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老校长赵品三（赵于平修改稿）

喆人

说明：原稿发出后，黄升堂师兄发现多处错别字。现予以改正后重发于后。 　　写在前面刘光副校长写的，怀念赵品三老校长的文章，本来是作为“附录二”附在由“五零三厂厂（校）史编辑办公室”于1978年8月，编辑的《北京航空工业学校校史》后面。后来我拿给赵品三校长的儿子赵于平看，他发现有几处错误，提出了修改意见。由于原来只有纸质文件，不好修改。我用汉王扫描笔，改成电子版。同时根据赵于平的修改意见做了编辑。本稿今天（9月15日）又经过黄升堂师兄改错。现在发给北京航空工业学校有关的人阅读。发现不当之处请及时提出。四届学生王良田2021-09-15《敬爱的老校长赵品三同志》 刘光著 赵品三同志1952年秋，组织上为了加强教育工作的领导，从公安部调到我们航空工业学校担任校长兼国营211厂厂长的工作。赵校长1925年参加革命，是一位久经革命锻炼与考验的老干部。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全校师生员工的楷模。在校勤勤恳恳，深入实际，虽仅三年多，但老校长的工作，却为北京航校的建设发展与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赵校长到任之后，为了加速航校的建设，首先是狠抓组织建设，干部配备与基本建设的工作。中层以上干部，一部分从211厂提拔抽调，一部分从上级部局调配，采取先到职，工作后任命的方法，很快组配齐整套干部。张鸿财为政治辅导处副主任，曾志刚为总务处主任，李光为教务处主任，刘光为教务处副科长，郭步洲为保卫科副科长，孙炳廉为政教科副科长，毕敏为基建科科长，杨一民为组织科科长兼工会主席，芦增光为总务副科长：姚家瑾．张宝明为实习工厂的副主任，刘家莹，樊同康为专科副主任，靳文焕、肖蜂为团委正、副书记。不久，二机部四局又从南京航空专科学校调蒋柏生来校担任教务处副主任和主任工作，进一步加强了教学工作的领导。1953年3月，学校迁入南苑西洼地校址。3月18日在中共北京市委高校党委的领导下，我校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北京航空工业学校总支部委员会”，由张鸿财任总支书，委员有；赵品三、李光、刘光、，靳文焕、杨一民、芦增光、郭步洲、张林德等九位同志。党总支下设五个党支部，共有党员8 1人。党的组织健全，工会，共青团和行政机构的建立，从组织上都充分发挥了作用，大大加速了学校各项工作的进行，这都标志着学校与工厂走向完全独立发展的新阶段．当月校厂洽商后决定分开，赵品三校长不再兼任211厂厂长，厂党委书记姚仲选不再兼任副校长职务。1953年秋，上级调派211厂副厂长陈谷音来校担任副校长，协助赵品三校长工作，主管学校教学行政。 老校长在抓基本建设上很有一些经验，首先是在调查研究之后，敢于拍板负責。从选择校址。审阅图纸，工程施工等重要问题他都亲自抓。在西洼地建校时，地质情况较复杂，他实地调查研究之后，向市委会立了．“军令状”，争取了时间及早破土动工完成了任务。在北郊苇子坑建校时，他为了全校师生能有个开大会和文娱活动的场所，，在花钱不多的条件下，把学校食堂建成可以开会，看电影的食堂。这一合理化方案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拥护。老校长身为行政九级干部，但他从没有官架子，态度总是慈祥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到学生食堂、宿舍，关心群众生活，与群众促膝谈心，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冬天到食堂看看饭菜热不热，摸一摸学生宿舍的暖气温度够不够；生炉子的，房子里烟筒，通风口等是不是齐备，防止煤气中毒；夏天检查饮食卫生，各宿舍纱窗是否完好，没有纱窗的窗户都告诉总务科赶快装上，经常了解学生学习．情况，问一问学生的学习负担重不重，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生活。赵校长的生活非常俭朴，总是身着旧衣、布鞋，从不特殊．有一次他从传达室路过，正好遇一位新调来的财务干部，他就帮助这位干部扛起行李一直送到十九号楼宿舍，一边走—边叙家常。这位新来的干部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工友．过后才知道帮自己搬行李的，就是咱们的老校长，这件事让这干部一想起来心里就很不平静．非常敬仰这位老校长。 一九五三年秋第二届新生入学了，每个学生都享受的是普通的助学金伙食标准。可是第一届学生都是从部队选调来的，享受的是调干生的助学金伙食标准，稍高于普通助学金。老校长认为，在一个食堂如果学生伙食是两种标准，这样对学生思想影响不好，食堂工作也会增加许多麻烦。他提出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亲自召开第一届学生干部会议，讲清情况，进行座谈。充分听取学生意见．结果：是大家—致赞成老校长的这一意见。从此，学校新老同学更加团结互助，好人好事日益增加．老同学就像关心爱护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一样。新同学也都在各方面以大哥哥大姐姐为榜样，学习他们从人民解放军带来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好作风，学习他们艰苦奋斗刻苦学习的精神，学习他们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一带一学，北京航校第一届、第二届同学为学校树立了良好的校风。 老校长在工作上雷厉风行，既严格要求干部又大胆放手，使干部受到锻炼．出了问题不是首先批评干部，而是他首先承担责任．1953在基建招工的问题上违反了政策，市委在调查处理这件事。当时赵品三同志首先在会上承担了责任，诚恳地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并向市委做了检查汇报。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精神，使每个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老校长在工作中对于苏联专家的建议也不生搬硬套，要求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在校苏联专家组长杜那也夫的建议下，把学生每天上课的时间改为六节一贯制。即一上午连上六节课，每节45分钟课间休息1O分钟。下午全部为自习和课外活动时间．结果这样一改，全校师生每天一大早四、五点钟就得急急忙忙起床，整理内务，洗漱，早操。开着灯喝稀饭吃早点，上第一节课时教室里还需要开着灯才行。这样一连上完六节课下来，学生早已精疲力竭，肚子饿得发慌。全校师生普遍反映身体吃不消，學习效果不好。这样的作息时间唯一的好处是，下午课外活动集中，好安排。这样的进行教学工作，老校长肯定地指出：长久下去不行，要改，这种方式不适合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苏联中专是走读生，上午集中时间上完课，下午回家去复习。我们全部都是住校生，学生的饮食生活条件身体素质也不同。我们是在中国办学校而不是在苏联办…。老校长对苏联专家做了解释说服，从此又把作息时间改正过来，受到师生员工的一致欢迎。老校长平时．非常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重视教学质量但反对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他经常参加教务部门召开的学生座谈会，听取学生对各课教师的意见。这种会议常常是背着苏联专家开的，因为苏联专家的观点是要维护教师的“尊严”，不许学生对老师提意见。即便是在课堂上讲错了也不能提，只能由校长关起门个别与教师谈。老校长对这种做法很不赞成。认为不是实事求是的作风。苏联专家规定教务科长，，每天要对前一天的课堂上提问，得了二分的学生，都要进行个别谈话的制度。这一制度本身一方面给学生造成精神更加紧张，另一方面给教务科长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负担，这实际上是一种行不通的形式主义的作法。老校长批准取消了这种制度，要我们对教学工作多作些调查研究。以便来改进教务工作。 回忆起老校长在航校的工作时间虽不太长，但他在建校初期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他那种高尚的品德，优良的作风给每个同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老校长调离航校之后，他还经常关心着航校的发展和建设。曾几次被邀请到校参加活动和看望同志们。1972年的一天我去和平里他家看望他时，他虽然病魔缠身行动不便，但还是询问航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學校发生的一切情况。他说：“航校红卫兵曾几次来我家让我写揭发陈谷音校长的材料。说陈谷音同志是“大叛徒、走资派，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校打击迫害工农干部，说我是被陈谷音打击迫害逼走的。当场还要给我佩带红卫兵袖章。这些都被我拒绝了”。老校长的为人处世，从不为淫威和权势所屈服，始终是刚直不阿的。他曾冒着危险保护过受打击迫害的好同志。原民政部副部长袁血卒同志在“文革”，中就是受到赵品三同志秘密保护的一位老干部。赵品三同志对后来接任他当较长的陈谷音同志时在“文革”中的恶劣处境十分关心和同情，他坚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下去。老校长在谈话中还询问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临别时，他还把病中书写的一幅毛主席《井岗山》诗词送给我留念，我一直视为珍品。后来我曾几次到首都医院去看望老校长，在他不能讲话的情况下，就用铅笔和纸来提出他想了解航校的事情，非常关心航校的前途。对陈谷音同志在1972年8月被残酷打击迫害致死的事件，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说：陈谷音同志是位很好的老同志，死得实在可惜！这是党的一个损失。谁都忘不了老校长在建校初期所做出的贡献，只要有人提起老校长，大家总是交口称赞．很可惜的是这么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校长过早的在1973年9月9日不幸病逝。1 8日，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胡耀邦同志为治丧小组领导人。参加向赵品三同志遗体告别的有胡耀邦、王震、廖承志、程子华、康克清、卓琳、江华、孙毅、黄镇、马海德（国际友人）。还有吴印咸、丁里、凌子风、石联星等同志。赵品三同志的逝世，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凡是认识老校长的同志对这一不幸的消息都感到非常悲痛。我曾走访过老校的夫人肖影同志，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些有关老校长过去的情况。赵品三同志，山西榆次县人，1904年出生于—个贫农家庭、早在一个教会中学读书时就受到．“五四”爱国主义的影响”即滋长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思想。1925年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开展了党的地下革命活动，在太谷铭贤中学组织革命同盟分会，“左派国民党支部”组织领导学生运动．1929年1 2月参加组织了由程子华指挥的“大冶兵暴”。事后和柯庆施等到鄂东南加入了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一次打长沙时任红三军团第八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第二次打长沙时任红三军团总指挥部直属党委书记。赵品三同志在工农红军中历任大队党代表、纵队艺术股长、瑞金红军大学俱乐部主任兼任特科大队政委、他是红军中第一个专业剧团——八一剧团的创始人。在中央苏区教育部长瞿秋白任部长时，赵品三同志任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兼工农剧社总社长职务。1937年到延安后又和廖承志、朱光同志组建了西北抗日剧社总社并担任社长。当时他把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搬上舞台，并亲自扮演阿Q，曾经轰动一时誉满全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观看了演出，并给予了很好的评价。美国朋友斯诺夫人韦尔斯看后也曾在她的著作《续西行漫记》中写道：那个有趣的农村无产者阿Q是由剧社主任赵品三扮演的……。（老校长在延安演阿Q的有趣故事，航校有不少同志也听说过）1937年“七·七”之后，赵品三同志离开延安，被任命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上校秘书，亲随周恩来副主席在山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为我军招收了不少很有文化艺术才能的骨干，如：徐肖冰、吕骥、崔巍、丁里、陈强、罗工柳等，他们都是那个时期应招参加八路军的。周恩来副主席对此表示很赞赏。赵品三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曾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厅副秘书长，在工作中经常受到朱总司令的指导和帮助。朱老总很器重赵品三同志的书画才能，1962年9月2日，朱德同志还邀请赵品三同志和夫人到家做客写条幅。当时朱德同志也挥毫为赵品三、肖影同志写了：“佇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四句抗日战争时期作的诗。以表达当年共同战斗在太行山时的情景．东北解放后，赵品三同志任东北铁路局总经理部部长、东北工兵学校政委、东北军工部顾问室主任，兼任东北军工专门学校校长。全国解放后，又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政保局副局长，为了加强国防工业教育工作，1952年调到我们航空工业学校担任校长兼任211厂厂长。根据工作需要1 9 5 5年以后，又调到全国手工业总社任干部局局长，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职务。赵品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党的需要就是他的志愿。邓小平同志的评语是：“赵是很老的同志，从不计较名位……”；赵品三同志是一位真正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赵品三同志生前还担任全国政协第三届、第四届委员的工作。他的一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在我们北京航校工作期间，他那忘我的工作精神，平易近人的态度，艰苦朴素从不特殊的生活作风，以及实事求是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恩情难忘】摘自刘家莹副校长的《秃笔杂集》 恩情难忘 还有一位大恩人，让我及家人甚至亲朋好友在50年代及后来免于陷入政治浩劫。否则它不仅会导致我大半生的人生自由和尊严万劫不复。甚至可能会引发我家破人亡之危机。这位大恩人就是时任北京航空工业学校的校长陈谷音。事情是这样的：1956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领导到群众，在全国开始弥漫。这一年夏末秋初，北京市郊区农村开始以党的号召推行由初级农业合作社转入高级农业合作社的群众运动。为了配合这场运动，北京航校遵从上级党委的指示，派遣了一部分师生到郊区农村搞宣传工作。由于这些师生要在农村住上一段时间，北京航校党委常委为了了解和关心那些下乡的师生，开会讨论决定派一位校领导下乡去了解师生情况，并对师生进行慰问。在当时北京航校的领导班子中，其他三位领导人均较我年长，陈校长较我年长近20岁，党委书记张鸿才也长我1 0岁，另一位同志郭步洲虽较我年长不多，但由于我主管学校的教育工作，与师生接触较多，因而商讨之后决定派我去农村执行上述任务。下乡后的那几天我走遍了师生所在的村庄，了解到了师生的生活情况和进行的宣传工作，也看到了家家农户的大门两侧和上面贴着用红纸写的欢庆进入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对联和横批，有的还放鞭炮庆祝。也许由于我当时刚入而立之年，从外表上看与师生没有区别；加上我当时穿着一身洗得脱了色的旧军服，更因为那些农民不知道我是那些来乡下搞宣传工作的师生的副校长，也就是农民心中的“官”和“头头”，从而让我直接听到了一些农民虽然表面上欢庆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但实际上并不赞成的议论，有的农民甚至公开以粗鲁的语言骂街。这在当时使我感到迷惑不解和震惊。回校后我向陈校长作了汇报，在讲完了我进行和完成党委常委交与我的任务后，也顺便谈到了我亲眼所见和亲耳所听的一些农民不赞成甚至不满意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言论和表现。我当时其所以谈及此情况，完全是认为如实向党组织和上级汇报所知的事实真情，即“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共产党党员党性的最基本和最朴实的要求和反映，也是想让领导能帮助自己解除上述迷惑不解。陈校长在听我讲完了这一现象后，即认真地对我说：“刘校长，你很年轻（当时我不满30岁），许多事你还不懂，你刚才谈的这件事就别再向其他人讲了。”我点头答应了。因此后来我一直守口如瓶，没有对任何人再谈及此事。在随后不久开展的向党交心运动中我也没讲，在所谓“四人帮”倒台以前我也从不提起它。若不是陈校长以老革命丰富的政治经验，以长者仁厚之心，以领导关爱下属之情，教导如我这样的，既缺乏政治阅历、幼稚无知和天真烂漫年青人，我肯定会在其他会上或场合对他人如实地去讲述那件事，果真如此，1957年在个别领导人蓄意发动和进行的一场残酷的“反右派”，的群众运动中，我被打成右派将是铁定无疑的了。如果不幸这样，我和我的家庭将与全国数十万被打成“右派”的人和家庭样，将遭遇到同样凄惨和悲苦的命运。回忆往事，我和我家人除了在“文革”浩劫中曾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外，其余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尚未陷入其他一些政治泥潭，从而我的家也未遭遇到其他任何不测之厄运。这不能不说是大恩人陈谷音校长拯救了我和我的家庭。陈谷音校长是我一生中的大恩人。我和我的家人终生都不会忘记的。附记： 我认识陈谷音校长始于1950年，其时他是北京南苑空军211厂的副厂长，我是该厂的技术员。由于无直接工作关系，因此彼此并没有接触。不久他即调往沈阳112厂任副厂长，后来因其爱人李波（《白…毛女》在延安首演时扮演黄世仁的母亲，解放初期在广播电台唱《翻身道情》的歌唱者，后任北京歌剧院领导）在北京，因而1953年又调回北京，到航空工业学校任副校长。正校长赵品三调离后即接任校长之职。1956年4月原二机部（后改组为三、四、五、六共四个工业部）任命我为北京航校的副校长。从此我与陈校长在工作上开始有了较多的联系。在共同工作的多年中，我始终尊重他的领导，他也一贯支持我的工作。但我们私人之间并无什么来往，我们分别住在学校家属宿舍一栋楼的相邻的单元里，但从未到过对方的宿舍。至于他在北京市的家，也只是在校领导集体在北京市开完会后偶尔一同到他家去看看，但逗留的时间均不长。关于他个人经历我知之不多，也不详细，以下所述之事实并不全面甚至可能有失真之处。陈校长是四川人，年青时曾就读于原上海音乐学院。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为进行革命工作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因而得以出狱。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四川工作时曾介绍一个学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名熊复者参加共产党，后又将其介绍给到当时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身边工作。抗日战争初始，时任新疆省省长的军阀盛世才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共中央遂派了一些同志去新疆工作。陈谷音同志被派往新疆迪化市（即乌鲁木齐市）任一中共党报的编辑。后来盛世才背信弃义将在新疆工作的所有共产党员逮捕入狱，因而陈谷音再次入狱。直到党中央设法营救后，陈方与其他被捕入狱的同志一道回到延安。据此陈谷音同志为革命工作先后两次陷入敌人牢狱之灾，长达7年之久，但始终英勇不屈，气冲霄汉。“文革”前熊复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红旗杂志》总编，“文革”浩劫中彼莫须有的罪名挨斗下台。在江青指示下，因陈谷音是熊复的入党介绍人等关系，也被打成反党分子，并被囚禁于航校的一间隔离室里。在该校一石姓学生“造反派”率领一群暴徒，折磨暴打陈校长致残，直至于1970年无辜而亡。综观陈谷音同志革命一生，在革命胜利前虽先后两次为革命被反动派逮捕入狱，英勇不屈，尚能出狱，继续为革命奋斗。而在革命胜利数十年后，却在被自己所信仰和热爱的党的领导极其错误地发动的“文革”中不明不白地无端置于死地，最终死得惨不忍睹，不能不令人唏嘘扼腕，更不能不令我中儿女深思。1970年陈谷音同志惨死后，在当时所谓“四人帮”的当道下，有关上级既无任何说法，更无安葬仪式。在所谓“四人帮”倒台后的拨乱反正中，北京航校党组织和领导曾多次为陈平反昭雪事上报航空工业部。时任该部的部长兼部党组书记的莫文祥，碍于与时任该部的物资局副局长石某之关系（因石某系造成陈屈死元凶之父），始终不予理睬。．无奈之下，陈的爱人李波上书薄一波同志（李系薄之旧部属），薄批转国防工办主任刘XX，刘即批示航空部，至此莫文祥才赶忙处理，将从北京航校己调至航空部任职之原北航学生石某开除党籍。北京市委审核了陈的革命历史和无辜被害至死的情况后，追认陈谷音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补办安葬仪式，将其安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