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 · 进了村

流沙

　　1968年深秋的那一天，倒运的日子是真的到了，真的放任了自我，将命运彻底恶化，温饱病残全靠自理了，听天由命。屈从了扎根农村一辈子不得反悔，屈从了官府那成批次的远逐。那是远方，把诗意打碎的地方。

初插队时，男生被安排住进了二麻子家。人们都把她叫成了“二码子”，应该是方言所致。这是个七旬的老太婆，佝偻着身子，一身黑色棉袍系着个脏呼呼的围裙，目光不怎么友善的房东，相貌与慈禧太后几无二致。

她家院子的近旁散落着简易供销社、迷你保健站和小庙“弃暗投明”后的电磨坊。这个地界当属小村里最文明、繁华的中心地带了。这座老宅分为里外两个院子，里院高于外院。外院角落有个茅厕，还有几棵枣树、榆树，黄土地裸露着。里院很是讲究，沿阶而上便是进入里院那带有讲究的木结构垂花门楼。院内灰砖墁地，东、西厢房各五间，老人自住的是有五级台阶的三间大北房，一明两暗，一律的老式花格门窗，只有靠东的那间窗台上有几扇很小的玻璃窗，看样子已多时不擦了。我们分别住进了部分东西厢房，而西厢房的南端两间当作了知青的厨房，厨房的南边还有个精巧的茅厕。

这个小院我们一住就是半年，因为很少能见到古板而生疏的二麻子，对她以及小院的一些猜测便生出了许多疑问，更多的是神秘莫测之下的探秘冲动。比如：老人家在哪儿做饭？不见炊烟，不闻锅灶风箱的声响，三间大北房里从来没有任何声响发出，还有，东厢房的另外三间总是锁着，里面究竟有什么？

时间一长，知青们竟然都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老人躲在北房里居高临下地盯着呢，说不定在哪个窗格格的纸上就有观望的小孔，里面就是老人家那阴郁的眼睛·······

一天下午，不知什么原因，几个男生都没出工，不知谁发现北房的门上了锁，机会难得，于是我们决定对小院来个一探究竟。

院子里静得毫无声息，我们先轻轻地靠近东厢房的屋门，慢慢推开一条缝，我们沿着缝隙向里面张望，当适应了里面的幽暗后，最终看到的是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口厚重的棺材，两只板凳架着它，再看看眼前的这把老锁头，这里是个通往阴间鬼域的关口啊。

心跳在加快，像做贼。我们小心地登上大北房的石阶。 扒着堂屋门缝往里瞧，斜着能看到西边那间屋，昏暗的光线下，只见一座高大的彩绘木雕神尊，也不知它是个什么身份。下面的台案上是烧香迷信用品，闪烁着古怪的色彩，弥漫着悚人的气场。这么阴森晦气，这二麻子老人是人还是鬼？顺着门缝再向东边看，没门，只是隔断墙。我们又从东屋窗台上的小玻璃窗往里看，原来满屋都是炕，没有地面，也没有门，在与堂屋间的隔断墙上有个能容一人钻入钻出的方形洞口，难道出入就靠钻洞？为什么是这样？满腹疑狐的我们心头掠过一丝不祥之念。

就在我们面面相觑、心神不定之际，忽然发现这北房东边有一夹道，我们蹑手蹑脚地顺着夹道绕到北房的后面，刚一探身，头顶上方突然传来噗楞楞响声，猛抬头瞥见一只大鸟扑闪着湛蓝色大翅膀掠过房顶不见了，没有留下其他任何声响，惊得我们倒吸了一口凉气。回过神来再看这房后还有个狭长的小院子啊。北面是五米高的陡崖，崖面有些酸枣棵子，院子里还有几棵不太粗的树。估计这里已是多年没有人迹了，这处世外绝地被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惊扰了，我们相互示意点头，悄无声息地退了回来。

需要说明的是几十年后，知青北京聚会时提起了这次探秘，原来除了我们的这次，另外几个同学也发起了一次同样内容的探秘。两个版本，相互隔绝。

经过这番摸查，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又似乎意犹未尽。它还有秘密未被揭开，还有一种隐藏的力量在控制着我们，让我们不得逃脱。



后来我和房东老人有过一次聊天。那是个晴暖的下午，院里很静，高台阶上，房门敞开，老人独自坐在门口的破旧兀凳子上，佝搂着身子缝补着东西。老人的话难懂，但愿意和你诉说。我艰难地翻译着也没什么收获，却意外地收获了她老人家的馈赠：半个榆树叶窝头。老人是要我们知道她每天在吃什么，第一口我就服了：这不是人吃的东西！那暗绿色榆树叶散发的苦涩渗透了棒子面，令人喉头发哽，没法儿下咽。

这一年的冬天，村里天天晚上要到大队部开会，阶级斗争被鼓噪得正紧。因为前来开会的老汉、后生们各个抽烟，呛得你透不过气，活像进了烟筒。别的知青都去开会了，我却宁可独守这个神秘而可怕的老宅院。尽管大喇叭里点名批评：知识青年某某某，啊……出身不好还不来开大会…… 我依旧蜷缩在被窝里，静寂的夜空更让我警惕着任何微弱的声息：对面东屋里的棺材还会有什么幽灵游荡吗？古怪的房东老人是不是早已趴在窗户上盯着自己？是不是有个幽灵般的恶人正在偷偷地潜入了这个院子呢？……或许因为我的劳动表现实在、卖力，老乡们看在眼里，口碑自是传扬开去，大队的官员们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默认了我的例外。当然，关于大喇叭里对我点名是问，对我敢不去开大会十分不满的这件事，还是同学事后告诉我的，倒也是，睡得死狗一般，哪能听得见。

苦命，包括肉体和精神，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创痛。具体到插队，及至后来离开农村，直到重返北京，概括为浴火重生，并非妄言。插队至今50年，梳理曾经的一桩桩一幕幕，曾经的不堪与难忘，无不与失去自主权相关，没有了自主权面对的就是悲剧。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初开始知青灶有专人替我们做饭，后来由女知青担任。那个酸菜本已十分难吃，再加热做熟，强烈的臭抹布味儿直冲鼻子，宁可饿着。有一天，杨瑞昌和李黎明争吵了起来，很凶，都怨愤至极，疑似李黎明时值做饭，事后李黎明又委屈地大哭了一场。

我和王义刚住在小套间带帷帐的小土炕上，我的大木头箱子就压在灶台上，烧柴取暖已无可能。光板席子上一层薄褥子，戴上棉帽睡到半夜常因腿抽筋而疼醒，急坐起蹬踹按压也于事无补。孟昭林睡在外间大屋大炕的锅灶头处，晚上既烧热水又能取暖。第二天孟昭林嗓子痛，热炕烧得他周身闪着亮亮的油光。

1969年春节探亲后回到村里，没人做饭，有自带的熟食但没菜，刘起发现房顶上有几捆大葱，用长竿挑下一捆来，炒了一盆子大葱当菜吃。

那个时期，大喇叭里广播我国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可以昼夜不歇地绕着地球飞，并且成功地接收到了卫星向太空播放的东方红乐曲，振奋着全地球上的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晚上在二麻子家院里居然看到了夜空中的卫星在快速地掠过繁星，自西而东直到消逝，勾起了少儿般的想象：那卫星里的电唱机正在转动，唱针在唱片的轨道上拾取着那首百听不厌的音频……

几天后的晚上，大喇叭里转播“九大”召开的喜讯，在二麻子院里听得很清楚，这是件大事，但与我们插队的没有丝毫关系，我们是知青的名分，农民的身份了。起早贪黑就一件事：下地务农。

当天气暖和了以后，我们男女生都搬到了村东头的天主堂。是天主堂，不是传说中的天堂。在那里，锤炼我们人生的大幕渐次拉开，因迷茫而求索，因困苦而搏命，因无望而挣扎。

2018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