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姚

晨曦初露

　　今年五月一日上午，趁着“五·一”假期的空闲，我携家小前往乡下看望年事已高的母亲。从去年年底开始，母亲就呆在弟弟家。弟弟家的前面是安溪河，河水常年清澈，游鱼细石，一览无余。河对面是通往靖安和奉新的省道修奉线；门前场地前边是村里用水泥铺设的一条乡道，左边通往龙港水库，右边通往杨林苗圃场和南坪村。房屋周围树木葱郁，绿草青青，一到春天，乡道两边和坎下便会长满野花、刺泡和小竹笋。“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一夜好风吹，新花一万枝”便是此时此地的写照，这里环境清静幽雅，是修身养性的好去处。

　　汽车在上午11点到达弟弟家，放下行囊后，我便带着侄子前往乡道两边寻幽探胜和采摘刺泡去了。一路上，我们东寻寻，西找找，一路朝东，竟然连一个刺泡的影儿都没有看到！是不是长刺泡的季节过了或是季节还没有来到？亦或是去年下半年村里派人清理道路两边遮挡路面的杂树时把刺泡树给清理掉了？带着满腹的惆怅，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老姚的“住处”。

说是“住处”，其实就是用杉树皮和水泥瓦做“屋顶”，白色塑料布做墙，简单搭建而成的“小屋”，小屋进深大约两米多，上下高度大约一米左右，傍着公路砌在大树树荫下。

　　老姚是个年逾花甲的单身汉，听说是湖南人，好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到江西修水谋生的。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姚，于是便称呼他为“老姚”。老姚先是住在杨林苗圃场的一所破旧不堪的公共宿舍里，那房子是用黄泥巴土板筑而成的，地面凹凸不平，当时有几户苗圃工人也住在那栋房屋里。老姚力气大，人也勤快老实，要求别人支付的工资又不高，当时苗圃场培育树苗火红时，急需他这样的劳动力，所以大家与他倒也能和平共处。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之后，全国的树苗培育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杨林苗圃场不再需要大规模培植树苗了，场里多数正式工人都调到其它乡镇或者跑到县城谋生去了，剩下的一些临时工人和部分正式工人把土地改种水稻，他们也不再需要其他劳动力帮忙做事了，于是，老姚失业了。失业之后，老姚便到山上砍点柴火卖点零钱或是帮着附近的村民干点农活挣点工资来维持生计。

　　我第一次见到老姚，便是在弟弟家。那一天，弟弟请他干农活，割稻子。老姚做事很卖力，从不偷奸耍滑；但是他做事速度较慢，而且很不要好，总是穿着一件蓝布衣服，做完事后在吃饭和休息时总爱打着赤膊，身上还会飘出一股较浓的汗臭味。对于他的缺点，我们一家人已经习惯了，对他倒也没有多少嫌弃的意思，还时不时地在背地里夸赞他厚道的品行。

听弟弟和弟妹说，杨林苗圃经济萧条之后，老姚也曾经到沿海地方打过几年工；回来之后，又在杨林苗圃呆了几年。可是，他性格古怪，好像有点精神病，经常跟邻居起冲突，加上他那不讲卫生的习惯和有点猥琐的形象，终于让他的邻居们忍无可忍了，他们不想再跟老姚做邻居了。最终，他们一合计，便把老姚赶出了杨林苗圃的居住地，任其自由飘零。据说，这件事发生在七八年前，那时我早已来了县城工作。老姚被杨林人赶走之后，那时没有任何人去接纳他，给他一个住所。为了生存，他只好在弟弟家上游六七百米的路边树荫下，用杉树皮、水泥瓦和塑料布简单地砌了一个“家”。几年前，我到弟弟家小住，散步到那里看到他时，他身穿一条黑色的裤子，打着赤膊和赤脚，坐在“家”门前那石头做的凳子上，露出黑铜色的躯体，脸色尚好，对着我露出了几丝笑容。当时，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在没有被邀请的情况下参观了他的“家”：门口摆着一个木制马桶；再往里走是“厨房”，靠着马路的墙壁边用石头砌着一个灶台，靠着灶台有两个三角形的铁架子，铁架子上分别放着一个铁锅和一个钢筋锅，旁边木板上摆着几个碗，碗的旁边放着一壶快用完的精炼油；最里面是“卧室”，地上用石头做支架放着一张铺板，铺板上放着一床被子。“卧室”和“厨房”的屋顶盖的是杉树树皮和水泥瓦，周围是用白色的塑料围成的，勉强可以遮风挡雨。靠着“家”的马路边码放着两堆木柴，上面用水泥瓦和茅草盖着。

　　参观完老姚的“居所”，心里便很震惊：在如今这么高度发达、高度文明的社会，怎么还会有这样愚昧落后的“原始居民”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是三令五申要求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不让任何一个人陷入贫困之中吗？当时回到弟弟家，我便问弟妹个中缘由，她说她也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管这事。只知道到了下雨天和河水浑浊的日子，老姚会过来家里挑一些饮用水，有时还会向弟弟、弟妹借点钱；弟弟看他可怜，有时会把穿旧的衣服送给老姚。

 

　　这次“五·一”放假回去看望母亲，借着采摘刺泡的机会，顺道又一次去“拜访”老姚，却发现人事已非：房屋倾颓，“卧室”全然倒塌，“厨房”上面只剩下两块残缺不全的水泥瓦，老姚也不知何去？看到此情此景，不禁悲从中来，莫非老姚已死？带着满腹的疑问和忧伤，我回去问弟妹：“老姚怎么不见了？是不是死了？”弟妹告诉我，老姚并没有死，他被黄港派出所送到位于渣津镇的修水安康精神病医院治疗去了。她说，近几年以来，老姚已经没有多少劳动能力了，他的吃饭问题一直是政府帮着解决的，他是黄港派出所的扶贫帮扶对象。每年，派出所会定期派人给他送米、送油、送钱，帮他解决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曾经有两次，派出所送他去黄港敬老院居住，可是他都跑了回来，仍旧要住他的“小屋”。由于老姚神经上有问题，曾经跟原住村民闹矛盾，为了彻底解决老姚的生存问题，扶贫单位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在去年年底把他送去修水安康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了。

　　为了了解老姚在精神病医院的生活状况，5月4日上午，笔者特意驱车前往修水安康精神病医院看望老姚。到达目的地后，我询问了正对大门口的药房中的一位女同志，问她这里是否有这样一位姓姚的精神病人。她告诉我是有这么一个人，具体的情况她不清楚，要我去问主治医师。找到主治医师，我告诉了他我的来意，并说我想见见老姚。医师告诉我，精神病人不能随便见人的，除非我是他的亲属；病人的病情也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因为这涉及到个人隐私。不能见到老姚，我便只好向这位主治医师了解老姚在这里的医疗费用、吃饭、穿衣和个人卫生问题。他告诉我：老姚在这里的一切医疗费用都由政府负担，吃饭统一在医院食堂吃，医师会要求病人定期洗澡，这里的每个精神病人的日常起居都有专门的医护人员负责……

　　在回来的路上，我感慨万千，如今的社会真是好，贫困落后的农民和市民有党和政府帮扶，就连老姚这样的流浪汉也有人管，有人帮扶！在旧社会，乡村和城市的叫花子和流浪汉比比皆是，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解放后，社会上的叫花子和流浪汉明显减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了让全国人民彻底告别贫困，2015年，我国党和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开始明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口号，要求全国各地确保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修水县是国定贫困县，经济基础薄弱；但是近年来，在国家和上级党政的大力支持下，在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下，党群合力，终于在2020年顺利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流浪汉老姚的脱贫和停止“流浪”就是该县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的一个生动缩影。

晏建军

2021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