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为上海弄堂唱一支忧伤的“挽歌”

繆新亚

寒假期间，曾陪着念高中孙女完成了一篇题为《上海弄堂文化初探》研究性课题的作业。陪着她走访了上海的众多的弄堂，也和她一起查阅了许多弄堂资料，一起讨论弄堂文化。她的作业得到老师好评，还在学校走廊上进行了展示。事后，她很高兴，颇有几分自得，很快学习压力冲淡了她的成就感，很快就淡忘了。

老年人就不一样了，许多东西，让我不能释怀，好像在我记忆窠窖的原料中投入了新的“酵素”——因为之前我写过一些关于弄堂题材的文章，也算是存放在记忆深处的一些“原料”，现在，它们互作用，将“原料”转化为精神乙醇——酒。到底让我入心沁肝，遣兴起愁起来了。

有人说，上海人没有乡愁，这不对！我要说，弄堂是上海人特有的“乡愁”。

乡愁本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愁绪，文人墨客把它化成一个个意象，场景，普通百姓则把它化作心里永不磨灭的符号和印记。能代表上海人乡愁的符号和印记非弄堂莫属。

关于上海的弄堂的数字，没有权威的统计，有人说老上海弄堂过万，但我手头有一组关于上海弄堂数字变迁的资料，说是老上海曾经大约有9214条弄堂。到了2000年，弄堂的数量只剩下2560条。又过了13年——到了2013年，弄堂的数量只剩下1490条了。

经过几十年的城市改造，特别是经过2021年上海旧改攻坚战的关键年，又有众多二级以下的地块在地图上被抹去，许多弄堂也随之消失，随着旧改结束，弄堂数量一定还会继续做着减法。这也许正是“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的必然结果，是事关民生的好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对于生在弄堂，长在弄堂年愈的古稀老汉，不免有一丝感伤与黯然。

弄堂，是前100多年里上海人生活之地，它孕育了几代人，它是上海近代城市文明的见证，说它是上海人的根——此言并不为过，著名本土历史学家熊月之说过：“可以说，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更没有上海人。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弄堂构成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说到城市文化，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最为著名，虽然他们写的是京城，但算得写城市文化的翘楚之作了。古人从来就有“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说法，而且，以上2位是把城市文化当作大规模的“诗”来写的，因此后人所写城市文化难望其项背，虽见过太多写城市文化的文章，却都难以超越“二京”“两都”。我见过有人写过《上海赋》，然而世所不传，不免有憾，却从未见有人写过《弄堂赋》，也许弄堂原就是烟火气、市井味最浓的地方，只适合以俗话俚语，插科打诨的样式写之，就这样吧：当弄堂逐渐逝去，成为老一辈上海人风中残烛般的的记忆，飘飘忽忽，星星点点，随时都会灯熄火灭，不复存在，那就为它唱一首忧伤的“挽歌”吧。

挽歌原是写给死者的诗歌，滥觞于春秋之时，到了六朝，唱挽歌成为一时之风。挽歌也冲破了送死悼亡的羁绊，赋予挽歌以全新的意义，挽歌再也不局限于对死者的哀悼，而是通过对行将消失的事物的存在意义进行揭示并展露出来——因为人们只有面对生命的消失和死亡，才会知道并明白存在的重要。我想现实中弄堂的物理形态正在逐渐消失，但我担心弄堂的精神形态会逐步淡化乃至消失，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了，也许物理形态的弄堂绝对不会消失——只是越来越少，少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精神层面的弄堂已经不复存在。

虽然我们留下了一批经典弄堂、红色弄堂。好在我们还有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其间也会留下一些弄堂的。

我们再也找不回那种身居容膝之地，闲适绻缱的感觉了；再也听不到弄堂里各色商贩悠长拉调的叫卖声和小孩蹿来蹿去、游戏的嬉闹声了，也感受不到那种邻里和乐、謦欬相闻、饭菜互稥的感觉了——因为只有这才是充满烟火气、市井味曾经上海人的生活状态——这样的弄堂已经“死了”，我要为弄堂唱一支忧伤的挽歌！

不觉想到了陶潜的一首《挽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诗人假设自己死后的遗憾是“饮酒不得足。”我辈的遗憾是“弄堂不再存”——我希望用挽歌独特的悲哀情调和凄丽的美学效果，表达对弄堂文化消逝的咏叹。

有人说，生态决定文化，此言得之，从前弄堂的生态不复存在，从前那种弄堂文化何以存在？消失的终究已经消失，不能复活，，也无法再现，也只就能唱唱挽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