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洲二十年 徐鑫辉 作

半亩方塘

编者按：这是徐鑫辉同志所写的一篇回忆录。本文的内容真切翔实，词语生动隽永，读后耐人回味无穷。

为帮助读者理解，兹将有关历史背景作以简单介绍：1957年是个多事之秋。是年五六月间，《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随即，中央还发布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紧跟着刊登了响应的文章。作者被这一连串的“红色”风暴，“刮”到了一个相对贫困的山村——江西五府山的高洲，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艰苦之旅。

我在高洲二十年

作者· 徐鑫辉

正 文

1957年的一场场政治风暴，将我从地委机关“刮”到了上饶城南乡的五府山，发配在由上山干部组成的一中队（地市机关四百多名上山干部下放到五府山，组成五个中队，开发山区。1—5中队分别设在船坑、毛楼、范家坳、金钟山、甘溪）劳动改造。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劳动的考验，摘去了那沉重的“铁帽”，被分配到当时的高洲大队当统计员兼文书。

高洲是好地方。有着“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 “有山又有田，不愁吃和穿”的自然资源，又有“山外的山里，山里的山外”，靠近总场（横山头），交通便捷的地理优势，是人们向往的地方。

在时代的变革中，高洲又是区划变动最频繁的地方。在二十多年里，高洲的名称经过由大队、分场、共大农场、集体大队、分场的变革，先后有杨祖云、蓝祖英、黄新怡、方式宽、蒋成仔、虞 孝追、汪志昌、杨绍兴等八人在此担任党组织书记，还有十多名外地 干部在此工作过，但他们都像走马灯似的调离高洲，唯有我像移植的 树木，扎根成活，经受风雨，雷打不动，一呆二十年——从25岁到 45岁。这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二十年，是在此挥洒汗水奉献青春的二十年。

在这二十年，我的足迹遍山野

因为工作关系，我进驻过每个生产队，走遍了每个小村庄，走访过每一个家庭，熟悉当年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知道每家每户的生活情况与思想状况。我还攀爬过高洲的每一个山头，踏遍过每一垅田地，并在多数田畈地角劳动过。可以说，我的足迹踏遍了高洲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由于当时年纪轻，记性好，能够记住高洲每个人的名字，熟悉各个生产队的户数、人口、劳动力、田亩面积、 粮食产量，并能随时准确地口头报出这些数字，被人称为“高洲通”“活字典”。

高洲附近山区地形图

在这二十年，我在高洲洒汗水

我在高洲的那些年，经济体制是国营或集体，劳动成果与个人未能直接挂钩，职工（社员）劳动积极性并不很高，“吃官饭，打官鼓， 打破官鼓有官补”的“大锅饭”思想比较普遍。对此，基层领导除了思想教育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当时，我虽是受过处分（开除过党籍，工资降三级），有着“历史污点”的人，但我仍然是国家下放干部，仍然拿着比当地职工还高的工资，应该负有为国出力、为民谋利的责任感。想起媒体介绍的“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经验，决心做个不是火车头的“火车头”， 用行动去带领职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于是，我利用下村包片或包队的机会，与职工一道参加山上山下的各种体力劳动。

在山上，参加过植树造林、除杂育林、彻夜护林、“炼山”种苞米、铲苞粟、守野猪、摘苞粟等系列山活。

上世纪六十年代，因粮食紧张，各队被迫毁林开荒种玉米，队队都有玉米地，引来了野猪的泛滥，职工天天派人在山棚里守野猪。此时，国家未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职工利用设坑、竹吊、鸟枪射击等办法捕杀野猪，减少了野猪的危害。1964年，我给上海体委写过一封信，叙述了高洲野猪的猖獗，请他们派支射击队来打野猪，除兽害。

他们很重视，在玉米抽穗的九月份，派来六名射击运动员，带着猎枪 来到高洲，我带他们在磊石队的玉米山地上守了四个晚上，终于打到 一头四百多斤重的野猪，（费了很大劲，才将野猪抬到了他们的住地） 算是为民除了一个大害。为此，我写了一篇《上海射手打猎记》的稿 子，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

在田间，我参加过积肥造肥、播种育秧、栽禾耘田、喷洒农药、 收割打场、挑运公粮等农活，让我学会各种农活的基本功，也感动了当地的乡亲，鼓励了他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每年的“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是争分夺秒的战斗， 我都在所包的生产队，既当“引导员”，又当“战斗员”，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先把生产队长叫醒，请他吹哨通知大家出工，然后，我也跟着下田，干到晚上七八点钟收工，每天劳动十五六小时。晚上还要开会，布置第二天的双抢任务和具体分工，无比劳累。每年“双 抢”，我的体重都要减少十来斤。

1973年“双抢”时，我在下高洲包队。一天下午，我同该队几 位职工一道在田里栽插二晚，当栽到夕阳西斜时，一坵一亩多田的二晚，尚有一半未栽完，一名年轻的职工站起来说“太阳快下山噢！收工啰！ ”我也站起来说“春争日，夏争时，不栽完这坵禾，谁也不能收工。”这位年轻人很不服气，当即放下秧苗，走上田埂准备回家。 我说，你敢早退，我叫队长扣你的工分！这位年轻人甩出一句奚落、挖苦我的话，说“我又不是地富反坏右，你敢对我怎么样？ ”我说' “你如果不服，可以到总场反映，把我调走，但今天必须把这坵禾栽完！ ”这时稍微年长的职工周仕横说“徐会计的话是对的，应该听他的。他是脱产干部，不来栽禾工资照拿，他来栽禾不记工分，完全是帮我们出力，你还啰啰嗦嗦，太不应该！”周仕横的话引起人的共鸣，齐声叫着那位年轻人的名字，叫他“快下来，把这坵禾栽完。” 就这样，他终于回到田里，一起栽完这坵田后工。这次“早收工”的风波，那位年轻人的刺激，并未影响我忍辱负重的心胸，而是更加坚定与乡亲们一道把高洲建设好。
有一次，在上高洲，“双抢”，我主动揽下踩打谷机的重活，从早到晚，一天踩（打）岀稻谷十九担，让大家感到惊讶。而我浑身上下被汗水浸透，衣服外层现出了由汗水凝成的块块白霜。

1969年冬，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倡导大兵团作战，于是， 党支部召集各队群众，在上高洲河滩上开荒造田，实行两个六点，一早上六点出工，晚上六点收工。对这“两头不见光”的艰苦劳动，不少人有抵触，发牢骚，而我为了支持党支部的工作，始终坚持早上提前到场，晚上最后收工，让不少乡亲受感动，推进了开荒造田计划的实现。

在黄坞包队时，发现一片糯禾叶上有卷叶虫，需要趁着早上有露水时，喷六六六粉消灭。可因糯稻是高杆，喷六六六粉会湿透衣服， 身上会沾上农药，队里无人愿去干。于是，我不顾一切，在太阳出来前，背着喷雾器，拎着六六六粉，下田将所有糯稻都喷了个遍。职工们看到我一身湿透，一身农药味，无不称赞我“能吃苦”。

在垦殖场期间，实行大礼拜制，每月休息两天，个人的私事，家里的烧柴等事务，全靠早晚时间来打理。因此，我和乡亲们一样，在大礼拜天都上山砍柴，一天砍一千多斤，捆成十来捆，扛一捆回来， 其余放在山脚下，然后，利用早晚空隙时间扛回来。因为时间紧，走得快，总是汗水往外冒。

可以说在这二十年里，我的汗水与乡亲们的汗水洒在了一起. 共同挥洒在高洲大地的各个角落。

　在这二十年，我为人民倾心血

我的母亲，一生勤劳，舍己为人，帮助弱者，并常说“帮人是积德，应该多帮人”。母亲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1960年5月，我在西洋排包队，得知住在该队半山腰的职工周仕章身患急病，疼痛不止，立即跑到他家看望，看到他脸色苍白，痛得在床上打滚，他全家人急得无可奈何，我便提出送医院救治，但他们却犹豫不决，不敢表态。我怕延误良机，便将他背在身上往公路边跑，并命其亲属找平车，将他拉到甘溪医院治疗。到了医院，王柏龄医师诊断后说，是阑尾炎和肠梗阻并发症，需立即手术。医院没有血库，需要找人输血。我当即表态：我是O型血——万能血型，我来输。 王医师说你一个人的血不够，还要找人输。我便邀约在总场工作的好友程关森（血型为0） —起来输。老程立即来到医院，一同由谢亦英医生抽血，我抽200CC，老程身材高大，谢医生让他抽了300CC, 保证了手术的需要。抽完血后，略有头晕，但得知周仕章手术成功，脱离生命危险，不久便出院了，心中感到无比欣慰。
1969年，下放在上高洲的徐月华，生小孩时大出血，送到甘溪医院抢救，需要输血救治。医院的谢医师，知道我是O型血，九年前曾为周仕章献过血，特打电话对我说：“你髙洲又有一个叫徐月华的病人要输血，你能不能再帮点忙献点血？”我说：“徐月华和她丈夫詹道福都是高洲的下放干部，和他们都很熟，给他献血没问题。”于是，立即跑到医院，为她输了200CC的血，使她顺利地产下一个男孩，他们夫妇非常高兴，也表示感激。而我也算是又一次践行了母亲“多帮人 多积德”的遗愿。后来，他们为这个孩子取名詹永洲，即永远记住他出生于高洲的意思。这个孩子，后来很努力，上了大学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才。

我在奉献热血的同时，更多是用心用脑为人民做事。

为了解决分配中“大锅饭”的问题，我曾多次向总场建议施行“以产定工，以产定量”，实现多劳多得，多劳多吃的管理制度，得到了总场的采纳，修改了管理规章，调动了全场职工积极性，促进了粮食 大增产，被评为全区、全省的农垦先进单位。

在分场研究工作时，总是开动脑筋，深思熟虑，提出见解，常被领导所肯定。

在高洲规模最大的桥头队，常因分工不明责任不实，导致发展滞后。我在桥头包队时，与队长杨祖生、会计周立坤一道，用了四五个深夜，研究分组责任制，并立即实行，结果，当年就出现队里增产， 职工增收的新局面。

为了农业的丰收，我曾购买了一系列农业知识方面的书籍，并认真学习，用于实践。先后推行了冷浆田改造、精准灭虫、温室催芽、 湿润秧田、浅水灌溉、杂优制种等农业新技术，促进了粮食大增产。 因为我既能与职工共同劳动，又能在农业技术上做点引导，所以生产队长们都争着要我去包队。

为了表彰先进人物，我以黄坞队余吉义家庭为典型，编写了一份演唱词，组织文艺队伍上台演唱，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也起到了宣传先进典型的作用。

1968年，刚刚中学毕业的余盛海，是余吉义的独子，带头报名参军，在群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为鼓励独子参军的余盛海，我组织全队职工自带花生米、豆子、玉米花等食品，在队里举行欢送会，感动余吉义一家，开创了高洲为参军者开欢送会的先河。

1975年，分场根据中央强调发展经济的精神，蒋书记要我在路边显眼的墙壁上，书写发展生产方面的大标语。于是，我苦练写美术字的技能，购买了油漆、排笔，在上下高洲、西洋排等地墙上，用红漆书写“抓革命，促生产”！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等宣传标语，引起了不少人的围观。他们说，油漆写的红标语很好看，不褪色，能不能帮他们在门上写红对联，省得年年贴纸联。后经分场研究，决定满足群众要求，由分场买油漆，要我负责书写。于是，我开动脑筋，草拟了几百条对联词，然后，提着红黄两桶油漆，带着排笔、铅笔和长尺，上门为各家各户漆写红门联。先用铅笔画联框，在联框内涂红漆，待红油漆晾干后，再用黄漆写联语。 这个看起来简单的事，做起来不比干重活轻松。要整天弯腰站立，手提油漆，一手拿笔写，时间久了，颈脖僵硬，腰酸手软，疲惫不堪。 经过近一个月的连续奋战，终于完成了上下高洲各家各户门联的书写，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算是完成了乡亲们的重托，累而无怨。

在负责为新生婴儿办理户口登记过程中，受婴儿父亲的委托，曾为上百名婴儿取过名字。1960年秋季的一天，磊石队的方坚裕找我，为他刚出生的小儿子上户口，先报了出生日期，却想不出叫什么名字。 于是说“徐会计，你帮我取一个名字好吗？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并 根据他儿子属于“持”字辈和晚稻即将丰收的时机，给他取了一个“方持丰”的名字，他高兴不已地说：“丰收好，年年丰收，好！”回家之后他到处说徐会计给他取了个好名字，使后来请我起名字的越来越多。当方持丰被批准参军时，他还向我表示道谢，说我为他儿子，起了一个好名字，让他儿子成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在这二十年，我在高洲感受到温暖

在那难忘的岁月，我在忍辱负重，奉献青春的同时，也在体验人生，感知冷暖。高洲人民勤劳刻苦，正直善良，给了我难忘的温暖。

一是“徐会计”的称呼充满温馨。我在高洲的先后职务是统计、生产干事、副场长，从未当过会计，但大家都叫我“徐会计”，一直叫了几十年。不少人不知道我的名字，却都知道“徐会计”。十多年前，我重返高洲时，见到了下各（角）的徐永春，我说“永春你好！ ”, 他瞪我一眼，不知我是谁，我便自报家门"我是徐鑫辉呀，记不到啦？”他还是想不起来，我便说，我是徐会计呀！他立即反应过来，说“啊， 徐会计呀，知道知道，好久没有见你了，快到我家喝杯茶。”可见，“徐会计”已成了我的代号。

这个名不副实的称号，源于当年大队老书记杨祖云的赐予。他在 我到高洲不久的一次生产队长会议上，指着我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徐会计！”从此，高洲人都叫“徐会计”，没有一个叫老徐或徐统计的。杨支书不但向别人用此号介绍我，他当面也照样叫，常问：“徐会计，你有空吗，有个事想同你商量。”说明他是带着尊重的心态来称呼我的，让我感到其中的善意和暖意。

二是，一刀野猪肉暖人心。三年困难时期，我小女儿徐洁出生， 因她妈妈在生她期间，吃不到一块肉一个蛋，严重缺乏营养而没有乳汁，饿得不断啼哭，只有用婴儿不爱吃的米羹来充饥。这时，磊石队长阙三春打到一条野猪，我闻讯跑到他家，想买几斤野猪肉，作为妻子坐月子的唯一荤菜。在阙队长家，围着一群人等着买野猪肉，他见我也来了，打了一声招呼，随手砍了一刀野猪肉（大约两斤多），递到我手上，我将两张十元钱的钞票交给他，被他挡了回来，我便将钱塞进他的口袋里，他又掏出来塞到我口袋里，并说“我知道徐师母做产母，这点肉不要钱，送给徐师母吃。因为要的人太多，只能给你这一点，不要见怪。”我顿时感动得无言以对，提着这刀野猪肉往回走。妻子知道情况后，不断夸他真是个好人好队长。多年之后，想起这件事，特通过邮局给他汇了200元钱，以示谢恩。阙三春收到钱后， 心情激动，带着土产来家看望。从此，我们成了经常来往的亲人。

三是，我的孩子未被歧视。我在高洲的那些年，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家庭成分，出身历史，成为识别人的标尺。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受到人们的歧视是正常的事。徐潭分场钱茀（曾错划过右派）的儿子，在当地小学读书，被同学骂为“老右派崽子”，钱的儿子气愤不已，打了那位骂人的同学一巴掌，不想， 放学之后，被打家长跑到钱茀家发泄：“你这个老右派，自己没有改造好，儿子又成了打人凶手，看你怎么交代？ ”钱茀连连表示道歉， 并不明真相地把儿子痛打了一顿。他儿子受气又挨打，深受委屈，当即离家出走，跑到一山上自缢身亡。钱茀一家，呼天号地，痛苦万分。 这场悲剧，令人震惊，也令我忧愁，生怕它在自己儿女们身上重演。 不想，我四个孩子先后在高洲小学读书，从未受到过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与同学们亲密相处，愉快生活，健康成长，说明高洲人的友好与善良。

四是，我在文革中受到过乡亲们的保护。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像十二级台风吹向全国，也打破了五府山的平静。高洲周围的总场、共大、船坑的造反派，风起云涌，到处“破四旧，立四新”，批斗“牛鬼蛇神”的热潮。全场被划过“右派”或 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一个个被揪出批斗，或陪“走资派”挨斗，甚至戴着高帽，挂着木牌，敲着脸盆，到各地游斗，受尽了人间侮辱。而我却在高洲乡亲们的保护下，躲过了这一劫。

1968年9月，以共大农场武装部长方坚文为首的“95”战斗队，在高洲显眼的墙上张贴公告：x月x日，在高洲晒谷场批斗老右派徐鑫辉，希全场职工踊跃参加。

我爱人看到公告后，吓得胆战心惊。杨祖生、刘江兴、陈绍清等生产队长闻讯后，邀到一起，跑到方坚文家中，责冋：徐会计这样好的干部你都要批斗，你有没有良心？你若敢批斗他，我们就邀集全场职工批斗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坏蛋！吓得方坚文哑口无言，脸色铁青，老老实实地把贴出的“公告”撕了下来。一场批斗闹剧， 以此收场。我在文革中的险关，顺利渡过。

五是，高洲人的不变情谊令我感动。离开高洲后，历届领导，特别改制后的两届村书记周仕根、周立祥，一直与我保持通讯联系，相互问好。2004年，高洲村委会大楼落成，村领导登门邀请我参加落成典礼并剪彩。到场发现，我是上山干部参加庆典的唯一代表，心中感慨万分，原来村里真是把我看成是不在高洲出生的高洲人，心中有说不出的暖意。

出于对高洲的念想，曾多次故地重游。每次到高洲，村里都热情欢迎，盛情款待，村领导还陪同走访。每到一处，乡亲们都像来了贵客一样，全家人出来迎接，请我进屋坐坐，或留我吃饭，或拿到土特产送给我，就像到了亲戚家一样。更让我感动的是，离开高洲四十年， 仍有不少象杨志糯、孙松财、周立荣等乡亲上门来看我，足见高洲人重情重义，友谊长存。

为了感谢高洲人的厚爱，我趁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参加工作70周年，调进高洲40周年、落实政策（错案平反）40周年之际，于当年10月2日在葛山坞一家农庄，请了六桌客，酬谢当 年的老朋友、老乡亲代表和村干部，以表对高洲乡亲的感恩之情。

如今，高洲人民在历届党组织和村委会的领导下，经济快速发展，生活不断改善，村貌焕然一新，未来前程似锦。

祝高洲的未来更美好，

人民的生活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