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科尔沁草原兵器试验基地十年

晓星

<p class="ql-block">为筹建中国第一个军械试验靶场,1954年1月18日,军委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兼军委军械部主要领导)签发了正式的命令,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命令 干技字第002号”调军械部政治部主任、老红军张贻祥为中央军械试验靶场场长兼党委书记,郑鹤麟为靶场副政委,刘智瑞为靶场副场长,靶场代号为0012部队。其实早在1953年底的严寒冬季,张贻祥就已奉命率筹备组走遍了华北、内蒙、东北一带为靶场选址。最后选定吉林白城平台(当时白城属黑龙江省)西边的一片科尔沁大草原,划定面积有2千平方公里范围。靶场由最初31名技术人员、120名射手、260名测绘人员起家,他们顶风冒雪、驱野狼,住地窝,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规划测量、设计方案,在草原残留的侵华日军破飞机堡里绘制出蓝图;一批刚刚走下抗美援朝战场的官兵们加入行列,靠着苦干实干、边学边干、边试验边建设,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以赶超速度建成世界排名前列军械试验靶场。</p> <h5>白城军械靶场创建初期时的火炮试验情景</h5><div><br></div> <p class="ql-block">1956年,4月7日,经彭德怀元帅批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械科学试验靶场”正式番号。1956年6月9日,时任总军械部(当年军委八大总部之一)部长王树声大将来到白城,代表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参加靶场的竣工仪式。当天,辽阔的大草原碧空万里,和煦的阳光普照大地,几百名干部战士在火炮试验区两边威武肃立。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王树声兴致勃勃地为靶场剪了彩。而后,进行76毫米加农炮等3种火炮、2种轻武器的射击表演,中国兵器试验基地的第一炮就这样在荒漠大草原上打响了,标志着我国常规武器试验的科学事业的良好开局。又经过几年的奋斗,到1959年春初步建成了中国地面炮兵、步兵武器最大的常规武器试验场。</p><p class="ql-block">正是在这一创业初期,1958年7月父亲潘子寿由太原247厂军代室调到了白城靶场,又回到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在四野1纵(38军)战斗过的黑土地,虽然草原营区与太原城市环境无法相比。它地处偏僻、荒无人烟、气候严寒、艰苦异常,父亲能回到他终身热爱、熟悉的军营环境工作还是很高兴的。从一开始父亲被任命为第一军械科学试验靶场(简称靶场)弹道处射表科科长,1960年10月升任靶场弹道处副处长、到1963年2月任靶场弹道研究试验所副所长、1965年任国防科委第31基地弹道所所长,期间,军衔晋升为少校、中校。他虽不是白城靶场第一批拓荒者,但也是早期创业人,在常规武器弹道科研试验的领导岗位上工作、在这座草原军营奋斗了整整十年!</p><p class="ql-block">白城靶场是国家对新式常规武器进行设计定型、生产定型的把关鉴定权威机构。有资料表明,建国以来我军95%以上的常规兵器,都是在这里试验定型后装备部队的。不管你是哪一级的兵器研制部门,不管你是哪一家兵工厂生产出的武器产品,都必须在这里取得“合格证”后,才能有大批量生产或发往部队的权力。父亲他们就是这个特殊考场的严师,是兵器质量的“守护神”。他们要对军队建设负责,要对官兵的生命负责,要对战争的全胜负责。既使是经试验淘汰出局的武器,他们也要与工厂或研究部门一起攻关,查找原因,进行改进。</p> <h5>如今兵器城基地大门</h5> <p class="ql-block">上世纪50 年代,苏联援建新中国156 个项目的一个计划补充项目,列明苏方要为中国军械试验研究援建一个“中央靶场”,白城靶场就是这个合作项目的产物。当年张贻祥老场长以接到战斗命令般急切,赶在苏联专家来华前在白城平台岗上选址建场,正是为了落实这项重要的中苏军事合作项目。白城靶场从设计建设阶段就有苏联专家参与,列宁格勒地面炮靶场副场长诺维科夫等六位校级苏联武器专家驻场多年。针对这个合作项目早期在北京冷泉,由苏联专家为主合办了三个月的高级培训班,培训出28名学员掌握弹道测量仪器原理和操作技能,后来又自办了中级班,这两批学员后来在行业中极受尊崇与敬重。1960 年7月,因中苏关系破裂,有着实战经验、精湛技术和敬业作风的苏联专家即刻离去,不过依靠苏联专家培养的学员为骨干,靶场继续红火发展。那时我们还小,对苏联专家也留下一段记忆:可能是父亲工作与苏联专家有关,曾有一次,由父母带着一起去“专家楼”参加苏联专家的家庭联谊,与苏联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情景仍然在目;“专家楼”为二层小楼,具典型俄式风格。后花园里白桦摇曳、绿草荫荫,角落铁笼子里关着一、二只从草原抓回来的小熊,是我们儿时与同学们偷偷潜入的探秘之所。</p> <p class="ql-block">白城平台靶场试验场区在广阔无垠的科尔沁大草原上,小时候每到夏天,与发小结伴去草原上漫游是一生难忘记忆:绿草如茵的科尔沁大草原一望无际,平坦无垠的绿色中点缀着红的灯笼花、黄的金针花,还有那摘不完的野杏、菇茑;抓不尽的“绿蝈蝈”、“油蛐蛐”;蓝天白云苍穹下,“沙斑鸡”结对飞翔,百灵鸟儿翻飞鸣唱,野免雉鸡被惊扰而逃,我们尽情放肆着青春狂野,那片广袤的科尔沁大草原,是我们梦幻般乐园,留下我们儿时的不尽欢乐。但是,我们也十分清楚:草原上高高的观察塔架、通向远方的水泥公路、不时传入耳边的轰隆隆炮声、还有醒目的标示牌提醒:这里是外人不得涉足的军事试验禁区。</p> <h5>科尔沁草原试验区</h5> <p class="ql-block">父亲工作是干什么的?事涉保密,家中不会提及,我们小时候只知道爸爸去“4所”上班,偶而听过“射表”一词,少不更事,也不甚了了。其实,父亲从事弹道研究试验中“射表”是重中之重,父亲在白城靶场第一个工作岗位是火炮射表科科长,后来他领导武器试验科研所都与火炮射表有关。火炮的弹道数据称为“射表”,几乎每种新的常规武器装备都要进行大量的弹道计算,验证后的射击参数向火炮射手提供。人们常把射表形容为枪、炮、火箭、装甲载具射击武器的“眼睛”,因为射表描述了弹箭的飞行规律,武器装备能否打得准,射表是决定因素,因此准确的射表是武器装备战斗力生成的基本保障。射表采用理论与试验相结合的方法编拟而成,涉及理论力学、外弹道学、空气动力学、计算数学、数理统计以靶场试验等诸多学科,是一个复杂繁琐的测量与计算过程。弹道不是物理课上的理想抛物线,而是通过射击试验得到的数据,加上空气阻尼、温度、风速等诸多变量,算法繁杂,计算几乎“永无休止”。父亲参与领导的弹道所就是这样一个研究各种兵器弹道的单位。弹道计算是计算机发明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的计算机从一开始就应用到了弹道计算领域。早期弹道计算靠人力手工计算,效率低准确差。1959年,白城靶场订购了一台国内早期开发的电子管计算机,装配到父亲所在单位,父亲领导下的科研人员凭着超人毅力和非凡智慧,将这台近乎原始的电子管计算机,计算运用到出神入画地步,1960 年就是靠这台原始设备调试成功了我国第一个高炮弹道计算程序,1962 年2 月10 日父亲所在弹道试验处正式上报炮司:计算机结合高炮射表编程任务与人工对比,精度达到要求。1964 年底,第二台新型计算机调试到运行状态,投入现役应用,计算机正式得出了弹道数据。到1966 年11 月哈军工研制第三台晶体管电子计算机运到,机器的浮点运算达到1万次/ 秒,数据计算终于可以超越炮弹的飞行速度,虚拟空间速度终于超过了物理空间的炮弹飞行速度,计算机可以实时推导控制导弹和智能炮弹、炸弹的飞行了。我军射表编拟技术,经过父亲他们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的努力,已处于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射表编拟技术体系,能够满足各种常规武器射表编拟试验任务的需要,也使我军的射表编拟技术基本处于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水平。在这几十年顽强科学攻关的历程中,父亲所在科研所涌现出一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其中有早逝的中国著名弹道专家陈光宇、有被中央军委授予“国防科技工作模范”荣誉称号的独腿将军陆载德,他们是那个时代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是父亲所在科研所的骄傲。小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陈叔叔”、“陆叔叔”多么了不起,只留下他们谦虚和蔼的亲切印象。其实直到今天,作为儿女的我们也不太清楚父亲这十年工作真实内情与状况,只记得他早上骑着自行车上班、迎着晚霞归来忙碌身影……。</p> <h5>父亲潘子寿</h5> <p class="ql-block">2020年父亲过世后,从原31基地弹道所战友、同事、部下缅怀父亲的回忆中,我们才一点一滴了解到这一时期父亲工作情景。原31基地射表室政委宋玉崑说:“我是1956年7月来白城靶场参軍,学习了三个月后分配到弹道处任试验员,都在一个大单位,同潘子寿所长很熟悉,我从事内弹道试验,主要为主试单位提供数据,当然也向你父亲的射表科提供数据。我记得1958年,是你父亲领导射表科编拟出我国第一个射表,名称是“日八八式野山加炮”射表,当时闵鸿秋是主持人和炮位指挥,计算由王学文、高成海、樊兴义参加,当时计算工具是计算尺和算盘和各种表册,设备十分简陋,工作环境艰苦。在潘科长领导下,大家共同克服困难,终于为国家添补了一个空白。潘所长经历过朝鲜战争,深知炮兵的重要性,他领导的射表科为炮兵编拟我国最早一批射表,送到前方为消灭敌人作出贡献。我还记得运用441-B计算机编拟射表也是在他任副所长、所长期间完成的。</p><p class="ql-block">闵鸿秋是白城靶场初创时最早一批入伍大学生,是受到苏联专家培训的冷泉弹道仪器训练班26名成员之一,后任31基地工程师、科技委专职委员,闵鸿秋深情回忆:潘子寿所长1958年来到白城靶场,是射表科第一任科长,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与我们一起工作,事无巨细都管,在具体技术方面他也参加研究,试验上阵地他全程参加,专业领域十分尊重我们,以技术人员意见为主。当时,苏联专家建议将日式某高炮改为加农炮使用,以满足部队暂时的装备不足。上级下达编拟一个完整射表任务,准备、射击、试验他一点不拉参加了,最终完成射表编拟任务。当时我国周边不安定,海峡两岸处于准战争状态,国家引进不少武器,为此我们编拟大大小小射表上百个,直到现在仍准确无误,这与他的有力领导直接相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射表科(室)立过一次集体三等功,连续七八年在基地获奖。196O年10月之后,他升任弹道处副处长、副所长,他还是经常往射表室、试验阵地跑,深入到基层科研工作第一线。</p><p class="ql-block">闵工还讲述一件令他难忘往事:1964年6月19夜,上级下达为75毫米无后坐力炮的破甲弹射击编拟射表,要求七天之内完成。全基地紧急调动力量,作为一项攻尖任务完成。由基地最权威专家、弹道所主任工程师陈光宇任技术总负责人,闵鸿秋是试验工程师。原来需用十几天的射击试验,压缩到三天三夜,参试各岗位人员不休不眠连续奋战,基地和所领导也在第一线。他说:你父亲当时是弹道所副所长,他和基地计划处处长刘祥斋、所长韩克、主任工程师陈光宇商定,统筹安排将参试人员分成两班,人员换休工作不停。但是担负射击试验技术总负责人的我(闵鸿秋)和炮位指挥倪金富、炮位纪录郭世萍3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无法换班。到了第三天半夜还有最后一组试验就完成了,已是凌晨三点左右,等待准备中间有两个小时空隙,北大岗草原上的夜晚冷意森森,大家都在打盹。这时候潘所长和陈光宇来了,可见他们也是一夜未眠。在试验炮位转了一圈后,潘所长领着我到炮位地下室,原来他已经叫人收拾好草垫子,嘱咐我放心睡一回,到时候会有人叫醒。我也实在太困了,穿着皮大衣一躺下就睡过去。从睡梦中被叫起来一看表,快5点了,走出地下室门口,才发现潘所长还安排哨兵站岗。这次任务按时完成,受到上级的表扬。潘所长就是这样一位与部下同甘共苦、关怀倍至的好领导。</p><p class="ql-block">原521医院协助员梁瀚生说:我刚到部队时很年轻,又和那时候潘科長不在一个单位,只知道他说话操南方口音,慢声细语,平易近人。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他于54年转到科研战线,后到基地射表室任科長,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业务技术性极强,他能很快溶入这个集体,带领大家完成44l一B计算机调试应用,对编制射表做出很大贡献。</p><p class="ql-block">黄新民学生入伍来到弹道所,他对父亲信任、尊重、培养知识分子印象深刻,他说:潘子寿所长是我敬爱老首长。有一件事让我难以忘怀,65年国防科委委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为三大基地研制三台441B-2型计算机,我当时在哈军工进修,哈军工刘居英院长要我代表31基地签字,我不敢签,我打电话给潘所长说:我一个小兵不能代表,请基地派人来签,潘所长说:你在那里进修了解情況,我现在授权你代表31基地签字。他对下级这么信任让我非常感动。</p><p class="ql-block">宫书德(后20基地技术部政委)说:潘子寿所长为人朴实,张口闭口都是大实话,不少困难、问题、难事愁事经过他解决开导,都会一蹴而就,一笑了之。</p><p class="ql-block">31基地原二场射表室高级工程师王学文说:他对下级的关爱体贴,可以说无微不至,他为入伍两年的新同志王淑芬操心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他为逄志仁舒解思想压力,耐心栽培成为人才;他顶着压力为关振峯解决纠纷,平息所谓“政治事件”,我们的好所长默默地做了不少好事。他评价父亲是弹道处实力人物,风云落地韵犹在,前辈威武辉煌,存逝者于心。</p><p class="ql-block">经过60多年的建设发展,在辽阔的科尔沁草原上,由父亲那一代人开拓、后辈们超越努力下,神奇般地建成一座面积相当于2个半香港、4个新加坡的中国白城兵器试验城,有人称它是中国的“阿伯丁”! 美国的阿伯丁靶场虽然很大,但陆上面积只有30平方公里,其余全是海上;加拿大靶场有一定规模,但全部建在沙漠里;即便是法国、俄罗斯同类靶场与中国的白城兵器试验中心相比也稍逊一筹! 经过父亲他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发奋图强与牺牲奉献,在2260平方公里广袤国土上,建成多层次、多门类、多学科的亚洲第一个综合性常规武器试验中心,名列世界前列的兵器科研试验和国家级鉴定、定型权威机构。今天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跨进了世界常规兵器试验的前列,父亲他们一代创业者的理想成真,为此欣慰自豪终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白城平台十年是父亲的重要工作经历,也是我们子女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我和弟弟潘晓江在这个草原兵营大院长大,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留下家乡般难忘的记忆;妹妹潘红云出生在那里。1968年父亲与耿光俭、褚之亚等一批31基地的干部,奉国防科委命令调到北京集中,准备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第16研究院工作,这个计划在“文革”混乱年代并没有落实,父亲滞留在京。期间父亲经过争取,被安排到北京“支左”,主要工作在西城区人防办公室。当年中苏交恶随时准备打仗。在首都大挖防空洞成为当务之急。父亲负责的这项工作得到重视,市里、区里的许多相关事情都交给他办。父亲在口述回忆中说:“一次北京市组织人去东北考察三省一市(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大连市)的战备人防工作,去的都是北京市各级人武部门领导,只有西城区例外,我是参加考察的唯一一个非人武部干部。”父亲在哈尔滨参观由地下防空洞改建的地下商场时,很受启发。一回到北京他就向西城区领导汇报,建议推广哈尔滨人防经验得到批准,父亲立即组织力量、调配物资,利用西单商场原有的地下防空区域,很快建成一座地下商场。之后在西城区和全北京市推广,受到广泛好评。至今北京市仍有几家大型商场平战结合,利用地下防空设施作商业运营。就这样在北京漫长待分配岁月里,父亲先是在西城区“支左”,之后又应邀在西城区政府帮助工作,这个状况延续到1976年才结束。1979年10月,父亲接到正式命令,以军队副师职资历在国防科工委第一干休所离职休养。</p><p class="ql-block"> 潘红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