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曹乐安（一）

曹小麓

（一）父亲的青少年时代

　　我的父亲曹乐安，1915年11月7日（农历乙卯年【兔年】十月初一） 出生在湖南省沅江县三码头农家，是祖父曹鲤庭的长子。可以想见父亲的出生是多么喜悦的事情。听说曽祖父一辈是逃荒到沅江的。清末的沅江荒凉贫瘠，土匪横行。清朝时期，鼓励在洞庭湖畔围垸造田，甚至发布诏书，要求连零星土地也要开垦，对新开垦的土地一律免征赋税。曹家靠围垸造田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下来。到祖父这一辈有六兄弟 ，祖父排行老六，六兄弟个个都是强劳动力，洞庭湖肥沃的湖土滋养了他们，曹家逐渐富裕起来了。祖父是曹姓的族长，他重视教育，父辈的5个兄弟姐妹无一例外的受过高等或者中等教育。祖父不仅送自己的儿女读书，还在长沙开办了一所中学——长沙市东乡中校作为曹姓族学，以鼓励曹家子弟努力学习文化。

　　父亲10岁就离开乡下的家，独自到长沙求学。父亲勤奋努力，品学兼优。私塾毕业后经过努力考取了长沙明德中学，这是当时长沙最好的中学之一。

洞庭湖围垸造田的结果是垸田深入湖泊蓄水水体，直接削弱了湖泊滞蓄洪水的功能。父亲从小就看到洪水猖獗，水患危害着百姓的生存。特别是1931年，1935年的大洪水灾害的严重，促使他下决心立志学习水利，治理洪水，为人民造福。

胸怀水利救民的抱负，父亲刻苦努力求学，父亲考取了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工学院。

　　父亲求学之时，正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父亲在大学里接受了抗日救国革命思想的熏陶，参加了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父亲是爱国的热血青年，他和许多爱国青年志愿者一道，从清华大学休学，回到家乡湖南宣传抗日，动员民众。父亲担任了抗日宣传队的副队长。

这段历史，父亲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中曾经写到：“1935年下半年，我在北京读书，当时华北风云紧急，日本军阀气焰嚣张，稍有爱国良心的人，莫不气愤，校园里揭露蒋日勾结的报道，抗日救亡的呼声，感染了每个青年学生。12月9日游行示威我也参加了，顶着寒风飞尘，从清华园到西直门，竟被拒于城外，有几位同学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至今记忆犹新。后来警察突袭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使我不解国民党政府何以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1937年底，抗日的战火，将要烧到武汉，长沙也危在旦夕。由北大，南开，清华三个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计划西迁昆明，此时，不少同学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奔向抗日前线，我则和几位同县同学参加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举办的“抗日民众训练”工作，回到后方，在本县本区，宣传抗日，训练民众，保卫家乡，我们几个大学生经常聚会交流，竟招来县里国民党军官的盘问，我非常气愤，真想不通连响应国民党号召，做好抗日宣传都受指责，是爱国有罪？”

　　一年多后，父亲回校继续学业。这时候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迫于战争形势西迁云南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父亲到昆明西南联大继续学业。当父亲读大学三年级时，土木系开始划分结构，道路，卫生及水利等四个专业，父亲选读了水利专业。

　　这是父亲在西南联大攻读时，和当时清华大学同学们的学习生活的珍贵留影。

　　父亲在西南联大完成了学业，由于成绩优异，他留校任教了，任母校清华大学和中央实验处合办的昆明水工试验室助理研究员。协助当时清华工学院院长施嘉炀进行水文测验，水文资料整编。

　　父亲撰写的回忆清华大学师长的文章。

　　父亲并不满足于仅仅在国内最高学府的学习，他一边工作一边继续钻研，准备着参加出国留学考试功课。

1945年春，父亲参加考试，考取伪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主办的公费留学。

1945年父亲乘轮船漂洋过海，经过漫长的旅程，到达英国曼彻斯特市开始的留学生涯，1945年夏初到1947年底，父亲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几处顾问工程师事务所实习水利发电工程。实习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英国当时正在建设的规模较大的一项水电建设工地上，主要是实习大坝设计及施工。

　　写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一个10岁就离家的湖南农村的乡下孩子，一路走来，他是怎样地努力，怎样地不断开拓自己的眼界，才能在那样贫穷落后的战乱年代走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前沿啊！

记得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那是长江上第一座大桥。父亲带着我们去参观。站在汉阳桥头，看着奔驰的火车开进长江大桥下层的铁路通道，父亲非常感慨，他告诉我们，当年参加出国留学考试，有一道设计题，就是设计一座双层桥梁的下层火车入口，对当时落后的中国人来说，这不仅是见所未见，甚至是闻所未闻的。我们追问父亲，那您做出题目了吗？父亲说，当然他做不出题目。

我的母亲和大姐摄于1945年

　　父亲在英国留学期即将完成时，他收到了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导师的来信。原来，父亲的导师已经离开西南联大，到国民党海军工作了。他邀请父亲去海军工作并许以国民党海军中校职务。父亲在胸中早已绘就了中国水利工程的蓝图。他认为虽然海军福利待遇好，但是不过设计一些船埠、码头，对救国救民作用不大，而且辛辛苦苦学到的知识会无用武之地，就婉言谢绝了导师的邀请。

1947年底父亲学成回国。他到长沙国立湖南大学工学院水利系担任了教授，教水力发电，水文学及水工建筑物施工等课程。

但是那时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风雨飘摇，物价飞涨。一个教授的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父亲又兼任了长沙水文总站主任。那时湘江上没有桥，从我们岳麓山的家到城里的水文总站上班，必须乘小划子过湘江，无论怎么的恶劣天气，父亲满怀技术救国的热情，风雨无阻的奔走在湘江两岸。每当狂风暴雨的天气时，母亲总是非常担忧父亲的安危，唯恐在风暴中的小划子出现险情。

　　1949年8月15日长沙和平解放。父亲满怀热情和希望迎接长沙解放，迎接新中国诞生，渴望在共产党领导的水利建设中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

父亲参加了新组建的湖南人民政府农林厅水利局工作，任副总工程师。在1949年湖南洞庭湖遭受洪水灾害时，父亲参加了修堤工作，在工作中几次随当时农林厅副厅长李毅步行视察水灾情况和修堤进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深深影响着他，他认真学习他们的工作作风，为新中国的水利事业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

1950年初，长江水利委员会组建，父亲被调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担任设计科长。他欢欣鼓舞地迎接着水利事业的春天，摩拳擦掌地投入到水利事业的新建工程项目之中。

不料这时乡下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让担任族长和县参议员的祖父首当其冲，祖父吓坏了，他逃离了家乡。公安部门找到我父亲让他交出祖父，并且要带走父亲到乡下去批斗。父亲也不知道祖父的下落，父亲和全家陷入了困境之中。

　　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是1934年学生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革命，老知识分子。

以下摘自《长江水利委员会初创记忆拾零》彭清 阮景雯

他（指林一山）心胸开阔，相信这些知识分子是热爱国家的，也能够为新中国水利建设作出贡献，接收留用了留学归来的何之泰、曹乐安、杨贤溢等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

适逢土地改革运动，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曹乐安的父亲被划为地主，家乡来人要将他父子从汉口抓回去，情况十分危急。千钧一发之际，林一山以惊人的勇气站出来说道：不许随便抓人！态度坚决地与对方严肃交涉，终于使其（曹乐安）保住了生命安全。曹乐安万分感激，当时他只说了一句：“即使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师，也要百分之百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

后来的实际证明，曹乐安践行了他的诺言，在治江事业中承担了重要责任，成为长委会第一个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后记：父亲少小离家后，因为工作繁忙，再也没有回过他出生的故地，甚至我们子女的籍贯都填的益阳，我们没有听过父亲聊他出生的地方。

可能因为1981年新华社记者报道“咱们的好老总”——记葛洲坝工地的两位总工程师，让湖南沅江发现了曹乐安是沅江人？1984年湖南沅江县长曾带着三码头乡政府的慰问信来看望父亲。让我有些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