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街：陆氏“命馆”话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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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守章先生和樊月英女士

　 批阴阳断五行，看掌中日月 测风水勘六合，拿袖中乾坤

西门老街，侧卧在穿镇而过的练祁河北岸。练祁潺潺，小弄深深，曾经的西大街上商铺相邻，民居错落，行人熙来攘往，算是嘉定的一个繁华去处。如今，由于西门老街整体改造计划的实施 ，老街虽已人去楼空，但那些老房旧屋，那些残垣与断壁中的人物和故事仍会时时浮现在西街人的眼前。西大街东端街北14号是栋不惹行人起眼的小楼，可是嘉定人大多知道这里就是当年被称为“陆铁嘴”“陆瞎子”的算命先生陆守章前辈开设的“命相馆”，一个算命看相的地方。一个邂逅，让我与陆前辈家的后人“八少”在30年后重逢。他是我的同学，又与我是当年一个大队的“插友”。随后，我有了机会听他讲述他盲人父母人生风雨的故事。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他父亲和他家的人生故事。

我父亲1909年出生，户籍上的出生地是原来名为朱桥小庙村的那地方。但他是由那里的陆姓夫妇领养的，养父母为他起名陆守章。父亲的养父母家本已有二个女儿，但那里风俗是一家人家如果连生二胎女儿后怕无男孩断了后，大多会托人去别处领养一个男孩以继承香火的。而这孩子从哪里来，是哪里人，本姓什么等身世情况都是隐匿起来的，这是怕孩子长大后去寻觅自己的亲生父母。所以父亲被领养前的身世是个迷，不知他生前是否曾经去打探过。

领养了他以后，养父母又生了个弟弟，起名陆面生，是我的叔叔。这个叔叔一直居住在小庙这个地方，所以父亲1973年去世后落葬在了这个叔叔的自留地上，直至那儿撤队把墓迁到了望仙墓园。

父亲读过几年书，初小文化；后来又学过裁缝。他资质聪慧，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本来至少会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轨迹。

可是，在1925年的深秋季节，一场天大的横祸降临到了年仅16岁的父亲身上。事情是这样的，他与几个玩伴割稻时在泥土中捡了个也许是当年军阀混战时丢下却没有爆炸的手雷，几个孩子好奇地把没了引信的手雷中的火药倒入空漆桶当游戏玩，当父亲用火柴点燃火药时发生了爆炸。他的脸被烧得皮开肉绽，结果是双眼从此基本盲去，只有一个眼睛上留下一个比芝麻大一些的小孔来可略见亮光。父亲的人生道路由此改变，开始他的差不多近一个甲子的黑暗人生。那年月，一个瞎了双眼的孩子能干什么呢？父亲的养父母为了给他谋一条出路，在父亲18岁时让他投到嘉定西门城内冯先生门下，拜师学算命。冯先生开了个＂冯钢口命相馆＂，馆址在人民街顾典弄往西一些靠近西城门口的地方，隔壁就是那家修理竹器和木器的店铺。冯先生的儿子据说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願軍战士。

“冯钢口课命馆“馆门口是有店招的，父亲出道后的招牌是＂陆铁口课命馆＂。说来也好笑，师傅是“钢口”，徒弟是“铁口”，师徒俩是“钢铁侠”了，不知父亲后来收的徒弟的名号是什么。

父亲拜师学艺的几年间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地熟读命书和课书，三年后已经基本熟悉了算命这门学科其中“听说读写”的诀窍，面对各类情况和各色人物都能应对自如了。

旧时代，做学徒的是要跟师傅“学三年帮三年”的，但父亲学了三年后，因冯先生知道他家穷，免了他的“帮三年”课程，网开一面允许他出师自立门户了。那时候应该是1930年前左右的时期，刚二十出头的父亲凭着一个只有许些亮光可见的眼睛开始走街串巷，栉风沐雨的开始了自己人生苦旅的第二个历程。

父亲凭着吃苦努力和天赋，没有多少年后就把生意做得比他师傅旺火了 ，县治内的四乡八邻都知道嘉定有个会算命的年轻后生叫“陆瞎子”的了。

没有多久，父亲结婚了，那年他21岁。父亲的第一位夫人是陆姚氏，出生于嘉西昌桥盘渡子，自幼双目失明。是经人介绍嫁与父亲的。后来生育孩子时因难产去世，没有子嗣。 从行辈上说，她是我的“大娘”了。

父亲的第二位夫人就是我的母亲樊月英了。母亲1911年出生于马陆乡樊家村樊家宅。她四岁那年出天花，因为家贫拿不出一个银元的医疔费用来，以致发烧高温不退而烧坏了一双眼睛。 母亲生了我们儿女8个，我是他的小儿子。父亲妻子和儿女们的事我们留在后面再说说。当年的一对盲人夫妇，生儿育女，那艰辛的苦难是可想而知的。他克服了无数正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打开了自己的局面，在收入方面应该是除了养家糊口还略有积余的。

父亲从业十年后的1940年，在他30岁左右时购买了现在西大街14号这块地皮，在上面盖了房子，有了自己的店铺。从此他不用再在酷暑严寒中奔波，终于圆了自己有个命馆的梦。

说起西大街14号这幢一上一下的小楼，其中还有一个故事可以说说。父亲1940年左右准备盖房子时陪一位“小娘“回娘家，在马陆仓场村郟家宅的路上遇到了几个＂白相人＂的绑架。这些“白相人”用上老虎櫈、烧屁股等威胁父亲，敲竹杠勒索钱财。父亲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答应。所以后来西大街14号盖房子时，原来计划用的大木梁换成小木梁，厚地板换成了薄地板，房子质量因此差了很多。买地造房的钱是父亲辛勤10年积累下来的血汗钱，在支付了“白相人”的绑票赎金后已经囊中空空了。

至于当年社会上说我父亲靠算命赚了多少多少钱？娶了多少多少个老婆？这些只是茶余饭后的道听途说，算不得数的，若是真的，我一家的生活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怎会过得如此不堪。

不少人很关心当年算一次命的酬金是多少这个问题。我是49年出生的，解放前算一次命的酬金具体是多少也没听父母说起过。我懂事后了解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父亲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时给人起课、算命、测字的酬金情况大致如下：算命收二角三角的，排个八字收五角，起“小课”收一元，起“大课”收二元；有客户来算家宅平安或当家人或孩子顺逆等情况的就酌情收取了。

父亲解放前后大多时间一直在西大街14号房屋内“开课”，与小娘和三个孩子居住。解放前，我母亲与我们一直住在顾典弄周家处租借的房子里，我出生地也在那里；后来父亲在南大街张马弄口租了间店面房子，也挂了算命的牌子，算是开了一家分店；再后来，孩子大了不够住，又在张马弄那儿租地盖了三间小房。这房子因为是租地主的土地建造的，解放后变成了公房。最后，因为孩子大了要婚房，父亲只能举债买了张马弄6号地块，在上面建造了四间房子。这房子直至82年张马弄拆迁。在那个年代，因为家中孩子多，尽管虽然仍然挤，但有得住已经不错了。

一唱雄鸡天下白，唤来春天照人间。

新中国成立后，风云际会，除旧布新，被列为“迷信“行业的命理活动在政府逐年的整治下，卜卦算命的从业者从此基本上销声匿迹，即使搞也转入了地下。

用现在的眼光看，占卜算命、看风水什么的也是一门学问，这些从业者大多算得上是半个心理学专家的。那时代他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有的只是文盲或者半文盲，但他们在卜算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智慧、能量和经验，为顾客解忧消愁，就这一点来说还是可善可取的。再说，命理先生也是人，他们要吃饭、要生存、要养家糊口，当人们有难题又无法可解的时候，如果有某个场所某个人能给你释疑解惑提供帮助的话，即使需要付一些酬金，按价值观来看也是合理的。这与我们去医院挂个号，让心理医生给自己的减压释负差不多是一样的。说穿了，命理工作也就是一种职业吧，能在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一直沿袭下来，在某些方面是一定有它的合理和可取性的。至于在某个历史时期内权力机构为了社会的稳定而对之加以一些管控措施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若要说命理行业的存在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这种想法是多余的了。一般的市井算命先生的业务无非是看个手相测个字，排排八字卜凶吉；但算命先生靠的不是“算”，而是察言观色与经验。去算命的无非是求财、求子、避灾、看吉凶，而一个经验丰富，察言观色能力超强，能根据顾客的不同诉求应对出他们愿意听的话和他们能够接受的分析的算命先生的名声和影响力自然就会越来越大了。

我想，当年父亲能成为嘉定境内命理行业中的佼佼者是自有他的“大智慧”的。解放后，所有的命理馆被取缔，父亲失业，我家的经济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境况中。50年代期间，我家除了大姐去香港打工之外，其余的近十个子女都需要抚养。两个儿子分别于52年54年进入嘉一中高中学习，其余大一点的孩子边求学边力所能及的帮助父母做一些诸如带带弟妹烧烧饭的家务。这样一个家庭情况对作为正常人来说也算是一件捉襟见肘的事，何况我们的父母是一对盲人夫妇。

人民政府为人民，政府对于我们这样一户特殊的家庭是给予了关怀和政策帮助的。那年，父亲在街道的支持下在张马弄南大街十字路口南原磨剪刀店铺内养了100只蛋鸭，鸭饲料由国家提供。那年代粮食是计划定量的，饲料也是粮食，这是政府在想办法帮助残疾人，帮助我们，这要感谢政府。鸭子每天由孩子从现在嘉定别墅南围墙旁的沈家弄里往东赶到横沥河里。鸭子很乖，下河后会游到汇龙潭里，到傍晩它们会自己回到家里。有了这群鸭子，家里一是靠出售鸭蛋贴补家用，二是靠出售鸭粪给附近生产队换取一些小钱。出售的鸭蛋与鸭粪都是由政府提供渠道的，我们是不用担心其他问题的。

为了清洁鸭窝，父亲每天凌晨从西门吊桥堍的家中出发，沿着中下塘街收集街旁垃圾堆放处的煤球灰和干垃圾，放到破竹框里挑到张马弄的鸭棚里，让鸭子有个较干爽的环境。父亲收集煤球灰时从不让孩子们帮忙，只是凭着一个眼中那微弱的一点光芒独自辛苦着。父亲把担子挑到张马路鸭棚时即使是在大冬天也是大汗淋漓，筋疲力尽得气喘嘘嘘的了。在我们这儿稍息一会儿后他又匆匆赶回西门的家中去搓稻草绳了。

这些事情对我父母亲来讲真的太不容易。父母外出时，经常走的路习惯了还好，假如遇到路面上有变化，诸如碰上了一些障碍物之事时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跌倒在地。

我母亲主要在家操持家务。那时没有自来水，母亲要到河里洗衣服，洗菜淘米等。时间长了，走得多了，她老人家知道水桥石到河面的台阶是多少步。但是河水有涨有落，有时会一不小心人掉进河里，然后自己爬上来或被邻居扶回家。我们小时候最怕最恨的是被人家耻笑父母亲，所以我的哥姐们从小就自强，想着要为父母争口气，我就想着要像大哥二哥那样上大学，要赚钱孝敬父亲和母亲，要让他们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可惜，父亲走的太早，母亲也没能过上几年好日子。

西大街14号小娘那边在政府的帮助下买了二台编织稻草绳机器，那时候好多盲人家庭都用这种编织机爭些钱养家糊口。我还记得机器是门中脚踏作动力的那种。一头稻草进去，一头稻草绳出来。机器、稻草和成品销售都是由政府操办的。想到这些，真是要好好感谢政府和党的。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们感动。1977年，西大街上的小楼由于东端弄堂屋顶拆除的原因，楼体向东倾斜了很多，有倒掉的危险。这时候小娘工作的东门社会福利厂的领导了解这情况后马上由单位出钱出力联系房管局领导，让他们派了师傅把房子修复到没有危险。政府各级组织对残疾人的关爱让我们感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我家的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

“八少”的故事讲完了，他目光投向苍穹，似乎要在遥远中寻觅逝去的一切。我明白他的所思所想，但我默然了，与他一样，只是把那份思念与凄然存放于心中。

附录（1）：

父亲的妻子与儿女们

父亲的妻子

（1）陆姚氏，出生于嘉西昌桥盘渡子，双目失明，生育第一个孩子时难产去世，没有留下子嗣。 （2）樊月英（1911一1989），出生于马陆乡樊家村樊家宅，四岁时出天花，因家贫无钱看病，发高烧烧坏了双眼。共生养7个孩子，四儿三女。 （3）郟岱英，出生马陆乡仓场村郟家宅，双目失明。解放前去世，育有一子。

（4）戴林英，出生曹王乡，小时高烧引起双目失明。1979年去世，育有二儿一女。

四位母亲都是双目失明的残疾人，她们在黑暗中以母亲的责任把孩子抚养长大成人，她们的付出不是用“辛劳”二字可以概括出她们心中大爱的。

我父亲一夫多妻都是在解放前的事情，陆庆林母亲戴林英最小，也是解放前的婚姻。旧社会女性双目失明要生存是十分艰难的，我母亲后的两位小娘都是她们的娘家人托人介绍嫁我父亲的，为的是有个依靠。她俩也都是经过媒人介绍明媒正娶的。

父亲与前后四位妻子，五个人都是盲人，互相扶持着艰难前行，就是一个“盲人互助组”。父亲的儿女们父亲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我的一生财富就是这些个子女！

父亲他一共有11个子女，其中7个男孩4个女孩。其中7个孩子是我母亲樊月英大人所生，他们分别是：大姐陆靜炎、大哥陆庆福（其元）、二姐陆明娣、二哥陆庆荣（善元）、三哥陆庆华（绪元）、七姐陆静芬、八弟陆庆忠（樹元）。

大姐解放前夕是嘉丰厂细纱间纺织工人，1949年和师爷爷的女儿冯岱岱一起去了香港打工。后来三哥庆华和七姐陆静芬分别于1961年和1964年申请去了香港。

大哥陆庆福与二哥陆庆荣分别是嘉一中55届57届毕业生，后分别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外地工作。大哥就读北京钢铁学院，就学期间因家庭出身原因被划为右派，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工学院任教师，但一直无法调回上海，夫妻分居。直到宝钢成立后调入宝钢集团，所学专业才学有所用。大嫂是本地人，红旗水泥厂退休。二哥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许昌八一拖拉机厂；二嫂原来在长春光计所工作，后随二哥到了许昌。二哥文革期间被批判得了疾病，无法回沪，二嫂因忧伤成疾，去世在二哥前。二个子女也未能回沪。另4个孩子分别为郏岱英、戴林英二位小娘所生，他们分别是：陆庆富（涟元，母亲郏岱英）、陆庆森（湘元）、陆庆林（财元）、陆静珍。

附录（2）

我的哥姐弟妹们与他们子女的老照片。照片人物由“八少”叙述。

父母亲与部分家人的合影，是大哥1964年回家探亲时拍的。后排左起分别是我、大嫂、大哥陆庆福，后面小孩是大哥的孩子、前面小孩是二哥陆庆荣的孩子。

母亲在“张马弄6号”旧居前的留影，门牌上那个“6”字还能辨认。

大姐陆静炎和姐夫的合影

二哥庆荣两个时期的全家照

三哥陆庆华的全家照

（左起）姐姐陆明娣、陆靜芬、姪女的合影

姐姐陆静芬全家照

庆富哥的全家照。

庆森哥的全家照

1979年三哥从香港回嘉定看望我母亲时在我徐家村房子走廊里拍的照片。一张是母亲与我一家的合影。另一张照片中，后排左起我、三哥、三哥儿子；中间左起二哥儿子、二哥、我老婆、三嫂、二哥女儿；前排我儿子和女儿。

庆林弟全家合影照

妹妹静珍合家照

二哥与我的合影

我和姐姐陆静芬和外甥的合影

我与庆森、庆林的合影

这张户籍页记录了当年父亲与我两个人分别由张马弄6号迁至西大街14号和望新公社插队的户籍迁移情况。

父亲和母亲安息在望仙墓园

谢谢观阅2021/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