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为纪念母亲一百寿辰而作

爱敏

母亲年轻时 　　我是母亲最小的女儿。 记得四五岁时，我就像母亲的小尾巴一样，常跟着母亲出入岐山邨弄堂。弄堂里的阿姨孃孃都说我长得像妈妈，还总是将母亲衣服上的彩色圆点说成弹子糖来逗我。母亲人缘好，见了谁都要说两句，有时走一条弄堂竟花上半个多小时。 有一次，母亲抱着我上墙从窗户看里弄办的幼儿园，还问我是否喜欢，我说喜欢。此后不久，我就进了幼儿园。后来这个幼儿园搬到我家一楼，上下园可方便了。 我们的童年时代，读书是不需大人操心的，轻轻松松就以优异的成绩读到了小学毕业。 那时我才小学一二年级 　　我小学毕业正好文革开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看到了母亲的另一面，她是个外柔内刚的坚强女性。里弄里天天有抄家、批斗会。看到那些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弄堂里的男女老少都只能大气不出地在一旁看热闹，但母亲却经常站出来为邻居说公道话。记得一个夏天的傍晚，一群野蛮的不明真相的人因母亲讲了公道话推搡着柔弱的母亲，说是要送母亲去公安局，有的人还吐口水、扔石子。我当时吓得心砰砰直跳，可母亲却若无其事地走在去公安局的路上。 文革时的母亲 　　母亲还是个十分民主的、善解人意的人。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母亲尊重我们子女的个人意愿，毅然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农村，自己独自担当起照顾体弱多病的父亲的责任。她还常常给我们三个分别写信。母亲的信朴实细腻，我很喜欢看，每次总要看上两三遍。　 　1974年，上海有政策，身边无子女的家庭可以调回一个。母亲就写信给我，说考虑你哥哥的身体状况，我们想把你哥哥调回上海，问我有没有意见。我写信告诉母亲，只要哥哥能调回上海，我一辈子在江西也心甘情愿！不久，哥哥调回了上海，我也进了江西抚州师范学校读书。没有矛盾冲突，没有争执吵闹，家庭大事在母亲轻松自如的运筹中顺利解决了。 农村插队回家探亲 　　母亲对子女的爱也是很特别的。她从不花言巧语，也不太有柔言细语，她的爱是那样直白，那样实在。 记得1975年暑假，我和尧定开始谈朋友。母亲对我说，你们还没工作，结婚要过几年吧？我说，过五年。母亲想了想又说，你门条件差，以后亭子间一套家具就给你吧！虽然五年后结婚时，我们自己在江西做了家具，不再需要亭子间的家具，但母亲这份厚礼沉甸甸的，一直深深地珍藏在我的心底！ 1980年春节前夕，我要结婚了。那是个寒冬的早晨，年过六旬的母亲刚从菜场回来，匆匆放下菜蓝，就外出了。两小时后，母亲拿回一对高脚痰盂，说是排队等开门，买了给我结婚用。当时我真的深深被感动了⋯⋯ 从上海到江西又回到上海，其间搬家无数次，这对痰盂一直跟随着我。现在一只已损坏，另一只还在我家里，每每看到它，这些往事就历历在目。 母亲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她的理智、深沉近乎冷漠的爱。但凡我与尧定因琐事发生口角争论时，母亲从不袒护，总是批评我太任性，脾气太坏。 1982年11月，我在上海生孩子。满月后，贝贝日夜颠倒，晚上常常哭闹不停。有几次，我几乎整夜未眠，早上正困时，孩子又哭了，我又气又急，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白天，我要在腊月冰冻的冷水中洗尿布，还得定时喂奶，很难好好休息。但母亲没有心软，坚持晚上让我自己带，大概也就从那时起，我真正体会到当母亲的辛苦和不易。也逐步锤炼了我坚强的、不怕困难的性格。 此后，当尧定去南昌读书时，我单身一人又要上班，又要烧饭带孩子，我挺过来了；孩子上学了，我一边上班一边参加大学的自学考试，我也不觉得苦……1993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我们通过考试，作为教师引进调回了上海。面临环境变化和工作强度以及分数压力的增加，我还是坚持读本科、评中学高级教师，虽然辛苦，但乐在其中。 回想起来，这些小小的成功都离不开母亲对我的影响。母亲的爱与那些骄纵、溺爱、包办代替式的母爱比起来，显得多么高尚、大气、理智且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自叹不如！ 摄于90年代 　　母亲对子女的教育一向很重视。 姐姐学群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因家庭问题复旦落榜，考取全国重点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母亲克服暂时困难送姐姐去了武汉，家里有了罐头等好吃的，会留着给姐姐寄去。 哥哥调回上海后，先在里弄生产组，后考取交通大学夜大。读夜大五年里，母亲每天要为哥哥提前单独做晚饭，但她毫无怨言，用实际行动默默地全力支持儿子的学业。 孙子蒋昱初中毕生就离家去新加坡读高中，母亲虽然内心舍不得但考虑孙子的前途，她顾全大局，表示赞同。 事实证明，母亲是深明大义的。姐姐学群毕业后工作出色，得到大家一致好评，工作不久，就被评为高级工程师。哥哥力群在交大图书馆独档一面，工作生意两不误，评上了副教授职称。孙子蒋昱就更不用说了，学业有成，事业如日中天，是同辈们无法比拟的。 祖母和孙子 　　母亲还是个乐于奉献、处处为别人考虑的人。在家里，小到父亲的一杯茶、一件衣服，大到擦大扇大扇的玻璃门窗，母亲都亲力亲为，从不马虎懈怠。 父亲兄弟姐妹多且又散布各地。母亲是长嫂，她对家里的亲戚朋友，尤其是对父亲的弟妹和自己的妯娌们，尽心尽力，堪为楷模。虽然母亲不善客套，但只要哪个家中遇事或来上海办事，她总是悉心照料，关爱有加。记得文革开始那几年，各地亲戚来上海串联的、看病的、探亲的，络绎不绝。那时以倡叔尚未成家，各地来人多住在我家，最多一次家里共住了八个人…… 对此，母亲虽然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但她总是来者不拒，尽自己所能做得最好，用实际行动体现出“长嫂为母”的大家闺秀风范。 在居委会，母亲是小组长、福利会会计，每天上午，她几乎都要挨家挨户去通知什么、收什么东西，下午常常拿出帐本，算算写写。但是，她从来没有得过一分钱的报酬，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哥哥全家和我们一家三口与母亲合影 姐姐全家和母亲 骨折后卧床在家吋，母亲也总是默默地坐着、静静地躺着。从不要求子女为自己做些什么，甚至连保姆都很少使唤。一句“我活得够本了”看似消极的人生态度，却道出了母亲对生命对死亡何等的从容与淡定！ 母亲在2003年离开了我们，终年八十八岁。屈指算来，今年已是母亲的一百寿辰了。写这篇文章，就算送给母亲大人在天之灵的礼物吧！ 写于2015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