留”在门外，不管我用什么方法，目的是为沈默他们争取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得不断挑起各种远的近的话题，分散大家对室内发生事物的好奇心。我记得那天我们聊的范围从两伊战争，直到世界杯和马拉多纳，甚至还探讨了UFO的真伪。

 

北方的一月，室外温度接近零度，我却几乎汗流浃背。如果不是我们广播站的奇异气场——我们这个来自不同班级、年级跨度也极大的小社团，在广播站的环境下都开启了第二个自我，只要我们聚在一起，再平常的琐事也让我们兴味盎然，我那拙劣的话术应该实在撑不住那么长时间的神聊。如果当时我所在班级的同学路过，一定会讶异，因为我在班级里是沉默寡言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会理解我那只有在广播站里才会展现的另一个自我。

就在我几乎撑不住神聊气场的时候，广播站的门，终于开了。

两三年后，都已经天各一方，在不同大学就读的我和沈默终于在春节假期返乡探亲的间隙重逢，我们聊着聊着就又不禁回忆起中学时代那一段难忘的经历。三年的广播站生活，伴随着高中三年生涯，好像是开辟了一个平行时空一样，两者之间既有关联，但又自成体系。当年那些数不清的教科书、习题集、模拟试卷随着录取通知书到来以后的大扫除，连同生不如死的痛苦都被迅速抛进了爪洼国，回首望去，一片烟霭，但广播站的时光，却如同被琥珀封印的蝴蝶，连每一个细节都纤毫毕现。

 

我们是怎么在那么高速运转的升学战车上，找到了那样一个桃源秘境呢？在同样长度的时光刻度里，十几个少男少女，像是在时间的答卷上集体作了弊一般，拥有了额外的三年，连安徒生和格林也不敢这么构思岁月的童话吧？

 

沈默说，你该写点什么了，要把我们的故事完整记载下来，否则以后等我们老了，走散了，忘记了，才真的叫做暴殄天物。我们几乎是同时想起了那个联欢会了。我问沈默，之前你想到过会达到那样动人的效果吗？现在回头再看，那不仅是一次元旦联欢，其实是一次别离呵。沈默老老实实地摇摇头，说开始只是想搞得别致一点，没想到一下子整出了个那么难忘的场景，使得我们平淡无奇的中学生活，如同广播站那间光线并不好的屋子一样，瞬间开了无数盏灯，变得敞亮无比。以后的很多年，都找不到同样的明亮和温暖感觉。

 

你还记得那天一开门时的声音么？沈默问我。当然记得了，那一声“哇”那么异口同声，像八九十年代风靡的电视广告一样夸张，特别不真实，却是铁打一般的事实。纪实的生活很多时候反而比奇妙的虚构更有戏剧性，所以我们往往不敢相信自己曾经沧海，有过那么疯狂的经历。

 

门打开了，站在门外徘徊等待许久的我们涌入广播站里。一般同学眼中神秘无比的广播站，其实内部相当朴素，甚至堪称简陋。一间二十平方左右的房间里，正对着大门有一扇不大的窗，那是整个房间唯一的自然光源，所以如果不开灯的时候，即便在阳光灿烂的白天，房间里的采光度也并不高。

 

广播站的核心工作区域是在进门后，沿着墙壁呈L形排列的技术设备和工作台。进门左侧的墙壁上是电闸总开关，然后顺时针方向是一个三层的铁皮机柜，是“播音机”，上边还有一台录像机大小的，是“放大机”，机柜旁是一张黑色漆面的宽大的工作台，工作台上有一台“美多”牌双卡录音机。在录音机上方有三个闸刀，录音机前是两个蒙着红布的座式话筒。这些就是广播站最核心的机密要害。在电视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些设施在中学里，堪称高科技设备了。我们第一次进去开始学习操作流程时，手足无措又激动万分，自豪感绝对不亚于后来那些万里挑一第一批飞向太空的中国宇航英雄。

 

后来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行家里手，可以熟练地记住广播站的开机流程：先推上电闸，机柜就开始发出暗哑的轰鸣，我们就静静等上十几秒钟，看机柜上那些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按键渐渐点亮，然后坐在工作台上，把准备好的磁带分别放进双卡录音机里，先试试话筒，所有准备停当，等时间一到，将录音机上方墙上的三个闸刀依次推上去，广播站里的声音就瞬间覆盖到全校每个角落了。

 

我大学毕业进入了一家电视台工作，虽然担任的是撰稿和编导工作，但我却经常泡在后期机房里。技术员们惊诧于我这个文科生对技术设备的掌握速度超越同时进台的年轻人，他们哪里知道，看到那些操作台上红色、绿色、黄色的按键闪烁时，我内心对中学广播站年代无尽的怀念。

那天下午，天色阴沉，广播站里却没有开灯。我们从室外走进去先是感觉眼前一黑，暗得有些目盲，差点儿以为遇到了断电事故，但还没等我下意识去推电闸开关，音乐响起，我不用看，就听出是从那一台双卡录音机里传来的，那是郭峰为国际和平年创作的《让世界充满爱》：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 为你把眼泪擦干 /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 告诉我不再孤单 /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突然听到这歌声，所有人都愣住了。还没反应过来，听到黑暗里有擦火柴的呲拉声，然后看到黑暗中，萤火依次沿着黑色的工作台点亮，那红红的烛火，跃动着温暖的光焰，高高低低地，牵引着我们的视线。那些年，在日常生活里，偶尔还会遇到停电，每家每户都常备着蜡烛，对于烛光我们并不陌生，但在那个空间和时间交集里，那十几根蜡烛同时跃动的光亮，让我们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惊呼了一声。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系里组织影片观摩，其中有部青春片《豆蔻年华》上映，看到里面一群高中生聚会点燃红烛的一个场面，我当时的直觉是导演在那个元旦的下午，也站在八十五中的广播站一角，默默地注视着那朴素无比却让人震撼的场景，然后默默抄袭了我们。但看到电影里红烛点亮后，女生们开始在教室里进行时装表演，我就释然了，成年人揣摩的青春，看似时髦却完全不切实际。

 

我们当时除了一声发自肺腑的惊呼之外，哪里还有什么多余的肢体动作，都满怀虔诚，小心翼翼地或站或坐在广播站的各个地方，谁也不忍心用多余的言语打破那一刻的神圣与纯洁真挚。据说庞贝古城被维苏威火山瞬间毁灭时，所有人都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连下意识也无暇调动，所以千年后重现天日后，当年的市景栩栩如生。我想，如果在那个下午，广播站开门的那一瞬间遇到同样的天地境遇，就会发现那个瞬间，我们几乎凝固成了默默不语的群体雕塑。时间仿佛停止了，一秒？还是更多？我们不知道。

 

“我们同欢乐 / 我们同忍受 /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我们同风雨 / 我们共追求 / 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听到副歌时，袁莉和欣欣激动得流泪了。虽然事后她们矢口否认，一个劲儿地说当时只是眼里突然飞进了小飞虫或是烛光太亮了，一时半会儿没适应。可是我千真万确地第一次看到了她们流泪的模样，特别是袁莉。在红烛掩映下，两个小姑娘夺眶而出滑下脸颊的泪水，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很难不让人注意到，更何况我就坐在她们的右侧不远处的桌子上。之所以后来一直记得她们的眼泪，可能是在我们当时看来，即使广播站的所有人都情绪崩溃，都不可能见到她们俩的失态。

 

中学广播站的播音员的年龄构成是呈梯级分布的，高中部为主，袁莉和欣欣，以及马新建等初中部的比我、沈默、凌波、海燕、新芝、吴林、甘哲、雪雁、辰兰等一干高中部的年纪小很多。我们高三时，她们才初三。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她们俩就是鲜活的例子。袁莉在小学时就荣获了“全国故事大王”金奖，几乎是火箭速度进入校学生会和团委，也顺势破格进入了广播站——她的语言能力，太适合做播音员了。而欣欣初二就在全市的朗诵比赛上摘金夺银，是带着八十五中新竹朗诵艺术社的副社长光环进入广播站的。所有人都对这两个总是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眼睛大，嘴巴也大，鼻头微微上翘，说起话来满脸生动的小姑娘印象深刻——袁莉和欣欣其实长得并不是很相像，一个童花头，一个马尾辫，但浑身上下那种压抑不住的骄傲和自信，有着谜似的重叠度，以至于在我们的内心里，她们是我们校园广播站的twins，绝代双娇。

后来，我想起她们时，当年那些华彩名场面都淡去了，惟一涌入脑海的就是那天黄昏 “年轻的老干部”们激动的泪水。那一刻，她们卸下了那些光环，回到了自己年龄本来的样子，我很欣慰。

 

高中毕业后，我们的广播站成员散落在五湖四海，很多人失去了联系，多年以后我才费尽周折和欣欣互相加了微信。看到当年的小女孩欣欣不仅事业成功，而且已经是儿女双全的幸福母亲，她女儿活脱脱是当年的欣欣复刻版，令人不由感概时光的神奇魔法。但“绝代双娇”之一的袁莉却和任何人都没有了交集。也许，天生骄傲是保护伞，有时候也会是隐形的负担吧。那个骄傲的小女孩，不知如今身在何方，不知是否还记得那个下午的烛光和当年激动难耐的泪水呢？

 

那天除了袁莉和欣欣流泪，现场所有人的情绪都很激动，包括我自己。与我和沈默同级的“元老”们——圆圆的脸圆圆的大眼睛的新芝，总是活泼开朗、笑靥如花的凌波，手牵手依靠着彼此，随着歌声轻轻摇晃着身体，嘴里无声地随歌曲念诵着歌词，眼神迷蒙如远星点点；就连平日里嬉笑怒骂，经常批判广播站文艺气息过重，席慕蓉和汪国真泛滥的愤怒少年甘哲都破天荒地低下了眼睑，像是努力控制着自己，又不愿让别人看到他的手足无措，这突如其来的浪漫氛围，让他有些不那么适应，但又确实被打动了。

 

海燕和吴林虽然是操盘团队成员，却也被突如其来的感动氛围激动得满脸通红。海燕个头不高，稚气久久未脱，明明是高中生，看上去却还总是像个初中生一样，平日里羞羞怯怯，言语不多，但很爱笑，因为正在矫正牙齿的缘故，带着牙箍，每次忍俊不禁时都慌乱地捂住嘴的样子，以及她那句“让我们谈谈人生吧”的口头禅，常常成为我们闲暇时开玩笑的材料，但在那一刻，她似乎忘了自己的禁忌，满脸通红地轻声哼唱，甚至唱出声来了。没有人笑话她，也没有人笑话彼此的不同往常，十几个少男少女一脸虔诚的样子，让这个仪式变得出人意料的神圣。

 

歌声隐去，我们看到长方形的工作台当中摆放着一个蛋糕，旁边众星捧月地分布着高高低低的瓶子。有香槟，还有啤酒。蛋糕和酒，蜡烛，就是仪式的全部。

 

沈默见大家情绪稍微平复一些了，站在房间中央说：“今天桌上的蜡烛的数字，和我们今天在场的人数一样。这里的意味，相信大家都体会得到。在我们的广播站里，虽然有年龄、年级的差别，有高三的，有高一的，还有初三的，但是我们合作得很好。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官腔了，但的确事实就是这样。”

 

沈默说到这里，有点儿失态，但只是一瞬间的恍惚。“但蜡烛有亮的时候，也一定有熄灭的一天。就像我们几个，下学期就得光荣“退休”，专心去考大学了，要离开广播站了……但我们的心还是在这儿的，愿大家都记住，曾有那么些烛光！……”沈默控制不住自己，像有什么哽住了喉咙，他无声地抬起手臂，指向我，半晌才憋出最后的话语：“楚涵，过年了，大家伙今后难得聚在一起了，你赶紧来首好诗给我们大家吧！”

 

我那时只觉眼前一片苍茫。直到沈默又大声说了一遍，我才将将恢复了正常的意识。我缓缓站起身，看着周围那些我朝夕相处的伙伴们，那一双双灿烂如星的眼眸，那一张张熟悉而亲切的脸，我真的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连诗歌在那种场合都是多余的装点。这时袁莉开始大声叫嚷，别现场酝酿了！快说话吧，说啥都行，现在你张口就是诗啊！她都不知道自己的哭腔是那么明显，让我既感动又忍不住想笑。

 

虽然在升入高三后，我不止一次用倒计时的方式计算过那个告别的日子，但内心深处从来没有为告别做好准备。我太留恋这个给我高中三年带来无穷欢乐，让我对整个中学时代充满感激的奇妙空间了，在这个空间里，我幸运地认识了这么多可以袒露心底最完整故事的伙伴，在和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我那因理科成绩不堪的自卑感被融化殆尽。我也知道，沈默、凌波、海燕、甘哲、吴林在各自的班级里都不属于以学习成绩为老师所重视的优等生，是广播站这样一个空间像乌托邦一样地包容了我们，鼓舞了我们，也开启了我们，后来，也成就了我们。

如果不是广播站，我们这些跨越了各个年级和班级的少年，也许今生都会是擦肩而过的陌路人，只会成为一张张成绩单上枯燥的数字前面的姓氏前缀，而不会相撞出那么多那么多简单到幼稚，但又坦白到诚恳，有些超出了年龄，有些又回到了本真的情感火花。那样，我们的校园人生将会失去多少美好与感动啊。起码，没有广播站的淬炼，我们对友情的理解一定不会有那么多层次。相知，是一种需要情感共振的化学反应，广播站就是最佳的反应容器。

 

我的内心翻江倒海，涌出唇齿的只是语无伦次的话语。我们不是最早一批和广播站告别的，过去一年，广播站的第一届元老播音员司丝和她同级的高年级同学也是在这个时刻，在高考战车的轰鸣声中，无奈退出了广播站。我们一直很内疚没有为她们组织一次正式的退出仪式。所以，沈默才和我一起“密谋”了这个聚会。不为昨天愁，也不为明天忧，我们只想轰轰烈烈地大闹了一场，然后满心欢喜地退出江湖，给自己，也给大家一个交待而已。

 

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退出”只是个物理名词，或者说是社会化的行为动作而已。在精神上，我们这一帮特立独行，却彼此认同的“四海好家伙”，不管怎么颠沛流离，从主观愿望上，应该永远都不会退出彼此的世界吧？因为这个世界是我们这一群人共同建造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一分子，没有什么疆界约束，也没有什么君王臣子。在这里，我们是因彼此而成立的。只不过年少的我们都没有去想过，后来所谓的成长，会损耗掉我们多少的棱角，多少的希望，多少的热情，还有多少的疯狂。我已经不记得当时自己说了什么样的言语，只记得最后一句是：干杯，为我们的广播站，永永远远！

 

那天，我们彼此干着杯，说着只有彼此听得懂的话，时不时爆发出来阵阵笑声。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聚会从下午一点半一直延续到七点。十几根蜡烛早已燃尽，酒也早已喝干，话却似乎说也说不完。华灯初上时节，从窗口渗入的夜色提醒依依不舍的我们，应该回家了，而新的一年，新的一个时代即将来临了。当我们打开门时，却不由呆住了。在我们欢声笑语的时候，没有人察觉外边何时开始飘雪，等到我们出门时，外边已是一个银装素裹的雪世界，校园操场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雪，我们停放在广播站门口的自行车也被雪覆盖住了，而且大片大片的雪花还在扑面而来，丝毫没有停歇的感觉。80年代的最后一个元旦，一场静悄悄的大雪漫天飞舞，覆盖了我们所有的视线，世界一片纯白。

“瑞雪兆丰年！”胖胖的甘哲平日里一直对我写诗冷嘲热讽，认为我是一个腐朽的“鸳鸯蝴蝶派”文人，那一时刻却比我还要鸳鸯蝴蝶一些了，忽然地大发诗情：“来，咱们几个握握手，彼此祝福一下！”

 

“对呀，保佑七月份顺利！”

“八月份得志！”

“九月春风得意马蹄疾！”

“祝愿每个人都成功！”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每天都要像今天一样开心！”

“一定要幸福！”

 

………空旷的校园里，在飞雪之中，我们的声音显得是那么辽阔，久久回响。

 

尽管那一年的高考之后，悲喜交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愿进入了理想的人生轨迹；再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各自远扬，在天南地北开枝散叶——有的成了高科技通讯企业的精英，有的成了知识界的网红，有的已儿女双全，也有的至今独善其身，还有很多当年的伙伴，在社交平台发达的年代，依然断了联系，难觅影踪。年轮飞旋，也许再次相见，已经不敢相认陌生的容颜了。但那年与广播站的伙伴们共同迎来的80年代最后的那一场雪，让我们的生命记忆里，永远有一抹纯洁和天真，虽然那是一场我们都不肯命名，也刻意忽视涵义的别离。

 

那一年里的那一天，伫立在那个校园角落里，代表我们个体的点点烛火，仿佛是留在昨日以前的星光。当它将我们照亮的时候，往往惘然不觉，只有等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不经意时回望时禁不住惆怅；但想到那十几盏烛火和对应的名字和脸庞，又会深深地庆幸，还好，那么平淡无奇的青春里，居然有彼此。世上有多少真实的乌托邦呢？无从考证。但我知道，曾经有一个“声音的乌托邦”，真实地存在过，我们曾经努力地证明了，在平凡人的生命里，也会安放那么多不安的热爱，还有那么多无定义也不需要定义的向往。

 

你还记得那年在烛光下默默许下的诺言吗？你还记得当时在雪地里大声说出的愿望吗？……时间很短，岁月很长。80年代最后一个元旦的最后一场雪，洋洋洒洒落在古都内外，落在我们永恒的那一年里，悄然成为时光的界碑，界碑两侧，一边大雪纷飞，一边千里暖阳。那些名字，还在闪闪发亮。

 

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曾经有那么些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