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医将领到资深外交家》思念我的父亲陈志方（第二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篇）

越秀

本篇记录父母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经历。

关于他们在延安、在抗大以及在那段历史时期他们经历过的地下工作、开展扩大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在新四军、在东北野战军……参加的历次战斗与战事资料均来源于父母亲留存的资料和他们的战友们的回忆录，为了真实地记录，因此文字部分较多较长，感兴趣的朋友可慢慢读来，不感兴趣的可略过。

【父亲在延安抗大学习、工作的岁月】

1936年父亲在红军大学

【延安岁月和抗战烽火】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全民参加的全国性的民族战争，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红大一期结业。为了迎接抗日高潮，加速干部培养，1937年初，毛泽东派林彪、刘亚楼、莫文骅到延安，筹办红大二期（校部也由保安迁到延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1937年1月19日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937年1月21日抗大第二期开学，校本部14个队，有学员1362人。父亲被从红大一期编入“抗大”二期一队学习。校长仍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未到职），罗瑞卿任教育长（后任副校长），刘亚楼任训练部长（后任教育长）。“红大”改称“抗大”后，期数接着红大的一期，一开始就是二期，故有“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的说法。

延安各校多为短训班，最正规的是抗大第1-6期（1936年6月至1940年底）学制亦仅八个月左右。

在红大（抗大）的学习时光给父亲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师生们共同联系亲身实践，总结党、军队，根据地建设和军事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学理论、学历史，打开了眼界，提高了认识，大体搞清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和根本问题，在思想理论上实现了飞跃。学习期间他们有幸聆听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授课，并引以为最大的光荣。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红大和抗大的各项工作，他亲任红军大学的校长，并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和各项工作。抗大的教育计划、课程设置，毛主席都亲自审定。开学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都亲自到校讲课。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时党的总政治路线，统一战线课由毛主席亲自讲。毛主席还讲授《辩证唯物论》，主要讲了《实践论》、《矛盾论》，每周二、四上午来讲课，每次4小时，下午参加讨论。从1937年5月一直讲到“七七”事变后，历时3个多月。党的建设课主要由朱总司令讲。董必武同志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同志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博古（秦邦宪）同志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李富春、张皓、何凯丰等同志也常来兼课或作报告。抗大的领导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莫文骅等也讲授了政治工作、游击战争等课程。

毛主席还十分重视红大、抗大学员形势政策教育，经常亲自并且和从西安、武汉、南京回到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给学员做形势报告和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如1936年12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党内和红大的多数同志对释放蒋介石，促进国共合作抗日的方针，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上来，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就在红军大学操场上给全校工作人员、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介绍西安事变经过，阐明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学员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思想豁然开朗，再通过学习其它有关文件和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拥护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亲自授课和各种报告，使父亲终身难忘、终身受益。

抗大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由于陕甘边区地瘠民贫，筹粮筹款较困难。当时党中央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红大、抗大学员的生活尽量给予了照顾，在待遇上向知识分子倾斜。1937年抗大补助教员每月两斤大米、一斤鸡蛋、几斤白面，发给吸烟教员数包风车牌香烟。学校干部津贴高于部队干部，教员优于校内行政干部。前方营连干部每月津贴3元，学校的队长、指导员、参谋3.5元，教员4元，主任教员4.5元，校长5元。普通学员1元，只有从外面请来的教员10元，高于校领导一倍以上。1938年陕公校长成仿吾薪金5元。

尽管已得到党中央尽力照顾，抗大的生活仍是艰苦的，每天的菜金只有几分钱，吃的是小米老南瓜、土豆、白菜，每个人仅仅是吃饱肚子而已。没有饭堂，一个班一盆菜，大家在门口围着吃。上课没有专门教室，没有桌椅板凳，大家都是席地而坐，两条腿当课桌做笔记。各门课程的教材，都是教员自编的讲义。印讲义的纸是用过的废纸背面或敌人飞机撒下来的五颜六色的传单。因纸的背面不光滑，印的不清楚，看起来很费劲。即使这样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仍然十分高涨，大家十分珍惜在战争环境下的学习机会。大部分红军干部学员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肯动脑筋，钻研问题，思路开阔，加上又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和斗争经验，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强，经过学习理论水平大大提高。

父亲这些身经百战的学员，虽然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但在学习期间，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举止和作风，衣着整齐，生活紧张有序，早出操，晚点名，动作迅速整齐；集合站队歌声嘹亮。课堂上像小学生一样站起来认真回答教师的提问。上下之间，师生之间，学员之间，同住窑洞，同睡禾草，同吃一锅饭，同操课，同娱乐，打成一片，亲密无间。为抗日军政大学优良校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随着红大、抗大的发展，特别是学员的大量增加，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时，全校学员已达1200人，父亲是其中一员。

根据罗舜初之子罗小明回忆文章《我的父亲罗舜初》一文记载：一天傍晚，工作了一天的毛泽东正在窑洞外散步，遇到了从抗大回来的我的父亲。……“小罗，学习得怎么样啊？每逢遇到我父亲，毛泽东总是关切地询问他的学习情况。”“主席，我已经被批准进入第三期学习了。”……“那好啊！在哪一个队？”毛泽东接着问。“上干队。”“这一期都有哪些同志？”听说在上干队，毛泽东的兴趣更大了。“有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陈志芳（按：应为“方”）”我父亲把同学们的名字一一报给毛泽东。

随着学员的大量增加，学校校舍越来越紧张。毛主席知道后说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全校教师、学员响应学校的号召，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立即动员起来，自己动手挖窑洞。大家的劳动热情十分高涨，像上战场一样，你追我赶，有的带病出工，轻伤不下工地，每天争先上工，推迟下工，风雪无阻，坚持作业。经过半个多月的突击劳动，修马路3000米，新挖窑洞175个。整齐排列在半山坡上的土窑洞，气势不凡，夜间窑洞透出的层层灯火给延安古城增添了光彩。

抗大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困难磨练着父辈们的意志，他们朝气蓬勃，精神奋发，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每天早晨，在那偏僻的黄土高原的窑洞前，都能听到学员高亢的歌声；操场上、课堂里，一休息就有嘹亮的歌声，气氛非常热烈。学员们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罗瑞卿、张爱萍等领导干部都曾上台表演。体育活动也很活跃，自己动手修建了篮球场，排球场和网球场，经常组织比赛。朱德总司令休息时常与学员一起打篮球，大家围观助战，上下亲密无间。

抗大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作风。父母亲晚年时常回忆在抗大的学习生活经历，因为这是他们一生中难忘的黄金时代。

父亲在抗大学习期间，还经历了党史、军史都记载过的一件当年轰动延安的“大事”。

记得我入伍在广州军区工作期间，一次回家探亲时，与父亲聊天谈及我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他笑着告诉我：“我在延安抗大时曾亲手抓捕过你们的司令员许世友！”当时我听的一头雾水。后来经过学习党史和阅读了一些老前辈的回忆录，才大体了解了事件的过程。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后，鉴于张国焘在长征中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一系列错误，1937年1月在党中央内部开始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为此张国焘在2月6日不得不向党中央作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勉强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6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军以上干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两项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就此做出政治结论。

张国焘首先在会上进行了检讨。对他遮遮掩掩，避重就轻，似在检讨，又像表功，誉大于毁，拒不认错的态度，有30多位与会人员进行了发言，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深刻揭露和批评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阴谋活动。特别是长期受到张国焘压制和迫害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也揭发了其搞肃反扩大化，打击知识分子，排斥异己，杀害许多优秀军政干部的种种罪行。

张闻天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作总结性报告，指出了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性质及带来的严重恶果；同时特别强调，要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区分开来，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要采取报复主义。3月31日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主要内容、产生错误的原因，做出了处理决定的同时，“号召四方面军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党中央在做出《决定》后，抗大坚决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作为受到张国焘打击迫害的父亲也积极参加到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

在抗大召开“张国焘斗争会”时，毛泽东、张国焘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委员几乎都到场了。斗争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的秩序井然。台下提问，台上回答，弄清问题，找出症结。会上毛主席特别强调了一个原则：批判张国焘同志要把他的错误与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分开来，与指战员的功劳和贡献区分开来。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的功劳和贡献不容抹杀。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严格把握与张国焘斗争的方针政策，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在内的抗大学员都表示理解，并积极参加揭发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

由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工作多年，一直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所以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学员出于对党的朴素感情，对张国焘还存有盲目迷信，把他当作四方面军的化身和代表。同时因个别学员队在批判会上出现了上批张国焘、下批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偏激行为和过火言语，波及和牵连到整个红四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干部，使这些同志对抗大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学习产生了反感和不满情绪，有的甚至走上了与党组织对立的局面，因此出现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4月4日有的同志向抗大领导报告：因对批判张国焘错误不满，并在批判中受到牵连，心中郁闷吐血住院的原四方面军将领许世友串联了三十多个来自四方面军的军、师级学员，及在延安的20多名团、营级干部，密谋于当晚午夜带上每人的警卫员，从延安北门城边墙角下的水沟爬出去出走。计划通过陕北、汉中到四川巴山去打游击。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做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还有写给毛泽东的信，都在许世友身上。

此情况通过林彪校长立即报告了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立即将策划事变的主要成员逮捕。

林彪返回学校后马上召集抗大负责人、学员队领导、边区保卫处的人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边区保卫处领导迅速布置人员，把学员队的教室和宿舍包围了起来。父亲和前去抓捕的工作人员一起将许世友等人带走送进了窑洞，一共抓了10多人。

下午4时，学校吹紧急集合号，以各学员队为单位集合开会，分别通报此情况和中央的处理决定。这场未遂事变就这样被平息了。使抗大避免了一次可怕的灾难。

事件发生后对当事人进行了审判和处理，判处后不久，党中央又决定对这些人员“特赦”，予以释放，重新安排工作。党中央这样做，既严肃处理，又宽大对待，化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不仅对于争取教育这些参与事变的人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且对团结教育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期间召开了延安会议，延安会议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对日抗战作了重要准备。同时，会议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增强了党内团结。

延安会议对于彻底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肃清张国焘路线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教育全党全军，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后来指出，延安会议“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

延安会议后，张国焘于4月6日写了《关于我的错误》。他在检讨中说：“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的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个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形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以后的事实证明，张国焘的检讨不过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手法。

延安会议后，在党内和军内广泛深入地展开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进一步系统分析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罪恶。同时，党中央对张国焘本人继续采取帮助教育的态度，并安排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然而，张国焘继续坚持其错误，于1938年4月初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并反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张国焘的问题解决后，张国焘对父亲的处分也无形中取消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件，中国全国性抗战由此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此时红军改八路军，部队急需大量干部，抗大二期一队学员结业，大部分分配到前方，组织上原计划分配父亲到红军整编后的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军医处长，继续军队卫生工作。但当时父亲因国难当头，矢志杀敌报国，不愿意再作技术工作，而要求改行到前方打仗，未服从组织分配。父亲被留在“抗大”任马列主义政治主任教员（相当于系主任），直至1939年7月抗大第五期结束。

抗大的教学课程主要设政治课和军事课，内容非常丰富，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哲学、军事学、中国军事问题、社会发展史、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课程。抗大的教学在政治教育方面，开设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和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着重讲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把大家的认识逐步统一到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团结一致，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上来。再就是组织学习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为将来开展工作做准备。但具体到每一门课的内容则是本着少而精的原则，如马列主义就讲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父亲任马列主义政治主任教员期间，抗大计有军政教育科长和主任教员23人，其中有艾思奇、任白戈、郭化若、张庆孚等。

【革命让父亲母亲在延安相遇相识】

1938年父亲任“抗大”第四大队政治委员，黄志勇任第四大队政治处主任。这个队的学员全是外来知识青年，文化水平较高，初中以上的占学员总数的90%以上。

抗大第四期（1938年4月至1938年12月）四大队1017名学员，学生成分525人，占51%；小学教员179人，占17%。文化程度小学87人，仅占8%；中学程度665人，占65%；留学、大学程度265人，占26%。可见此时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文化程度甚高。

在四大队任职期间父亲认识了在三队学习的女学员王静（原名王为俊），也就是我的母亲。

1913年12月14日，江苏省高邮县小学校长王守廉先生家又喜添娇女，婴儿长得眉清目秀，王守廉先生对妻子说：“这个孩子长大了，希望她成为女中俊杰，我们就叫她为俊吧。”这个可爱的女娃娃就是我们的母亲王静。

母亲出身世代书香门第。我的外祖父王守廉，字峭伯，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前清最后一次科举秀才，后毕业于苏州高等学堂，在上海报馆当过编辑。他秉性刚直不阿，聪慧博学，在乡里民众中很有威望，被尊称为有学问的“大先生”。他思想开明，支持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时，曾冒险为革命军筹备粮草。他赞成废除科举，推进新学，毅然辞去上海神州报馆的编辑职务，回乡创办高邮县第一所县立小学校，并担任校长。他治学严谨，临终前一天还拖着虚弱的身子乘轿子到学校巡视，交代工作。外祖父很有文学修养，爱吟诗填词，也教孩子们背诵诗词，作诗写文。每到夏天晚上纳凉时，常常是满院的读书吟诗声。

母亲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书卷气很浓的家庭。外祖母虽不识字，但聪明能干，深明大义。为了支持丈夫去苏州高等学堂读书，她五年不做一件新衣，变卖了结婚的首饰，支持丈夫的学业。她公爹的棺材是她自己动手油漆的，娶弟媳妇的酒席是她亲自操办的。她缝制的衣服比裁缝做的还漂亮，外祖父夸她能干，为她取名程干卿。

不幸的是外祖父年纪轻轻就染上了肺结核，三十五岁即病逝。当时母亲只有五岁。

母亲排行第三，上有姐姐和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外祖父去世前后，她的姐姐弟弟也相继病故，只剩下她和哥哥兄妹两人。外祖母面对夫逝子亡的沉重打击，表现的很坚强，决心将孩子们抚养成人。她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叮嘱子女要勤奋读书，教育他们洁身自爱，自重自强。丈夫去世后，家境相当贫寒凄苦，她苛刻自己，厚待儿女。

外祖母的谆谆教诲，使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很懂事。母亲自幼好学上进，十分要强，学习成绩总是优秀。

对母亲启蒙教育影响最深的另一个人是她的哥哥徐平羽

徐平羽：1909年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县，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党，1931年受上海地下党派遣赴高邮建立和发展党组织，1932年参加“左联，从事组织工作，1936年受上海地下党派遣赴西安向张学良进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张学良采取逼蒋抗日的行动起了一定作用，1937年赴延安，在“抗大高干队学习后任区队长、政治教员，同年被派往新四军并随张云逸赴福建联络改编南方红色游击队，后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秘书长、副团长，1939年调新四军江南一支队工作任陈毅司令员秘书、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军法官。皖南事变前任苏中行政公署第一任秘书长，1943年任苏中区党委敌工部部长，1946年任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1948年任华野随营学校政治部副主任，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军事接管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南京博物院院长，1950年调上海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处处长、华东文教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1960年调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顾问等职”）。

徐平羽原名王为雄，他也是一个博学的才子，写了很多诗词文章。外祖父去世后，他对妹妹倍加爱怜，教她吟诗填词。在妹妹迈入中学校门后，他更是热情地向妹妹介绍新文艺书籍，如《新青年》杂志，创造社的刊物以及郭沫若、鲁迅的作品，高尔基的《母亲》，哥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也辅导她阅读《红楼梦》、《水浒》、《三国》、《儒林外史》等古典文学作品。当时，有些进步书籍是禁书，母亲就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电筒看。这些富有革命精神和民主思想的进步书刊大大开阔了少女的视野，陶冶了她的情操，使她懂得了真、善、美。哥哥还悄悄地教妹妹唱《国际歌》，鼓励她去上海贫民区教书，了解社会底层，献身普罗事业。后来，也是舅舅亲笔写信介绍她去延安从军抗日，并为她另取名王静。

1927年母亲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中学生活使她接触到更多的新思想。高中时男女同班，竞争性很强，母亲既聪明又用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十三门功课有十二门甲等。她不仅学习好，且能歌善舞，生性活泼，在小学读书时就表演过《葡萄仙子》、《麻雀和小孩》等歌舞，上中学后更是校园新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登台表演，一出《木兰从军》古装舞曾轰动全校。1929年王为雄在上海被捕关进龙华监狱，这时又发生了“五卅”惨案，引起母亲极大的愤慨和震惊，开始思索改造社会救国强国的道路。当时她相信教育可以救国，立志将来要做一个教育家。她经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教师、同学讨论教育救国的问题，组织读书会，发表文章，探讨和教育唤醒民众，改造社会。“九一八”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扬州地区也爆发了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母亲和进步同学一起罢课，走上街头，集会、游行，为群众演唱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学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脚走疼了，喉咙沙哑了，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不在乎，决心斗争到底。她还参加了学生义勇军，每天出操打口哨，满腔热情地期望自己能够为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做出贡献。

1933年，母亲高中师范毕业到镇江教书，实现了她教育救国的夙愿。她鄙视国民党省党部那些光谈恋爱不工作，被人称为花瓶的女职员。她热爱教师职业，以此为荣，为人清高，认真教书，想用教育改造社会，振兴中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片国土沦丧，同胞们在铁蹄下饮泣，偌大的中国再摆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山河破碎家难圆。残酷的现实彻底粉碎了母亲教育救国的幻想。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牛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母亲决心投奔革命，投奔民族解放的战场。在离开心爱的教育事业以前，她为学生们上了最后一课，痛斥日寇暴行，痛斥“先安内后攘外”不抵抗主义卖国行径，教育学生做真正的中国人，母亲声泪俱下，同学们都哭了。母亲就这样告别学生，告别亲人，告别故乡，毅然奔赴延安，走上神圣的革命之路。

1938年3月，母亲怀着抗日救亡的热情，手持我们的舅舅徐平羽亲笔写的介绍信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接待她的是张爱萍同志。张爱萍热情欢迎这些投奔革命的热血青年。由张爱萍同志介绍，母亲冒着风险，通过国民党层层关卡，辗转来到延安。

在延安，她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延安中央党校、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宝塔山下，母亲接触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延安生活虽然艰苦，住窑洞，吃小米，开荒生产，但却很充实。母亲呼吸着延水河畔的清新空气，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系统教育，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认识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坚定了献身革命的决心。同年5月，母亲经她所在学员四大队三队领导介绍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就当了党小组长。在以后长期斗争中，她立场坚定，不消极，不动摇，经受考验，勇往直前。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她刻苦奋发，她的诚挚为同志们所喜爱，在抗大时被评为学习突击队员，推选为女生队救亡室主任。每天清晨，在校园里都听到她“三队集合！”稳重悦耳的声音，看到她美丽矫健的身影。

岗峦重叠的延安样样都使母亲崇敬，首先是学校的老师。

毛主席给他们上过课。

老师中有许多是经历过大革命、苏区斗争、长征考验的年轻的老革命。他们衣着朴实无华，讲课生动，那满腹经纶，那深邃的思想，那革命的热情，那传奇式的经历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其中一位青年的老布尔什维克就是我的父亲陈志方。不知从何时起这位大学生出身的高个子、浓眉大眼、年轻的长征干部引起母亲的注意和敬仰。父亲也曾回忆母亲刚到延安的情景：那天，她穿着黑色长呢子大衣，脸庞洁白透着红润，文静大方……给父亲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后来得知她是徐平羽同志的妹妹，表现又那样好，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不久便开始了罗曼蒂克师生恋，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都留下他们的身影。

1938年父母亲在延安清凉山的合影。

【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师生喜结良缘成为伉俪】

1938年5月25日在延安抗大四大队三队区队长张辉、指导员赵琳介绍下，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转正，母亲转正后不久，1938年9月，父亲母亲两个有共同革命志向的有情人在抗大校园里喜结良缘，婚礼办得十分俭朴。

父亲虽然是个领导干部却身无分文，倒是母亲用家中带去的零花钱买了些烧饼宴请战友，没有糖果、没有新衣，然而婚礼隆重而热烈！在宝塔山下母亲终于找到了人生奋斗目标，父亲母亲也相互找到了忠诚的伴侣。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们互敬互爱，互助互励，相濡以沫，奋斗不息。

在延安，父亲从红大到抗大，从学员到学员队领导，他同时兼任马列主义政治主任教员。在此期间，父亲与同在抗大任教的何思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38年何思敬教授在延安抗大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12大屠杀，随后广州发生4.15大屠杀。当时，父亲与何思敬同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一个是共产党CP、CY学生，一个是有正义感的教授。他们都亲身经历了那血雨腥风的日日夜夜。在经过十年风风雨雨战斗洗礼后，在延安他们重新聚首，曾经共同的经历使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在工作之余他们在一起谈古论今、在棋盘上对弈拼杀。

注：何思敬《1896-1968年》中国哲学家、法学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浙江人，毕业东京帝国大学，1927年受广东革命政府之聘到国立中山大学任法学院副院长。多次在讲台上揭露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的罪行……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达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译校、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毛泽东称他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律学家”。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含冤去世。1979年党中央为其平反昭雪。 

图为1951年何思敬教授。

何思敬的长女何理良（新中国第五任外交部长黄华夫人）1939年随母王艾英从香港来到延安成为延安军委俄文学校学员。她见证了我父亲与她父亲的友谊。记得人大副委员长黄华去世时我去他家里看望何阿姨，向她女儿、我的同学小玫索要《黄华回忆录》时，被告知都发完了，这时在一旁的何阿姨接过话说：“平装本都发完了，我这里还有一本精装本，别人不给，陈志方的女儿一定要给，因为陈老和我家两代人（指他父亲何思敬和丈夫黄华）的关系不一般啊”。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全民参加的全国性的民族战争，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939年父亲受命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开辟津浦路东苏北抗日根据地。他历任津浦路东工委委员、盱眙、天长、仪征工委书记，高邮、宝应县委书记兼县长等职。他深入敌后，坚持斗争，积极发动群众，为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地方人民民主政权，作出了显著成绩。他从八路军到新四军，参加和组织了打击日伪军的多次战斗，实现了从红军卫生工作领导、组建者到军队优秀政治指挥员的圆满转换。

【挺进、驰骋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8年8月长江局决定成立中共皖东工作委员会，1939年4月下旬，中原局将皖东工委改为苏皖省委，7月成立了以李世农为书记的中共津浦路东工委，在皖东津浦路东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    

1939年党先后派几批干部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5月起，新四军第五支队8团2营开始东进，到9月五支队10团部队到达津浦路东止，新四军第五支队所部已全部进入路东，支队部设在半塔集，并以此为中心在来安、嘉山、盱眙、天长、六合一带开展工作。

五支队当时以团为单位，在四个地区开始活动。8团分编为新、老8团，加上10团、15团，共四个团。新8团在天长、扬州地区；老8团在来安、滁县地区；15团在六合、仪征地区；10团在嘉山、盱眙地区，分别发动群众，组建各种群众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迅速扩大部队。

1939年7月抗大第五期结束，父亲奉命任实习团团长，率党校和抗大红军老干部到关中区实习三个月。

1939年9月新四军第五支队为开展盱眙、天长、半塔、六合、扬州地区工作，成立了津浦路东工作委员会。

1939年9月父亲在关中区实习结束后即被派往津浦路东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父亲终于实现了到对敌斗争一线去的愿望，而且是在敌占区打开局面的艰巨任务。他与母亲离开延安，积极投身到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艰苦斗争中。

从延安向苏北进发的长途跋涉中母亲正怀着我大姐，妊娠反应使她呕吐、吃不下饭，但仍然和男同志一样坚持每天行军60华里，不叫一声苦。

1939年9月至1940年1月父亲先后担任津浦路东工委委员兼任苏、皖一些县（盱眙、天长、高邮、宝应等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积极发动群众，领导和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和游击队，积极扩大部队并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9、10月间，皖东北大别山桂系军阀李品仙顽部委派陈穆（地下党同志）任盱眙县货物检查所长。父亲时任津浦路东工委委员兼盱眙县县委书记。父亲和母亲便在陈穆所长这一公开身份的掩护下，进入顽固派秦庆霖部统治区开展该县工作，工作在一步步展开进行中。

中秋节过后，秦顽部与该地区韩德勤顽部矛盾激化打了起来，情况骤然紧张，于是父亲、母亲和陈穆一起星夜整装撤出。他们将检查所的公款约两千余元大洋挑走，而他们自己的衣物行李等则全部毁弃，从早到晚日夜兼程，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找到工委的同志，将公款交给了工委。

1939年10月中共路东工委派时任津浦路东工委委员的父亲到天长，由父亲、周利人、陈德钧组成中共天长县工作委员会，父亲任中共天长县委书记、县长。

接到指示后父亲与母亲一起来到天长，此时的天长还是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统治区。为开辟根据地，他们深入敌占区，住在天长县北大通镇徐万鸿同志与妻子王守贞同志家中，徐、王均为共青团员。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父母亲在徐家开了个小杂货铺作掩护，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对外身份父亲是老板，母亲是老板娘，周利人为伙计。根据上级指示，成立由陈志方、周利人、周铸（陈德均）三人组成的中共天长县工作委员会，辖天、盱、高、仪四县开展工作，父亲任工委书记掌握全面工作，周利人分工民运和武装工作，并负责天长南乡和仪征的建党工作，周铸分工宣传和青年工作，兼管铜城、龙冈、闽塔三镇的组织发展。当时经费不足，为筹措工作资金并维持徐家生活，母亲将自己母亲留给她的两枚金戒指卖了60大洋作为活动经费，聊补无米之炊的艰辛。

1940年4月6日大姐出生，为纪念女儿与自己共同经历了从延安到苏北的艰苦东征，父母亲给我们的大姐取名小征，图片为大姐陈小征。

根据中共汊涧镇委员会编史修志办公室1983年6月24日给父亲的征稿来信，1939年在父亲为首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在天长汊涧大觉寺（当时的会文小学）成立了白塔河旁青年文化抗敌协会，协会成立不久，以协会名义办起了《一日》新闻小报，由于引起了国民党16团的注意，《一日》小报只办了一个多月就停刊了。

《中国共产党天长地方组织发展及主要活动》记载：“民国28年10月，中共路东工委派陈志方、王静夫妇到天长，由陈志方、周利人、陈德钧组成中共天长县工作委员会，工作范围除天长外，还涉及盱眙、高邮、仪征三县。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积极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斗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939年12月到1940年初，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迅速发展，各团队都得到充实和扩大；同时还组建了五支队特务营（五个连约七八百人）和教导大队（五个队约四五百人，每人只发五颗子弹）等地方武装。粉碎了日寇对来安、竹镇、盱眙、嘉山的扫荡，同时胜利地反击了顽固派韩德勤的挑衅和进攻。在半塔集保卫战前，将盱眙、嘉山地区的反动地主武装全部消灭，初步打开了津浦路东地区反日、伪、顽三角斗争的局面。

关于这段历史，1982年安徽省天长县编史修志办曾派绍葛健等三人到京面见采访父亲，了解该县1939年地下活动情况，当时父母亲为安徽省天长县编史修志办提供了他们存有的12份有关材料。

【半塔集保卫战】

从1939年秋天，皖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0年初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反共磨擦中遭到严重失败后，便将磨擦中心移至华中，企图隔断我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以达到各个消灭的目的。

1940年3月的皖东半塔集保卫战，是新四军江北部队粉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一场自卫战。这一战役的胜利，不仅巩固了刚刚建立的以半塔集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东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而且也为以后创建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半塔集地处苏皖两省五县交界处，是一个山区小集镇，四周有一条无水的浅沟和一道年久失修、残缺不全的矮墙。我驻守半塔的教导大队，就在这条浅沟和残墙的基础上构筑工事，镇四角还有炮楼四座。半塔西南10华里的苏郢、冯郢是五支队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地，西北1华里的头道光山是个制高点，背后二道光山，左侧贾大山，南面地势较低，自西向东有一条小河，东和东北是一片乱坟岗和小树林。

3月，经蒋介石亲自批准，由国民党军令部制定所谓“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何应钦将文中的“新四军”一律改称为“伪军”。“方案”规定：“第二十一集团军须派出有力之一部（至少一个师）及地方游击团队，进出于津浦、淮南两路中间地区，驱逐该地区内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推进至洪泽湖以南地区，与第八十九军及李明扬所部，协力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对其在洪泽湖南北策立之根据地彻底消灭之”，“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长江以南或相机歼灭之，要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1937年9月八路军改为十八集团军）南北之联系”。在何应钦给李品仙的电报中露骨地写道：“把新四军压迫于大江之南或一举歼灭之，或将其向日寇较多之地区压迫。”随之，安徽桂顽李品仙和江苏顽军韩德勤部，对我皖东地区进行东西夹击，妄图消灭我江北部队，严重威胁我军的生存和发展。  

根据国民党军令部的命令，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调集兵力五千余，向驻定远县大桥地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四支队司令部发起进攻。

就在我路东主力西援作战的同时，国民党政府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主力一一七师三四九旅之697团、698团约3000人，于3月18日开进到半塔集东北40华里的张公铺一带待命；独立六旅之13团、16团约2000人，驻半塔东南方向约40余华里的汊涧到东王庙、马集一线；18团约1400人，驻汊涧及其附近；江苏省常备第十旅之19团、20团约2000人进至岗村；国民党盱眙县县长兼常备旅旅长秦庆霖部约2000人，驻盱眙县城河稍桥、柘桑、马坝一带；嘉山县周少藩一个中队随秦部行动。六合县常备队约600余人，驻黄泥坝；仪征、天长等县常备队，各有200――500人。以上共约兵力万余人，向我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及附近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围攻。

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指示江北部队：应以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此线以东我应坚决控制，彻底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对桂顽主力力求缓和；对韩顽则待其向我进攻时，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消灭之。

在刘少奇、张云逸、赖传珠、罗炳辉、徐海东、戴季英等率领下，调集四、五支队主力于路西对桂顽军作战。我路东军民无不义愤填膺，奋起反击，开展了以保卫半塔集为中心的反磨擦战斗，这就是著名的半塔保卫战。

在半塔地区的我军部队有：半塔集驻五支队教导大队6个队（内3个军事队、2个学生队、1个女生队、少年队）约500人；白沙王、仇集、涧溪一带，驻10团团部及两个营约1200人；竹镇、雷官集一带，驻15团的两个连约160人和一个刚改编的游击队约200余人；四十里桥、西高庙一带，驻特务营1、4连和机枪连一部；高山集驻特务营3连（游击队刚改编的）；特务营2连和机枪连一部驻苏郢，为机动部队，政治部执法队30余人驻冯郢。以上总兵力约3000人，新战士较多，武器装备较差。

在战斗打响的当天，留守半塔的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和五支队政委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张劲夫及路东省委书记方毅等，认真研究了形势，并将韩德勤进攻各地的情况电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22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回电指示：“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留守半塔的首长认为，我军只有固守七天以上，才能赢得必需的时间。因此，决定重新调整部署：1、半塔集守备部队固守阵地，组织有效火力，杀伤进攻之敌；2、组织特等射手，包括地方的猎手，以冷枪击毙敌军指挥官，发挥仅有的一挺轻机枪的作用，流动发射火力，大量杀伤正面攻击之敌，以迷惑敌人；3、调整半塔外围部队的部署，分出一部兵力拖住敌人，以分散敌人兵力，其余向半塔集靠拢。为此，命令10团两个营赶至西高庙，接替特务营，再由涧溪、仇集白沙王向半塔靠拢，配合古城游击队，击退进攻古城的敌人。尔后，特务营担任机动任务。10团一部进到半塔东北约8华里的大田郢，阻击西高庙增援半塔的顽军，威胁顽军侧背，并与半塔南我15团的两个连和游击队相呼应，形成南北钳击的形势。时为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的父亲参加并组织了这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半塔集保卫战。

我军经过20天的艰苦奋战，终于打退了韩德勤万余兵力的进攻，取得了华中反摩擦的首战胜利。

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是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个起点。此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建立了来安、嘉山、圩眙、天长、六合、高邮、高宝等8县抗日民主政权，进而开辟了淮宝地区，为实现从华北到江南打成一片的方针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叶飞将军说过：在后来的郭村战斗中，就运用了半塔集战斗的经验。陈毅元帅曾高度评价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说：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

参加半塔集保卫战之后，1940年5月父亲从天长调到高邮担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关于这段历史，1984年中共金湖县委党史办采访了父亲，后中共金湖县委党史办根据父亲的回忆录音整理成《高邮开辟初期的干部培训工作》一文，编入《金湖革命史料》第一辑。高邮文集也刊登了此文。

1984年中共金湖县委党史办在根据父亲的回忆录音整理后，将初稿寄给父亲请其审核提修改意见。中共金湖县委党史办来信如下：

“陈志方同志：您好！根据两年前我们在北京采访时您的讲话录音，现整理成《高邮开辟初期的干部培训工作》一稿随函附上请您审阅，这篇稿子，敝们即收编入《金湖革命史料》第一辑。您对此稿如有什么意见，请在稿上增删修改，并请于稿末签名后尽快寄还敝室，以便付印为感！

  向王静同志一并问好。致以  敬礼！    中共金湖县委党史办公室    1984年5月26日

中共金湖党史办关于编纂《高邮开辟初期的干部培训工作》一书给父亲的信函。

父亲撰写的这篇回忆文章使我们仿佛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全文见《高邮开辟初期干部培训工作》一文。

1985年，在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父亲再次收到天长县党史办来信，目的是为编纂《天长抗日史料选》一书请父亲为该书题词。信函内容如下：

“陈老：您好。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们计划出一本《天长抗日史料选》，现将该目录呈上。

您老1939年曾在我县担任中共天长县工委书记，为天长地下党的建立和革命根据地的开展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重温了您老当年在天长的业绩。经请示县委同意，祈请您老为我们这本书题词，刊于书前，万望赏光，哪怕是一言一字，对我们也是莫大支持、鼓励。

此事本应登门拜请，但鉴于人手不足，杂事纷繁，难以脱身，恳请谅解。

您老如能赏光，最好在本月底或九月初将题词寄给  我们，以便及时值制版复印。致以  崇高敬礼      中共天长县委党史办   1985.8.24

父母亲为抗日史料《战斗的天长》一书题词。

1986年8月中共金湖党史办给父母亲征集史料的信函。

1986年10月中共金湖党史办给父母亲征集史料的信函。

中共金湖县委组织史编纂组两次来信期间，父亲已因突发病抢救无法亲自复信了。

1990年3月19日中共安徽省天长县委党史办给母亲来信如下：

“王老：您好！最近我们看了滁县地区党史办编写的地区组织史稿，其中提到陈老任天长工委书记之际曾用化名“陈虹”，我们从未听你们二老说过，不知是否确有这事，特此请教，祈望复示，至盼。 此祝 新春安好！   1990年3月19日

母亲收到信后回复如下：

“天长县委党史办：来信收到，关于陈志方同志任天长工委书记之际，曾用化名“陈虹”之事，我记得无此事，当时化名为“房祖荣”，房东都叫我房大嫂，他（陈志方）的名字叫的人很少。此事可问问周利人，他可能记得更清楚，因陈老现在脑子不好，亦无法问他自己，此复。

                              1990年3月26日

遵照党的“扩大解放区，发展人民武装”战略方针，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尽全力地工作，建立地方人民民主政权和人民武装，取得了显著成绩。

1940年8月下旬，八路军第五纵队在皖东北完成整编后，遵照中央指示：“八路军到华中以后，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开始向苏北进军。

苏北包括今天江苏省境内的盐城、淮安、宿迁和连云港等四个地级市的全部或大部，地区面积约24000平方公里，传统上东西分为盐阜、淮海两个区域。后来成立的新四军苏北军区，即下设盐阜军分区、淮海军分区。苏北是华中、华北的结合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面是党领导的苏中、江南抗日根据地，可直接威胁南京、上海；西面、北面是我党领导的淮南、淮北、山东抗日根据地。

9月下旬，黄克诚带领八路军五纵队机关和二支队进入苏北淮海地区，在淮阴五里庄与先期到达的一支队会合。9月30日，韩德勤集中了三万多兵力，大举进攻黄桥，黄克诚接到陈毅、粟裕要求增援的电报，立即率五纵队主力从淮海区分路出击，兼程南下，相继攻克佃湖、东沟、益林、阜宁、东坎、建阳、湖垛、苏家嘴、凤谷等城镇，直下盐城，使韩德勤的腹背受到威胁，并直指韩德勤的大本营兴化。五纵队与南面新四军配合，形成了对韩德勤的南北夹击之势。

新四军利用韩德勤举棋不定，首尾难顾之势，快速发起黄桥战役，将韩德勤三万人马击溃，其余部逃回海安、东台。八路军五纵队一面截击韩德勤残部，一面派出部队与新四军会师

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与新四军部队在东台县北狮子口会师。

1940年冬父母亲在益林合影

【奉调新四军三师八旅】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当局发表“皓电”。强令黄河以南所有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公开下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动员令。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在10月下旬由半塔集来到苏北盐城。为了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以协调一致地应付即将到来的与国民党顽军的斗争，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1940年11月在江苏省海安正式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由叶挺任总指挥，叶未到任前由陈毅代行职务，刘少奇任政治委员，赖传珠任参谋长。不久，华中总指挥部移住盐城。

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皖南部队9000余人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国民党军队所俘。军长叶挺亲赴顽方谈判时被扣。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同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准备还击国民党顽固派新的进攻。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将我党领导的陇海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入新四军序列，共编为7个师及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其中以苏中地区部队编为第一师，以淮南地区部队编为第二师，以苏北、皖东地区部队编为第三师，以淮北、豫皖苏边地区部队编为第四师，以鄂豫边地区部队编为第五师，以苏南地区部队编为第六师，以皖中、皖南地区部队编为第七师。2月18日，新四军所属部队进行整编。八路军第五纵队奉命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原纵队领导机关改为师领导机关，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雄任参谋长，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邓逸凡任政治部副主任，刘炳华任供给部部长，张化一任卫生部部长。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旅。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编为第七旅，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副旅长田文扬，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郭成柱，供给部部长郑善庚，卫生部部长申涵。原辖第1、第2、第3团依次改编为第19、第20、第21团。第五纵队第二支队编为第八旅，旅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吴信泉，副旅长常玉清，参谋长胡继成，政治部主任李雪三，供给部部长伍瑞卿，卫生部部长刘胜望。原辖第4、第5、第6团依次改编为第22、第23、第24团。第五纵队第三支队编为第九旅，旅长张爱萍，政治委员韦国清，副旅长孙象涵，参谋长孙志雅，政治部主任张震球，供给部部长沈东，卫生部部长朱亮初。原辖第7、第8、第9团依次改编为第25、第26、第27团。全师近2万人，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就这样父亲奉调重新组建的新四军三师任23团政治处主任。

关于父亲奉调新四军三师八旅任23团政治处主任一职，记得小时候我曾很幼稚地问过父亲：“爸爸你1924年就参加革命，在大革命最低潮时入党，又参加过长征，而且红军时期已经是师级干部了，为什么抗战时反而官越当越小，变成团职干部了？”父亲很平淡地告诉我：“40年底组织上原决定我任皖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于赴任前一天，忽又要我改任八路军五纵（新四军三师前身）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时是新四军政治委员少奇同志亲自找我谈话，他说我参加革命早，是大学生有文化，让我去八路军五纵（后改称三师）政治部宣传部当部长；但我不愿作机关工作，拒绝当宣传部长，提出要去前方打仗，于是因为不服从组织决定就被派到八旅23团当政治处主任了。”

虽然降职使用，但能如愿去前方打仗，父亲还是很愉快地到23团报到。父亲是经历过长征九死一生考验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什么官大官小，在他心中根本没有考虑过个人得失，只有革命。父亲到23团接任政治处主任（其前任是沈东屏），当时23团团长是覃健（后鲍启祥）、政治委员贺大增，副团长黄忠诚，参谋长叶达初（叶建民）。这些父亲的战友有许多可能我没见过面，但名字是那么熟悉，因为从小就经常从父亲的口中听他谈起。

【战斗在苏北】

1、三打匪窝歼灭“季圩子”顽匪

苏北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新四军进入盐阜区以后，引起了日伪军的不安，他们向我军连续发起进攻、“扫荡”，妄图乘我军立足未稳将我消灭，同时更利用土顽、匪特纷起作乱。日、伪、匪互相勾结，打砸抗日政府，杀害我方干部，抢劫残害群众，刚刚开辟的苏北根据地呈现一片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的局面。三师师长黄克诚认为，要想巩固苏北根据地，必须稳定群众的情绪，首先解决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匪患，使社会稳定下来。黄克诚决定，先打匪窝子季家圩子。“圩子”是方言说法，即“围子”。

盘踞着季家圩子的土匪头子顾豹岑是个心黑手狠的家伙，他是个靠杀人抢劫起家的惯匪，又是当地残酷剥削贫苦农民的大恶霸。他哥哥是国民党旅长，又是安清帮的头子。顾豹岑依仗其兄的势力，在乡间霸占良田，白天征粮征税、晚上打家劫舍，还捕捉抗日民主政权工作人员，在海上抢劫、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人称“顾二旅”。

盐阜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顾豹岑带着匪徒六十多人绑架了八滩区区长徐锐等人及警卫班11人，然后将他们带到海船上，惨无人道的将他们截去四肢，抛入大海，制造了震惊盐阜的“八滩惨案”。不久，顾匪与盐阜的另一个匪首沈月庭联合起来，共有匪徒五六百人，有八挺机枪和10支驳壳枪，还有30多门土炮。顾匪狂妄的自封为黄海剿共总司令，决心与抗日政府作对到底。

黄克诚接到八滩惨案的报告后，气愤地拍案而起，决定派父亲所在的23团（二支队老5团）除掉季家圩子这个毒瘤。

1941年1月23日晚，23团第一次攻打季家圩，当晚将其据点包围起来，随军工作队进入到周围村庄，召开村民大会，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夜间，派出小部队骚扰顽匪，使其疲劳；白天则围而不打，割断其与外部的联系。

1月29日晚，23团第二次攻打季家圩，全团在圩子周围隐蔽集结，当匪徒正在吃酒行令、得意忘形时，突然发起了进攻。土匪扔下酒碗，拼命抵抗，战斗很激烈。担任主攻的7连，在轻机枪火力掩护下，多处逼近圩河，两次冲锋都被土匪猛烈火力所阻，未能突破圩河。23团指战员久经战阵，他们根据黄克诚在战前的嘱咐：既要勇猛，又要头脑冷静，不要蛮干。为了避免伤亡，他们决定暂停进攻，回去开“诸葛亮会”，指战员们踊跃发言，献计献策，又重新制定了作战方案。

 2月2日午夜，23团向季家圩发起第三次进攻，主力部队、区中队的模范班，都迅速进入到出发阵地。23团1营营长率领300多名突击队员，使用27辆从老乡家借来的牛车，在车上铺上厚厚的湿棉被改成了“土坦克”，从四周逼近圩河。有一部分人在季家圩的上风方向用烂草点火生烟，迷住土围子敌人的视线，“土坦克”推到河边后，突击队员把绑在车上的长梯子取下来架在圩河上，又将装在车上的长草把取出来，浇上油，点火后，部队在机枪掩护下，举着长捆火把，跃上扶梯，跨过圩河，将火把塞到寨子碉堡的枪眼内，接着投进手榴弹，将敌碉堡炸毁，紧接着又用火把点着了寨墙周围的“钢橘树”。一时间，只见季家圩周围火光冲天，枪声、炮声、爆炸声、呼喊声响成一片。战斗空前激烈，23团冒着火光奋勇前进，迅速突破了土匪的第一道防线。接着，佯攻方向以火力猛攻寨子南门，主攻部队则从寨子西面翻墙而过，突破了顽匪的第二道防线，部队潮水般冲进圩内。顽匪在我军的勇猛冲杀下，溃不成军，争相逃命。作恶多端的匪首顾豹岑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

匪患既除，从此，八滩地区的抗日局面随之打开。

2、收编“计家军”

自1941年起，日寇集中了侵华主力，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大规模“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卖国主义政策，制造了“皖南事变”，猖狂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苏北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阶段。

我苏北新四军和广大民众团结一致，对敌人进行了反“扫荡”，既打击了日本鬼子，也打击了汉奸、土匪。

      在华中局的领导下，苏北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积极进行中。根据形势需要，三师八旅首长决定就地扩大抗日队伍，父亲所在的23团合编了黄河、涟水、阜宁大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其中阜宁大队是阜宁地区著名的开明绅士计雨亭老人自己组建的抗日武装。团结计家军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他们在抗战救国中的作用，是新四军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

      计雨亭（1894-1974），又名龙章，阜宁县硕集计桥村人。

计雨亭幼年家贫，在家乡读私塾数年，后入南京讲武堂学习。他的舅父马玉仁是清末民初江苏当地的风云人物，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历任旅长、淮扬镇守使、护军使兼师长、军司令等。计雨亭即在马部任职，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后晋升为混成旅旅长。1925年，马玉仁在清江被郑俊彦师包围，被迫交出军权，计亦退出军界，隐迹上海等地。1930年，军阀混战，计雨亭投靠冯玉祥，被任命为西北军第十六路军第四师师长。阎锡山、冯玉祥兵败后，蒋介石下令通缉计雨亭，计流亡于大连、上海、扬州等地，后潜回家乡，在海滨垦荒植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计雨亭召集旧部及部分佃户，组织抗日义勇军。国民党当局将其改为义勇警察总队，计雨亭任队长。阜宁县县长熊养和任命计雨亭为阜宁县政府军事科长，计就职时间不久即离去，部队亦星散。1938年，马玉仁任江苏第一路游击总队司令，计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协助马玉仁指挥对日军作战。1940年1月3日，马玉仁在阜宁县陈洋与日军作战阵亡。马玉仁阵亡后，计雨亭召集统率残部，转移到黄沙港南温家墩子，改番号为盐阜沿海边区游击司令部，自任司令，陈伯盟的儿子陈光寒任副司令。但韩德勤却不加委任，又不予军需弹药接济，使之困在盘湾一带，还在兴化贴出布告，派税警二旅旅长丁国卿前往缴械，企图吞并。但丁一到上冈，就被计部士兵缴了二十多条枪，吃了个下马威。丁见计不买帐，又请陈伯盟从中周旋，最后不了了之。1940年春，韩德勤又派江苏省常备第二旅旅长张冀收编他，阜宁地主李月舫、绅士孙铁吾在计、张之间多次拉关系斡旋。因计以前与张关系就比较好，所以张也就搪塞敷衍，迟迟不采取行动，有时还在粮饷上对计部予以支持。但韩德勤欲加吞并之心却一直未死。日军亦将计雨亭视为眼中钉，经常寻机挑衅，妄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计部的副司令陈光寒则与日军早有往来，现在见环境险恶，便又密谋率部投敌，认贼作父。计雨亭处在矛盾的夹缝中，身处逆境，处境艰难，进退维谷。

我地方党组织对计雨亭的处境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这个时候不但有条件，而且有可能争取计雨亭投奔我军，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促进抗战早日胜利。早在1939年，我地方党组织就曾派顾光明和王岫华专做马玉仁和计雨亭的思想工作。顾光明是从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回家乡合利港的，他家是当地望族，上层人事关系较多，加之他是个知书达理之人，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他们和马玉仁、计雨亭关系很好，有一定的基础。现在，计雨亭处境困难，又没有其它出路，更有利于团结他争取他。1940年10月，八路军第五纵队解放阜宁，八路军五纵队向东挺进，阜宁党组织派顾光明、王岫华到计部喻以大义，晓以利害，劝说其为八路军让路，不要阻拦，联合抗日。计雨亭分析了形势，觉得顾光明的话有一定道理，和八路军作对，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遂将部队转移到阜宁西南边陲马家荡。五纵队解放了阜宁城后，覃健率5团进抵东沟、益林、杨集、马家荡一带，计雨亭陷入了进退维谷、无立足之地的窘迫境地。我地方党组织又及时派顾光明去马家荡，向计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他与我党合作共同抗日。在此情况下，计雨亭先派长子计超到蒋滩谢振华（阜宁大队大队长）、祝斌（阜宁大队特务营长）处摸底，受到热情接待。

计超（解放后照）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为人诚朴斯文。

谢振华向计超讲了四条：一、计雨亭的部队编入我阜宁大队后，原有班、排、连编制可以不动，人马照旧；二、军饷由我发给；三、驻地可以不动，仍驻马家荡一带；四、我方在连、排各级配备政治工作干部。以上四条，计超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作为代表，还要回去与计雨亭、陈光寒商量。

计雨亭听了计超回来的传话，觉得条件虽然可以，但考虑到谢振华仅仅是个阜宁大队的大队长，算不上是个大干部，因此仍不放心，怕他不能代表八路军。为此，阜宁县委又派顾光明、王岫华二人到计雨亭家中，找到了尚在家里的计超，说明来意，再次晓以民族大义，希望他顾全大局，动员父亲，共御外侮。计超同意后，随顾光明到了益林镇东边大东庄八路军五纵队司令部，受到阜宁大队大队长谢振华和司令员黄克诚先后接见，向其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要求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与八路军合作共事。黄司令员肯定计雨亭先生是抗日爱国的，又着重说明面临陈光寒意欲投敌，韩德勤欲加吞并的逆境，计先生抗日救国之志是不可能实现的，唯一的出路是投奔我军共同抗日，希望计超能为此铺路搭桥，做好其父工作。黄克诚司令员还根据计的思想顾虑，谈了我军对起义人员的一贯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黄司令的一席话使计超深受教育和感动，当即表示要尽心尽力完成这一任务。最后黄克诚司令员又作了具体交代，如以探父为由，务必避开陈光寒，夜间与父亲单独谈，千万不能走漏风声等。当日下午，派了四名化装好的警卫人员护送计超到青沟，再雇乘小船到马家港。

计超见到父亲，说明对家庭挂念，故绕道青沟前来探望。司令部的人设宴接风，还探听八路军进驻阜城、东沟、益林等地后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计超一一如实相告。晚饭后，计雨亭父子同宿。入夜，计超将顾光明、王岫华如何带他到八路军五纵队司令部，黄克诚司令员如何亲自接见，对计的为人及抗日救国的热情如何给予充分肯定，如何希望计率部加入八路军共同抗日等情，一一作了详述，对有关政策也作了介绍。计雨亭听了儿子的话，沉思良久，权衡再三，最后终于下定决心，长叹一声说：“我何尝不想这样做，但我是一个军人，许多情况说不清楚。眼前只有一条路，你把部队带过去，抗日救国，这正是你们青年人应该做的。我自己准备到上海去找老朋友，在那里安度晚年了。”投奔八路军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次日，计雨亭先召集有关军官密议，说明情况和自己的打算，取得支持。然后召开全体军人会议讲话：“……中央政府离我们太远，韩德勤主席对我们支持不力，友军还造我们的谣，想吃掉我们，跟他们是没有前途的，我决定投靠共产党部队，继续抗日，实现马司令的遗愿。弟兄们，你们跟我多年，愿意跟我走的，欢迎，不愿意去的，各人自便”。当下，有人因年岁大了，家里有老小的就回家了，但绝大多数都留了下来。会后，经过一整天的讨论，计雨亭命由计超带领谈（谭）启明所属警卫连全部，姜文雅营长、李文治连长等一部分人，合计600余人，轻机枪两挺，步枪400余支，从马家荡开赴东沟八路军办事处接受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

而陈光寒则拉走了一部分人、枪，到合德沿海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后来因作恶多端，被我地方武装俘获处死。还有个营长叫徐伯鸿，兄弟三人也将部下带到射阳中心桥一带，仍干其土匪勾当（后被高甫田所杀）。

计超将部队带到东沟以后，八路军办事处举行欢迎大会，文艺晚会，发放衣被，安排食宿，住大庙休息。数日后，投诚部队被编为盐阜大队，编为1个警卫连、3个战斗连，任命计超为副大队长，叶达初（叶建民）为参谋长，傅东华为政治部主任，并派了李学孟、罗光等到部队做政治工作。营、连、排干部保留原职。

从此这支部队得到了新生，阜宁大队于1941年8月被编入父亲所在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23团，计家军提升为主力部队，经新四军陈毅军长同意授职计超为23团副团长，并保留了一个特别荣誉——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这是新四军军史上少数享有军衔待遇人中的一个。父亲时任23团政治处主任。此后在保卫盐阜、抗击日军的战斗中，他们并肩共同作战立下不朽的战功。

抗战时期计超与五弟计豪、七弟计策。

1965年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与计雨亭亲切交谈

计超与女儿计小虹。

1941年初叶建民在苏北东坎。

1942年时任新四军三师八旅23团参谋长叶建民。

1955年叶建民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将军衔。

在开展统战工作收编计家军的同时，父亲积极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宣传鼓动工作，他组建宣传队，组织宣传队员演出，活跃部队生活，鼓舞士气。1941年5月新四军八旅在苏北盐阜区新荡镇举行了纪念“五卅”预赛大会时，宣传队参加了演出，会后参会的宣传队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右为八旅政委吴信泉，前排中为时任23团政治处主任的父亲，第三排右1为时任八旅政治部宣传队指导员的母亲，前排抱着孩子的是陈志方的警卫员韩兆轩，孩子是陈志方长女陈小征。

为在艰苦环境下活跃部队父亲还组建了23团俱乐部。家中保留了1941年7月父亲拍摄的新四军三师八旅23团俱乐部会场的照片。

3、盐阜夏季第一次反“扫荡”

八路军第五纵队（即新四军）进入苏北，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各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这必然引起日伪的极大惊恐和仇视，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从新四军进入苏北的那天起，日伪军就频频发动所谓“扫荡”、“清剿”和“蚕食”，妄图将这支部队予以消灭或赶出苏北。

1941年7月，日军兵分三路，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向新四军苏中、苏北根据地包围过来。为了不辱使命，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任务，坚决保卫和巩固这块在敌后刚刚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黄克诚在新四军军部召开的紧急作战会议上，对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提出的保卫苏北、坚守盐城的方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黄克诚根据华北反“扫荡”的经验，认为新四军应该主动放弃盐城，军部和主力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敌人占领部分根据地，兵力分散后，由一师和三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敌人展开多路进攻。经过反复讨论和争论，陈毅采纳了黄克诚的意见，终于下了最后决心：“军部和各部主力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三师部署于建阳、胡垛、秦南仓、东沟、益林一线，打击兴化、射阳北犯之敌，控制射阳河，打击陈家洋、通洋港进犯之敌。第一师第二旅在盐城以南阻击东台方向之敌，一旅、三旅在苏中地区向敌外围发起进攻。”

7月20日，日军集中了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全部，第十五、第十七旅团各一部，以及部分伪军共17000多人，采用分进合击，分区扫荡的形式，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分四路直扑盐城，企图将新四军压迫至滨海地区聚而歼之。日军使用了百余艘装甲汽艇，利用苏北水网夏季涨水易于行驶的便利，往来冲击，加上大小批次的飞机低空扫射轰炸，使新四军部队白昼基本无法行动。黄克诚带领三师七旅、八旅对敌人进行顽强反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7月22日敌人占领盐城后，分兵把守，攻势顿时减弱。黄克诚将七、八旅主力转移到敌人后方，利用敌人外线的空虚，狠狠打击敌人。父亲所在的八旅23团在黄克诚指挥下和八旅其他部队、七旅打了20多仗，战斗异常残酷，终于粉碎了敌人与我决战的企图。

此后三师把反对敌人的 “扫荡”、“清剿”、“蚕食”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制定了明确的斗争方针，即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抓住各种有利时机，利用各种战术手段去打击敌人、消耗敌人，从敌人手中收复失地，不断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新四军一师在军部统一指挥下，在南线发动攻势，连战连捷，迫使日军抽兵南援，北线第三师乘机反攻，连克盐城日伪军据点。在历时一个多月的反“扫荡”中，新四军三师和盐阜区地方武装共对敌作战135次，毙伤日伪军3000多人，活捉日军15人，缴获轻重机枪15挺、大炮两门，步枪1132支，子弹两万余发和大批军用物资，终于取得1941年夏季“反“扫荡””胜利。三师在战斗中也有900多人的伤亡。

黄克诚在领导军事打击的同时，开展政治瓦解，进一步开展剿匪平乱，对怙恶不悛的惯匪坚决予以镇压，对被迫胁从为匪的多数群众，则尽量进行教育和争取，使其悔过自新，在军事打击和政策感召下，许多被胁从为匪的人纷纷携枪回归，并自愿献枪抗日。

1941年底盐阜、淮海区相继发布的《土匪自新办法》、《惩治盗匪暂行条例》进一步加速了苏北地区土匪组织的分化瓦解。经过一段艰苦努力，苏北延续了上百年的匪患终于被扫平了，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喜悦。他们由衷地赞叹：“还是共产党、新四军有办法，有能人呀!”

4、苏北第二次反“扫荡”

在取得1941年夏季“反“扫荡””胜利后，八旅在三师首长领导下，派出部队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此时父亲所在部队在新荡一带开展工作。

1941年8月4日母亲与一岁的大姐在新荡。

1941年10月份，盐阜地区已经迅速扩建了八个县大队，共6320余人，成为当时苏北最强大的地方游击武装。1942年4月1日在阜宁县召开了新四军三师党的活动分子（即积极分子）会议，父亲参加了此次会议，召开时父亲（左2）与部分参会战友合影。

1942年4月9日父亲和参加新四军三师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人员合影，照片右起中二排1张爱萍2XXX3陈毅4彭雄7张池明8王先福10陈志方11谢振华左起前排1张天云2方中铎4张木千6张光池。

1942年4月9日当会议结束时父亲和参加新四军三师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全体参会人员合影留念。合影照片下方为父亲亲笔注释（略）

1942年5月3日陈志方、王静摄于苏北东坎。

1942年在苏北益林前排左一陈志方，后中间高个子叶建民。

根据三师八旅首长指示，为提高部队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同时为迎接1942年11月新四军三师举办的全军军政大检阅，父亲指派母亲（时任23团直属队教员）利用紧张艰苦的战斗间隙，帮助23团工农干部学习文化。23团最后在军政大检阅时文化科学知识测验获得第二名，其他各项全为第一名。这个成绩对于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干部实属不易。

记得我参军在广州军区177医院工作期间，周末时常约着同在177医院工作的23团副团长计超之女计小虹、23团民运股长赵仲时之女赵静等人一起去父亲的老战友、军区叶建民（叶达初）副司令家蹭饭。每次叶叔叔、徐静阿姨都热情招待我们。虽然叶叔叔当时已身居军区首长要职，但每当提起母亲这个几十年前他的文化教员时还感激不尽。叶叔叔多次很感慨地对我说“你妈妈是我的老师，是她教我学习文化的”。

1971年同在广州军区177医院工作的计小虹（计超女）陈越秀（陈志方女） 赵静（赵仲时女）三个新四军三师八旅23团后人留下珍贵合影

1942年冬天，苏北的战争形势又因日寇和伪军发动了空前大扫荡而骤然紧张起来。日军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力图扩大和巩固在华占领区，对我华中根据地，集中兵力、分区“清剿”、重点扫荡，主要进攻目标指向了我盐阜区和苏中区。盐阜地区是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以及三师师部等首脑机关所在地，是我党在华中的领导枢纽和抗日民主阵线的活动中心。盐阜区东临黄海，西濒涟水，北接陇海铁路，南达盐城、兴化。盐阜抗日根据地像一把利剑，横亘在长江和陇海铁路之间，威胁着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威胁着日寇对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地区的控制。日伪军此前对盐阜地区就进行过多次扫荡。这次敌人计划集中空前优势的兵力，大举重点扫荡，必欲一举消灭我党我军。

新四军军部召开了紧急会议，由政委饶漱石主持，军长陈毅参加。会议宣布：为了迎接空前的反“扫荡”斗争，军部和三师师部要转移到安全地带，主力部队大部要跳出扫荡区。会议决定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率领三师八旅23团、24团、七旅21团及地方部队坚持盐阜区反“扫荡”斗争。

面对敌人大军压境的紧迫形势，时任23团政委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欣然应命，挑起了重担，留在盐阜区坚持反“扫荡”斗争。

从12月开始，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三师师部分别转移到盐阜区与苏中交界的地区，在此期间，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工作，首先是精简党政机关人员，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非战斗人员、三师机关的老弱病残幼人员，一律分散安置到群众家里，女同志都疏散到附近各地隐蔽，后勤物资转移到海边船上。

按上级指示，在反“扫荡”斗争中，女同志本可以疏散打埋伏回家，但母亲坚持留在部队，为发动和组织群众而奔波。在敌人扫荡奔袭的炮火下，她深入部队宣传鼓动，检查群众纪律，有一次险些被鬼子抓去，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她摘掉眼镜，脸上抹上炉灰，化装成老百姓才得以脱险。

由于日伪扫荡的严峻形势，父母亲按照组织决定把年仅两岁的女儿（大姐）疏散安排在盐阜区益林镇大东庄一个老乡家里。大姐被抱走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去赶集玩呢。母亲匆匆在大姐的衣袋里塞了两个鸡蛋，忍不住掉泪，谁料到此别后会发生什么呢？可我的父母服从战争的需要，毅然把他们当时唯一的女儿送走了，直到1943年反“扫荡”胜利后才从老乡家中接回来。由于物质条件太差，大姐被接回来时重病一场，高烧不退，经过治疗和母亲的无微不至的精心护理才得以康复。

盐阜区的知识分子很多，像鲁迅艺术学院、盐阜报社、文工团等等。反“扫荡”中，军部要求知识分子隐蔽身份，必须本地化，学本地话，穿大襟棉袄，学“滨海擂擂”等当地民歌，用方言叫老乡“大爹爹”、“干妈妈”。反“扫荡”时，为掩日伪耳目，八旅都化装成群众，旅领导也不例外。左一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

当时主力和地方武装共13个团，全区还有百万民兵配合部队作战。在反“扫荡”中，部队高度分散，为了进行强有力的指挥，必须加强侦察和警卫部队的建设。于是将23团的詹英贵选调为侦察队长，父亲的警卫员23团的警卫班长韩兆轩被调来担任警卫队长。这两个人都是经过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智勇兼备的干部。他们不断摸索掌握敌人扫荡的行动规律，及时向旅领导报告以便首长调整反“扫荡”计划。部队化整为零，在敌人进攻的夹缝中穿梭游弋，到处袭扰打击敌人。    

转眼到了1943年元旦。三师副师长张爱萍以中共盐阜地委书记的身份发表了《告党员书》，号召全区党员行动起来，动员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展开备战工作，坚决粉碎日寇的大扫荡，咬紧牙关，度过艰苦奋斗的两年。1943年1月上旬和中旬，张爱萍在阜宁郭墅庄再次主持召开工作会议和反“扫荡”紧急动员大会。他在会上作了《怎样坚持盐阜区斗争》的报告，发动根据地包括开明绅士在内的各方面力量，立即投入到反“扫荡”斗争中来。会后全区党政军民一齐动手，进入反“扫荡”斗争最后的准备工作。

父母亲和战友们也在不分昼夜地加紧准备。1943年的春节，在紧张准备进行反“扫荡”的工作中渡过去了。

图为三师八旅部分团以上领导在苏北盐阜地区反“扫荡”誓师大会

1943年2月，日军调集驻在苏鲁皖地区的第十七师团、第十五师团、第三十五师团和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各一部共一万余人，纠集伪军徐继泰、李实甫、潘干臣、刘湘图、胡冠军、朱宝久等部及地方伪军近万人，日伪军共两万余人，以陆海空军相配合，以梳篦式数路并进，从西、北、南三面对我盐阜区形成包围之势，大规模的“拉网式”大“扫荡”开始了。

日伪日益疯狂，父母所在部队的环境愈加恶劣，为了减少损失，保存实力，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大“扫荡”，三师机关、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及八旅22团我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到淮南、皖东北等地，跳出日军合围，进行外线作战，盐阜区只留下父亲所在的23团和一些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作战。2月中旬，日伪军两万多人气势汹汹地向我盐阜根据地压了过来。日伪军在飞机、骑兵的配合下，大举向我进攻，气焰极其嚣张，我主力部队和九个独立地方团在广阔的黄淮平原上开始了反“扫荡”斗争。在反“扫荡”初期，他们面对优势之敌，采取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游击，打麻雀战、破袭战，避敌锐气，尽量避免与日寇正面交战，寻敌弱点，不断消耗、疲惫进攻之敌。到了2月下旬，“扫荡”之敌由于实行全面“清剿”，到处增设据点，导致兵力分散，只得转而以据点为中心，进行短距离小规模的“扫荡”，企图达到封锁、控制的目的。根据敌情的变化，父亲所在的内线作战部队坚决执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方针，适当相对集中兵力，伺机对薄弱之敌展开局部反击。

当时分工是：旅参谋长兼23团团长胡继成和父亲率3营和团直属队，副团长王凤余带1营，参谋长叶达初（叶建民）带2营。二月底的一天上午，团长与父亲所带的3营在东坎西德旧黄河大堤上与鬼子遭遇了。鬼子指挥官从3营火力配备和部队战术动作上判断，以为这几十天“处处扑空，处处挨打”的“扫荡”终于找到了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立刻调集了近两千的日伪军围了上来。激战了几个小时后，在9连的掩护下，团长和父亲率部队突出重围。天黑了，9连的阻击打得很艰苦，指导员已牺牲，连长望了一眼阵地前被毙伤的近百名敌人，召拢三个排长说：“同志们，全连只剩下我们50多人了，其中还有不少伤员，我们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该撤出战斗了。现在……”没等连长说完，“我留下！我留下！”三个排长都争着要求留下。最后连长决定由两个负伤的排长带领十几个战士，掩护其他的战友撤退。深夜，当9连撤下来的30余名指战员，找到了叶参谋长和2营驻地时，才得知掩护战友撤退的两个排长和十几个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了。失去了这么多战友，全团都十分悲痛！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讨还。叶参谋长派出侦察员四处活动寻找战机。进行一次讨还血债的出击行动。3月12日侦查员报告，在太平桥有一个中队的日本鬼子和近一百名伪军，抢劫了老百姓的船只与大量物资，正在往据点里运。部队随即紧急出发，在太平桥外三华里敌人必经之处打伏击，同时派两名参谋骑马去阜宁县，请阜宁县大队尽快赶来配合作战。设伏地点我军很熟悉。这儿的水流向南，河两岸均是树林、田埂。狭窄的水道只能容两只船通过，而且由于河水在不远处拐弯，水流速很急，人落水也不容易爬上岸。我军部署赶来增援的阜宁县大队在南边港湾处，命令他们在战斗打响后截击船只，抢回船上的物资。2营一个连在窄水道前300米的两岸树林里埋伏，准备突然猛烈火力杀伤敌人有生力量。部署完毕后，敌人的船只便出现在500米外的河道上。一个又胖又矮的“小胡子”日本指挥官坐在汽艇上正大口大口地吃着烧鸡，身边有十几个日本兵护卫着。等敌人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两岸的队伍同时猛烈射击。鬼子指挥官当场被击毙，尸体掉进河里，其他船上的鬼子伪军死伤一批，活着的敌人有跳进水中想逃命，有的想爬上岸顽抗。当时日本鬼子只用了三分之一的兵力押船，三分之二的兵力在两岸跟船行进，当他们发现遭八路伏击后，便就地组织与我们顽抗。于是埋伏在两岸的两个连队迅速投入战斗，以强大的武力杀伤岸上的敌人。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阜宁县大队刚与敌接上火，战斗就结束了，他们就迅速上船搬运被劫的物资。这一仗只打了几十分钟，活捉了鬼子三人，解救被劫持的老百姓50多人。夺回106只民船上的牛、羊、猪、布、米、油等150多吨。缴获日本汽艇一艘，因无法使用，被老百姓烧毁了。为了避免附近据点鬼子出来报复，部队等所有民船都疏散以后，才撤出战场。

反“扫荡”不断深入，其中最艰巨的任务是破路挖沟，填河筑坝，改造地形。苏北黄淮平原，一马平川，村庄稠密，差不多每个村庄都有圩壕和土墙、炮楼，被敌人占领后，稍加改造，就会成为限制我军行动的障碍。苏北还有一个特点是河湖港汊多，日军有汽艇，一旦入侵，敌人靠汽艇来往自如，行动速度很快，对我军造成很大威胁。于是我新四军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破坏公路，拆桥填沟，拦河打坝，平毁河圩，拆毁炮楼的群众性运动。由于广泛的发动了群众，把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交给群众，群策群力，不但很快完成了民主政府规定的任务，而且群众自发的想出了许多办法。苏北农村家家养狗，夜间部队行动，狗一叫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但是养狗看家护院又是老百姓的传统习惯，关系到千百万群众的利益，部队很难下决心灭狗。根据地的群众觉悟很高，绝大多数都同意把狗打掉，只有很少数老乡舍不得打狗。部队对这个问题很慎重，研究了多次，最后决定允许每个村庄保留一公一母两条狗，保证晚间部队行动不受影响，将来反“扫荡”结束以后再繁殖。经过过细的工作，群众非常拥护，在反“扫荡”中，部队夜间路过村庄，群众在村边悄悄欢迎我军，怀里还抱着狗，直到反“扫荡”结束，没有一次因为狗叫影响了部队的行动。 还有就是如何确定谍报对象的身份，为了避免打入敌人伪政权的士绅将来无法证明是否为我军工作，我们又对每一个谍报对象都指定了一个或若干个秘密侦探，专门监视谍报对象的行为，并在以后为其提供证明。解除了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谍报人员的担心。

此时外线部队亦不断向敌之侧后发起攻势，使“扫荡”的日伪军腹背受敌，顾此失彼，被迫于3月中旬收紧兵力，草草结束“扫荡”行动，主力撤出盐阜区，只留下部分兵力巩固据点。

随即，父亲所在的八旅主力在地方部队及根据地人民的配合下，频频向进入盐阜区的日伪军发起攻击，连续作战20多天，进行大小战斗658次，发动较大的主动攻击战斗有小陈集战斗、八滩战斗和单家港战斗。

5、中心开花，攻取小陈集

1943年3月25日至26日我23团在陈家集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小陈集曾经是我苏北根据地的中心，原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后被敌占领。这个一千多居民的集镇，是盐阜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攻取陈集，必须拔除敌人设在陈集周围的甸湖、阜宁、东坎的据点，从而分割周围的敌人占领区，改变敌我态势，争得战场主动权。旅部决定，收取陈集，挖敌心脏，而后四面开花，恢复整个阜宁根据地。

为了实施作战计划，旅指挥部转移到黄营地区附近，首命22团东渡盐河，隐蔽于老黄河滨的芦浦地区，21团、23团、24团迅速跟进集结，暂作休整。各县独立团分别于本县区按营、连隐蔽集结。全部做好反击作战的一切准备。

为了查明陈集据点内的敌情，命令侦察队去抓活舌头，侦察队抓来了一个老鬼子，会说中国话，但是宁死不说。而我们的内线也把情报传出来了，弄清陈集守敌是日军三十五师团一个中队的部分人员，共89人，装备精良，工事坚固。而且陈集周围敌人布有重兵，如果敌人大批增援，我军就会陷于被动。所以陈集攻坚和阻援同样重要。

在作战会议上，旅部决定父亲所在的23团担任主攻，特务营配合。22团、24团和七旅21团担任助援。据点内的情报员又及时送来了敌人营区的兵力部署和新的变化，上级决定于3月25日夜发起对陈集的进攻。全区部队按预定部署，同时出击。旅警卫营、侦查队跟随23团向陈集进发。夜晚九时，尖刀班顺着交通沟向敌人阵地接近，跃进到圩河边，隐蔽在突破口后面，观察着河对岸敌人哨兵的行动，察看地形和敌情。尖刀班首先用刺刀解决了鬼子哨兵，5连冲进敌人碉堡外围，后面的攻击部队2营冲过圩河上的木板桥。袭击一举成功，我军有如神兵天降，机枪子弹、手榴弹、沾了火油的箭矢向敌人的堡垒飞去，日军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他们的营地就变成了一片火海。日军不是被烧死，就是被击毙。不一会儿，其他主攻部队也纷纷突入敌人据点，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日军被突然的打击打蒙了，狼狈不堪，纷纷退却，逐步被压缩到一座独立的院落里。

日军据守的院落三面环水，另一面是民房和猪舍，战斗展开后，越打越激烈，日军拼死抵抗，我军两次进攻失利，战斗呈现胶着状态。我军采用火攻的办法。不一会房子和院落都烧着了，二十多个日军抱头窜进猪圈。在猪圈里敌人的抵抗依然顽强。旅领导把旅部特务营调上来参加战斗。并且从特务营和侦察队中组织了29个勇士组成奋勇队，由教导员廖明义，支部书记李军带领，向敌人发起正面强攻，同时我攻击部队从西面让出一条路，让敌人能看见西面没有部队包围，部队撤到西北角隐蔽起来，准备伏击敌人。奋勇队在火力掩护下，从外围民房跳上房顶，居高临下用机枪和密集的手榴弹向敌人猛烈攻击，在手榴弹剧烈的爆炸声中，勇士们一个个跳下房顶，一时间刺刀翻飞，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许多战士与敌人同时刺中对方，同时倒下。就在这时，果然不出所料，剩下的四十多名鬼子开始向西北逃窜，23团1营用机枪封锁，2连突进了敌人据守的院落，逃跑的鬼子被我们包围院落部队的火力打掉了二十多个，继续逃跑的鬼子受到西北方向的阻击又逃向东北，但是敌人已经被死死围住，部队又打死了几个鬼子，剩下十几个终于在院落外面土墙下跪倒了一片，举枪投降。我军取得了小陈集战斗的胜利。

图为1943年3月小陈集战斗后战士们在缴获的战利品前合影。李雪三摄

小陈集战斗是八旅取得全面反“扫荡”胜利的关键一仗。陈集战斗全歼守敌，在苏北战场上创造了一个歼灭战的范例，振奋了盐阜区军民抗日的士气。这次战斗的胜利，扭转了战局，瓦解了敌军的士气，我军也取得了新的攻坚作战的经验。担任主攻部队的新四军三师八旅23团成了当地人民称颂的英雄部队，到现在当地老年人还经常怀念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们。

此后八旅各个部队捷报频传，战果累累，挫敌凶焰。我21团一部，在地方部队配合下，乘敌之虚，分别袭击胡垛、新兴场、太岗等据点，打得敌人首尾难顾，左支右绌。伪军大叹苦经：“鬼子扫荡新四军，新四军又来扫荡我们。”

父亲所在的23团4个分队负责阻击敌人由蒋营向北推进的上千敌人，打击敌人后又迅速转移，接着又绕到敌后从两侧打击敌人，消灭了日伪军500多人。

我24团一部夜袭敌人范集据点，激战两个小时，将据点内200多日伪军一举击溃，收复范集。

八旅攻克敌伪据点50多个，毙伤俘日伪军20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彻底粉碎了日伪军对盐阜区的扫荡，在苏北抗战史乃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历时两个多月的盐阜反“扫荡”，于4月14日胜利结束。整个苏北地区的反“扫荡”斗争，战略态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这时零星的战斗还在继续，时而激烈、时而平稳，敌人已经是强弩之末，我英雄八旅未给敌人喘息之机，继续把敌人蚕食的地区一一收复。还乘反“扫荡”我军夺取胜利的机会，实现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的战略目标。

6、奉调八旅政治部

苏北第二次反“扫荡“胜利后不久，23团奉命调往山东，编入八路军滨海军区建制，尔后由射阳独立团组成新的23团，团长李荣泗，政委于辉。

此时父亲奉调任三师八旅政治部担任副主任工作。

图为在旅部工作期间与新四军三师八旅旅长张爱萍（左）、政委李雪三（中）父亲（右）在盐阜革命根据地的合影。

部队经过五个月的整训，自9月20日起，又挥师发动了对伪军徐继泰部的战役。用了12天时间扫除了敌伪占领的21个据点。将徐继泰部赶出滨海地区。10月15日到12月中旬，我军又收复了十几个据点。使反“扫荡”以来严重的局面得到彻底扭转。

图为1943春八旅便衣侦察人员在日伪占区执行任务时帮助群众灭火

1943年12月19日新四军三师八旅召开了八旅兼军分区组织工作会议，父亲（右后1）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与参会人员合影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1944年抗战期间新四军三师八旅部分领导合影。前排右起：张爱萍、李雪三、张天云、刘炳华、陈志方、xxx，后排为对应前排首长的警卫员，父亲的警卫员是韩兆轩。

在此期间身为八旅直属队休养所教导员的母亲组织直属队敬老活动，会后与参加敬老会人员合影。

在苏北，黄克诚始终把宣传文化工作当作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分关心，大力支持，全面推进，使苏北根据地文化工作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当时苏北根据地出版许多报刊，较有影响的有：中共盐阜区委机关的《盐阜报》、中共淮海区委机关的《淮海报》、中共盐阜区委主办的通俗报《盐阜大众》、第三师政治部主办的《先锋报》、第七旅政治部主办的《前线报》、父亲所在的第八旅政治部主办的《战斗报》、第十旅政治部主办的《战旗报》等。

进入1944年，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全国各根据地一样，由相持逐步转入反攻阶段。元旦，新四军三师兼苏北军区举行了庆祝元旦“同乐大会”，部队与地方近万人参加，盛况空前。在为期两天的盛会上，举行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阜宁县文工团的《照减不误》，阜宁县中队的《怪哪个》，战士演出队自编的歌剧《参军》等节目陆续登台。父亲也组织八旅文工团编排了《丁赞亭》在同乐大会上参加了演出。这次军民同乐会成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文艺大汇演、大检阅。

元旦，黄克诚同志在《盐阜大众报》题词：“动员与组织根据地一切力量，粉碎敌伪扫荡蚕食，准备反攻敌人，是今年党政军民的光荣任务，也是报纸的宣传方针。”这一年内，他带领抗日军民，不断向盘踞各据点的敌人发起主动攻击，先后和敌人作战470多次，攻克大小据点158处。

1944年春，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欧洲战场东线，苏军大举反攻，德国法西斯处于总崩溃的前夜，日本在太平洋及中国战场也面临穷途末路。我盐阜根据地经过1943年艰苦激烈的斗争，拔除了根据地中心的敌伪据点，1944年的年关攻势中新四军三师共作战114次，攻克大顺集、中官渡、三岔口、胡集、徐庄等11处据点，毙伤日伪军273人，俘伪营长以下官兵685人，缴获战利品若干。由此根据地得到了扩大与巩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为准备迎接战略反攻，部队加强了军政训练，继续进行中断了的整风学习。为了配合整风，时任八旅政治部主任的父亲组织八旅宣传队演出了著名作家阿英同志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为蓝本改编写的五幕历史话剧《李闯王》（又名《闯王进京》）。该剧本的作者阿英同志是进步文学社团太阳社创始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他应陈毅之邀由上海辗转来到苏区抗日前线。他的到来对苏北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注：阿英，原名钱杏邨，安徽芜湖人，1900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左联，赴苏北后主编《江淮文化》等。解放后任华北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副秘书长等职，1977年病逝。

八旅宣传队原是一支不到30人的小型文艺队伍，根据部队的中心任务，平时宣传组织群众，活跃部队生活，战时做战勤工作，常常以文艺形式演出小型歌舞以及活报剧等进行宣传活动。

图为新四军三师八旅宣传队员在整风整训中深入部队演出后合影。

八旅宣传队员出发前合影。

整风期间，把应对1943年敌人大“扫荡“时分散到部队的师鲁艺工作团的部分同志集中到宣传队来，充实了宣传队的实力，演出了话剧《冀东起义》、《前线》（苏联话剧）、《李闯王》等大型剧目。

排演《李闯王》时感到演员不足，那时全队只有洪桐江、江心等少数女同志，人手不够，尤其缺乏女演员。为此父亲亲自写信并派宣传队队长袁世达去苏中公学求援。苏中公学领导热情支持，很慷慨地调来了张幼岚、钱树榕、陈德铭、顾康等10余人，解决了女演员少的困难。

《李闯王》这个戏是描写明朝所以灭亡、李自成所以胜利以及最后失败的历史剧。这一历史悲剧，含义深刻，感人肺腑。“全剧突出‘反骄破满’为主题，在赞颂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取得胜利的同时，又尖锐地批评了李自成及其部将进京后，骄傲自满、忘乎所以、骄奢淫逸的行为，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和最后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 ”

1944年3月，阿英在三师师部边编写、边给宣传队排练，亲自讲解剧情和人物性格，并对服饰、道具都作了具体指导。全剧为五幕古装话剧，剧情曲折生动感人，语言通俗易懂。古装剧要有明代文官武将士兵及人民群众的服饰，要有适合宫廷、民间、战场及战斗的道具与布景，那时根据地的条件非常困难，物资缺乏，筹措不易，于是就发动队员自己制作，宫廷中的盘龙红柱不知费了多少功夫才做好。帝王将相的古装衣服是借益林镇旧剧团的，真是煞费苦心。当时除阿英担任导演外还有宣传队队长袁世达、副队长张惠春及演员田川、孔方等组成导演班子，采取集体导演方式，边排练边修改，集思广益，排练中广泛征求部队首长、机关干部的意见，经过两个个多月的紧张排练和准备，不断完善，愈练愈好。

首场演出是在1944年5月的一个晚上，在盐阜根据地中心益林镇郊外一个叫山淤王村的野外广场上，用土堆起了台子，用木杆、幕布搭起简易舞台，台上悬挂着几盏汽灯，台下坐满了武装部队和周围方圆十几里的人民群众。大家歌声阵阵，情绪高涨，人声鼎沸。幕开启后人们鸦雀无声，静观剧情发展变化，演员演得严肃认真，有声有色，工作人员紧张劳动，全剧紧凑连贯，一气呵成。演出过程中，台下观众被剧情吸引征服。当李闯王攻进北京击败了腐败无能的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台下观众都为这位农民领袖的胜利而高兴欢呼鼓掌，但看到李闯王进京后“昏昏然，纷纷然”不讲政策，不守纪律，骄傲轻敌，荒淫暴戾，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而惨遭失败时，人们为他们的失败而惋惜。十多年的农民革命斗争毁于一旦，功败垂成，这一历史教训，深深地打动了台下观众的心，给人们上了生动的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重要一课。演出后，部队反映强烈，纷纷表示：日寇将被战胜，我们要夺取大城市，当我们占领大城市后，会不会有人不讲政策，不守纪律，脱离人民群众呢？我们驻进大城市，取得全国胜利，会不会有追求享乐，腐化堕落，以统治者自居呢？一定要牢记李闯王的历史教训，做到警钟常鸣。这出戏后来到益林公演，受到盐阜根据地党、政、军、民热烈欢迎，十分轰动。

也正是在策划组织编排此剧的过程中父亲与阿英成为好朋友，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止。

图为父亲参加阿英遗体告别仪式

1943年吴信泉从八旅调十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父亲所在八旅的文工团成功演出《前线》后，一次吴政委去师部开会，特意路过八旅向文工团讨要苏联话剧《前线》的剧本并带回十旅交给文工团，要求十旅文工团也排演《前线》。后来在排演过程中因为没有苏联红军军装，吴政委又让文工团员骑他的马去盐阜区八旅驻地求援助几匹黄军装的布以赶制演员服装。对于老战友友邻部队的两次“求援”，父亲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慷慨解囊。

7、夺取陈家港

经过了一段时间休整，为配合淮海区夏季攻势，策应淮北四师反伪斗争，三师决定拔除夺取敌伪在苏北最重要的沿海据点陈家港据点，展开了陈家港战斗。

陈家港在响水口东北，与苏北燕尾港相连，是灌河入海口的重镇，淮盐的重要产地。陈家港于1939年3月沦陷，驻有日军和伪军八百余人。日军在镇中心筑起了炮楼。在外围各个主要交通要道路口都设置了碉堡、掩体、围墙等工事。

图为日军第5师团21联队登陆陈家港，控制了淮盐的主产地。

1944年5月2日夜，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副旅长张天云对攻打陈家港作了战前动员，部署以八旅22团及特务连对陈家港实施主攻，以24团攻占庆日新盐场，以七旅19团攻击大源盐场，涟水、阜宁县中队设伏于陈家港西，担任打援。

当晚各部队就冒雨涉过淤黄河，踏过盐碱地草滩，迅速进入了进攻发起指定战位。在夜幕的掩护下，陈家港被我军严密包围起来。

5月3日午夜，三颗红色信号弹悄没声的升上天际，战斗立刻打响，各个攻击部队像一把把尖刀从四面向敌人心脏插去。八旅22团及特务连经七个小时激烈的战斗后，全歼陈家港守敌，攻占一、三、七、十排头圩等据点。七旅19团经半小时激战歼大源盐场敌；八旅24团歼庆日新盐场守敌。

激战中日军的巡逻艇一度来援，但是被我军击退。

日还出动海军的小型水上飞机增援被我击败。

此役毙伤伪军一部，俘虏伪军大队长以下482人，缴获食盐48万吨，还有许多武器弹药。而我军仅付出亡一人、伤十二人的代价；获取了重大的胜利。

图为1944年父亲拍摄的抗战歼灭的日本鬼子、伪军照片。

战斗一结束，我军就向当地老百姓开仓放盐。只见从乡下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在新四军地方干部组织下，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背着大草袋、有的提着篮子、有的挑着箩筐，像上潮的海水一样涌进了陈家港。曾经在日伪军统治下阴森森的盐场，今天变得像热闹的集市。群众欢天喜地。说笑声、嬉闹声、号子声混成一曲交响乐，好不欢快！一些老大娘见到盐堆竟高兴得流着热泪嚷嚷道：“哎呀，盐，盐。”许多因缺盐而浑身无力的少年儿童，舔了咸盐以后，立刻来了精神。每座盐堆上都挤满了群众。大家七手八脚把盐堆扒开，一筐筐往里装，忙得不亦乐乎。新四军战士打扫完战场，也主动帮助群众搬盐。

见子弟兵们到来，当地群众纷纷将手里竹篮、草袋挥动起来，向新四军欢呼致敬。新四军也取下帽子挥舞，向群众致意。在街头巷尾，欢乐的群众竟兴奋地把战士们高高抬起，抛起来，表达一种对英雄的敬意。

陈家港的解放，较好地解决了当时苏北根据地军民严重的盐荒，粉碎了日寇掠夺我食盐资源的阴谋，打破了日寇对我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陈家港战斗是苏北对敌局部反攻的第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盐阜军民的斗志和士气，在此之后合，德战斗、合顺昌战斗等也相继展开，盐阜军民拉开了对敌战略大反攻的序幕。

8、收复阜宁城

新四军三师自组建以来，就没有间断过与日伪军对阜宁等苏北重要城镇的争夺和较量。我八旅24团在阜宁、盐城、响水等地奋勇拼杀，几进几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阜宁在苏北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东达黄海，西连淮阴，南到盐城，北接连云港，被称作“苏北的要冲”。加之这里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便成为苏北有名的商埠之地。

     1943年春，日伪军在大“扫荡”中占领了阜宁城以后，便把阜宁作为一个要点加以经营，不断向这里增兵。使之成为突进我盐阜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带的一个堡垒，并成为其加强南京外围防卫的前哨。到1944年12月上旬，原属西北军的伪军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从河南调防盐阜，其第四十一、第四十三师共七个团5200余人驻扎在盐阜一线。此外，还有第五军特务团、苏北警备第一总队等部。伪军在阜宁城内外设有大小据点21个，还绕城构筑了护城河、外壕、铁丝网和巷战掩体工事等。据点以围墙、水抒和炮楼组成，设有地下室和秘密枪眼。各据点间步枪都可以打到，步枪火力可以互相支援，形成策应封锁，构成了南北长45公里，东西宽15公里的狭长坚固的防御地带，易守难攻。

     我军侦察发现：蜿蜒的射阳河穿东西长约三里、南北宽约一里的阜宁新、老城城南而过，南面的新城均为鳞次栉比的砖木结构房屋，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街平整宽阔，城东南有耶稣教堂和天主教堂。敌人的五军军部就设在这里。还有两个重要据点，一个在城东的水龙局，一个在城西的大埔桥。

1945年春天，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已经进入穷途末路，苏北伪军进行大规模调防，收复阜宁城时机已经成熟，我军遂决定发起阜宁战役，这可是我华中敌后攻打的第一座大城镇。

黄克诚与三师参谋长洪学智详细研究了作战方案，黄克诚强调这是苏北第一次对坚固防守的城市进行攻坚战，意义很大，志在必得，一定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力部队只有八旅参加兵力是不够的。还要把淮海区的十旅两个团（28、29团）调过来，两个旅协同配合好。另外还要集结盐阜地区各县的独立团参战，动员大量民兵、民工、和人民群众全力支前。经过研究，最后确定以父亲所在的八旅和十旅、三师特务团以及阜宁、阜东、建阳、射阳、盐东五个独立团共11个团的兵力投入阜宁战役，整个战役由黄克诚指挥，洪学智担任前敌总指挥。

在黄克诚领导下，父亲所在的政治部门组织对伪军发动政治攻势。他们组织民兵独立团用小木架顺着射阳河向阜宁城的伪军漂流政治标语，上面写着：“日军必败、我军必胜！”，“中国人不要给日军卖命”，“欢迎弃暗投明！”。还不断向伪军阵地喊话，劝伪军弃暗投明，不要当日本人的炮灰。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有许多伪军纷纷向我新四军投诚。

各项工作准备就绪以后， 4月24日晚，八旅在宁静的月色中包围了七灶、头灶、掌庄三个据点，八旅特务营首先构筑了进攻阵地和炮兵掩体，随着迫击炮的轰鸣，头灶据点的一个两丈高的炮楼被拦腰炸开，全歼伪军一个中队，打响了阜宁战役第一炮。整个阜宁战役战线长50华里，经过历时三十六小时激烈战斗，26日上午，我军攻克阜宁全城。全歼伪军五军军部和两个师部，七个整团，以及伪政府的保安团和其他反动组织、反动武装，生俘伪军三十三师副师长以下2400多人，毙伤伪军官兵34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迫击炮七门，掷弹筒27具、轻重机枪47挺、步枪1602支、手枪63支，各种子弹、炮弹四万余发，摧毁碉堡143个，大小据点21个，解放村镇580多个，解放受难同胞10万多人，收复土地1000多平方公里。此役三师及地方武装牺牲指战员62名、负伤373名。

阜宁战役标志着三师在苏北战场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从游击战向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攻坚战转变，从单一步兵作战向步炮协同作战转变。延安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专门报道了苏北新四军收复阜宁的消息，新四军首长也发来了嘉奖电祝贺。

图为1945年4月新四军三师八旅攻打收复阜宁战役受到军部嘉奖，在阜宁县东沟镇召开光复阜宁祝捷大会。

9、两淮奏凯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先后发布声明和命令，要求“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迫使日伪投降。蒋介石为了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命令我军只能“原地驻防待命”，不让我军接管敌占城市；另一方面把大批伪军改编为国民党军队，命令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对我军的反攻作“有效之防御”。同时，依靠美帝国主义帮助，赶运国民党军队，抢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向解放区“积极推进”，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大城市、要道暂时不能属于我们。我们应改变方针，即除个别要点仍应力争外，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与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8月24日，毛泽东同志电示华中局：“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并强调要“一切作持久打算”，“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根据党中央指示，新四军第三师和苏北军区司令部，苏北行政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牒，命令苏北各地伪军、伪组织向新四军和当地的抗日政府接洽投降事宜。但是苏北的残余伪军依仗蒋介石的支持，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军，据守淮安、淮阴等地，拒绝向根据地军民投降。

淮阴、淮安是两座历史古城，又是苏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北水陆交通枢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曾迁移到淮阴。日寇侵占后，又成为日寇屯兵要地，形成分割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各根据地联系的一大障碍，人民群众早已渴望拔掉这颗钉子。两淮县城相距十七公里，都面对运河，水深城固。淮阴城高八米，淮安城高十二米，城上有日寇经营几年的工事，城四角和城门上筑有炮楼，城内主要路口筑了地堡，城四周在运河及护城河等屏障的基础上，增设了鹿砦、铁丝网，城外围还增设卫星据点，以此构成了以城墙为骨干的防御体系。

·经过抗战烽火的锻炼，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迅速发展壮大，主力和地方部队已拥有七万余人。此时，在整个苏北地区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军队的数量和质量上，也明显地超过敌伪。敌伪虽然麇集几座县城，深沟高垒，但是，他们早已陷入解放区军民的重重包围之中，已成瓮中之鳖。根据敌我态势，为歼灭拒绝向抗日武装投降的日伪军，我军决定以第三师主力从淮南回师苏北。同时确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法，苏北各部队迅速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发起反攻，相继解放了泗阳、沭阳、宿迁、涟水四座县城，使盐阜和淮海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之后，黄克诚决心集结三师主力，攻取淮安、淮阴两城，发起两淮战役，再攻取盐城，横扫全苏北根据地的残敌，解放全苏北。

人民群众听到围攻两淮的消息后，立即沸腾起来，踊跃支援前线。地方上组织了“反攻动员委员会”、“后勤委员会”和几万人的担架队、运输队、工程队，川流不息地涌来。还组织了木工、铁工为前线修造攻城器材。为了让部队顺利越过城壕，上万民工在三天内挖通三十里水道，放完城壕里的水。妇女赶做军鞋，写慰问信，地方医院人员都行动起来担负医护，并用木板、凳子增设了一千张病床。文艺工作同志连夜赶排节目到攻城部队演出。民兵英雄还组成土炮大队，赶着牛车拉着土炮来到城下，配合攻城。四面八方汇成了人民战争的海洋。

据此，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作出部署，首先以位置距两淮最近的第十旅和地方武装攻取淮阴，然后以相继赶回的第七旅、第八旅和地方武装攻取淮安。

     十旅及淮海军分区新编第2团和师直属特务团，于8月26日由高良涧、蒋坝一线出发，向淮阴开进；苏北地方武装5个团从东、北两面配合，向淮阴逼进。8月27日至31日，经过激烈战斗，全部肃清淮阴外围据点，并对淮阴城构成包围态势。第十旅等部随即调整部署，赶筑高于城墙的多座火力点，开挖数条直通城墙底部的交通壕，迅速完成攻城准备。同时，向守城伪军发出通牒，令其投降。伪军拒降后，第十旅等部于9月6日下午对淮阴守军发起总攻击。在对城墙实施爆破成功、炸开东门城墙，突击部队迅速攻入城内，猛扑伪军师部，经一个半小时激战，击毙伪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潘干臣，全歼伪军第二十八师、淮阴保安团等部8600余人。俘虏少将参谋长，缴获步枪6347支，轻机枪、驳壳枪、手枪、手提机关枪等330余支，迫击炮五门、掷弹筒63具、加农炮两门。经过战斗，十旅解放了淮阴城；淮阴古城陷入敌人魔掌六年零七个月，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图为1945年9月新四军三师攻克的淮安县城

淮阴战斗结束后，第十旅主力于13日进抵淮安城下，紧缩了对淮安城的包围。淮安古城位于运河东岸，自古是“水陆要冲、南北咽喉”，是华中区的军事战略要地。日军投降后，淮安仍是敌人重点控制的一个据点，是北起台儿庄，南到高邮，近三百里运河线上唯一被敌人控制的城镇。

淮安城长约两公里，城墙高12米，城中心有一座“镇淮楼”，俯视全城。城周围河渠纵横，城固水深，易守难攻，自古就有“铁打的淮安城”之说。城内驻守的是伪军改编的国民党军淮安独立旅吴漱泉部，共6000多人。吴漱泉夸下海口：“老子守淮安，天兵也难攻。”

15日，黄克诚率第七旅、父亲所在的第八旅及苏北地方武装，进至淮安城下，接替第十旅进行攻城准备。于22日晨开始总攻。各攻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排除各种障碍，发起猛烈攻击，相继攻入城内，向伪军纵深实施多路穿插分割，各个围歼。经7小时激战，全歼伪军3个支队共5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65门，轻重机枪50挺，步枪3876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战斗中一部残敌占据了城内的古塔，为保护古迹，黄克诚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展开喊话等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战士们一边喊话，一边向古塔周围开炮，震慑敌人，敌人见抵抗无效，被迫投降。战斗接近尾声，吴漱泉和淮安城防司令李云霈分别被八旅22团和七旅19团击毙和活捉。

两淮战役，共歼伪军近1.4万人。两淮的攻克，使苏北、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扩大了苏北解放区。两淮战役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后，新四军第三师为肃清苏北敌伪，解放淮阴、淮安，使华中几个解放区连成一片而进行的攻坚战。父亲随八旅参加了这场战役并在黄克诚指挥下有效地组织向城内守敌展开政治攻势，通过喊话瓦解敌人，组织用弓箭和风筝向城内散发传单，悬挂大字活动标语，进行阵前喊话，并两次向敌伪发出通牒，敦促其缴械投降。

延安《解放日报》、新华社皆报道了淮安解放的消息，报道宣布：“淮安的解放，标志着苏中、苏北、淮北、淮南四大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从台儿庄到高邮的五百里运河线已经完全为抗日军民所掌握。”

图为两淮胜利祝捷献花。

1945年陈志方在两淮战争胜利后代表八旅接受献旗。

两淮战役后黄克诚正在谋划解放苏北的重要城市——盐城，就在此时，中央命令黄克诚率领新四军三师主力北上山东战场，准备进军东北。新四军三师自此光荣的完成了在苏北的战斗任务，即将奔赴新的战场。

黄克诚在关于新四军第三师在苏北抗战时期的历史回顾中写道：新四军第三师自开辟苏北根据地至抗战胜利的五年中，共作战4700余次，歼灭敌伪顽军六万余人，部队由两万多人发展到七万余人（包括主力与地方部队），本身伤亡一万余人。开辟了2.4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2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

注：第三师中有一批历史悠久，骁勇善战的老红军部队，如编入第七旅的原一一五师685团，其前身是井冈山时期的朱毛红军的28团、31团和黄公略的第三军；编入第八旅的原八路军一一五师的687团和编入第十旅的688、689团，其前身是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二十六军（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这四个团在抗日战争初期，首战华北平型关告捷，继又在开辟和坚持苏北抗日战争中创造了新战绩，打出了新威风。

历时八年的全民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面对胜利没有骄傲，没有停止奋斗，他们以更加饱满的革命精神，更加昂扬的革命斗志去迎接新的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白山黑水唱大风；逐鹿中原奏凯歌】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在百年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战胜外来侵略的全面胜利。然而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光明还是黑暗，进步还是倒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义不容辞地又投身到争取光明反对黑暗，争取进步反对倒退的历史性大决战中，在历时四年的解放战争中，为彻底打败蒋介石反动集团，建立新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解放战争中父亲历任新四军三师八旅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十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著名的四平保卫战、围困长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华中南等战役战斗。

【新四军三师奉命挺进东北】

1945年夏末，当时身处苏北的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虽与东北及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远隔几千里，但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看到东北在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在得到苏军出兵东北，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消息后，黄克诚于9月14日首先给中央发报，提出将原先的向南发展的战略，改为向北发展，马上抢占东北，建议派10万人去东北。电报发出后，黄克诚即率部队从津浦路西返回苏北，发动了两淮战役。黄克诚的建议，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9月19日，中央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有计划地陆续向东北派遣军队。9月22日，两淮战役胜利结束。第二天，1945年9月23日黄克诚就接到了党中央调他率新四军三师挺进东北的命令。

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第三师开赴东北，军情如火，接到命令后，第三师立即转入北上准备，补充兵员、被服、调整编制。仅经过两天准备，9月25日，副师长刘震、八旅副旅长胡继成、三师参谋处长沈启贤率领先遣队先行出发。经过5天紧张有序的准备，1945年9月28日，黄克诚就率领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 万人，离开苏北挥师北上。10月3日，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领主力分成两路纵队：七旅和师直（从淮阴出发）为左路纵队，十旅（从胡集出发）和父亲（时任八旅政治部主任）所在的八旅（从淮安出发）为右路纵队，独立旅因部队组织改编，赶制棉衣为后卫部队，于10月10日出发，并作为师后卫部队跟进。师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和特务第1团及地方干部2000余人为后梯队，于10月18日启程。

自此，这支同苏北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并肩作战结下深厚情谊的队伍，告别了父老乡亲，踏上了进军东北的千里征程。

为了不惊动驻地群众，各部的出发时间都定在黎明时分，但老百姓还是知道了部队移防的消息。他们早早准备了欢送的礼物，有的提着煮熟的鸡蛋、鸭蛋送给战士们路上吃，有的杀鸡宰鹅送到连队，驻地的妇女会还组织做了军鞋、鞋垫、毛巾、袜子、手套等用品送给部队，充分体现了苏北军民对这支子弟兵队伍的深厚情谊。

三师离开苏北前，山东根据地因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东北，根据地我军实力减弱，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经指示他们到山东后停留一段时间。行军途中黄克诚从全局考虑认为在山东停留势必影响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一定要同国民党抢时间，为此，黄克诚向华中局建议，三师不宜在山东停留。他又于10月4日致电中央军委，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战略方针既已确定，应不顾部分情况变化，悉力求得主要方向达成任务，部分有损失亦不会危及全面。否则，局部情况轻易改变战略行动，并因部队疲于奔命，且可能造成不利之局面。”“三师到山东后稍事休息立即北上，不应停留。为防敌扰乱，可从苏中调一个旅接替东海赣榆地区。”6日，中央军委回电“为迅速达成任务，三师部队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 黄克诚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就这样我的父母亲随三师八旅疾步开赴东北战场。此时的母亲怀孕已近临盆，仍坚持与部队日夜兼程，每天行进60公里。

图为新四军三师挺近东北 。

1945年10月新四军三师八旅进军东北途中。

10月11日，三师主力到达山东临沂，休整两天，补充粮食。此时，从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后来到这里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来到临沂，黄、陈等相见格外高兴；陈对黄说：“三师是我军主力，在苏北立了大功，到东北一定能取得更大胜利“。黄向陈汇报：部队从苏北出发时，考虑到保密等因素，只在团以上干部中作了传达动员，未向部队公开解释，营以下只是跟着走。有些同志有和平幻想，有些人不愿离开家乡。现在要继续北进，必须在更大范围内作一次再动员教育，让干部认情形势，明确进军东北的目的和战略意义。

根据黄克诚建议，12日上午在临沂城南一个天主教堂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山东省主席黎玉接见了三师部队营以上干部，在分析了当前形势后传达了党的“七大“精神，他说；“东北可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基地，争取东北是”七大“提出的任务。毛主席预言，今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先北后南，由北向南。 同志们，我们是力争和平的，但不能抱有幻想，反动派是不会真心诚意和谈的。他们已磨好刀，准备向我们杀来。美国正帮助反动派从天上、地上、海上向东北运兵，内战不可避免，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要与国民党抢时间，赶快进军东北，收复失地，不要错过时机。三师是我军主力，你们肩负重任，在执行伟大的战略任务。全党都寄很大希望于你们。希望你们轻装兼程，立马关外，在东北一展我新四军的军威！”陈毅的讲话给干部极大的鼓舞。 

经过短暂休整，10月14日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离开临沂，继续左右两路纵队北进。本来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进军东北各部应将主要武器留在地方，轻装前进，到东北再补充。黄克诚考虑到一是路途遥远，二是到了东北不一定能拿到武器，遂坚持命令部队携带武器上路。事实证明，黄克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部队继续北进来到临沂。

时任新四军三师八旅休养所教导员的母亲随休养连于20日行进到临沂，临盆并于10月23日生下我的二姐。因为生在山东，出生时太小，后来父亲给她取名小东。

战争年代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部队行军经常是夜间行军，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大家都自觉地不发出任何响声，就连随军行进的孩子也不准发出声音，为此在过敌人封锁线时就发生过孩子被父母捂死的事情。据父母亲说，因为战争年代生活艰苦，营养不良，二姐出生时除了头大，身体十分弱小，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别人的孩子都哭，可我的二姐却一声不吭。起初母亲还在心里夸二姐懂事，直到通过封锁线后才发现二姐要不行了，她不是不哭，而是弱小的连哭的力气都没有，母亲因产后连日兼程行军，居无定所，生活艰苦没有奶水，只能在老乡屋檐下接了点雨水喂濒临死亡的孩子，我的二姐才算活了过来。此后二姐体弱多病，一直不会站立，直长到2、3岁才会站，而且每次她与其他小朋友玩耍时，不论是别人推她，还是她推别人，摔倒在地的肯定是我的二姐。我和二姐虽是一母同胞，我因出生在解放后营养好，我的身高166cm，而二姐只有148cm，这就是战争留给二姐一生长不高的遗憾。

部队继续向北行进，苏北距离东北3000余里，途径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个省。大军远行，山重水复，困难重重。抗战刚结束，大批苏北籍的干部离开家乡部队开拔到千里之外的东北，很多人想不通，希望迎来和平民主新阶段，解甲归田。因为行动紧急，出发前来不及作深入动员。行军的目的地高度机密，只有中高级干部知道，战士和基层干部都不了解，只能是走一段，说下一个目的地。一些江苏籍的战士离开家乡，天天长途行军，许多指战员脚上都打了泡，迈步都困难，看着部队一路向北，离家乡越来越远，就不安心了。加上天寒地冻，衣服单薄，许多人生病。尤其到了北方地区，习惯吃米饭的苏北籍战士看着高粱米难以下咽。越往北走天气越冷。因要保持行军速度，部队得不到休整，有人说怪话，“不怕打仗，就怕跑路”。很多战士情绪低落，甚至包括一些基层干部，出现不安心，途中掉队、甚至开小差、逃亡。面对这种情况，带队干部忧心仲仲，又气又急，想尽各种办法阻止掉队和逃亡，甚至不得不执行最严厉的纪律。

但是任何困难也难不倒有着红军传统的新四军三师这支老部队。在困难面前，党的领导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鼓舞士气，政治思想工作尤为重要。“支部建在连上”，充分发挥党员和骨干的积极性，靠他们关心战士的甘苦和实际问题，与战士谈心，作思想工作。行军时见到负担最重，肩上扛几支枪的，不用问，那一定是共产党员。每到一地，带头帮老乡挑水扫地，给战士烧水烫脚挑水泡的也都是党员骨干。出发时，部队为团以上干部配了马匹，但很多领导干部自己不骑，把马让给伤病员，让给体弱的战士驮行李。红军时期参军的组织部长傅平，虽然两脚都打了泡，仍然坚持徒步行军，一路上还有说有笑，不时给同志们讲个小故事。

一次部队在宿营地开大会，八旅政委李雪三讲话。他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解放全中国我们不怕困难。当逃兵是孬种，战胜困难是好汉，吃苦是光荣的！我们今天多跑路多吃苦，明天人民就能生活得更幸福。接着他用手指向坐在队伍中间的一个穿着洗得发白旧军装的老同志说，同志们你们看，咱们旅政治部陈志方主任，参加过长征，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年纪这么大了，还和我们一样走路行军！眼前这些困难，对我们革命战士算得了什么？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父亲的榜样，李政委的动员，调动起战士们的信心和勇气，振作了一度低落的士气。部队打起红旗，唱着雄壮的歌曲踏上了新的征途。经过长途艰苦行军磨练的三师中涌现出因伤病留在路上休养，伤愈后只身数百里追上部队，投入战斗的硬骨头战士。还出现了为完成作战任务，不顾极度疲劳，身背枪支弹药一路跑步前进，直至休克甚至吐血牺牲的无名英雄。

部队继续北进，进入重峦叠嶂、连绵起伏的沂蒙山区，经蒙阴、新泰到莱芜，跨胶济铁路、黄河，走商河、济阳一线在永光以南穿过津浦线。

10月29日，部队刚走出山东到达河北，即接到中央军委来电，指示黄克诚率领三师“先机控制山海关”。黄克诚命令部队以每天90-100里的速度前进。连续三天的急行军，不少人支持不住，生病和掉队的人员增加，到达献县时黄克诚决定部队休息一天。11月3日继续北进，跨过永定河从廊坊穿越（北）平（天）津路。于11月10日部队抵达冀东三河、玉田一线。由于秋雨连绵，道路泥泞，部队缺乏雨具，患病较多，部队被迫停下休息两天补充粮食，确定出关路线。

图为1945年11月新四军三师跨过河北固安永定河大桥

在部队穿越平津路以后，气氛已感到紧张，天上的飞机很多，国民党在用飞机运兵，平津公路上不时有美军的汽车来往。国民党军几乎是与共产党的军队齐头并进，争夺东北。蒋介石用美军舰将汤伯恩所辖的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5万多人，分别从香港和越南出发，于10月30日运至秦皇岛登陆。11月1日即开始向守卫山海关的李运昌部发动进攻。父亲所在的三师到达玉田时，山海关保卫战正在激烈进行。

11月7日中央军委指示三师避开国民党军，取捷径从山海关以西作战地带以外地区隐蔽进入锦州以西，山东梁兴初率第一师一同前进。11月9日黄克诚电报告中央军委：梁兴初师向喜峰口、平泉前进，我三师各旅跟进。并建议军委电示东北局在沿线准备粮草，到平泉后乘火车前进。因无密码，三师与林彪和东北局尚未沟通无线电联络，不知道平泉铁路已被国民党军破坏，沿线土匪横行，秩序很乱，刚成立的东北局还没有控制局势，东北人民军自治军总司令林彪刚到东北，还未建立起自己的司令部，通讯联络暂靠李运昌部队的电台。

鉴于国民党加快了同我党争夺东北的步伐， 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复三师：“不要走喜峰口、平泉线，应走冷口及界岭口，取捷径赴锦州，由冀东经冷口、界岭口到锦州路上，全靠你们自己办粮草，不要希望坐火车”。12日又接到中央军委转来的林彪和彭真的电报，要黄克诚率部直趋山海关，配合杨国夫等部歼灭向其进攻的国民党顽军。13日再次接到李运昌和中央军委转来的林、彭电报，指示三师暂勿向锦州、义县前进，改向义院口、驻操营前进，并要黄统一指挥三师和梁兴初一师集结于抚宁地区，待机歼敌。而此时黄正率部向冷口进发，七旅和主力团14日可达冷口出关，梁兴初部已出冷口，如果将梁部全部集中到抚宁需6天时间。两天之内，收到两种不同的命令，任务也不同，究竟如何执行，黄克诚很是踌躇，为慎重起见，他于14日将上述情况电告军委请求指示。当日收到中央军委来电，命令黄、梁两部迅速平行前进，限24日到达锦州地区休整。15日再接军委命令黄、梁两部仍按原定路线，迅速向锦州前进，“集中锦州，恢复疲劳，准备消灭敌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16日，三师先头部队通过山海关地区后，该关即为国民党军占领。父亲所在主力部队遂改道每天以80里的速度行军，迅速分别从喜峰口、冷口出关。

新四军三师经冀东冷口出关向东北挺进途经的冷口城口遗址。

这一段都是山路，蜿蜒崎岖，山势陡峻，又遇上一场早来的小雪，道路十分难走。先遣部队不得不用缴获来的、平时视如珍宝的自行车跟当地老百姓换马。马车不能通过，就把粮食物品分给战士背。战士们踏着积雪负重疾行，尽管天气已冷，但个个累得气喘吁吁，汗水浸透了薄薄的棉衣。刚过长城，父亲所在八旅就在一个叫文家子的地方遭遇600余名土匪袭击。黄克诚指示部队不与土匪纠缠，加紧赶路。进入热河境内，25日三师主力部队先后到达锦西西北30公里的江家屯（今钢屯）地区，后卫部队也陆续赶到。至此新四军三师3万多人，在黄克诚率领下，徒步行军1500多公里，跨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辽宁五省，历时50多天，赶在国民党调兵遣将集结兵力于东北之前，首先胜利完成进军东北的任务。

在奉中共中央命令进入东北的各部队中，父亲所在的新四军三师是行军路途最远，人数最多的部队。他们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在50多天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战胜疲劳、伤痛，忍受饥饿、寒冷，风雨兼程，长途跋涉，用双腿与国民党军的汽车、飞机赛跑，确是一件值得称颂的革命壮举。毛泽东在提到八路军、新四军向东北的大进军时评价说：“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

注：引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P73页

这次战略部署的完成，为建立东北根据地，打破国民党独占东北的企图，争取了先机，也为以后与国民党军决战，争取东北及全国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于这段历史，原空军报社社长朱鸿（时任三师宣传部长）撰写的《铁流滚滚——榜样的力量》一文是这样回忆的：

“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东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北地理位置优越，有丰富的资源，发达的工业，便利的交通，并且幅员辽阔，有广阔的进退回旋空间。特别是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还位于西南，对东北鞭长莫及。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强调说‘从我党、从全国革命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就这样，新四军三师这支钢铁队伍，艰苦跋涉三千余里，像一股不可阻挡的铁流，从苏北到东北，由出关时的一个师3万5千人不断发展壮大直到1949年沿革为驰骋黑土地的第三十九军、四十三军127师、四十四军一部、四十九军一部，成为纵横华夏，从松花江一直打到镇南关、打到海南岛的雄狮劲旅。”

【创建西满根据地】

新四军第三师自 1945年10月奉命挺进东北，1945年11月底到达锦州地区。三师进入东北后，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序列，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三师。此前由于国民党加快了争夺东北的部署和行动，东北的形势变得复杂而紧张。中共中央关于东北的部署不断调整，迭次发出指示，要求歼灭国民党军。而当时环境恶劣，社会混乱，部队到东北后物资得不到补充，武器装备还是从苏北带来的，很陈旧，得不到补充改善。已是隆冬季节，冰天雪地，许多干部战士依然是从关内带去的单衣薄被，冻伤不断增加。东北土匪猖獗，部队带的经费少，到东北一个多月，仅领到满洲伪币200万元，够部队伙食16天用，吃粮全靠向老百姓征集，有时不得不对人民强迫使用500元、100元之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因此部队得不到老百姓理解和支持。当时情况混乱，地区未划定，火车被破坏，乡村被割据，各地部队各自为政，无法统一支配。使得三师部队成为疲惫之师，且无根据地作依托，处于极端困难之中。而即将面对的敌人却是乘轮船、飞机而来的国民党精锐之师。

在这种极端困难和混乱的形势下，政治干部必须把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稳定部队情绪，振奋部队士气，坚定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当作主要职责，而最重要的环节是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明确今后的斗争方针和任务。鉴于此，三师于1945年12月中旬在阜新师部召开自苏北出发两个多月以来第一次旅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人员包括师领导、各旅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各旅由旅长或一位副旅长参加。时任八旅政治部主任的父亲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注：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致电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并陈毅报告新四军第三师干部配备情况：1、主力：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洪学智。师特务团长郑贵卿，团副陈金保，主任黄励华，副主任吴广泽。七旅长彭明治，副旅长胡炳云，代政委郭成柱，参谋长黄煒华，19团长张万春，政委刘锦平，主任李荣桂，参谋长钟玉祥。20团长王东保，政委宋维轼，参谋长彭飞。八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参谋长胡继成，副参谋长庄林，政治部主任陈志芳（方）。22团长王良太，团副詹以贵，政委贺大增，主任姚书梅。23团在山东，干部调动未详。24团团长谢振华，团副陈玉方，主任尹培良，副主任张化一。十旅长刘震，副旅长覃健，政委金明，副政委吴信泉，参谋长张克辛。1支队长王凤余，政委田养泉，副主任李振山。2支队长马志湘，政委石瑛。3支队长张竭诚，副政委李少元，参谋长王志增，主任王世林。4支队长钟伟，参谋长彭金高，主任陶励。盐阜独立团长马仁辉，政委吴盛坤，副主任张长运。2、地方……略去1945年1月4日。注：原文献注有"档案馆所存此电无发电日期，此时间是收电日期”

会议认为 “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当前还是敌强我弱，部队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最重要的是利用冬季不利作战这段时间，发动群众，尽快建立后方，使后勤供应和兵员得到源源不断地补充，伤病员有地方安置，在站稳脚跟的同时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为将来打仗创造条件打好基础。因此当前应以建立根据地为主要任务，待明年春季再战。根据会议决定，部队进行休整，派出得力干部，恢复整顿铁路秩序，恢复交通，四处筹集武器弹药、布匹、棉花、号召部队自己做棉衣。此时由胡继成率领的先遣队搞回十几火车皮的物资装备，包括枪支弹药，棉衣棉布、皮鞋等。部队经过十多天的休整，疲劳得到恢复，衣服鞋帽大部分得到补充，特别是经过思想教育，部队的精神面貌有了明显改变。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给东北局的《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指出了东北斗争的艰苦性，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渐积蓄力量，准备将来反攻。毛泽东特别提醒说“必须尽快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么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受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1945年12月29日国民党军由义县继续北犯，向阜新发动进攻。此时父亲所在的三师八旅及独立旅和三个特务团在锦州地区积极展开西满根据地的开辟与创建。

西满是指山海关、锦州一线至沈阳、长春、哈尔滨以西地区，包括热河（今河北、内蒙古、辽宁各一部分）在内，即中长路以西地区，包括阜新、通辽、开鲁、洮南（洮安）、扶余、三肇（肇东、肈州、肇源）、安达、齐齐哈尔、嫩江、白城等地。西满地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分布有许多少数民族，土地贫瘠，大部分是中小城镇和农村，多为草原、沙漠和丘陵，地势较为平坦，适合大兵团机动作战。在西满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极具战略意义。

1946年初，国民党军已经攻陷山海关，正在势如破竹地攻城掠地。于是林彪留七旅做直属部队外，派三师其他部队进入西满清剿匪特、建立政权。西满的形势亦相当严峻，我军能控制的只有七个县，勉强能用的兵力只有四个新团，均不充足，分驻各地整训、剿匪、掩护地方工作。1946年1月4日，新四军三师（师直、八旅和三个特务团）奉命顶风冒雪沿铁路继续北进，攻占通辽。得知要打通辽，歼土匪，补充武器装备和衣物，战士们情绪非常高涨。茫茫雪原，人烟难觅，鸟兽匿迹，空旷寂静。气温已降至摄氏零下30多度。战士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沿着铁路艰难前行，刺骨的寒风，穿透了薄薄的棉衣。尽管出发前赶制了一些皮帽、棉帽，但不少战士还是冻伤了脸。地上的冰雪又冷又硬，许多战士还穿着布鞋，必须连续不停地走，否则脚就会被冻坏。旅、团干部虽大都有马骑，但因天气太冷，时间一长腿脚就冻僵了，于是下来同战士们一起步行。风雪严寒中连续行军，除了寒冷还有疲惫、饥饿，部队情绪自然会受到影响。这时政治思想工作发挥着特有的作用。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一边行军一边用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亲身经历教育身边的干部。八旅政委李雪三说：“出关以来我们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比不上长征时艰苦。只要按黄师长说的那样，赶快建立根据地，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为鼓舞士气，父亲组织文工团编写了歌曲，他们边行军边唱：

“风梳头，雪洗脸，进军通辽迎新年；

日里走，夜里行，胡碴上面挂冰凌；

人家问我为什么？解放东北老百姓”

就这样边走边唱，燃起干部战士的希望之火。经过连续一个星期的行军，1946年1月7日父亲所在的八旅和特务第1团进至西满重镇通辽。

【通辽攻坚战】

1946年1月11日午夜，部队冒着严寒进入阵地。国民党辽宁先遣军第十一师师长张绪武听到八旅到来的消息，就让老百姓用盆端，用肩挑往城墙上浇水冻冰加固城防。12日凌晨2时，八旅开始总攻，冲锋号一响，战士们就开始往上冲，城墙十几米高，又被泼上了水，水冻成了冰，人爬也爬不上去。有的指战员干脆趴在冰上，让战友从他的身上踩过去。通辽城内的敌人没有想到，八旅的攻势会如此猛烈。仅仅3个小时，通辽就被八旅攻破，匪首张绪武弃城而逃（张绪武1953年被抓获）。此战八旅俘敌1400多人，重机枪14挺、长短枪1270支，获战马438匹，报了“12.8惨案”中我县长等27人被土匪残酷杀害之仇。

通辽虽是一个县城，但向东向西向南均通火车，是一个物流中心，且粮食较多，可供三师3万多人吃一年。城里还有小型鞋厂、被服厂和皮衣厂，因此部队御寒衣物得到改善。城外村庄较多，部队有房可住。这里的条件令黄克诚和部队干部战士十分高兴。经商量研究，决定把通辽作为西满的后方基地来经营，并以此为中心，迅速向北向南扩展。黄克诚召集师旅干部部署下一步行动。他要求抓紧解决干部战士们的衣帽鞋袜问题。师供应部门和旅、团采取收缴、购买、自己动手制作等办法，很快给每人配齐了皮帽子、棉鞋，加厚了棉衣，给作战干部配发了皮大衣。同时安排好部队生活，多搞些羊肉，增加热量，增加营养，增强体力，过好到东北后的第一个春节。三师各部队春节期间都吃上了热腾腾的饺子。吃饱穿暖的年轻战士们，欢声笑语，情绪更高涨了。

进驻通辽的第二天，就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巩固扩大根据地，要求部队乘胜向西、南，重点是向北发展，剿灭土匪武装，占领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控制铁路线，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政权，发展地方武装。14日即攻下开鲁，26日、28日又相继解放开通（今属通榆）、洮南等城镇。

1月24日，黄克诚接到东北局书记彭真的电报：苏联红军要带国民党军官来接收通辽，你们应转移其他地区。看罢电报，一向冷静的黄克诚很是气愤。25日晨即给林彪发电，提出通辽不能交。林立即复电同意，要求他们向东北局和中央反映。黄克诚立即找来参谋处长沈启贤。沈启贤回忆说：黄老一脸怒气，把电报递给我看，接着说：“真是岂有此理！要我们撤到哪里去，难道让我们到蒙古吃沙子？！立即给彭真同志和中央发报，你去拿纸，我说你记。”电报说：“通辽苏军已撤走数月，我们从土匪手中夺回，为西满全区之后方。三师现有伤病员三千人及工厂、手榴弹、鞋、袜、被服均在通辽，已无地方可退。我们决死守通辽，任何军队来接收坚决抵抗到底，请同苏军司令部力争。西满西部没有多少村落，尽为蒙古人、沙漠，如不力争过来，三师三万部队只有向热察撤退。否则，我们为生存决在此地拼死一战，即使苏军来亦坚决抵抗，全军战死在所不顾，我们将主力集中通辽拼命。”1月26、27日黄克诚又以个人名义分别给彭真、给中共中央发电报陈述控制通辽对将来作战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知道据守通辽对三师和东北全局来说都很重要，因此对黄克诚拒绝交出通辽的坚决态度非常理解。但停战协定公布不久，为顾全中苏关系与和平大局，决定对通辽问题采取稳妥处理的办法。26日复电黄克诚并东北局：“我控制通辽十分重要。如苏军只带少数国民党人员来接收，不带兵来，你们应很好招待，允他接收，向他提出要求，和他合作，暂不要生硬赶走，免引起外交纠纷。但如果国民党带大兵来接收并向你们开火，你们应在自卫条件下坚决打败顽军。”彭真随即将黄克诚的电报和中央复电的意见转告苏军，要他们慎重研究。苏军负责人听后摇摇头说：“那就算了，我们不去了。”通辽这一西满重镇总算保住了。2月又成立了包括开鲁在内的通辽中心县委，通辽警备区。随后三师独立旅进驻这一地区。通辽成为三师和西满部队重要的后方基地。

【第一次解放长春】

长春地处东北三省的中枢，是进出东满和北满的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变成了伪满洲国的“首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大本营，成了日寇统治、压榨、奴役、掠夺东北人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东北之目的，并把东北作为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后方基地，一开始就把长春规划和扩建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市内街道宽阔，公路铁路四通八达，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各种防御工事坚固结实；与此同时，还把这座城市加以堡垒化，市内明碉暗堡星罗棋布，易守难攻。大街小巷路障纵横，每一座楼房就是一道坚固的防御工事，一座街心公园，就是一组火力配备齐全的碉堡群。因此长春成了一座兵家必争的战略城市。

     日本投降后，苏联远东军指挥部和国民党的东北行辕、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也都设在这里。赵君迈以伪市长的名义，于1945年12月31日“接收”了长春。当时，敌之守城部队有保安第2、4总队，伪吉林省15个保安支队，1个骑兵大队，5个警察中队，以及日寇残余部队，总兵力约2万人。

     夺取长春，不仅是长春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是我党我军在东北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1945年11月，曹里怀出任东北民主联军长春卫戍区司令员，在长春郊外扩充组建部队，至1946年3月，已组成步兵、骑兵、炮兵共6个大队，为以后接管长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军进占四平后，194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将刘少奇同志起草的《关于在停战前坚决保卫战略要地给东北局的指示》电示林彪、彭真、黄克诚，指出“你们至少要经一两个星期也许更长时间恶战，才能实现停战，保卫战略要地，特别是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两日内控制之“。3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东北作战给东北局的指示》中说，为阻止蒋军北进，力争由我军占领长、哈、齐及中东全线。从以上这些指示，可以清楚地看出，夺取长春是实现我党整个战略部署极为重要的一环。3月29日，东北局作出苏军撤退时以敏捷手段进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部署。

4月14日上午苏军最后一辆火车驶离长春。下午2时我军各攻击部队进入市郊，开始对外围之敌展开攻击，迅速扫清长春外围。4月15日，向市区发起总攻。其中，三师由副师长刘震率八旅23团、旅直山炮连及师特务第1团，配合兄弟部队参加解放长春作战，由城西和西南方向进攻。战前，刘震对如何搞好步炮协同及攻坚战术等问题，与八旅旅长张天云作了研究布置，组织部队攻击前进。战斗中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奋力拼搏，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于17日攻占原伪满治安部、伪国务院、宫内府、广播电台等要地。18日下午，当残余的国民党军被压到守军最后据点伪中央银行大楼顽抗时，我军发起最后的总攻，伪中央银行大楼十分坚固，刘震要张天云集中炮火并用爆破筒和炸药包攻击。炮兵连将山炮分解，肩扛手提，翻墙过街，在银行对面的电报大楼平台上实施抵近射击。炮弹在银行大厦内爆炸，楼内的国民党军大乱，很快银行大楼被攻下。4月18日长春解放。攻克长春之役，毙伤匪伪军2500余人，俘虏伪敌长春卫戍司令、国民党中将陈家祯以下1.4万余人，（其中有日军200人）。伪吉林省代理主席王滨华、伪长春市长赵君迈、伪警察局长张炯等同时就擒。缴获各种炮50多门、轻重机枪430余挺、长短枪1.5万余支，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长春解放，几十万市民重见天日，喜庆新生。当我军开进城内时，大街小巷，万众欢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多人热泪盈眶，长期隐藏在内心的辛酸苦辣一下子都倾倒出来。人们愤怒地撕下反动派搜刮民脂民膏、血腥镇压人民的布告，用脚踩在地下，有些老年人和妇女拉着我军战士的手苦诉衷肠，揭露敌人残暴统治的罪行。

长春的解放，不但长春人民高兴，全国人民也很高兴。使人民群众看到了我军的力量，从而在政治上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打破了一些群众对国民党存在的某些幻想，为发动组织群众建设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长春10万市民，于5月9日在斯大林广场以空前喜悦的心情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民主联军进驻长春的伟大胜利。

三师又在辽西阻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取得了秀水河子、喜欢池等战斗的胜利，控制了长春至白城、通辽经郑家屯至齐齐哈尔铁路线及西满广大地区，开辟了西满根据地。

【四平保卫战】

      四平保卫战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于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4月至5月，东北民主联军在辽北省（今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各一部）四平地区，进行的一次为时一个多月的抗击国民党军进攻的防御战役。

1946年3月，苏军开始陆续从东北撤出。我军大力向北发展，控制了四平、长春等地，缴获了日军留下来的大批军用物资，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国民党军不甘被动，4月开始向北进犯，首先攻击四平。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在当时拥有10多万人口，它的位置正好处于中长、四洮、四梅三条重要铁路的交叉点上，为进出东、南、西、北满的咽喉要地，是东北重要的交通枢纽。我军占领了这个要地，国民党军自然想夺回，四平就成为双方进入东北后第一次决战的所在地，国共在此进行了首次大较量。

国民党军开始实施正面强攻，毫无进展，于是以其第七十二军从八面城一线向我军侧后迂回，我外线阻击部队顽强抗击，国民党军切断我军后路的企图同样没有得逞。蒋介石见拿不下四平，有些恼火，把进攻南满的国民党王牌军新六军调了过来，限令杜聿明一周时间内拿下四平。还特派参谋总长白崇禧到沈阳督战。国民党军重新部署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全线进攻，以其新六军的两个师和七十一军的一个师为右兵团，从四平东面向我军迂回；以其新一军为中兵团，继续正面攻击四平；以其七十一军两个师为左兵团，从四平以西进攻。国民党军集中了8个军的兵力，其中新一军、新六军全是美军帮助训练的精锐部队，曾经参加过远征军入缅甸对日作战，装备好，战斗力强。相比之下，我军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要差很多。看到形势的危急，黄克诚即电报林彪：敌人开始进攻的时候，我军打它一下，挫其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倾巢出动了，企图与我军决战，而我军暂时还不具备决战条件，因此把四平等地让出去来，让敌人背上包袱，等其沉重得走不动了，我军再回头消灭它。

电报发出去了，林彪没有回电，也没有撤兵。黄克诚连发去几封电报，仍没有回音。他着急了，于5月12日给中共中央打去电报，就四平保卫战和东北局势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心思想是撤出四平，争取时间，休整主力，巩固北满根据地。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也没有回音。作为一名部队指挥官，黄克诚在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前，仍是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率领部队在四平前线顽强地阻击敌人，尽管部队伤亡很大，但没有后退一步，从4月一直打到5月中旬，苦战了一个多月。由于我军在开始取得胜利后没有及时撤退，反而把四平当作马德里一样死死保卫，结果反复争夺下，四平保卫战异常惨烈，我军虽歼敌万余人，但伤亡很大，最后在形势非常被动的情况下才撤出来。黄克诚一直想不明白的是，林彪和中央当时为何不给他回电，明明知硬拼下去损失巨大还不改变，以林彪的性格和军事才华看，是不该死守四平的，为何林彪反应迟缓呢？这个疑团一直到解放后1959年庐山会议时黄克诚才解开。在庐山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请黄克诚这位湖南同乡吃饭。两人边吃边讨论问题，谈到当年四平保卫战时，黄克诚说道：“当时不该硬顶下去。”毛泽东反问道：“难道说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答道：“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时，我们打他一下子，阻击他前进，这是需要的。但后来在敌人重兵与我们决战时，我们就不该死守四平了。”毛泽东沉吟了一会说道：“固守四平是我的决定。”黄克诚这才明白当年林彪为何既不回电又不撤兵的原因。他沉默了一会儿，对毛泽东说：“是你的决定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像是对黄克诚说，也像是自言自语：“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父亲参加了黄克诚领导的这场进行了近两个月艰苦的四平阻击战斗，所在部队对阵向四平进犯的国民党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主力，有效打击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气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

【西满根据地部队、军区编制序列沿革】

西满根据地的创建是在战斗中不断整编逐步发展壮大的，因此父亲所在部队的隶属关系和番号也在不断的变化。

1945年11月底新四军第三师到达锦州地区后即归东北人民自治军建制。为开创西满根据地，1946年1月初，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局在遵照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在民主联军总部管辖之下建立了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四个大军区。

第三师随即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辖第七、第八、第十旅、独立旅及师直三个特务团，共3.7万余人。其中，七旅（旅长彭明治）划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属。三师其余部队（父亲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政治部主任）归属西满军区，吕正操任西满军区司令员（后为黄克诚），李富春任政治委员，黄克诚任副政治委员。同时以辽宁保安司令部一部组成辽西军区归西满军区建制，邓华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

四平战后，6月初，国共签订东北停战协议，东北民主联军利用几个月的宝贵修正事件，进行整训、整编、补充新兵，对军区和部队编制进行调整。6月10日，中共东北局决定，撤销北满军区，将其所辖北安军区改称龙江军区，与嫩江军区一并划归西满军区建制。同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吉江军区并入辽西军区，撤销吉江军区番号；同时，将西满军区辽西军区改称辽吉军区。黄克诚任西满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治委员。9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欠第七旅）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下辖四、五、六师三个主力师（分别由原三师第八、第十旅和独立旅整编），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建制。三师第七旅则编入第六纵队。

此时父亲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这一战役自1946年12月17日至1947年4月3日，历时108天。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局部战斗中以多吃少，以强击弱，集中精力打歼灭战，采取南拉北打，北打南拉的战术，彻底粉碎了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使国民党的机动力量在我军的不断打击下遭到严重削弱，转主动进攻为被动防守，东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图为1946年12月-1947年4月“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图

1988年，三十九军编写军史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81043部队政治部军史编写办“名义给父亲来函如下：“首长您好！我军正在着手编写军史，后人写史需前辈帮助，您是我军老首长，望您给与支持。请首长回忆一下：一、您任八旅政治部主任期间各科科长都是谁？二、政治部、卫生部长、政委都是谁？现在何处？各科科长都是谁？不胜感激。期待您的回信。

此致敬礼。 39集团军军史编写办公室印章 军史办3.8”

陈志方给中国人民解放军81043部队政治部军史编写办回复如下：（父亲陈志方口述母亲王静执笔草稿）

“39集团军军史办负责同志，来信收到。现将我在八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有关各科科长名单就回忆所及提供如下：组织科长付平，宣传科长张天明（后来好像提拔了丁克明），锄奸科长陈广材，民运科长赵仲时（当时名赵玉如），供给部长先是伍瑞卿后是刘秉（炳）华，卫生部长先是刘胜望后是牛步云。以上供参考。 此致 敬礼               陈志方  1988.3.22日”

战事的需要，父亲在东北期间的职务随着部队整编在这段不长的时间内有过多次变化，他先后任八旅政治部主任、二纵政治部主任、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十二纵政治部主任、四十九军政治部主任。

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撤销龙江、嫩江军区，将所辖军分区和警备旅分别整编为5个军分区，归西满军区建制。第1军分区由龙江军区直属军分区改称，叶长庚任司令员，王鹤寿任政治委员；第2军分区由嫩江军区和第1、第2、第3军分区合编组成，王明贵任司令员，刘锡五任政治委员；第3军分区由龙江军区龙南军分区改称，赵承金任司令员，刘莱夫任政治委员；第4军分区由嫩江军区第4军分区改成，沈启贤任司令员，顾卓新任政治委员；第5军分区由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区改称，王钧任司令员，朱子修任政治委员。5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撤销兴安军区，其机关整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所辖部队不变；同时以辽吉军区骑兵支队为基础，组建骑兵第三师，归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纵队建制。同月，参加东北1947年夏季攻势作战。7月26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将西满军区第2、第4军分区合并重建嫩江军区；西满军区第1、第3、第5军分区合并重建龙江军区，此时，父亲从二纵调任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

注：龙江军区前身是北安军区。1945年11月15日，北安军区组建。组建时5000人。1946年1月划归北满军区。1946年6月10日，中共东北局决定撤销北满军区，将其隶属的北安军区改称龙江军区，归西满军区建制。叶长庚任司令员，王鹤寿任政治委员，王钧、于天放任副司令员，范式人任副政治委员关靖寰任参谋长，林一心任政治部主任。下辖：警备第一旅，蔡明任旅长，陈雷任政治委员；警备第二旅，张光迪任旅长，徐明任政治委员；警备第三旅，廖仲符任旅长，史梓铭任政治委员；黑河军分区，洪学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6年11月，龙江军区进行整编，将警备第一、第二旅和黑河军分区依次整编为龙南军分区和直属军分区及黑河军分区，撤销警备第一、第二、第三旅番号。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撤销龙江军区，所辖部队划归西满军区建制。2月，直属军分区改称西满军区第1军分区，龙南军分区改称西满军区第3军分区，黑河军分区改称西满军区第5军分区。同年7月26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原西满军区第1、第3、第5军分区合编重建龙江军区，叶长庚任司令员，王鹤寿任政治委员，关靖寰任副司令员，廖仲符任参谋长，陈志方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3个县大队。8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撤销西满军区，将龙江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建制。同时撤销龙江军区第5（黑河）军分区。10月至11月间根据民主联军总部关于组训二线兵团的指示，龙江军区以各县大队为基础，先后组建了独立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9团。1948年1月，第4、第5团补入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第6、第7团补入第一纵队，独立第9团补入第十二纵队，3月，独立第1、第2、第3团并入独立第九师调往前线。同年12月，东北军区进行整编，撤销龙江军区，建立龙江省军事部，归龙江省政府建制，受东北军区指挥。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1月11日，以龙江军区警卫第1、第2、第3团和嫩江军区独立第3团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师。

1948年3月由独立二、四、五师合编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钟伟任司令员，袁升平任政治委员，此时父亲调十二纵任政治部主任。三个独立师依次改称该纵队下辖之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师。纵队编成后即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和军事练兵。在此期间，5月25日，我的哥哥在北安出生了，因为父母亲都在龙江军区就起名龙江。十二纵队成立不久，6月便参加执行围困长春国民党军任务。

在东北时期 留存的珍贵照片1948年9月24日，母亲与二姐小东（2岁零4个月），大姐小征（8岁零4个月）

【长春围困战】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中央，是贯通京哈、长图及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具重要战略地位。

“九.一八”后，满洲国首都就设立在此，称之“新京”。因此长春是一座在“九.一八”沦陷后膨胀起来的城市。

日本人进驻长春后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在长春进行规划设计，关东军修建了许多永久防御工事。

国民党军进驻长春后，从1947年起，动用10多万人力，耗费巨资，又加强了工事，环城修筑了很多永久性钢筋水泥碉堡和暗堡群。仅中央银行周围修建的永久性工事就有150处之多，一方面使日本关东军修筑的碉堡和地堡相连接，构成核心守备，外围设有宽三米深两米的外壕，有纵射火力和铁丝网、地雷、绊索、鹿砦、陷阱等工事，形成了十分完整的外围防御体系。另外，还在市中心增挖了许多地下坑道，将市中心主要的建筑和街道连接，形成核心守备。使长春整个城区变成一座军事要塞，成为了国民党自认为的一座坚固防御之城。1948年的国民党报纸称长春防御工事“坚冠全国”。

1948年1月17日，国民党军成立东北剿匪总部，蒋介石委任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郑洞国和范汉杰任副总司令。1月22日，卫立煌到达沈阳，他调兵遣将，又组织了60万人，意图挽救蒋军在东北的局势。

然而，蒋介石调兵换将并不能阻挡我军冬季攻势的步伐。1月26日，东北解放军攻下新立屯，全歼国民党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9000余人。1月29日，克沟帮子。1月30日，克盘山县。2月6日，占领辽阳县，国民党暂第五十四师和新五军、新六军留守处共折损10700余人。此前一天，2月5日，陈诚仓皇离开沈阳赴南京。

2月7日，毛泽东致电东北解放军的领导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确立将东北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2月19日，东北解放军攻下鞍山市，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12900余人全部被歼，师长胡晋生被俘。同日，东北解放军收复法库县，将撤退之新六军暂第六十二师全部7200余人歼灭于庆云堡地区。2月25日，驻守营口之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8800余人起义，逮捕副军长郑明新，并消灭其余守军3000余人。2月28日，东北解放军攻下开原，歼灭国民党第暂三十一师一个团及暂六十二师残部3400人。

1948年3月，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进入尾声。  随后东北解放军占领永吉（今吉林市）和号称“东北电都“的小丰满水电站。3月13日，经过23小时的激战，东北解放军再次攻占东北重镇四平街（三攻四平），歼灭国民党第七十军的一个整师19300余人。

至此，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结束，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据点。而沈阳、长春国民党军的军需补给全靠飞机运输。

蒋介石为固守长春组建第一兵团，由“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郑洞国兼任该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抵达长春后，下达了“加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的命令。3月9日，因长春、永吉（今吉林市）国民党军已陷于孤立，为免被东北解放军各个击溃，卫立煌命郑洞国将驻守永吉（今吉林市）的第六十军（滇军）撤至长春。

东北解放军意图围城打援，以部分部队进攻长春，吸引沈阳廖耀湘兵团北上救援，然后在途中将廖耀湘兵团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恐被东北解放军半路围歼，拒绝北上援救。

攻打长春之东北解放军与长春守城之国民党军兵力相当，装备不如国民党军，所以东北解放军始终没有下决心强攻长春。后东北解放军决定先攻下锦州，切断东北国民党军南逃之路，将东北国民党军滞留在东北战场，逐个消灭，因此主力南下，长春则形成了围而不攻之局面。

根据全国战略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解放军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封锁区。解放军十万围城部队，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国民党军成了“瓮中之鳖”。

长春围困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我军以十万军力围困十万国民党军。长春围困战从1948年5月23日长春外围战开始到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历时5个月。长春围困战是战略决战辽沈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

1、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

1947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战争和群众工作，东北民主联军向国民党军发动了夏季、秋季和冬季攻势，并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剿匪工作，建立了地方政权、壮大了军队，在东北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1948年春，部队由抗日战争结束后初入东北的11万人发展到近100万人，其中野战军70万，地方部队30万。国民党陈诚初任东北行辕主任时，将原本已经编入地方保安，接受日本精良训练的十五余万伪满军裁撤，东北国民党军兵力下降至48万。许多伪满军因失去生活来源而纷纷加入了东北共产党的军队，大大增加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军事实力。

东北战场成为当时全国五大战场中唯一一个解放军在数量上也超过国民党军的战场。国民党军本着“重点防御”的战略，把兵力集中在几个中大城市，而东北解放军掌握着铁路沿线和广大的农村地区，将国民党军分割开来，使之陷于孤立。东北解放军已逐步掌握战争主动权，攻守态势也随之改变，东北战局进入了东北解放军攻，国民党军守的态势。

陈诚1947年8月出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主持东北军政，此时他已收拾不了国民党军败退的局面，萌生退意。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称为东北军区。就在同一天，陈诚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声称已完成作战准备，计划分三路向东北解放军扫荡。当日，国民党集中了五个军十多个师的力量，以沈阳为中心，分三路向辽河两岸呈扇形推进，做垂死挣扎。

1月6日，东北解放军歼灭沈阳外围公主屯的国民党新五军两个师13000余人，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被俘。公主屯战役极大震撼了国民党军。蒋介石急忙飞抵沈阳召集军事会议。

图为郑洞国。

2、围困长春战役经过

1948年4月18日，中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针对打长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向中央提出了先打长春的战略部署，拟集结九个纵队围城阻援、攻克长春。

毛泽东虽然批准了打长春的计划，但始终认为东北我军应当勇于克服困难、南下作战，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5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在长春东南四、五十公里的李家屯成立前方第一指挥所（后改称第一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此时，东北解放军一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已完成对长春的合围。

5月14日，东北解放军缩小了对长春城的包围圈，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为保持外围防地和确保机场，以新七军的一个半师和第六十军的一个师，向长春西北出击，突袭小合隆附近的东北解放军第十二纵第三十六师，意图赶走解放军，确保大房身机场在东北解放军的炮火射程之外。5月19日，国民党军占领小合隆。

5月24日，东北解放军以第一，第六，第十二纵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师和独立第七、第十师等部队奔袭小合隆和大房身机场，歼灭驻守机场之国民党新七军暂五十六师两个团约6000余人，俘获暂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郑洞国命出击部队速回，东北解放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长春守军的空中运输通道随即中断。此次战斗东北解放军损失2000余人。同时使东北解放军的指挥者认识到长春不可猛攻，只能改强攻为围困，将敌军围困于长春城内为宜。

国民党机场失守，驻守长春国民党守军的粮食等军需物资供应只能靠空投补给，据当时美联社分析，一天要出动四十架次飞机才能满足需要。而由于空投飞机受到我军炮兵和高射机枪射击，国民党的运输机经常在高空乱投物资，使许多物资不能投入城内，甚至运输机常常来不及空投就逃跑。

6月5日，东北军区林、罗、刘首长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打长春的三个作战方案。6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了东北军区林、罗、刘首长提出的第三方案，即对长春采取围城打援，先消灭援敌，然后攻城，时间准备两个月至四个月，可以有把握歼灭敌人与拿下长春。

在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的同时，东北军区首长林彪、罗荣桓下达了《围困长春办法》，以“长围久困”为攻打长春的总方针，对长春实施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其中几项重要的命令为：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6月15日至20日，东北解放军第一兵团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吉林会议），决定把攻打长春改为长困久围，并宣布由第一兵团司令萧劲光政委肖华指挥第十二纵和六个独立师担任第一道围城任务。

6月22日前，东北解放军调整了围城部署：包围圈以伊通河及中长铁路线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独立第六、第八、第九师为东地区队，第六纵第十八师为其机动部队；独立第七、第十师为西地区队，第十二纵第三十六师为其机动部队；第十二纵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师布在长春城的西面和西南面（此地域为长春守军的主要突围方向）；其余参围部队组成第二道包围。

6月22日，东北解放军第一兵团所属各师按照部署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以长春城为中心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的封锁，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牲畜等运入封锁圈内。此后，在东北解放军的封锁圈前沿哨卡与长春守军的前沿哨卡之间形成了一圈中间地带。

在执行对长春全面性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同时，东北解放军也进行政治攻势和对国军的策反工作。

在围困长春过程中，父亲所在的第十二纵负责西部地区的围困。在军事打击方面，部队采取坚决的对敌压缩行动。针对西部地区地势开阔，土质坚实的特点，全部用挖地道进行爆破的办法，将敌军工事摧毁，有效地杀伤和震慑了敌人。经过压缩包围圈，使敌人困守孤城，无路可逃，成了瓮中之鳖。在对敌进行全面性军事围困打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的同时，组织部队采用各种方法展开政治攻势：通过军民层层设防，处处把关，粮柴等一切日用生活资料很难流进城区。对敌的空投，令高射机枪等火力进行封锁，使敌人接济困难，由此一来长春城内粮价暴涨，有价无市。守军长期吃不饱饭，士兵极为沮丧。

6月28日我军第一兵团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会后，东北解放军的政治攻势迅速展开：委派长期做滇军工作的刘浩（云南人）和国军属于滇系的第六十军原副官长兼特务营长杨滨主持东北军区联络部前方办事处，针对第六十军高级军官实施策反工作；在海城起义之原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给第六十军上层军官写信；将在梅河口战斗中被俘的国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团长张炳昌、李峥送回长春城内做工作；刘浩也化妆秘密进入长春城内做第六十军的上层策反工作；在第六十军中以孙公达为负责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积极活动，发展地下党员。这些政治攻势和策反活动为后来六十军投诚奠定了基础。

根据会议精神，东北解放军第一兵团围城各部队纷纷展开对长春城内的宣传攻势。十二纵队政委袁升平指示部队要根据上级指示不失时机地采取“攻心战术”，瓦解敌人。父亲迅速布置开展工作，他们发动官兵出点子想办法，集思广益，一是设置扩音器，组织前沿部队阵地喊话；二是给敌赠送食品，散发宣传品，组织宣传队阵前演出涣散敌人斗志；三是利用各种关系给国民党上层军官写信进行策反，组织投诚和被俘之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和难民向城内喊话，做宣传工作。通过一系列政治攻势，敌军内部派系矛盾加剧，军心动摇，逃跑和投诚者与日俱增。

6月底，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组织了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并颁布“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规定市民自留口粮数量只许维持3个月，其余按限定价格卖给市政府以保证守军需求，否则一旦查获将没收粮食并严惩。国民党守军在城内抢夺民粮。6月28日，大批饥民到康德会馆后院粮库，冲破警戒，抢粮充饥，国民党军和警察开枪，造成多人死亡。

到了7月中旬以后，长春市区居民出现粮荒，留有存粮的居民不敢“光明正大”举炊，有不少人因此病、饿死亡。由于粮食极度缺乏，加上有人趁机投机倒把，城内粮价飞涨，从一元一斤涨到一万元一斤，中央银行长春分行不得已发行本票，面值由几十万一张发展到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一张。

7月19日，卫立煌命令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部死守长春以牵制东北解放军主力。

7月20日，我东北军区经研讨认为强攻长春没有一举全歼守敌的必胜把握，应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为好，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7月22日，中央军委回电赞同。

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撤销不许长春城内居民出城的禁令。从8月1日起，只准出哨卡，不准进哨卡，将大量居民疏散出城，以达到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降低市内粮食消耗的目的。鉴于城市居民成分复杂，有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化装成难民试图混出城去，我军开始一度对长春的出城者严格审查后才予放行，大量饥民滞留在城外中间地带，又不被守军准许回城，结果出现死亡。我军发现中间地带有死亡饥民现象后，于8月中旬下令在指定哨卡一律放饥民过封锁线，并对出城饥民予以救济，共收容出城难民15万余人。

8月4日至6日，国民党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军、师会议，会上曾讨论从东北撤退，固守华中之部署，但因失去东北在国内外影响太大而未果。

8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作出《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并成立处理难民委员会，初步决定攻克长春后处理难民收容，救济等事宜，此时东北解放军仍严格执行对长春城的封锁。

8月16日我第一兵团召开军事工作会议，根据指示，缩小包围圈，进一步围困守军，第一兵团司令部向前移动到距长春十公里的四家子村。

8月1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东北野战军（以下简称“东野“）。

9月，长春一片混乱，很多人饿死街头，无人收尸，甚至售卖人肉。

我军强大的攻心战使得9月1日至5日，短短5天内在西部地区就有534名敌军官兵向父亲所在的十二纵投诚，长春城内到处是绝望的哀鸣。

自6月25日至9月，长春围守两军一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我军歼灭国民党军3000人，13500多国民党士兵向我军投降。

1948年9月12日，东野部队向义县、滦县一线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辽沈战役正式打响，揭开战幕。战役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切断北宁线，夺取锦州。这是战役全局的关键所在。

9月底，东野主力挥师南下北宁线，第六、第十二纵也奉命调往通江口、开原一线，只有独立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师和后调来的独立第十一师六个师，以及地方部队继续围困长春。

图为郑洞国在长春。

东总9月29日电令父亲所在的十二纵将围困长春的任务交给各独立师，立即南下开原、通江口一线，担负机动作战任务。接到命令，十二纵向南昼夜兼程。为了争取时间，纵队要求各级政工干部利用行军间隙，边走边进行政治动员，经8天行军，于10月8日进至开原一带。此时蒋介石于10月2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蒋认为共军主力南下，围困长春力量空虚，因此命郑洞国趁机率部突围。10月4日下午，郑洞国与曾泽生通话，要第六十军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

10月7日至8日郑洞国集中新三十八军、保安旅等部组织一次试探性突围攻击，敌军连续向长春以西的大房身机场方向的东野独立第六师阵地攻击，企图迷惑围长部队，以达向南突围目的未果，被迫退返。同时，沈阳出援之敌也有攻占彰武切断野战军后方交通的征候。面对这种情况，东总令十二纵以一个师迅速返四平，另两个师就地做好战斗准备。对此纵队领导立即进行了研究和分工，确定三十六师北返，向四平急进，以堵截阻击长春突围之敌。为确保攻克锦州获得全胜，纵队奉命率三十四、三十五师于12日又进至通江口一带待机。10月14日，我野战军主力向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最终攻占锦州。防守锦州的国民党军10万余人全数被歼，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被俘。

锦州被我军攻占后，使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南撤华北的道路被切断，东北战场形势剧变。长达近半年的围困，大量的杀伤、小消耗、疲惫了国民党长春守敌，使其最终陷于不攻自破的境地。

10月14日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即派张秉昌、李峥先带着第六十军联名信与解放军接洽，联名信由白肇学亲自书写，信中提出11条需要回答的事，曾泽生、白肇学、陇耀三人在信上签名。当晚二人来到位于穷岗子的东北军区前方办事处，与我军接洽“起义”事宜。

1948年10月15日我东北野战军胜利攻克锦州。之后奉上级指示，十二纵再次北上向长春急进。十二纵回返途中，敌六十军宣布起义。

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以黄埔旧谊敦促他“起义”，写到“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23时，新七军李鸿亦派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新七军军部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副处长杨天挺，副官处副处长杨振汉，暂六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祥伯等人为代表，与我军第一兵团参谋长解方商洽“起义”，并达成协议。

10月19日清晨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面见郑洞国，报告已经准备投诚，上午10：00新七军放下武器，我军接收西半部防区，至此长春全部被我军占领，只有郑洞国兵团总部机关和特务团固守中央银行大楼。我军没有采取武力攻占，郑洞国派人与我军联络，提出“抵抗”一、二日后再投降。10月20日23时，郑洞国向蒋中正总统发出诀别电报。10月21日凌晨4：00，在一阵朝天开枪后，兵团总部举白旗投降。

从1948年5月23日解放军对防守长春之国民党军完成包围，并切断国军空中运输，直至10月19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倒戈，新七军投降，解放军围困进驻长春历时150多天，长春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长春战役结束。长春战役是辽沈战役之一部分，我军占领长春即宣告辽沈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图中是郑洞国。

这里有一点不得不说。父亲作为东野大军的一员参加了围困长春战役，战场上的敌首国民党守军司令郑洞国，迫于大势所趋举旗投降，因为投降，全国解放后他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参事，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四十多年以后，当他们都故去之时，他居然和郑洞国同住在八宝山东一室，而且放置郑洞国骨灰的格子在父亲的上面（父亲先去世）。世事竟如此弄人，开了一个令人无法用言语表达并解释的玩笑。好在东一室里住着的其他人全是与父亲几十年生死与共、浴血奋战的战友。我想此景可能会让身在其中的郑洞国重温1948年被解放军围困在长春的感觉，没过几年郑家就把郑洞国的骨灰从东一室搬走了。

【十二纵突袭沈阳】

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长春和平解放，切断了敌人陆上退路，东北境内仅余沈阳、营口等少数城市被国民党军把守，东野下一个攻占目标是沈阳。

蒋军此时已如丧家之犬，自己也明白东北大势已去，决定收缩兵力，重点加强沈阳市区的防御力量，并随时准备南撤营口，从海上逃往关内。

此时东北的战略主动权已被我军牢牢掌握。毛泽东主席为防止敌人从海上撤逃，于10月19日亲自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报，明确指出：“沈敌似已决心撤退，退营口的可能性很大，你们目前第一要紧的部署是立即令肖（肖劲光）率长春各独立师及十二纵，兼程从抚顺以东进至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退路。”

遵照毛主席和军委的指示精神，10月20日，我“东野”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等9个纵队将敌廖耀湘第九兵团10余万人分割包围在辽宁的黑山、大虎山和新立屯（今辽宁省黑山县的黑山镇、大虎山镇和新立乡）以东、辽河以西的地域内。

十二纵则于20日晚二次折返南下。部队在20天的时间里连日马不停蹄地在中长路上往返驰骋，加之连天阴雨，道路泥泞，又几经渡河，干部战士睡眠严重不足，不少人边行军边打瞌睡，能倒在路旁睡上几分钟就是莫大的幸福。由于政治思想工作搞得深入扎实，尽管指战员都十分疲惫，但全纵上下求战情绪十分饱满。

按照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东野”十二纵在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升平、副司令员熊伯涛、政治部主任陈志方、政治部副主任周彬、后勤部长毛普安，卫生部长李其华带领下，10月25日晨兵分两路：一路由纵队直属队、三十四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副师长兼参谋长王亢、三十五师师长王奎先、政委栗在山、参谋长姚克和独立第十三师师长王兆相，政委陈德带领部队从吉林公主岭地区各自驻地赶往四平集结（注：公主岭—四平的铁路已在围困长春时被我军破坏）乘火车前往清源。另一路为十二纵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政委王建中、副师长郑贵卿、参谋长才谦、政治部主任王东平从长春出发跟进；父亲所在的纵队政治部随三十六师行动赶往铁岭，与配属十二纵的三个独立师汇集后，从沈阳、抚顺间插往鞍山、海城，构筑防线阻止沈阳守敌南逃营口。

10月26日晨，我东野各纵队对被合围分割的敌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10余万人发起总攻击。下午，十二纵主力部队日夜兼程到达开原，即接到“野司”电令：“十二纵以一个师围歼铁岭之敌，主力即向巨流河前进，坚决堵塞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于是十二纵留三十六师围歼铁岭之敌，主力部队绕过铁岭，马不停蹄，直插沈阳以西的巨流河（今新民市镇郊乡巨流河村），配属十二纵的三个独立师划归第一兵团指挥继续从沈阳以东南下。

1、攻克铁岭，十二纵主力赶至巨流河

铁岭是沈阳防御圈的北大门，敌第八兵团部和第五十三军军部曾驻此地，廖耀湘兵团被围后，敌第八兵团移驻沈阳市大西门里的中国银行大楼。第五十三军军部移驻沈阳市大北门朝阳街的魁畲祥商店，该军留一一六师据守铁岭，其余各部撤驻沈阳市区。当十二纵南下逼近铁岭时，国民党一一六师师部率师直属队、两个团及铁岭守备总队匆忙撤逃沈阳，留下该师346团（团长丁赞荛上校）和地方保安队驻防铁岭。

10月27日夜十二纵三十六师赶至铁岭，106团占领了铁岭城东防御的制高点龙首山；（注）107团强攻铁岭南门和火车站；108团夺取了城北的山嘴子；包围并突入了铁岭城。敌346团团长丁赞荛被迫派1营营长程鹏霄要求停火谈判。父亲（时任十二纵政治部主任）和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派106团3营教导员王坤带人去敌346团指挥所与丁赞荛谈判，并达成停火协议。

注：106团团长南士云，政委徐宾，参谋长杨晨光。107团团长詹以贵，政委许长庚，副团长姚克愚，参谋长韩守方，政治处主任王贤武。108团团长余致泉，政委沈仲文，副团长马自福/张长安，副参谋长蒋顺学。

10月28日凌晨敌346团团长丁赞荛和铁岭伪县长孙精波率铁岭守敌3000余人交枪投诚。我三十六师解放铁岭后继续南进。

同一时间，十二纵主力已于10月27日下午17时许急行军至沈阳北新城堡（今沈阳市新城子区新城子乡）一带，发现沿铁路线向沈阳逃窜的敌一一六师师部、直属队和两个团以及铁岭守备总队，十二纵第三十四师立刻积极主动地展开截击，敌人顿时乱作一团。10月28日拂晓敌机飞来新城堡对十二纵三十四师部队轰炸、扫射，从空中掩护敌军，地面的敌人则以铁甲车打头阵，妄图冲往沈阳。十二纵三十四师指战员沉着阻击，炸瘫了铁甲汽车。清晨战斗结束，歼敌铁岭守备总队大部和敌一一六师一部，俘虏敌铁岭守备总队少将司令彭定一等4000余人，敌一一六师残部逃往沈阳北郊。十二纵主力继续赶往巨流河。

正当第十二纵队分兵两路，三十六师解放铁岭、纵队主力南下途中，传来辽西大捷的战报，廖辉湘兵团整个军于10月27日被全部击溃、包围。10月28日5时我军全歼敌廖耀湘兵团，生俘兵团司令廖耀湘中将。

沈阳之敌惊慌失措，准备撤退逃跑。驻辽阳、鞍山之敌第五十二军抢占了营口。鉴于此情况，东总指示十二纵三十四、三十五师分两路齐头并进，直插沈南。10月29日凌晨十二纵主力赶至巨流河（今新民市巨流河村）地区的辽河东岸。从抓获的沈阳敌军逃兵口中了解到沈阳市内的敌军政要员和高官家属纷纷乘坐飞机和火车撤离，沈阳之敌随时准备南逃营口。此时十二纵得知敌廖耀湘兵团被歼，于是留独立第十三师守卫辽河铁路桥，堵截廖兵团残部东逃沈阳，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立即东渡浑河直往苏家屯。

图为我十二纵部队在急行军。

2、直取苏家屯，断沈敌南逃之路

10月29日上午十二纵直属队、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直奔沈阳以南30里的苏家屯，三十六师进取沈阳西北的机场，以便驰援在巨流河扼守辽河铁路桥的独立十三师，该师协同十二纵主力战斗，另独一、三、四师赶至沈阳东面包抄国民党军。

10月30日凌晨十二纵三十六师向沈阳西北的机场急进，赶到沈阳以西的吴家荒、大幸屯附近，截歼了由新民方向撤退的敌五十三军一三零师一个团、敌四十九军七十七师一个团和敌辽北保安团，进而攻占了机场。

10月30日中午十二纵直属队、三十四师、三十五师赶到沈阳西南30多里的浑河西岸。浑河此段河道宽30余米，深1米左右，河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附近没有一座桥梁，也找不到渡船。指战员们踏破冰层、淌过寒彻刺骨的河水，一上岸就跑步前进，直奔沈阳以南的苏家屯。

苏家屯是沈阳南部铁路和公路的交通枢纽，是沈阳之敌乘火车南逃的必经之路。苏家屯以北的浑河是沈阳南郊最后的天然屏障。守敌主要是敌二零七师二旅，旅部设在浑河堡。该旅在浑河铁路桥南至小郭庄、三间房、苏家屯的铁路沿线修建碉堡、构筑工事，苏家屯火车站和小郭庄是防守重点。

10月30日16时十二纵直属队、三十四师、三十五师抵达苏家屯地区，首先破坏了铁路。

三十四师绕到苏家屯火车站以北，负责阻击北面援敌并向南夹击苏家屯。主攻苏家屯火车站的三十五师105团1营集中火力摧毁了火车站前以及青年路南北两侧的敌军全部碉堡，将敌人紧紧地包围在火车站的票房之内。此时，我东野二纵五师13团1营听到枪炮声也赶到了苏家屯火车站的西南面。

10月30日19点十二纵三十五师105团1营与二纵五师13团1营协同夹击苏家屯火车站票房。21点票房内的守敌被迫投降。苏家屯火车站被我军攻克，歼敌二零七师二旅6团和一个保安师共5000余人。十二纵夺取了苏家屯，基本上封住了沈阳敌军南逃营口的大门。但苏家屯距沈阳尚有30余里，敌军仍有多处可以突围南逃。

敌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得知十二纵突然进至苏家屯地区，知道大势已去，借口：“总统命我去葫芦岛组织军务”，带着敌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任高惜兵、安东省政府主席董彦平、辽宁省政府主席王铁汉、沈阳市市长董文琦、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辽宁省保安副司令武泉和几个随从到沈阳东塔机场乘坐C-46运输机飞往葫芦岛；把沈阳的防务推给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

10月30日晚蒋介石电令周福成代理东北“剿总”总司令职务。周福成接职后，即任命官员、发号施令、布置防务。然而，沈阳守敌军心已经涣散，各部队将领已不听周福成的指挥，基本是“各自为战”。

沈阳是一个拥有180余万人口的东北中心工业城市，是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国民党东北“剿总”的所在地。国民党军队从1946年到1948年占领沈阳两年多的时间里，将其作为“剿灭”东北共军的大本营。敌人在沈阳周围修建了大量称为梅花堡的钢骨水泥碉堡、地堡群：每组梅花堡以碉堡为母堡，地堡为子堡，每组梅花堡驻有一个连的兵力，母堡和子堡相为犄角，由交通壕连接，相互支援，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大纵深的防御体系。

经过铁岭、新城堡、全胜堡、大兴屯之战，沈阳以北、以西之敌已被肃清，造成了攻取沈阳更为有利的条件。十二纵得知九纵、辽南独立二师等部正赶往营口、大连，七纵、八纵也在攻占鞍山、海城后向南出击。此时，辽沈决战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主力已被消灭，只剩下沈阳、营口等几个孤点，目前东北敌军兵力只有13万人，且敌人的元气丧失，军心大乱，兵败如山倒，已毫无斗志。根据这些新情况，纵队领导认为继续按原命令“南下鞍山、海城”已无意义，纵队领导认为当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趁沈阳之敌欲逃未逃之际发起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虽然我们一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的兵力难以攻占沈阳，但只要采取能攻则攻，攻不动则守的策略，至少可以搅乱敌人的部署，纠缠和拖住敌军，使其难以有组织的逃跑，以待我“东野”主力部队赶到包围聚歼。十二纵决定：放弃南下鞍山、海城计划！向北突袭沈阳。

十二纵制定行动方案如下：10月31日拂晓，三十四师向白塔堡（今沈阳市南郊的白塔镇）发起攻击，得手后即攻击沈阳机场；三十五师沿铁路线北上攻占小郭庄（今沈阳市南郊马总屯村附近），得手后即突击沈阳市南区；三十六师向沈阳市铁西区推进并发起攻击；配属十二纵的独立一、三、四师从沈阳东北面向沈阳市区实行进击；目的为搅乱敌人的部署，纠缠和拖住沈阳守敌，使其难以有组织的逃跑，以待我“东野”主力部队赶到包围聚歼。10月31日十二纵将此行动计划电报“东总野司”。要求回师攻沈。东总回复同意，电令二纵立即从巨流河跑步行军，马不停蹄赶赴沈阳；一纵从新民奔向沈阳；辽南独十二师、独十三师从抚顺冲往沈阳；独十四师从本溪直击沈阳。

图为我十二纵部队正在破坏苏家屯铁路。

3、扫清浑河两岸之敌攻入沈阳铁西区

浑河南岸的小郭庄西北紧靠浑河，其北面的浑河铁桥是进入沈阳的南通道，由敌二零七师二旅6团把守，配有各种炮40多门，地堡三五成群，“钢帽堡”有30多个（一种其外面由50毫米钢板焊成的活动碉堡，下面有4个轮子，内有两挺机枪和一个班的兵力，可以依靠人力四处移动，相当不好对付），铁丝网、战壕纵横交错。阵地前面是上千米的开阔地，完全被敌军的交叉火力所覆盖。

10月31日拂晓十二纵三十五师105团对小郭庄首次进攻受挫。十二纵主攻小郭庄的部队改由三十五师103团担任，该团利用黑夜的掩护突击抢挖了三条距离敌军前沿阵地不足百米的壕沟。

十二纵在以少数兵力歼灭上述各点敌军的同时，主力绕过沈阳，于10月31日凌晨抵达沈阳以南浑河岸边。此时的东北大地已寒风刺骨，夜里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河面上已结起一层薄冰，附近没有桥梁和渡船。为了完成阻截沈阳之敌南逃营口的任务，必须徒涉水深没腰的浑河。对此纵队要求各部队作简短动员后，各级干部率先带头过河。有的同志冻僵了，在别人的帮助下，连拖带拉地向前奔跑。三十四师、三十五师和纵队直属队都越过了浑河，进至苏家屯以南地域。三十六师完成围歼铁岭之敌任务后也抵达浑河北岸。

下午4：00十二纵全面开始向沈阳攻击前进。纵队的主攻方向是苏家屯及其以北地区。苏家屯距沈阳15公里，是从南面进入沈阳的重要通道。沈南浑河沿岸有敌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担任警戒。敌二零七师从辽阳、抚顺撤回沈阳后，即在沈阳西南一线驻守布防，其守防的大部分与十二纵相对。该师是蒋经国亲自组建起来的一支党化了的部队，战斗力较强。苏家屯驻有二零七师一个团和两个营。纵队命令三十五师104、105团从东西两面包围敌人，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敌700多人。后我部队沿铁路向北搜索前进，在下河湾、三间房一线又遇二零七师4团顽强阻击，反复冲击后部队伤亡较大。此时三十五师104团协同五师13团前往夺取小郭庄附近的三间房。“东野”二纵五师13团（团长张峰、政委朱嗣令、参谋长牛学俭）从巨流河长途奔到苏家屯地区，听到枪炮声后立刻了冲到这里，在他们的协助下又经过数小时的激战，终于全歼守敌，

此时已是黄昏，沈阳被我军团团包围。“东野”一纵到达沈阳西北的皇姑屯；二纵到达沈阳西南的于洪区；辽南独十二、十三、十四师会同先到的南满独一、三、四师到达沈阳的东北面、东面和东南面；我十二纵从沈阳南面的苏家屯向北攻击。

11月1日凌晨“野司”电令二纵司令员刘震统一指挥二纵和一纵向沈阳市区攻击。自敌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等逃离沈阳以后，沈阳守敌军心瓦解士无斗志，许多守敌纷纷与我军联系，要求起义或投诚。二纵司令员刘震和一纵司令员李天佑认为：现在战局的发展已经不需要作统一部署了，抓紧肃清残敌接收俘虏。各部队即向沈阳市区发起全面攻击。

全面攻击命令下达后：十二纵三十五师103团指战员立即在炮火的掩护下，通过壕沟冲向敌人阵地，仅20分钟既突破敌人前沿阵地，不到一个小时就攻占了小郭庄。俘敌400余人，缴获大、小火炮8门，轻重机枪20余挺。

十二纵三十五师105团迂回到小郭庄北面向浑河铁路桥发起进攻。不到30分钟，毙敌300，余敌700多人举出白旗投降。浑河铁路桥被105团占领。

十二纵三十五师104团协同“东野”二纵五师13团向三间房敌军二零七师二旅4团的一个加强营发起攻击。守敌依托坚固工事负隅顽抗。经过激战，我军全歼守敌。战斗中，我军二纵五师13团政委朱嗣令、参谋长牛学俭牺牲。

十二纵三十四师对白塔堡进行猛烈攻击，守敌二零七师二旅4团部队竖起白旗缴械投降，三十四师攻占白塔堡，受降和俘敌3500多人。随后三十四师攻克沈阳飞机场（今沈阳仙桃机场），歼敌二零七师二旅4团及守备纵队两个营。

4、激战铁西区突入沈阳市中心

沈阳市铁西区是沈阳守敌的防御中心，到处是钢骨水泥的楼房和厂房。铁西区主要街道的路口都有沙袋叠成的街垒并广布铁丝网，在街垒旁边，修建了各种各样的明碉暗堡，相互间还配有坦克、火炮和“钢帽堡”，构成了许多机动火力网。守敌为整编二零七师一旅（欠一个团）、暂编五十九师、暂编第十师（欠一个团）、暂编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师236团、独立炮兵第7团、战车第3团1营等部。

11月1日晨十二纵三十六师攻至铁西区。守敌集中了多辆坦克和一百多个“钢帽堡”，妄图将我军击退。十二纵三十六师指战员沉着应战，采用火炮直击和炸药爆破相结合的办法，把敌军的坦克和“钢帽堡”全都“报销”了。终于沈阳的南大门被我十二纵打开，部队乘胜向市区冲击，敌军逃入钢骨水泥的楼房、厂房和街垒负隅顽抗，妄图与我军展开巷战。

11月1日6时十二纵三十六师108团3营在沈阳西南的榆树台经过激战后首先突入沈阳市铁西区，攻占麻袋厂。

11月1日7时十二纵三十五师进入铁西区占领沈阳兵工厂，缴获100毫米榴弹炮4门和大批枪械弹药，占领了杜聿明官邸。随后东进，一部进抵市区东部，缴获了大批轻重武器和物资，俘敌万余人，协同独立一师拿下沈阳市东陵区的莫子山。

11月1日8时十二纵三十六师108团进至铁西区啤酒厂附近，发现敌暂编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师236团副团长冯周德（团长文华逃离）带领全团1000多人架枪挂弹，列队等待我军接收，该团派作战室主任路调梅少校和副官周斌上尉寻找我军，周斌与我军二纵五师14团代团长王扶之取得联系。当王扶之同志带人在周斌的引领下乘车前往敌联勤总部第六补给区去“领取”枪械离开期间，刚好十二纵三十六师108团赶到。十二纵三十六师派军务科长王承如同志带人将该部接收后领至郊区安顿，许多士兵当即自愿参加了我军。十二纵三十六师继续向铁西区进击，与敌人展开激战，歼敌二零七师一部和暂编四十九师大部。

5、胜利会师接收沈阳守敌

沈阳市区的守敌已全无斗志，基本放弃了抵抗，纷纷寻找我军要求接收。

11月1日8时20分十二纵三十六师攻至铁西区敌独立炮兵第7团团部驻地，该团团部和直属分队300余人自动放下武器，官兵和榴弹炮由三十六师接收。

十二纵三十六师108团攻入杜聿明官邸，进至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马占山兼任的松北绥靖总司令部附近，该司令部主任秘书傅霖翰把司令部机关和特务营等单位的所有人员、武器集中起来，主动派人出来与我军联系，十二纵三十六师108团团政委沈仲文派人将其接收。

此时敌军已分崩离析，纷纷请降。11月1日9时十二纵三十六师作战参谋李奎带领几名通信员进入敌东北“剿总”直属战车第3团1营铁西区驻地，接受该营投诚，该营驻地门口有士兵武装站岗，全营官兵徒手集合列队，装甲车及所有车辆排列整齐，武器集中存放，李奎同志将收降的敌1个装甲营交106团接收。

图为我十二纵三十六师部队在沈阳市街道   。

11月1日9时30分106团参谋长杨晨光乘装甲车仅率一个排就冲到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的敌东北“剿总”大楼（今沈阳铁路局办公楼），砸掉了敌东北“剿总”的牌子，接着106团赶到迅速包围了敌东北“剿总”总部大楼，捣毁了“剿总”司令部。进抵敌东北“剿总”副司令马占山的松北绥靖司令部，收降了马占山的警卫部队。全师俘敌官兵1.2万余人，收缴了大量火炮和军用物资。

 1月1日10时周彬与三十六师沈启贤师长率该师106团3营进入敌东北“剿总”大楼，未遇抵抗，各办公室内的文件、地图及一应物品均未受到毁坏。敌东北“剿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兼办公厅主任袁克征迎过来，提出要与我军进行谈判，他们明知大势已去，但又不甘心放下武器，抱着侥幸心理，要求我军承认东北“剿总”司令部机关人员起义。我们不同意，对袁克征说：我们已将你们包围，并且已经进到了这里，你们如果立即放下武器，尚可算是投诚。双方发生争议，周彬当即电话请示二纵司令员刘震同志（刘时任我军进攻沈阳总指挥），刘震同志回答：同意你的意见，坚决令该部缴械。袁克征提出要会见“东野”最高领导人，坚持要求起义，双方又起争议，我们让袁克征回去和同事们商议，限一小时答复。袁回去商议不到一小时就回来了，表示：同意放下武器，但要求保障所有官兵生命和私人财产不得没收。我们明确答复：保障所有投诚官兵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被没收。袁克征回去，即令尚在“剿总”机关的千余名官兵放下武器。

11月1日12时十二纵三十六师106团进至沈阳市南郊五里河（今苗圃）一带暂息，敌东北“剿总”官佐收训大队大队长黄平、副大队长彭耀初）及大队长以下1000多官兵在操场列队集合，集体放下武器，主动派人找到该团3营要求交枪投降，请求派人收编。十二纵3营教导员王坤带机枪排前往接收，将枪械全部装上汽车，收训大队的1000多官兵由王坤同志带领开赴沈阳市南郊途中，遇到敌机轰炸，1000多官兵分散隐蔽后没能再聚拢起来。

11月1日16时沈阳铁西区全部被我军攻下。

图为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大楼。

11月1日17时十二纵、二纵和一纵在沈阳老城区胜利会师，十二纵和二纵部队向全市区展开，沈阳市区敌军迅速被我军歼灭或被我军迫令退出沈阳，开到我军指定地点待降，市区敌军全部被我军解决。

     我军所到之处，整团、整营或杂集成群的敌军纷纷缴械投降。十二纵三十六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许长庚同志随部队进入市区后，带领警卫员进入沈阳市警备司令部办公楼，门卫不加阻拦，进到楼内也未遇抵抗。100多名军官在一楼走廊两侧整装列队，办公桌上摆放着枪支等武器。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手捧花名册交给许长庚同志，请解放军清点接收。许长庚同志就近找到108团来人将沈阳市警备司令部全部人员接收。

十二纵三十六师沿途招降、俘敌12000余人。

图为我十二纵部队押解俘虏出沈阳。

11月1日20时沈阳市内已看不到敌军的行动和听不到枪声了。大街小巷挤满了欢腾的市民，人们高举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和彩旗，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踩着高跷，热烈欢迎解放军，欢呼沈阳解放。

为了迎接沈阳的解放，使城市解放后有良好的生产、生活秩序，纵队领导认真贯彻上级的指示。在纵队向沈南急进途中，父亲即组织政治部门对部队进行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因此部队攻入沈阳市区后，各师、团都做到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有良好表现。109团9连一战士追击敌人时，鞋子跑掉了 ，便在战利品中找了一双合适的换上，可一想到入城纪律，就红着脸脱了下来，打着一只赤脚进城。108团3连看守面粉仓库，全连无米下锅，饿了一天也不动面粉。

11月2日19时困守在沈阳郊区东大营的敌二零七师一旅2团，被我独立十二、十三师攻歼，至此沈阳地区的守敌全部被我军消灭，古城沈阳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宣告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这时除少数部队暂留看守仓库和维护秩序外，纵队领导率十二纵很快撤离市区，在沈南苏家屯休整，等待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11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陈云，副主任伍修权、陶铸。当日，还成立了沈阳特别市卫戌司令部，伍修权任司令员、陶铸任政委，并发出《沈阳特别市卫戌司令部布告》，号召藏匿的国民党官兵到卫戌司令部报到登记。同时，沈阳市人民政府成立，市长朱其文、副市长焦若愚。全市通水通电，商店开门营业，市面秩序井然。

11月4日东北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广播，市内各邮局开始办公。

11月5日市内电话全部通话；市电报、电话局开始办理电报、长途电话业务。全市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沈阳解放之战，我十二纵突袭沈阳，歼敌一个“剿总”司令部（东北“剿总”），一个兵团（第八兵团），一个军部（第五十三军），三个师（第五十九师，第一零七师，第一一六师），共毙俘敌军38000余人，打出了军威。全纵补充了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武器也更换成了美式枪械装备，坦克车、装甲车、高射炮、大口径炮等重武器样样俱全；纵队和各师领导从此下马上车，令东北野战军的兄弟部队对我们这支成立仅半年多的纵队刮目相看。

作为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的父亲参加了沈阳战役全过程。父亲生前一直珍藏的一个望远镜就是此役的战利品，为了纪念这次沈阳战役的胜利，父亲在望远镜帆布包正面和顶部分别写上“沈阳战役胜利品”和“陈志方”的字样。直到父亲去世，母亲才把它捐赠给父亲的家乡无锡，现存无锡革命博物馆。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使用的望远镜（现存放在无锡革命博物馆内）。

1948年12月陈志方夫妇与女儿陈小东儿子陈龙江（哥哥出生在黑龙江北安，父亲时任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因此父亲给他起名龙江）于沈阳苏家屯。

父亲保存的东北解放纪念章。

【东野大军入关解放天津】

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遵照毛主席的电令提前结束休整，从1948年 11月，先后分三路向关内进军，参加解放平津的又一战略性战役。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决战阶段的三大战役之一，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部署和要求，十二纵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平津战役纪念馆展出的十二纵三十六师王建中政委参加了军党委扩大会议的笔记原件，他的笔记包括如下内容：“陈主任（陈志方）报告传达了罗政委（罗荣桓）对形势的认识 ……”

图为东野十二纵三十六师王建中政委参加军党委扩大会议笔记  

11月13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钟伟任军长，袁升平任政治委员（后徐斌洲、刘随春），熊伯涛任副军长（后朱大纯），父亲任政治部主任。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师和新调入的独立第十三师依次改称第145、第146、第147、第162师，全军共5万余人，仍隶属东北野战军。

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部署和要求，四十九军安排162师留沈阳执行警备任务，率146、147师于12月4日，145师和直属部队于12月15日从沈阳出发，取捷径沿北宁路急速向目的地开进。部队不顾疲劳，不畏严寒，跨过辽河，越过山海关，日夜兼程，连续行军1500余公里，到达指定的集结区域。

父亲自1945年11月随新四军三师八旅出关，在东北黑土地上战斗、工作了整整三年，如今，又随着百万东野大军告别东北热土，南下入关，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

四十九军在平津战役中的主要任务是包围塘沽，切断天津、塘沽之敌的联系，打乱敌津塘地区的防御体系。145师与四十六军（原九纵）协同作战，由南面突破天津防线，穿插分割，展开激烈巷战，解放天津城，全军（不含145师）乘天津战斗的胜利和敌人军心动摇混乱之际，利用各条道路向塘沽进逼，突破塘沽守敌，直插新港，全歼敌掩护部队（追歼塘沽逃敌），解放塘沽。

家里有一张父亲与黄志勇合影的老照片。在长征途中、在“红大”、“抗大”期间父亲与黄志勇一直在一起行军、作战、学习，他们结下了深厚亲密的战友之情。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秋学校确定父亲所在的第四大队由延安前往洛川接管六大队防务。从此他们因抗战需要各自奔赴不同的战场，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东野在辽沈战役大获全胜时，他们在东北战场再次相逢，经过残酷的征战，居然在分别十余年后战友活着见面了，相见之时的激动与喜悦自无法言表，两人合影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1948年12月2日陈志方在山海关留影。

父亲在1948年12月2日山海关留影照片背面亲笔留注。

1948年12月2日陈志方和四十九军战友在山海关灯塔前合影留影。

12月31日，总部来电，准予两个师参加攻打天津，以一个师布署在津、塘间，防止塘沽之敌西援和天津之敌突围的作战方案，并要求他们积极做好准备。接到总部电报后四十九军领导当即研究决定：第145、146师参加攻打天津，147师布署于新河附近，监视和坚决阻击塘沽之敌增援天津。后来攻津总指挥刘亚楼考虑，攻津时如北平之敌乘机突围，则塘沽之敌必然向西增援天津；北平之敌如不突围，则塘沽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一是西移。如以145、146两个师向西出击，147师很难堵住。为此经总部批准将145师由津南调至津塘间，作为军预备队，同时147师共同保障天津侧翼的安全。

1949年1月3日，147师进入津塘间新河地区；1月4日，145、146师和四十九军直属机关进至天津西南杨柳青一带。

这次行军，出发前针对新补入的解放战士较多和少数东北籍战士存在有乡土观念情况，组织部队普遍进行了反蒋诉苦和入关作战教育，并隆重举行了出征誓师大会，提出“打到关内去，到天津过新年”，“ 打到关里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由于教育和准备工作做的扎实，尽管行军路程远 ，时间长，但大家情绪很高，劲头很足，一路上很少有掉队、病号和违纪现象发生。

1月14日上午10时整，东北野战军以22个师的兵力向天津守敌发起了总攻。145师奋战一夜，前仆后继，勇猛顽强地攻克了筑有坚固工事、影响大部队向纵深发展的守军前后尖山子阵地，并乘胜攻击，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克了天津。1月15日，攻津部队活捉陈长捷、全歼天津守敌13万人。捷报飞到四十九军的阵地上，指战员们欣喜若狂，摩拳擦掌地准备着歼灭塘沽之敌。1月16日3时，四十九军命令147师向盘踞在塘沽西端津塘铁路南侧、海河北岸的敌人发动了攻击。这里是控制出入塘沽唯一的交通要道。构筑有明碉、暗堡和其他各种防御工事。战斗发起后，指战员憋了半个月的劲，一下子迸发了出来，爆破信号一响，爆破手在火力掩护下接力对敌人碉堡、围墙实施连续爆破。但三次冲击均未成功，担任主攻的108团伤亡严重。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重新组织进攻，拂晓前，部队撤出战斗。首战未果，军领导们心情都十分沉重，天刚放亮，他们就来到担任主攻的3营阵地上，听取3营的战斗情况报告，并现场观察了地形，原因找到了，是由于部队歼敌心切，夜间没有选好攻击道路，炮兵也未看清射击目标的情况下，就仓促进攻。为了确保再次进攻顺利达到目的，对主攻团排以上干部再认真地作一次战斗动员，军领导指出：一定要汲取教训，再进攻时要选好攻击道路，组织好炮兵火力，千万不要轻敌，在切实摧毁敌人碉堡和围墙防御工事之后，部队再发动进攻。当天下午17时，第二次突破战斗开始了。部队情绪高涨，通过猛烈的炮火准备，部队像一把利剑，沿着海河北岸直插进去，敌人的阵地一个个被攻破。为了抢时间咬住敌人，很多战士甘愿以身探雷，用自己的牺牲掩护多数战友奋勇歼敌；在沼泽地上难以发挥火力，战士们就用自己的双肩架起重机枪向敌阵地猛扫。通过激战，入夜时分，147师各团攻入市内，追至码头，俘获一个多团，货轮一只，追至新港，获弹药8个车皮，缴获铁甲车一列。17日下午16时许，塘沽追击战胜利结束。共歼敌3400多名。缴获各种火炮44门，重机枪18挺，轻机枪107挺，步枪1773支，军马300余匹和大量的汽油等军需物资。其余守敌乘船由海上南逃。

天津、塘沽解放以后，四十九军奉命参加警备任务。145师、146师进驻天津市，147师进驻塘沽市。为了使部队担负好恢复城市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以及工厂开工、商店开业、学校开课等任务，父辈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及时地进行了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很快调整、充实、健全了各级组织。

从1948年11月29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以我军伤亡3.9万人的代价消灭改编国民党3个兵团军、13个军、50个师（52.1万）、解放了北平、天津在内的众多的华北大片地区。

图为 四十九军军乐队前往庆祝天津解放祝捷大会。

注：49军军乐队原是国民党青年军207师军乐队，我军攻打沈阳时投诚，归编入我49军政治部。

【东野改称四野，大军挥师南下】

平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奉命在平津地区休整，准备积蓄力量，向中南进军。此时，遵照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颁发的《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东北野战军已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3月，四十九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建制。

图为四十九军军长钟伟。

【挺进中南】

1949年3月27日至4月5日，四野在北平九王府召开了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重点解决在全国解放在望的新形势下，一部分干部中的骄傲自满和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会后四十九军在天津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议，联系个人、班子成员的思想和部队的工作实际，展开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及必要的思想斗争。会上父亲就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关问题做了工作报告。这次会议对于统一思想认识、贯彻执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于纠正某些干部，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由于打胜仗而产生的居功骄傲情绪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起了重要作用，为进军中南，将革命进行到底，做了思想上充分的准备。

1949年4月7日，四野发出了挺进中南的命令。从4月11日到25日，驻平津地区9个军分3个梯队、3条路线向华中、华南进军。四十九军为第3路沿津浦路前进。7月在宜沙战役中攻克沙市和江陵，并乘胜渡过长江追击国民党军。时任四十九军政治部主任的父亲随部队到达湖南长沙后，奉命留在长沙162师待命。8月第162师调归湖南军区，原准备调父亲去湖南军区，父亲不愿去地方部队，想留在野战军。这时，衡宝战役开始了。

【衡宝战役】

衡宝战役又称中南战役，与海南岛战役、西南战役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后的三大战役，是横跨开国大典的唯一大战，是我军进军中南地区以来的首次重大战役，也是向中南地区进军的决定性战役。

衡宝战役历时34天（1949年9月13日至10月16日 ），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了湘南、湘西大部分地区，为尔后第四野战军主力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和第二野战军经湘西进军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华南、西南地区起到关键作用。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即百万雄师过长江，全国革命节节胜利。但在益阳国民党反动势力仍在作垂死挣扎。华中剿共总司令白崇禧从武汉退据湖南，手中尚有5个兵团，共20余万人，其中十一兵团和一零三军驻益阳，还有湖南保安总队长谢家驹亲自掌握的四县（益阳、安化、汉寿、沅江）联防指挥部及益阳保安团等地方反动武装。资水两岸一片白色恐怖，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迅速解放华南，第四野战军奉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于1949年5至8月以苍鹰搏兔、雄狮噬羊的凌厉攻势发起了汉洵江、宜沙和湘赣战役。攻占了武汉、长沙等大中城市，争取了张珍、陈明仁两个兵团起义，但始终未能揪住白崇禧的主力与之决战。

1949年8月2日第四十九军147师接上级命令从常德出发，飞速行军，于 3日凌晨4时抵达马迹塘对岸莲花坪渡口之后展开马迹塘战斗。这场战斗我四十九军147师击退国民党军九十七军、一零三军3个师，缴获敌大量枪支弹药及其它军用物品。这场战斗牵制了白崇禧部西逃，为衡宝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马迹塘战斗作为衡宝战役主战场最为惨烈的前哨战载入史册。这场战斗歼敌1000余人，我军牺牲300名烈士，这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前夜，为共和国解放事业英勇献身作出伟大贡献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衡宝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制定的。为了实现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第四野战军三个兵团和第二野战军两个兵团共54万余人，由第四野战军统一指挥，分东、西、中三路向“湘粤联合防线”展开攻击。具体部署为：

东路军以陈赓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四个兵团第十三、十四、十五军和邓华率领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四十四军及两广纵队组成，在陈赓统一指挥下，由赣西南直取广东，夺取广州担负东路战略迂回，切断敌人可能由海上逃跑的道路，而后十五兵团留粤，第四兵团沿南海边西入桂，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大的钳形包围。

西路军以程子华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组成，除第四十七军和湖北独立师位于湘西北之永顺、大庸以南，监视鄂西宋希濂集团，保障湘桂前线侧翼安全，并掩护第二野战军主力入川前的集结外，以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八个师负责西路战略迂回，从常德出发，取道沅陵，突破敌芷江地段的防御，而后直插百色、南宁，切断敌人西逃云南、贵州的战略迂回任务，与东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钳形包围。

中路军以萧劲光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第四十军、第四十五军、第四十六军，第十四兵团第四十一军，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九军组成，首先在湖南衡阳、宝庆地区展开正面攻击，牵制敌人，而后留第四十六军、第四十九军两个军于湖南执行工作队任务，其余部队尾敌进入广西，协同第十四、第十三兵团歼灭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

战略总预备队以杨勇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第十七军（含配属第四野战军作战的第十八军）组成，准备随时在湘南地区投入战斗。

兵分东、西、中三路向南兜击部署完成后，通过试探性的进攻，寻找白崇禧主力兵团的位置，林彪亲自指挥由6个军19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根据他要“敢于奔袭作战”的指示，父亲所在的四十九军推进速度惊人，把友邻部队拉下了一两天的行程，成为中路军的箭头部队。这是林彪有意露出孤军深入的破绽的一个险招，希望能以最小的代价吸引白崇禧的主力返噬，从而露形。

这一招确是一险招，第四十九军是久战之师，渡江以来一直穷追不舍地跟着攆着桂军屁股打，已有疲惫之态，该军主要由东北子弟兵组成，深入南方水土不服，酷热难耐，又不熟悉地形，而且还与后续部队脱节，一旦遭到优势兵力围攻，处境将十分危险。

白崇禧向以狡猾著称，被人称之为“小诸葛”，他过去与我军作战往往力求避免正面决战，以保存实力。此时的白崇禧集团还有一定的兵力和战斗力，是国民党残留大陆的一支战斗力较强，建制较完整的军事力量，并且士兵多为南方人，具有山地和水网地带作战的经验。

白崇禧召集其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分析道：“极度自信，这是林彪的老毛病。大战连捷之下，他已经忘乎所以，认为连连败退的我军已无还手之力、不堪一击了，以为有陈明仁部下带路就能轻车熟路、万无一失，竟敢轻兵冒进，在不知我方部署的情况下出险招走捷径。他的算盘打得精啊，是想一下穿越我衡宝防线，直取衡阳，歼灭我军主力，然后直扑湘桂边境，端掉我们的老窝，他太小看我白崇禧和20万精悍广西子弟兵了。我要在青树坪给他埋下绊马索。”

青树坪位于湖南湘乡县西南140里的群山之中，它是湘中通往湘南的必经之地，白崇禧先在湘乡作出大撤退的假象，然后命令已退守湘桂边境的桂军第3兵团乘夜色北进，在青树坪埋下口袋阵。白崇禧将前线指挥权交给桂军名将第3兵团司令张淦，告诉他：“张司令，你必须牢记快、猛、狠这三个字，这是当年四平血战制服林彪的要诀。”

当时的战场形势的确对白崇禧有利，一是四十九军伤病甚多几近满营，战马大量死亡。二是四十九军根据前线情报，以为白崇禧部已退缩湘桂边境，遂提速锐进，结果毫无防备地闯入了桂军在青树坪的口袋阵，遭到桂系王牌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围攻，一下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状态。

四十九军中伏的报告传到四野指挥部，参谋人员大惊失色，唯有林彪神色不变，他吃着黄豆说：“有钟伟在军中坐镇，四十九军就是一个砸不烂的铜豌豆!”这一次又是抓大鱼的时候了，钟伟和四十九军是鱼饵，钓鱼人是林彪。

父亲所在的四十九军在青树坪与白崇禧部展开激烈战斗；青树坪之战空前惨烈，在桂军的疯狂反扑下，我四十九军全体将士在不利条件下，浴血奋战，付出重大伤亡后，安全转出。桂军虽然取得了局部战斗胜利，但终于暴露了其主力位置。经此一战白崇禧认为逆转了战役的形势，坚定了他死守湘桂门户的决心。他下令集结所有主力于衡阳、宝庆两地之间待命，准备与四野决一雌雄。

看到白崇禧“小诸葛”上当了，林彪急令以第十三兵团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和以第十四兵团、第十五兵团组成的东路军分别占领芷江、粤北，从两翼突破敌“湘粤联合防线”，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云南的退路，同时令中路五个军靠拢作战，准备一举歼敌于衡宝战役之中。

经过为期34天的激烈战斗，衡宝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白崇禧集团47490人，其中俘敌38290人，（俘敌中将军长18名）毙伤7010人，投诚2190人，缴获各种火炮402门，汽车176辆，步枪、机枪13071支，战马1116匹，各种枪炮弹药100余万发，解放了大城市衡阳，县（市）城 28座。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南以来首次重大战役，解放了湘南、湘西大部分地区，控制了粤汉、湘桂铁路的湖南段，特别是歼灭白崇禧赖以起家的4个精锐师，大大震动了各线敌军，为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解放华南、西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就在这时，中南军区命令父亲随叶剑英南下参加广州市的接管工作与建立全新的人民政权，从此父亲离开了四十九军，也结束了戎马倥偬的生涯。父亲此时并不知道从此他将离开他所热爱并与之同生死共患难，浴血奋战近二十年的人民军队。

图为父亲保存的解放中南纪念章。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穿过的缴获的美式军大衣，现存他家乡无锡博物馆。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的军帽帽徽。

父亲的子女中，我和哥哥、大姐都曾经参军，我更是选择了军医作为终身职业、选择了军人作为终身伴侣。父亲暮年时，正值改革开放，许多人纷纷“下海”经商，有不少人给出优惠条件动员我也“下海”，对此父亲他语重心长地对我和我爱人说：“还是留在部队好……”，流露出对广州解放时他因为广州市接管工作的需要而不得不离开部队的遗憾。尽管父亲此时已经离开部队几十年了，但他内心依然是那么不舍和怀念。

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新中国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诞生了。从嘉兴南湖的一叶扁舟、“八一”南昌城头的枪声，到天安门广场的礼炮，二十八年风云激荡、浴血奋战，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浇灌的和平之花即将盛开。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征程还没有结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人民渴望和平，欢呼胜利，但也在看着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实现他们对人民的承诺：不但能够打倒、推翻一个旧中国，还能够建设一个新中国。

八一军旗永远飘扬！党指向那里，革命军人义无反顾就战斗到哪里！带着党和人民的重托，父亲即将回到广州这座与他的革命生涯关系匪浅的南方都会。他难以忘记“大革命”时期朝气蓬勃、革命歌声萦绕的五羊城，更无法忘记”四一五”的血雨腥风中他的师长、战友喋血珠江，他九死一生，离开了这座城市。二十二年转瞬过去，当年年甫弱冠、满腔热血和激愤的青年，已经在革命的风雨中成长为国家与民族的栋梁。现在，父亲本着参加革命、铲除人间不平的初心，也带着先死者功业未尽的嘱托他将回到羊城。

记录父母亲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本人水平有限，估计美篇编撰过程中有许多不足和不少笔误，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