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上师大培训班所遇

古越吟

　　前几天浏览微信时，倏地闪现京东为朱永嘉先生新著《论李贽》所做的推销广告，不由得勾起了47年前，在上海师范大学培训班时，吾与朱永嘉先生的一次交集和学习期间所遇之回忆。

　　

1974年下半年，上海市、农场局为提升市属农场知青文化素质，选送了约800名农场知青到上海市数所高校培训。其时吾20岁，虽称之70届初中毕业生，充其量为初一学生，一个没有太多知识的农场青年，有机会进上师大学习，甚幸也！

上师大毗邻桂林公园，校园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新奇满满。去报到那天，吾刚跨进学生宿舍，身后就传来充满着亲和力的问候声，转身见是位四十多岁的老师。他脸露微笑，目光谦和。经自介，方知他便是我们的班主任，兼教语法的郑刚老师。在往后教学中，感受到他那充满睿智的循循善诱及为人师表，因此同学们都敬重他，其身上的美德，吾辈汲取不尽。

1981年夏，吾电悉郑老师患眼癌，赶忙去探望。郑老师右眼部护着白纱布，脸上仍勉强露显一丝笑容。在吾坚持之下，郑老师掀开了被一方白纱覆盖着的右眼，但见眼球已作病变切除，眼框内肉体组织亦剔除，裸露出深遂黑窟窿，这景状令吾既惊悚不已又悲怆之极。郑老师却宽慰地说：“以后就装个义眼吧，一般看不出是假的，但医生讲如果波及至左眼就比较麻烦”。其时，他语气、神态一如往常平和乐观，不愧是位曾是朝鲜战场的老兵。𠻸后不久，在吾致电问候郑老师时，惊悉凶险麻烦还是加持扩散，竟病重不治，未曾想到此一别竟是永别。

从校园弥漫着政治氛围中，你不时会感受到驻大学工宣队的领导影响力。工宣队领导是来自上海纺织系统一位五十来岁车间副书记，其主持讲话无物冗长，"啊…啊…”，带浓重方言的拖音高频回荡，台下听众不晕乎也难。工宣队师傅文化程度低大多是生产工人，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光环下，校系领导及老师们对工宣传队显得那么恭敬有加。位于奉贤的校属五七干校里依然不断有教师被去"锻炼"，亦有被“淬火”后回归者…。我们见证了文革时大学里曾经演绎过的一个荒诞片段。

此时大学就读的是工农兵大学生，而类似我们哪来哪去的培训班则很少。在特定时局下，1974年上海市属国营农场知青进上海高校培训之举措，或仅上海市才有且仅存一期。 上师大承办了三个农场班，我们中文系培训班共有48名学员，分别来自上海市东风农场、前进农场、星火农场、向明农机厂。这是一群在蹉跎岁月中，被一抹亮光眷顾的农场知青，人生的刹那芳华，恰是在难忘的农场岁月。

上师大文科教育颇有特色。记得星期天放学返家，我们背负着须从报刋上找出三处以上语法病句的作业。不曾想到下周全班点评，同学们踴跃上台，收获颇丰！学校还特组织中文等系培训班深入上海耐火材料厂实习，郑老师与我们同食宿于厂，周老师指导撰写各类作文。通过专业授课与多题材的强化训练，一定程度上补强了农场知青文化基础差的短板，使学员受益匪浅。我们采用张明曙同学（集体照后排左2位）编撰的反映农场知青生活的相声小品，由本人与翁善毅同学（前进农场21连副连长，集体照前排左1位）搭档，经一周多强化排练，竟如旱鸭子被赶上架，稍作化妆便登上上海耐火材料厂大礼堂舞台和上师大东部礼堂舞台演出，丰富了由农场培训班学员组合的曲艺汇演。

学业结束后，学员们在各自农场有了新担当的繁若星辰，一批学员挑起了农场连队党支部书记、连长的担子，亦有不久走上了场党委书记、场长领导岗位。



　　那是1974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时任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先生在市教育局，主持召开有关高校农场培训班的小型座谈会。由市委负责文教的朱老师亲自召集，凸显其对农场培训班的重视。

接到通知，分别担任上师大农场培训班的两位班长：前卫农场运输连老孟和东风农场粮站的吾，兴冲冲地赶至位于陕西北路上的市教育局内一幢小楼。



午后的市教育局大院里，知了鼓噪，酷热难挡，小会议室里众人汗出沾背。少倾，在一位稍年长的教育局领导陪同下，朱永嘉轻轻地步入会议室落座，以至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市领导已到场。

教育局领导先介绍了出席座谈会的朱永嘉。但见朱老师身材微胖，着短袖白衬衫，目光和善。他开宗明义地鼓励我们反映学习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其语调轻缓，言谈儒雅。

来自上海复旦、同济、上外、华东理工，上师大等高校培训班的十余位二十来岁上海农场知青，可谓初生牛犊，纷纷就课程设置、学员基础差与专业教学脱节等话题，踴跃畅所欲言。朱老师一面颌首倾听，时而插话询问，一面不时侧身转向身边有关领导，一一叮嘱交待督办，最后朱老师提出了若干具体改进意见，给与会的农场知青们增添了信心，返校后传达贯彻暂且不提。

近年吾才了解到朱老师是1931年出生，在四十出头已是副部级。重要的是在吾记忆卡片中：朱老师具有恃重的学者型领导风范，虽已久远，亦清晰。

早年朱永嘉高中时参加中共地下党，1950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从事秦汉明史的教学与研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朱老师因上海市写作组而兴，一跃成为上海市主管文教的领导。

世事无常，红尘莫测。相遇二年之后，朱老师访日，巳知处境的他本可借出访不归，然选择返沪，下机即被隔离。1982年因“反革命罪”被判14年。闻其仕途浮沉，坊间皆不胜希嘘。1988年57岁的朱老师保外求医，提前释放。



　　

对回归社会后境遇，朱老师如下回忆道：“一九八八年底，我保外就医回家，总算又回到了这个久别的家院。……让一号这幢旧屋(位于复旦大学独幢宿舍小区）仍来接待我这个刑余的人。那时王中(注：曾任复旦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长）住在二号，当晚他便来看我，仍以同志相待，一九五五年时，他是新闻系主任，我是新闻系的总支书记，我们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过了一些时日，住在四号的王零(注：王文革前后曾任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便来相访安慰我，说路线上的问题怎么能判刑呢?他为我的遭遇抱不平。接着住在三号的蔡尚思(注：蔡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七号的伍蠡甫(注：伍曾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亦相继来访，他们仍然把我当作他们的同志和朋友。”

宽慰，昔日同袍明理予同情，

嗟叹，以言定罪获刑何时休。

出狱后，朱老师月收入仅200元。他给台湾三民书局整理古籍，写下四、五百万字文字，著述颇丰。在一场病后，他应邀在复旦等处开设讲座。朱老师手拎着装有一大叠夹着注解纸条书籍的布料马夹袋，脚穿圆囗黑布鞋。其不时引经据典，精神矍铄地給企业家等讲明史、评述历史人物等，並为国家和百姓撰文鼓与呼。

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致发专函，对其笔耕不缀表示由衷的敬意，并准许其可以在国内选择出版社自由出版作品。此后他老当益壮，椽笔挥洒，再谱新章。

　　

日月如梭，转眼近五载了。 当年一大群充满活力的农场知青，因缘际会情景难以忘怀。那时老孟常穿件上海工厂蓝绽色工作服，左胸囗袋上红褐色的“安全生产”四个小字仍依稀可辨，脚蹬一双翻毛工作皮鞋。当年我们都住在学生宿舍楼二楼，吾曾无意发现，每当铺木地板的走廊上传来"蹬，蹬″的脚步声，抑或是老孟偕学员们走来。是的，他以踏实的脚步，从一个农场运输船队水手起步，务实勤政，遂官至封疆大吏后跻身副国级。

岁月匆匆，往事随时光而消失，夫七十年代上师大培训的这段经历竟难以忘怀。学习是进步的阶梯，感恩当年朱老师以及上师大郑刚老师（集体照前排右4），周老师（语文写作老师，集体照前排左7）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农场知青所提供的宝贵阶梯！

四十七年前，在上海师大培训班的学习生活，不经意的一段难忘交集，没有预料，便相见铭记，构成曾经历的多色风景，此亦是缘，而当岁月沉淀累加之后，其附加值，则与日俱增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