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岁月

n林凯

办公楼前留影

我身边有许许多多的老兵，人的一生有许多遗憾，但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军营岁月”而自豪。

我们70年代在古城南京钟山脚下灵谷寺旁的东郊小镇“孝陵卫”当兵。

比邻孝陵卫的灵谷寺大门

灵谷寺九层塔

南京襟江带河，依山傍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山川秀美，古迹众多。

诸葛亮点评“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已成千古名言。

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悠久的山水园林城市。

600年南京城墙，蜿蜒盘桓

城墙紧靠玄武湖

　　第一节 初入孝陵卫

1969年12月至1971年三月，我们二十六人在南京军区通信训练大队二中队学习毕业，分配到位于南京孝陵卫的南京军区通信修理所大院。大院门口外的大道就是20世纪著名的“宁杭国道＂。

1949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渡长江解放南京时，几十万国民党军出南京中山门撤退，就是沿这条大道逃向杭州和上海方向。当年孝陵卫的地势对于拱卫南京东大门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大门外面就是著名的“宁杭国道”

每天都有手持刺刀冲锋枪的门卫站岗。我想拍一张照，他们说：“上级讲过不让拍照。”

进门处最近安装了人脸识别装置

孝陵卫的出名，源自于明朝初年。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死，与马皇后合葬“孝陵”，孝陵地宫正式启用。孝陵规模宏大，周长22.5公里，四周建有围墙，今中山陵环陵公路原为墙基所在。为保卫孝陵，在朱元璋安葬之后的一个月内，即设“孝陵卫”作为卫戍部队。

“卫”是明代军队编制的名称，每“卫”有5600人左右，人数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步兵团。

这些官兵都是经过长期训练而挑选出来的。选择标准：能骑马扬鞭，飞速奔驰，还要骑马跨过一道壕，越过一堵墙，并在马上开弓射箭，三箭中两箭者才为合格。

每五年调整考核一次，据史书记载，“不能胜任者，随即淘汰”。这些“孝陵卫”的官兵待遇非常丰厚，共驻扎了267年，直到明朝灭亡。

孝陵卫周围的几个小山坡卫岗、小卫街下马坊等都有“孝陵卫”派出的戍卫部队。

驻守“下马坊”军队的撩望台

文武百官在大祭日，队伍出朝阳门（中山门）走到小卫街下马坊卫戍部队的门前，文武百官必须在此下马，徒步穿过“下马坊牌坊”，走过神道“石象路”，约二公里后到达明孝陵陵寝，祭朱元璋。

小卫街“下马坊牌坊”前往明孝陵的文武百官须在此下马。

南京明孝陵神道，路两旁依次排列着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马6种石兽，每种2对，共12对24件，每种两跪两立，夹道迎侍。

这些石兽用整块巨石采用圆雕技法刻成，线条流畅圆润，气魄宏大，风格粗犷，既标识着帝陵的崇高、圣洁、华美，也起着保卫、辟邪、礼仪的象征作用。

1860年，孝陵卫是太平天国保卫南京的主战场。抗日战争时期，孝陵卫一号大院是日本人的军营，1949年解放以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

我们1971年三月来到孝陵卫大院时，部队代号“南字322”部队，肩负着整个南京军区部队通信装备的维护和保障任务。

我所在的一队无线组承担着南京军区各军、师、团送修的无线通信装备的维修保障工作，每天都有部队电台送修，每年还要组队到军区各部队巡回检修一次。

无线组是所里技术水平最高，技术干部最多，最重要的科室。有一批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和一批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大学生。

15瓦小八一电台是当时野战军营、团－级使用的主要电台，因其体积小，携带方便，广受部队欢迎。也是无线组工作的重要内容

无线电台

组长童开庆，1955年入伍的老同志，年纪约35岁左右，是一位工作经验丰富、性格温厚、细致耐心、善以待人的老同志，对年轻人没有那种自上而下的严厉和压力，对于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们这些新同志，能有这样一位领导，深感荣幸！

童组长也改变了我们对修理所领导风格严厉不近人情的印象。

1971年三月的一个早上我们毕业于训练大队二中队的26名学员，满怀着对走上工作岗位的热情和憧憬，等来了一位孝陵卫修理所的管理员。这位严格认真的管理员要求我们带上全部行李，徒步走到孝陵卫的通信修理所。

从训练大队的教练场到孝陵卫有五公里路程，要翻越两个山头，背着背包并手提全部行李既使走完路程也非常狼狈不堪，还有十名十六七岁的女学员困难更大。训练大队的钱政委和大队长，都是非常体恤怜悯学员的领导，钱政委说：“这不是野营拉练不必如此，”并立即派了一辆大卡车装上行李，让我们26个学员轻装徒步走到孝陵卫。

无线组副组长袁相宇和组里老同志也到过许多部队，工作经验很丰富。

当年大学生非常稀罕，无线组有一批从北京、南京等地方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中国百姓从军报国的热情非常高涨，政审也非常严格。能够从地方院校走入部队，都是经过百里挑一、层层筛选一路把关的优秀大学生，他们大都不到30岁就已经承担起部队装备维修、技术革新等业务技术工作的重担，他们比我们这批新同志仅仅大十岁左右，但他们朝气蓬勃，欣欣向上的精神风貌，对于文化科学技术刻苦学习认真探索研究和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由无线组三位年轻的大学生技师曹祥余、朱启成、袁晋为核心组成的修理所篮球队，在南京军区司令部直属队几十个大单位的篮球比赛中获得亚军。他们球艺精湛，顽强拼搏，连战连捷，让修理所全体官兵倍感振奋！

当年篮球运动是全军最重要，最普及的体育项目，各单位领导都非常重视，军区司令部直属队好多师、团部队都是几千人上万人的大单位，小伙子们个个身强力壮、斗志昂扬，各个连队篮球比赛热火朝天，如今输给只有区区300多人的军区通信修理所这样的小单位，自然很多人心有不甘。

1974年冬天，无线组全体同志合影，地点：孝陵卫照相馆，照片上有曹祥余（组长）、朱行行（副组长）、姚璞、朱启成、陆玮、肖西、林凯、季兰、吴兵、杜玉波、尹翠娅等。

还记得姚璞、朱启成等南京航空学院（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高材生给我们这些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新同志上数学课和物理电学课。

朱启成数学水平很高，他讲的数学课很受大家欢迎。当年每个星期只有一天休息日，但他主动每个星期天上午用半天时间在工作室给许多爱好学习的年轻同志讲数学课物理课，以致几位只有小学学历的年轻同志，在1977年“文革”高考开禁后，第一批就考上大学，即著名的“77级”。

当年我们对这种同志之间学有所长自愿自觉的教学辅导过程感觉习以为常。但用今天的世界观来看，这种朴素无私的奉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一座五十年代建造的青砖灰瓦外观质朴端庄大气的三层工作大楼。一队的无线组、有线组、仪表组和电子元器件仓库都分布在一楼和二楼。三楼是一队二十几位女兵的集体宿舍。

大楼里，每一个工作间都宽敞明亮，窗明几净，水磨石的地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一座座宽大厚实的工作台，一排排整齐干净的仪表柜，一部部军用电台，一台台精密的电子仪器。有SBT5同步示波器、SBM10扫描示波器、各类型信号发生器、各种类型综合测试仪，许多仪器仪表都属于国内先进水平。老同志们操作自如，我们看的是眼花缭乱自觉渺小。

也许是这座大楼所具有的魅力，这里经常有军区各级领导和总部机关领导来参观视察 。每一次所里领导都会打开各工作室大门和仪器仪表柜神采飞扬、热情洋溢、如数家珍的展示介绍。这些在战争年代就担任军长师长的老首长，虽然对技术方面不一定特别懂，但总是笑容满面、神情和悦、频频点头。这座工作大楼是当年通信修理所的骄傲和自豪！

第二节 军营生活

记得当年大院里还有几幢日式建筑，进入孝陵卫大院的大门，在现在篮球场的位置，当年有一幢破旧的日式建筑作为所部机关的办公室，我们20几个人站在门厅内的地板上，听领导讲话时都担心地板踏陷了，在里面走路都要小心翼翼，怕把地板踩踏了。

我们一队的30多名战士住在工作大楼西侧一间类似工棚的房子里，据说此处原来是日本军队的马棚，房子都已破旧，属于危房，几年后都被拆除。

一进大院大门就可以看到这座篮球场，现在很少有人在这打篮球，几乎变成停车场

每天早上六点钟都会有一阵响亮刺耳的起床号把我们这些年轻人从睡梦中惊醒。当我们睁开迷迷糊糊的双眼，抬起昏昏沉沉的脑袋，所有人都必须在十分钟内，在第二遍军号吹响之前迅速的翻身起床，穿好衣服，叠好被子，扎上统一配发的军用腰带，跑步到操场上列队。在领队高昂的口令下，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高喊着口号冲出院子大门，跑到灵谷寺路的大道上。

以队为单位，集体沿着灵谷寺路跑到江苏体院西大门口的第一个大圆圈，才可以自由慢跑了。年轻的我们并不满足于这一点距离，往往要跑到第二个大圆圈的灵谷寺门口，甚至穿过灵谷寺大门牌坊，绕过无梁殿，直接跑到九层塔下再返回。

在那些阳光明媚的早晨，百花盛开、万物成长，郁郁葱葱，每天清晨的灵谷寺路上，朝霞透过道路两旁枝叶繁茂的法国梧桐树，淡淡的映射在队伍里每一张年轻的脸庞上，风华正茂、朝气蓬勃，青春就像一副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五彩缤纷的洒向人间大地。

“灵谷寺路”是一条景色秀美，干净整洁的网红路，当年我们每天清晨奔跑在这条路上。

我在这条路上跑了15年，现在以这条路为代表的南京梧桐路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评为全国城市景观大道第一名。

它的美，端庄秀丽、古朴大气、天然浑成！

灵谷寺无梁殿

灵谷寺大神龟

灵谷寺牌坊

早上7点20分，食堂准时开饭。

每天早餐都是米饭，咸菜萝卜头。炊事班宽大的伙房内，有几个高约一米、圆直径一米宽的腌菜大缸，里面装满了连队炊事班自己腌的咸菜和咸萝卜头，这些腌菜要保证连队一年的食用量，夏天这些大缸最上面一层足足有两公分厚的霉菌，看上去非常恶心。我问炊事员为什么不把这层脏东西搞掉，炊事员说：如果把最上面一层搞掉，下面一层接触空气，很快就会发霉，浪费更大。所以就挖一个小洞，每天挖一部分出来吃，能保持里面不发霉。炊事员会把咸菜切碎，用油炒一炒，用于晚餐吃，腌萝卜头用于早餐。通常炊事员从大缸里把腌罗卜拿出来切一下，洗都不洗就给大家吃，偶尔早餐把腌罗卜头用油炒一下，香喷喷的，我们就吃的很开心了。

部队的这种伙食状况大约持续到1992年左右。这一年，全国取消粮票，粮食敞开供应。这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同时新的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成立，新任军委副主席张震将军提出：要改善部队士兵伙食，要做到每天每个士兵能够吃到一个鸡蛋，并要求水煮蛋，担心基层相关人员克扣士兵伙食。我们听到这些消息都为部队的士兵高兴！为新班子点赞！虽然按部队现在的伙食标准，每个士兵一天吃30个鸡蛋都没问题，但当年每个月领6元钱工资津贴，每天吃咸菜萝卜头的部队生活仍然令我们这些老兵记忆犹新、心潮彭拜…。

还是1992年，人民币和美元外汇比值5.8，人民解放军少校军官的工资按美元计值和美军少校工资相差80倍（美军少校月工资大约6000美元 ） 。现在解放军军官的工资和美军军官的工资差距已经很小了。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富足安康，军队官兵的生活蒸蒸日上节节高。

现在孝陵卫大院的士兵宿舍每一间和宾馆标准间大小差不多，有空调、卫生间、衣柜、太阳能热水器，楼层还有公用洗衣机。工作区大院内，设施齐全的网球场、篮球场、大草坪、漂亮的大巴车、全空调的新型工作大楼令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

扫地有扫地汽车，除草有除草机，门卫值班站岗都在空调房间，士兵到大门口换个岗，还骑着公用电动摩托车。现代化的生活气息已经渗透到孝陵卫大院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工作区进入也需人脸识别，就在门口拍了一张工作大楼的侧面图

工作区篮球场和网球场

扫地汽车在工作

扫地汽车

战士们在打扫营区卫生

生活好、伙食好、身体素质倍棒！一排队伍走过来，80%以上的小伙子个头都超过一米八零，很多人年纪轻轻又胖又壮精神饱满气色绝佳。

我们那个年代修理所几百人中，最高的是曹祥余和陈建军，外号“曹大个、陈大个”，篮球场上都打中锋，可是他们俩的个头仅有一米八零。那个年代要让人长到一米八可是件很困难的事，我们这些人都还有些差距。个头显军威，加上漂亮整齐的新式军服，现在军人的形象比我们那一代人好多了。

因为紧靠东郊风景区，孝陵卫在南京也算有点名气，但在1971年三月，当我第一次踏入孝陵卫时，看到的应该算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小镇，街道两旁的房子就像是一些临时搭起来的违章建筑。全镇只有一个小商店叫“红旗百货商店”，约十平方米昏暗的房间里摆了一些十分粗糙的草纸，肥皂，毛巾，油盐酱醋等物品，物品的品相和当时生产队村头的小店差不多。当时的孝陵卫人就是处在这样的生活水平中，我们自然也深受其中。

现在的孝陵卫有森林摩尔、钟鼎名悦广场等三个现代化的街区购物广场，我们大院比邻的孝陵卫五号制泵厂原址上一座类似万达广场的建筑群已经拔地而起，将大大改善孝陵卫的主体面貌

南京孝陵卫街景

孝陵卫街景

孝陵卫街景

孝陵卫地铁站

孝陵卫地铁站旁边的中山陵风景区售票处有几十辆敞篷游览车，这里离美龄宫附近的中国邮政博物馆仅不到500米，节假日游客满满。

孝陵卫东郊景区售票处和观光车站

我们几年前看到的克鲁姆洛夫小镇和哈尔施塔旅游小镇，虽然在群山深处但是依托阿尔卑斯山的秀丽风光列入世界遗产，成为世界各国游客在欧洲的必游景点。

当一个小镇和大量的游客融合在一起，这个小镇的辉煌腾达就不远了。纵观紫金山周围这一圈，也只有孝陵卫比较适合作为旅游小镇。

世界遗产哈尔施塔旅游小镇

世界遗产克鲁姆洛夫小镇

第三节 上海项目组

1971年五月南京军区通信部决定，依托上海的经济技术优势组织一批技术骨干搞一次技术革新项目的会战，抽调军区修理所、20军、60军、上海警备区各两名人员。我那时刚从训练大队来到修理所无线组仅两个月时间，很多东西都不懂，白天工作，晚上也在工作间学习熟悉各种仪器设备。从早上起床忙到晚上熄灯，觉得脑子用不过来，离老同志的工作水平差的太远太远。

一天上午我正在工作台工作，突然，修理所李教导员来到无线组走到我的座位旁，我赶紧站起来。李教导员说：“你是林凯吧？”我赶紧说：“我是林凯”。李教导员说：已经决定你和有线组的大学生黄盛祥技师一起参加通信部组织的上海技术革新项目组会战。李教导员说：到上海去一定要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拒腐蚀永不沾，有的同志到上海去学会了吃穿打扮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的人还把军裤剪短，裤脚减小，认为好看。你一定要遵守纪律，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李教导员是一位大学生，是一位已有20年军龄的老同志，思想水平，语言能力都很强。我作为一个入伍一年半到修理所无线组才两个月的新同志，除了不停的点头，基本上说不出一句话来。

接下来队领导、组领导纷纷相继找我谈话：谆谆教导，殷殷希望我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本色。第一次去上海工作的我责任重大，感觉一只脚就要踏进花花世界般的大染缸里。

1971年五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和有线组的黄盛祥技师，怀着对未来工作的无限理想，对大上海的美好憧憬，来到了上海警备区第一招待所，简称“浦东大楼”。上海警备区通信处给我们包了一个八个人的大房间。这里地处上海人民广场附近交通非常方便。各单位的同志都已先期到达，组长是上海警备区通信修理所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学院的郁德雄技师，还有20军通信修理所的汤喜宝所长，60军修理所的费世瑄技师，他们都是军队院校毕业后在部队工作多年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来自60军的费技师是北京人，性格开朗风趣幽默见识多广，他的祖上还带有一些北京皇亲国戚的血统，也因此不久后被通知复员回北京，他对部队恋恋不舍，那个年代，家庭出身复杂的人，特别留恋部队。20军的汤所长爱人孩子都是上海人，家也在上海，这次能长时间团聚，自然每天兴高采烈。

我们搞的项目是“频率合成器”，主要解决军、师以上单位使用的大电台的工作频率稳定性。这项技术在国外已经相当成熟。国内刚刚起步不久，有的研究所在搞，但搞出的产品还不能令人满意。

负责这项工作的上海警备区通信处在上海工学院和上海群益电讯厂各给我们搞了一间工作间。我们利用工学院和电讯厂的仪表搭配些电子线路，做些实验。每天用的电阻电容晶体管各种插件和各种工具，还有些简单的仪表基本上都需要我们自己上街采购，我们收集了上海40多家无线电元件器材厂的地址，那时没有网络，靠一个电话，没有人愿意跟你讲的很详细，有时仅买一种型号的晶体管，甚至要跑几个厂家。茫茫大上海街巷纵横，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奔走在那里的大街小巷。

我最年轻，采购任务大部分都由我来完成。那个时候买任何一样东西，即使一个电阻，一个晶体管也都要到常德路上海警备区司令部通信处开介绍信到工厂才能购买，现在想想这种方式奇怪繁琐匪夷所思。平时我也和老同志一起做一些振荡器，放大器、双稳态、单稳态的实验电路。

一晃将近两年过去了，我也开始从“新兵DAN子”逐渐变成“老兵油子”。这时我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很高，不是我们军区部队这批人和现有的设备条件就能搞成‘的，应该由国家级的大型电子技术研究所从事这项研究工作。虽然投资方军区通信部还心有不甘，但组织方上海警备区通信处的领导已经明显的失去了热情，基本上不闻不问了。

到了1973年我在二中队和修理所同年入伍的战友已经有很多都提干部了。由于我长期在上海工作，南京修理所的领导对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已经放任不管了。我多次向修理所和总库的主要领导汇报我在上海这边的工作情况并提出要回南京修理所工作，他们总是说：“要向通信部汇报后才能确定。”

一次通信部负责这个项目的周修春参谋来项目组检查工作，我把情况和坚决要求回南京的想法向他汇报了，他说：“需要回去向科长汇报。”等了一段时间，没有音讯，我自作主张和项目组的同志们打了个招呼收拾行李就回南京修理所了 。项目组的同志对我表示理解，但没有人像我这样要求回单位。

回来也就回来了！好像没有什么人来追究，至少无线组的领导还是挺欢迎我的，很快给我安排了工作。

在我离开上海一年以后，这个项目下马了，项目组人员全部解散回到原单位，国家多少万科研经费全部浪费了，这么多人和这么多单位的辛勤工作全部前功尽弃付之东流。

这个项目的决策失误，我想和“文革”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大气候有关。也和这些战争年代打仗出生的军队领导干部文化偏低，不是特别懂现代科学技术有关。

第四节 批林批孔

1973年回到无线组以后，我的工作主要是修理“小八一、硅二瓦”等营、团级以下部队使用的战术电台。

不久，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军队的表现也非常积极。修理所大约有一年时间，每天搞政治学习，很少做业务工作。部队送修的军用电台越积越多，部队自然意见较大，拿不到电台就戏称军区修理所是“马列主义大学校”。 以往只要部队拿不到电台，延误了部队战备执勤工作，我们是会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的。但现在政治挂帅，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学习期间，没有任何人敢叫你加班加点修电台做业务。

　　在“批林批孔”的一年时间里，修理所就是一个令人关注的定点单位，军区司令部直工部，通信部和其他一些部门的部长处长参谋干事，三天两头来修理所，大约想总结一些基层部队“批林批孔”运动的报道材料。一来就要到无线组，这些工作组经常一坐几个星期都不肯走，和我们一起学习讨论。讨论时无线组每个同志都要轮流发言，发言代表了你个人的学习成果。无线组大学生多，许多人对“春秋战国”这段历史和孔老夫子的思想形成来龙去脉分析的头头是道，批判起来条条是理，机关来的这些首长们非常满意，频频点头。对于我这样从来没有听过一堂中学地理历史课，完全不懂历史地理，入伍前基本上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来说，这样开会讨论发言的压力非常大。

在这种压力下，我用每天晚上的时间认真的通读了北大著名教授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全集，后来又仔细阅读了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为本科生编著的《国史概要》等著作。学历史必须学地理，又买了许多地理书籍，养成几十年来一直喜欢看地理书的习惯。

我还记得在1973年的那个炎热的夏天晚上，在孝陵卫一队那个没有纱窗的集体大宿舍里，坐在灯下，汗流浃背，虫叮蚊咬整晚整晚阅读《中国通史》的情景。

我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名校生，他们的历史课和地理课都经受过严格的学习考试。但是他们都很清楚：他们在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比我差的很多。他们早早就打好招呼，将来“下一代”上中学时历史和地理课的辅助就交给我了。并且表示：“教育下一代是长辈应尽的责任。”

部队是一所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修理所是一所思想文化氛围浓郁的大课堂，在那个文化生活非常贫乏的岁月，大家刻苦学习，欣欣向上的拼搏精神，让我们这些人受益匪浅。

2013年12月1日，我的女儿参加上海外滩马拉松长跑比赛

也是在孝陵卫一号大院食堂小托班成长的孩子

2013年12月1号，上海外滩马拉松长跑比赛现场盛景

第五节，我的反坦克经历

1969年的“珍宝岛战斗”中，人民解放军缴获了苏联的一辆坦克并拉到北京军事博物馆进行展览。在相关军事专家对坦克进行研究后发现苏联坦克的钢板非常坚硬，中国军队的任何反坦克武器都不能把苏联坦克钢板击穿。这一情况令中国军队领导层非常震惊，各部队都在研究打坦克的方式。南京军区司令部组织了一期反坦克集训队，旨在培养各个部队的反坦克骨干，也给我们修理所分了一个名额。

1974年年初的一天上午，组长通知我到队部办公室去接受任务，陆锡勋队长和萧淑敏指导员已经在队部办公室等着我。也许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艰苦的任务，他们一边跟我慢慢的讲，一边在注意观察我的表情。他们告诉我，所领导已经决定派我去参加军区司令部组织的反坦克集训队，时间一个月，回来要承担修理所的反坦克教学训练工作，明天早上出发。

我听了心里有些惊讶！我手上还有几部电台，排着队要维修，同时我已经参加无线组5000部报务教练机的生产准备工作。

现在去打坦克，实在是超出我的想象。也可能是长期在部队培养出来的军人素质和服从命令的理智习惯，我脱口而出：“好，一定完成任务！”两位领导很高兴，关心的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

我们80人的集训队住在军区防化团一处腾空出来的连队营房里，自带背包上下铺，每人发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一个炸药包。队长是通信团作训股长金日华，一位精明能干，文化素养很高的正营职干部。营房周围是一大片绵延起伏的山坡地，从军区装甲兵坦克师调来的两辆T59坦克在山坡上来回往返。马达轰鸣，尘土飞扬，当庞大的钢铁之躯，从你身边滚滚而过，仿佛感到大地都在震动。

我们这些学员，按照教官的要求，一手握枪，一手抓住炸药包，选择有利地形卧倒匍匐前进，等坦克开到一定距离，背好枪支，要一跃而起，把炸药包扔到坦克转塔后面的一小块平顶上。出击时必须单兵战术动作规范，炸药包不从坦克上掉下来，就算成功。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成功，我也同样。

打坦克的过程需要有很好的步兵战术动作做基础。

选择地形、卧倒、匍匐前进、出枪、瞄准、射击等等都是步兵连队战士每日必练的单兵战术动作。在我们修理所，除了夜间两小时站岗时，握有一支没有子弹的空枪，平时我们根本接触不到枪，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现在必须从头学起。

教官是比较严格的，大约知道我是通信修理所的，看到我一手提着步枪，一手抓着炸药包，一遍又一遍的迎着奔腾而来灰烟弥漫的T59坦克，奋不顾身的冲锋陷阵，忙得满头大汗一身尘土，对我相对宽容。当然有这么多士气高涨、斗志昂扬、“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骄兵悍将，教官们大概从来就没有指望把我这样的人培养成“打坦克战斗英雄”。

部队摔打几年，有人说：这时的林凯也显得“骄兵悍将匪气十足”。然而那时的我们野蛮生长，璀璨有光。

修理所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有许多从野战部队选调过来的优秀的干部战士，他们都受过严格的单兵战术动作训练，还有好几个人是从装甲兵调过来的，对坦克比较熟悉，他们任何一个人如参训，“打坦克”的成绩都会比我好。

我记了一个笔记本的内容，准备回修理所训练“打坦克”时做参考。

不久，全军打坦克的高潮渐渐消退。据说，是粟裕等老将军指出：“这种扛炸药包炸坦克的方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要落后，会白白送死。”

兵器不如人，无米之炊！这也应该是当时总部领导层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第六节 5000部报务教练机

一九七四年，修理所制造的“报务教练机”，被总参通信部看中，拨款生产5000部配发全军陆海空各单位。“报务教练机”是修理所曹元康工程师设计开发，修理所精加工车间负责生产外壳，通信总库器材股负责采购器材零件。而电子元器件，印刷电路板的焊接，开关插座的安装、连线、电路板调试、整机按装调试和整机检验，全部由无线组完成，无线组的工作量非常大工作时间很长。这项工作开始由无线组副组长朱行行负责，后因为朱行行休产假，这项工作就交给我。

部队的任务都是要按时完成，在74年到75年的大约一年时间里，我和无限组的许多同志全身心的投入这项工作，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每天都在焊接晶体管电容电阻，安装开关插件，连线调试电路，检验合格包装托运，把无线组的大工作间和其他房间都弄成生产车间。

在这项工作快完成时，上级部门来对产品进行质量检验，他们从即将发货的产品中抽查，我把他们指定的箱子打开，把每一部机器的牛皮包装纸撕剪开，当检查到300部左右时，他们表示可以停止了，质量合格，完全令人满意。

当年无线组许许多多同志都参加了这项工作，记得杜玉波、尹翠娅等都自始至终的参加了这项工作。

1980年，修理所用生产“报务教练机”项目结余的钱款二十万元，盖了一幢质量比较好的团职干部住宅楼，解决了20户团职干部的住房问题，这就是现在的孝陵卫大院50号楼，这幢楼是修理所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盖的宿舍楼，现在依然住满了人。虽然当年无线组参加项目的人没有一人住进这幢楼，但我们和大家一样高兴！

孝陵卫大院50号楼

这项生产工作完成以后，我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1975年的总库修理所新兵集训队工作，担任电工学教员。在部队摸爬滚打几年，也到了在许多方面能独立工作，默默奉献的时光了。

1975年九月的一天，收到了所部送来的上海机械学院测量与仪表专业的录取通知书，第二天立刻动身，几年没回家了，先到杭州看望父母，这是我们家搬到杭州后，我第一次回家。住了两天，也没到风景秀丽的西湖去看看，立刻匆匆赶往上海，学校已经开学了。

　　上海机械学院延长路校区，实际上就是1971年和我们上海警备区通信处项目组合作的上海工学院校区。60年代，朱行行在这里上学的时候，叫上海工学院，我们1971年项目组住在这里的时候，也叫上海工学院，1975年时叫“上海机械学院”，80年代改称“上海大学”。

当年20军汤所长带着我们项目组两个同志和学校老师合作时住在这里两年多，我也短暂的来过，没想到四年后我会来到这里上学。安顿好我的宿舍床位后，我情不自禁的沿着小路往汤所长等项目组同志当年住的宿舍楼走去，走到楼下一看，这座楼已经变成女生宿舍。

上海的冬天雪很大，我在延长路校园大操场留影，后面是教学大楼，矮的两层楼是学生宿舍。

1978年，当我就要毕业离开上海的前夕，到南京路采购物品，在南京路的滚滚人流中竟迎面碰到汤所长一家三口。他听说我现在延长路校区，有些惊讶，连呼这里面是缘分。想想在70年代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我竟有将近五年的时间在上海度过并都进入延长路校区工作学习。汤所长告诉我，他已经转业到上海徐汇区机关并且刚分到新房子。这位当兵20多年，40岁的老同志脸庞略显岁月沧桑，但此刻高兴的像个孩子。他拉着我的手，一定要我记下他上海家里的住址，随时去玩。

汤所长是南方山区人，刻苦努力考上军校毕业后，战友给他介绍了一位漂亮温和的上海姑娘，结婚后想转业到上海工作，但因为是20军的技术骨干，领导一直不放人。今天我为他感到高兴！茫茫大上海，滚滚南京路，有缘能相会！如果到现在他也应该是80多岁的人了，祝他和全家幸福安康！

　

　第七节 图片记忆

八十年代，随着修理所干部人数增多，每年夏天暑假期间，幼儿园关门时，很多干部职工的孩子无处可托。在修理所领导的关心下，办起了修理所临时托儿班。地点在修理所的大食堂，每天轮流由一位孩子的家长在食堂负责管理

时任修理所政委高殿俄和托儿班的孩子们在一起。

照片中有马霞的儿子龙龙，邱华的儿子邱磊，王荣森的女儿王珠，施向群的女儿施絲，林凯的女儿林天天。

从2015年整编，部队编制撤销后，大食堂已经不用，这栋建筑已经封闭，只留下一个角落，作为我们退休党支部老同志的活动室，里面有一个乒乓球桌，一台电视机和十几张桌子及椅子。

老干部活动室

80年代一队（一室）干部战士合影

大功率电台

孝陵卫大院内景

2018年廖仔俠、孙承德、林凯和家人在浙江江山戴笠故居

2021年四月，迎接建党100周年，退休人员党支部参观新四军16旅驻地：溧水李庄

2015年全军整编，军区修理所编制解除，这幢1974年我们亲手参与抬砖搬瓦建设起来的修理所办公大楼完成使命全部封存起来，空调全部被拆除。

现在孝陵卫大院已经整体移交给司令部频谱大队（原无线电管委会）管理。

修理所的岁月已成历史，我们山水一程，一生有幸。

原办公大楼内景色残如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