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为什么骂我是“流氓”

xingyi

《学耕地》 邢仪画 布面油画

时隔几十年后。几位插友在一起聊天。一位大哥发问：你们在队里时为什么骂我是“流氓”？于是便引发在场几位当年的学弟学妹一阵哄笑。

话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学校初六七（初二）和高六七（高二）学生插队的主要方向是陕北延安。我和我们班另外两个女同学商量：我们的要求不高就是要插就插在同一个队。为什么呢？因为在文革时我们在一个战斗小组。其实我们这个战斗小组共有五个女生。这五人里有原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和课代表。十五岁的我们不知好歹地在文革一开始就贴出大字报：“坚决支持校党委！”我们成了保皇派。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独特的时尚追剧。是非曲直却要留给后世评判。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诞生地。那时如果能成为红卫兵的一员是多么光荣的事！但结果可想而知，红卫兵是不带我们玩了。当然，我们的出身可能都有瑕疵，即使不保皇也肯定通不过红卫兵组织的外调审查。我们只好自己跟自己玩，成立一个五人战斗小组，时不时写几张稀里糊涂的大字报。大白天不敢贴，往往是趁黄昏，几个人做贼似地提着一小桶浆糊，照准校园里大字报栏上的那些个已经发黄的不是新贴的大字报，把我们的盖在人家的上面。我们写的都不长，顶多四、五张纸。等到白天我们路过大字报栏时，全都低头紧过，心慌意乱地快步跑开。如果有人不自觉，把我们刚贴的大字报立马给覆盖了。我们会嘴里嘟囔几句，心里却好像如释重负。

清华附中的运动经常让人一惊一乍。有时在大家都熄灯睡觉后，突然大喇叭一声炸雷：所有人都必须到教学楼前集合。或传达最新指示或有阶级斗争新动向。清华大学里的派性斗争更是如火如荼。我们五个人还能干什么呢？大学校园的“水木清华”成了我们的好去处。早上我们从食堂多买两个馒头，每个馒头加点咸菜丝，用纸包好放在书包里。然后一行人鱼贯来到水木清华园。我们背靠苏州园林的西湖石。面对开满塘的荷花池。开始了一天的小辩论。往往针对我们中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其他人轮流发表意见或展开批判。被批判的人低头不语。另外四人说得口干舌燥。直到太阳西斜。那个“倒霉蛋”终于抬起头，咕囔一句：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把其他四个女生气得鼓嘴瞪眼，只想跳脚。

我们五个人中有一个最革命。大家无论怎么央求她，说五个人要在一起插队她都不动心。她实在等不及地要与工农兵相结合，是最早一批去插队的。还有一位是独生子女，留在了北京的工厂。所以，去陕北的就剩了我们这三个战友。

记得是在出发延安前，学校贴出了分队名单。一看，我们被分到的那个生产队共有十三个学生。有高二的，也有初一的。反正是一个也不认识。但是我们三人在一起这就好了。那时一点多余的想法也没有，单纯到傻乎乎。

直到大队人马到了延川县的关庄公社。我们才看见和自己一个队的同学们都是长的什么样儿。一位高中男生是我们队的知青小组长。这时，公社书记走过来说：“你们十三人要去的那个队是离公社三十里地的沟掌（沟底），很穷。现在你们可以提出换队。我们另外安排你们去一个富裕点的大队，还可以离公社近一点。”闻听此话。我们十三个人好像商量好了的，异口同声地喊起来：“坚决不换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越是艰苦的穷队我们越是要去！”

当我们在生产队扎下来后才知道，其实让这样的穷生产队安排知青真的是很难为人家。我们队几乎没有川（平）地。村子在一条小沟的沟底。也就是再往前走就没路要上山了。村子中间是一条小溪，小溪分开两半山。男生窑与女生窑分别在对面的半山腰上。好比是现在城里的两座高楼隔窗相望。我们的灶房设在男生窑里。一来男生人少，在他们的后窑掌做饭还有点空间。二来男生不太讲卫生也就不在乎灶火烧出的黑烟会熏了被褥。三来男生窑边上住着位无怨无悔为知青烧火教做饭的独身大叔。所以我们从女生窑出发去对面山吃饭，虽然距离不远，却要下山，过小溪，再上山。生产队的会议也爱在男生窑里凑热闹，或者在大叔的窑里开。晚上经常闹到半夜。

那天我们八个女生躺在炕上听着对面山对面窑正在开的小队干部会上传来的噪音。“嘘”，一个女生说：“你们听他们在说什么？”大家静下来细听，那边的声音在这样的深夜像是加了扩音器。其实小山沟里的两半山腰直线距离真不长。也许，男生在隔壁窑睡觉都听不见。声音却直冲着对面山的我们的窑，清晰得不可思议。生产队长说：“咱们队一下加了这么多张嘴。咱们的地可是没有加。上边也不许开荒，要是能开荒嘛还好说”。另一人说：“女知青的工分不能定得高了。出早工加半分，不出早工一天6分。”

我们都气坏了，纷纷在炕上坐起躺下，一通乱嚷嚷。这才知道，人家老乡并不欢迎知青，人家是没法子，政策下来非让接收知青，知青可是来抢吃他们本来就不多的口粮的呀。

自从那晚，我们好像都突然多长了些心眼。表面上看起来的事和人，往往不全是你看到的那样。不出意外，队里规定女知青一律每天6个工分。当然不能把偷听来的话拿去找队长理论。女生们倒是更加卖力气了。与男人干一样的活，挑担子拼命往筐里加份量，以至于有人被担子压得边走边哭也不放下。我们参与队里的一切工作，生产、生活和经济财会。我们当赤脚医生，当饲养员。我们办夜校扫盲班。我们轮流在村里的小学教书。我们村知青从不没事串村。一年365天，能干活时绝不会偷懒。大家反而把轮流做饭的工作，当成没负伤却下火线般极不情愿。由于工分低分值少，我们女生在第一年秋后算账时，为了分到下一年的口粮，虽然干了一年活，却要上交队里三十多元粮钱。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我们同班的三个朋友互相支持着生存。当然，我们也很快与同队其他高中生和初一的学弟们，融合在一个知青大家庭中了。

延川县关庄公社前楼河大队插队的北京清华附中学生在场院里搓玉米。

那是一个夏季的傍晚。我们收工回来爬上山坡准备去男生窑吃饭。一上坡就是主家的茅厕。老乡家的茅厕都修在院子外面。其实也算不得修什么，只是用石块垒砌成半人高的三个墙面，没有门。所以女生往往需要搭伴，一人方便，其他人瞭望放哨。我们三人进了茅子。这时，我们中的她，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小纸条递给我俩看。展开一指宽的纸条，上写：“你做我的女朋友吧。”或者“你嫁给我吧。”这两句话到底是哪个？我们经常为这个争论，但是总没有定案。下面的签字是高中大哥。我俩心下一惊，真是万万想不到的事。嘴里的“好哇！？”还没出口，却听见她已经在一边嘤嘤地哭泣了。现在想来，一个女孩子第一次接到男生的求爱信，心情肯定复杂，不管是喜是惊？用哭泣表现一下呗。可是我们俩坚信她是不愿意，否则不会哭呀。两个傻丫头就这么简单武断地往下判案：你向人家求爱人家不愿意就是对人家的侮辱。对一个朋友的侮辱也是对我们三个朋友的集体侮辱！

我们走出茅厕。正看见高中大哥自下爬上坡来，碰个对面。待与他擦身而过时，我把脸一侧，狠狠地甩了三个字：“臭流氓！”大哥似乎一惊。我们的老二接着又是一声：“臭流氓！”大哥忙把头低下，并不回嘴，仓皇而去。大哥肯定意识到这是他自己写的纸条的报应了，他没理能回敬我们呗。

马上，在女生中都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八个女生会排着队地骂他八句“流氓”。前面提到我们在村里当赤脚医生的事。一天，高中大哥叫住我说，谁谁家的婆姨难产，我不方便去，你去给她扎针，取穴是：肛门和生殖器之间的那个穴。我一听更觉得他流氓了。那个位置明明可以说尿道口为什么非说生殖器呢。所以，我是怎么看这位高中大哥怎么不顺眼。然后，比如知青围在院子里开会时，我就用树枝在土地上给他画漫画，引得周围人哈哈大笑。唉！高中大哥为这件事真是受尽了我们的侮辱和啐骂。

《地头午饭》 邢仪画 布面油画

这件事接下来的发展是：北京干部老石汇报给公社说我们队有知青谈恋爱的动向。

在我们插队的第二年，北京市政府给陕北知青派来了北京干部。我们队的北京干部老石对我们知青非常关爱。他每次回京都要拜访到队里所有知青的父母，并且不辞辛苦大包小包地背回来家长给孩子的各种吃食。我在另文中曾记述过老石对我的恩情：生产队准备发展我入党并向北京发出外调函。当老石拿到我父亲单位发来的黑材料时，老石竟然冒天下之大险，把材料偷偷藏了起来。所以我才能顺利入党和上学。自然这些事都发生在后边。当事情还没有来时，你真的不知道谁会对你有恩，谁会对你背后下手。

但是此时此刻，我们不明白也不满意的是，老石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汇报上去？真是吃饱撑的，多此一举。

我们俩当面质问过老石。老石支支吾吾说，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上面要求的。我们俩认为老石去公社汇报闹得沸沸扬扬。已经对我们的同学造成了精神压力。这件事完全不必小题大做。我们和老石谈崩了。我也不再理老石了。吃饭时不理他。路上遇见把头扭一边。整整两个月心里挺别扭。但是在这期间，我发现只有我一人这么极端，人家别的知青与老石该说，说。该笑，笑。我还发现我们的同学她，也好像对那位高中大哥并不太有恶感。于是有个念头闪显在脑际：这件事从头到尾与我有多大关系呢？从头到尾我的判断就一定对吗？我非说高中大哥写纸条就是流氓。我非怪罪老石的汇报不依不饶。我到处树敌，这是何苦来的呢？想到这些，我的心慢慢柔软下来。

一天中午，我准备过小溪去对岸。我踩上小溪里的石板后，抬头一看，老石也正从对面踩过来，已经不能后退了。当我和老石在小溪中央会师碰面时，我说：“老石，咱们说话吧。”老石马上愉快地答道：“我也正想这么说呢。”

几十年过去，高中大哥和我们早都各自有了婚姻和生活。已经变成老头的大哥这才装得非常委屈地嚷道：“我当年是一个年轻小伙，我长得也挺帅，我为什么没有权利对一位心爱的姑娘表达爱意呢？我怎么就成了流氓呢？”

大哥得理不饶人，每次聚会见面都要这么嚷嚷一遍。我们赶紧陪着笑脸道不是。说：“给大哥彻底平反了。”大哥说，当年我写了那个纸条，心里慌得不行，怀里像揣着几只兔子。你们骂我是流氓，我也觉得是做了丢人的事。你们忘了吗？为了不让你们再骂我。我那时正在村里教书，学生家长送我了一块羊肉。我赶忙包成饺子，请你们大家来学校吃。你们不是都来了吗？你们不是都吃得挺高兴吗？可是，你们吃了我的饺子，出门又骂我是流氓。是啊。设身处地替当时的大哥想想他也不容易。为了那么个纸条，挨着全体女生的骂。而他没有回骂也不能回骂，不能解释也解释不了。他没记恨我们，他是觉得我们都是小学妹，傻丫头，不解风情罢了。现在老了，倚老卖老。又被一帮年纪不小的学妹围着道歉，说好话，也挺享受。哈哈。

在那动荡苦涩的年代，我们走过了自己的青春。那时的我们清纯又傻帽。我们似乎不懂爱，不会爱，不敢爱，甚至咒骂爱。但那是表象。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质都有着对朋友对人生和对世界的最深情的爱和宽容。这样的本质连接着人与人，连接着世界万物。并且让我们真诚地走到今天。

《二百首》 邢仪画 布面油画

邢仪文

2021年七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