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平凡地活 不能平庸地混：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下）

秋叶飘零

（图源网络）

读完全书，我梳理了印象深刻的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平庸的恶”？

阿伦特在书中分析了艾希曼的几个特点。记性很差。要命的是受审时把早年对自己有利的事全忘了，比如维也纳那档子事。

爱吹牛。战争快结束了还夸夸其谈，“我会笑哈哈地跳进我的坟墓，因为，一想到我已经处理掉五百万犹太人，我就感到极大的满足。”

实际上，这是纳粹高层总计的数字，他全揽在自己头上。直到12年后躲在阿根廷，也照说不误，结果导致被捕。控制不了说大话的冲动，自个儿找死。

除了自我吹嘘，他在法庭上“根本没有能力说出一句不是套话的完整句子。”为此，他道歉，“官方用语是我唯一的语言”。作者评析，“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

在结语中，阿伦特概括：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

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以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愚蠢，只不过不思考罢了……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

第二，“平庸的恶”是怎么产生的？

导言里有句话：她（阿伦特）不满地指出，在审判艾希曼的过程中，说他是大屠杀背后的设计师、智囊，实在是荒唐，竟从没人提出或讨论过，他根本就没有脑子。

听听他的愚忠表白：“希特勒可能千错万错，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这个人有本事从一名德军下士一跃成为八千万人的头领……仅凭他的成功，就足以让我心服口服地受他领导”。

审讯中艾希曼被问及，既然这些人注定难逃一死，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个命令是否有些讽刺。脑子一团浆糊的被告“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所以，用毒气是为“允许安乐死”而采用的“人道杀人方式”。

而“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

人们被忽悠得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良知、道德底线，这有赖于统治者的洗脑术。“所有正常人在目睹生理折磨时，都会产生本能的同情，这些人将如何说服自己的良心呢？……让这些本能转向，不再对他人，而是对自己产生同情。于是，人们不再说：我对这些人做了多么可怕的事！而是说：我得承受多大的痛苦才能完成这可怕的任务！”毫无人性的杀人逻辑，现实版的狼和小羊！

作者在附言中论述：“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不过，只要是犯罪，那么这部机器上的所有齿轮，不论其作用大小，在法庭上马上就变回行凶者，也就是说，还原成人。”

她断言，透过这个案例，可以洞见纳粹在欧洲上层社会，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几乎所有国家，不仅在施害者同时也在受害者身上，引发了全面的道德崩溃。

第三，应当怎样审判这种“平庸的恶”？

结语第一句，“耶路撒冷审判中的不合常规与违背常理之处比比皆是。”比如，辩方律师强调，将被告绑架之后带到以色列是违反国际法的，法庭认为因其在阿根廷用的是假名，公民保护权无效。再如，二十年的追诉时效问题（被告1940年加入党卫军保安局），以色列的法律对于犯下“反人类罪”的重刑犯，不存在时效。

对于纽伦堡审判中同盟国提出的“反人类罪”，她探讨了一番：与海盗相似，无论在何处作案，都属于人类的敌人。而艾希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犯罪“是且只能是在一部具有犯罪性质的法律之下，被一个具有犯罪性质的国家所实施”。

因而，就受害者是犹太人来说，犹太人主持审判理所当然；就反人类罪而言，则需要一个国际法庭主持公道。

以色列特工摩萨德行动

阿伦特尖锐地指出：假如这场审判没有让人意识到，未来有可能还会发生这样的犯罪，那么，就算审判的主要目的——对艾希曼进行控诉、辩护、审判、惩罚——已然实现，也没多大意义。

因为史无前例的事一旦出现，就可能成为未来之事的一个先例。

她认为耶路撒冷法庭之所以是个败笔的三个基本问题是：如何解决战胜国法庭妨害公正的问题；如何明确定义“反人类罪”；如何正确认识犯这种罪的新型暴力杀人犯。

最后一点具体来说，“艾希曼令人不安的原因恰恰在于：有如此多的人跟他一样，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太正常了。……这种正常比所有残暴加在一起更加可怕，因为它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实实在在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情况下行凶作恶的。”

因而，罪责意识无疑成了艾希曼抛出的诸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所有现代法律体系都将主观故意视作犯罪的必要条件。（过失杀人、激情犯罪均会酌情量刑）

故此，阿伦特用一段铿锵有力的话语结束全书。她认为法官们敢于直面被告作出类似的表述，这场审判才算是光明正大地伸张了正义——

“您是想说，既然人人有罪，那么具体到每个人头上，无人有罪。

“法律意义上的有罪和无辜必须是客观的，即使八千万德国人都跟您犯了相同的罪，您也不能借此为自己开脱。

“我们在此探讨的只是您实际做过什么，而不是您从内心和动机层面是否根本无意犯罪，或者您所有周围的人是否可能犯罪。

“您支持并执行了不与犹太民族以及诸多其他民族共享地球这项政治意愿，似乎您和您的上级有权决定，谁应该或谁不该居住在地球上；同理，我们认为没有人……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您共享地球。正是这个原因，这个独一无二的原因，决定了您必须被判处绞刑。”

读完全书，我认为对阿伦特所谓“为屠杀者辩白”的指责，显然是不成立的。行笔至此，心情沉重，不想也不必多说。对于有记性有头脑的人，不必说；对于健忘而没头脑的人，不想说。

第四、如何避免“平庸的恶”？

如若生不逢时，处于道德观念混乱颠倒的年代，作为个体的每个人，如何面对？“在一个统治机器里，犯罪和暴力属于例外和边缘事件，而在另一个政治秩序下，犯罪是合法的，犯罪就是准绳，那么，我们能把前者遵循的原则也付诸后者吗？”

虽然她也承认，在执行“上级命令”时，即使其“不合法”很明显，也会极大地干扰“个人良知”的正常运作。可是，作者依然明白无误地告诫世人：“人们可以明辨是非，即使当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力——即使当个人的判断力碰巧与周围所有公众意见完全相左的时候——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必须自行作出判断，因为对于没有先例的事情来说，不可能有规可循。”

1970年，前联邦德国总理在犹太人墓前

前言中，作者表达了“父债子偿”的观点：“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为它曾经做过的事承担政治责任，无论那些过往是对还是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总要偿还父辈的罪过。”

合上书，有个问题油然而生。阿伦特的好友海德格尔算咋回事？其哲学强调超越“常人”的平庸活法，向死而生，活出真正的自我。二战期间，却倒向希特勒法西斯极权，活成了他自己深恶痛绝的“常人”，与“平庸的恶”殊途同归。

艾希曼没脑子、不思考，海德格尔可是鼎鼎大名的哲学家。人的问题，真是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