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安葬遇难者亲历（下）

飞天

撰稿/ 穆秭

制作/ 飞天

“命运”的思索

“地震是瞬间的凝固。”114师直政科的摄影员王文澜，在随救灾部队第一时间赶到唐山地震现场时，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强烈地震把24万多遇难者生前的活动全都凝固在它发生的时刻，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秘的，统统暴露无遗。

路南区一个退休干部，一辈子省吃俭用，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救灾人员却惊讶地从他的遗体上发现厚厚一叠被尸体腐烂的液体浸透的人民币。这个老人把自己的积蓄精心地藏在内裤的口袋里，随身携带，直到逝世。“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准确的体现。

唐山驻军某部一个副教导员，生前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救灾人员把他的尸体从倒塌的房间挖掘出来后，发现他身边还有一具赤身裸体的女尸。他的领导和同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个女人并不是他的妻子。但是，没有任何人在现场议论他，虽然他的行为在当时是最犯忌的。人们将他们的尸体认真包殓，装车安葬，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说。我想，这大概因为越是躲躲藏藏的东西，越容易使人产生敏感；而一旦将什么都展示出来了，一切都变成了真实，就没有人再会对它发生更大的兴趣。

据说，大凡体验过战争生活的人，在战场上都会有意无意、或多或少接受那种“宿命”情绪的影响，无论他是不是唯物论者。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当那样多的死去的人真真实实展现在你面前时，你仿佛会突然间意识到人生的许多平时容易忽视的东西。

38军官兵对待每一具遗体，都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图为救灾部队官兵在烈日高温下小心翼翼包殓遇难同胞，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去。

在救灾部队完成任务即将撤出唐山的前夕，一位在地震中负伤被空运到沈阳治疗的中年人，没等伤口痊愈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唐山寻找他的两个孩子。

说来也巧，强烈地震是3时42分发生的，而这位父亲带着一儿一女3时17分刚从北京至大连的129次直快列车上下来，出站时天还没有亮，他便和孩子坐在车站对面一家商店门前的台阶上，想等天亮以后到市区逛一逛。谁知刚打了个盹儿，轰然一声墙倒屋塌，强烈地震爆发了，他被楼板压在废墟里，身边的两个孩子不知去向。

当时我正在设在唐山体育馆篮球场的114师政治部值班室的帐篷里值班，这个中年人辗转找到这里，希望我能帮他查明两个孩子的下落。

我了解到地震后最早在唐山火车站附近街道救灾的是步兵第341团高机连，便将电话要到那里。该连副指导员听我说明情况以后，沉默了许久，才告诉我：“……孩子太惨了，身子全砸烂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们估摸着是一家人，把俩孩子一起运走了……”

中年人得到噩耗，发疯似地捶打着自己的前胸，哭喊着孩子的名字，不停地说：“是爸爸害了你们呀！是爸爸害了你们！”

据这个中年人说，他在唐山并无亲友，也没有需办的事情。他和孩子原本是从北京乘车直接回东北老家的。可是中途不知怎么鬼使神差般地想要顺路玩一玩唐山，然后再赶当天下午的车回东北。谁知就这一念之差，白白葬送了两个亲骨肉的生命！

在唐山灾区，诸如此类具有极大偶然性的事例，你可以找到一百件，也可以找到一千件。有许多现象很难从事情本身找到正确的答案。当灾难突然发生时，敏捷的反应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们在发生地震的瞬间，迅速从所居住的楼上纵身跳下，结果得以虎口余生，而坍塌的楼房里的人无一幸免。但也有另一部分人，敏捷的反应恰恰帮了倒忙，地震发生后他们居住的楼房奇迹般地没有倒塌，而他们本人却因坠楼而身亡……

唐山大地震震中唐山矿冶学院的教学楼现场，现在已经成了地震遗址。

我曾经在唐山矿冶学院学生宿舍楼前伫足长立。

这座地震前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大楼，震后一片惨状。楼房坍塌成一片废墟，横七竖八的男女大学生的尸体裹砸在中间。遇难的学生都是当年应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本来学院已在几天前放了暑假，由于他们要办理毕业手续，所以延迟了离校。谁知竟然永远留在了这座校园里。

当他们的遗体在我面前一具一具抬上汽车时，我随手翻开了散落在废墟中的一本相册。这是一个女大学生的，圆圆的脸盘，梳着两条小辫子，其中有一张她坐在校园里笑逐颜开弹奏月琴的照片。她是那样年轻，那样活泼，充满了对人生的热爱，可是她本人却永远消失在不可寻觅的地方了。由于生和死的对比是那样鲜明，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常常想起这张怀抱月琴的陌生姑娘的照片，想起她那栩栩如生的笑容。

姑娘，你憧憬什么呢？希冀什么呢？当你跨进大学校园时，显然你是一代人中间的幸运者。因为在那个时代里，能够得到这样的际遇，是要付出比现在的青年人大得多的代价的。但是，你的幸运也是你的不幸。如果你不是这届毕业生，如果你不是跨入这所大学，如果你不是你……今天你会像我一样，仍然行走在五彩斑斓的人生里。

本文作者穆秭在唐山矿冶学院学生宿舍楼挖掘遗体现场。这座地震前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大楼，震后已荡然无存。左侧的士兵正在清点遇难者的遗物，右侧堆积的被褥是用来包裹遗体的。

命运是不可思议的！

说起人生，它的确是有着有些是可以通过努力取得的，也有些是自己的力量难以办到的“命运”的东西。

当我从唐山归来以后，常常有人问起我在灾区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命运！在亘古长存的大自然中，人是显得那么弱小，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知道一生究竟活多久？应当在拥有生命的时候，使自己的生活尽可能有意义；而不要把有限的生命，耗费在一些庸俗无聊的事情上。可惜，这个浅显的道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悟出其中的内涵的。只有在灾难中，才会迫使你去思索这些问题。而灾难，又似乎是人类易于淡忘的事情。

在故乡大地安息的亡灵

当各部队从市区抢运出来的尸体集中到郊外时，担负掩埋尸体任务的部队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一辆辆满载尸体的卡车驶来，卸下尸体，又空车而回，从早到晚，源源不断。

为了迅速安葬尸体，凡能代替墓穴的自然沟壑、干涸洼地都被利用了。由于尸体数量太大，不可能一一挖穴掩埋，工兵部队的推土机犁出一道道深沟，用来集中掩埋成百具成百具的尸体。仅我所在的部队，就专门抽调了步兵第342团一个整编团的兵力在郊外负责掩埋尸体。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在唐山大地震的遇难者中，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占有较大比例，他们的殡殓待遇与所有平民百姓完全相同。任何一支救灾部队都没有接到过为哪一位身份“特殊”的遇难者给予“特殊”安葬的指示。

本文作者穆秭（右二）与战友在唐山机场将危重伤员紧急空运到外地救治。

我曾经在唐山邂逅一位原在师宣传队的战友继烈，她是作为文革前的大学生被征召入伍的，唐山地震前两年已调到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政治部工作。继烈的父亲原是唐山铁道学院院长，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高级别领导干部，在地震中不幸与老伴双双遇难。老人生前的行政关系在北京铁道部，但是，对于子女提出将老人的遗体运回北京火化（因为震中地区的火葬场均已倒塌）这一并不过分的请求，组织上却未批准。

这位曾经像大姐姐一样在宣传队给予我关怀的战友，眼含泪水希望我能给予帮助。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抽空暗地陪她们姐弟在唐山周围的郊县四处奔走，寻找有无幸存的火化场所。最后总算在玉田县找到一家火葬场。那家火葬场的烟囱虽然被震塌了一半，但还在“抓革命，促生产”。

当该火葬场场长——一位老荣誉军人听我说明来意后，眼睛湿润了：“这样高级别的领导，怎么连火化也算特殊？你放心，他们的后事交给我们办吧。”

但这项行动在实施前被取消了。

由于该火葬场仅有的一台殡葬车在地震中被砸毁，他们只能从农村借来一台拖拉机到唐山接运老人的遗体，而当时唐山市实行交通管制，拖拉机根本无法进城。

坦率地说，我在唐山为这位战友的父亲所尽的义务，当时是不能公开的。直到我们救灾部队完成任务，开始分期分批撤出唐山前夕，我所在师的刘文卿政委才得悉这一情况。他不禁为之动容：

“怎么能让这样一位老同志，去世后连拖拉机也乘不上！”

刘政委含而不露地为此承担了可能承担的责任：批准从即将撤出唐山的部队里，抽调一辆解放车，“顺路”将这一对老人的遗体运到北京八宝山火化。老人火化后，没有享受高级干部骨灰可以安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待遇，他们的骨灰存放在了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领袖，对他所领导的执政党的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作的形象比喻。唐山大地震中的遇难者映衬了这种关系。这些来自百姓的执政者，与他们为之服务的百姓们一道，生生死死，永远在同一块土地上。

一批批伤员被38军官兵运送上专列，分赴祖国各地治疗。

唐山郊外遇难同胞掩埋地。大量的尸体东一堆、西一堆散布在烈日曝晒的田野上，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汗流挟背的官兵们，就在这无遮无荫的环境下掩埋尸体。由于长时间接触腐尸，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都长满了又红又肿的过敏性风疹和毒疮，奇痒难忍，搔破的皮肤上流着黄水。可是这些置身不顾的官兵们，在安葬每一具尸体时，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动作轻盈，格外小心。

在那里，我遇到步兵第342团一个熟悉的班长，江苏金坛人。抗震救灾前我曾经在他们连队蹲过点，和他认过“老乡”。短短几天没见，我差点认不出他来了：疲惫不堪的脸上被烈日晒脱了一层皮，又黑又瘦，脖颈以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痱子，令人目不忍睹。

我递给他一支烟，他贪婪地点燃，深深吸了一口，说：“真乏啊。”

我发现他夹着香烟的手在哆嗦，忙问他怎么了。

他笑笑：“没事儿。肚子不争气，拉稀了。连里一多半人呢。”

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默默地望着眼前那些奋战在死尸堆里的官兵。都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可是这些承受着高强度、高消耗劳动的官兵们，为了让地震中遇难的人们尽早得到安息，每天竟“架”住了数十次的腹泻，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帐篷里躺倒！

“听说我们团在朝鲜战场就负责过掩埋烈士。”他似乎无意地告诉我这段团史。

在当时，我无法查证他“听说”的这段历史是否确实。但是，我却知道他所在的团在朝鲜战场上打硬仗、打恶仗是出了名的：全团22个连队，有18个荣立集体战功！

不知为什么，军史里没有记载这个团在朝鲜掩埋烈士遗体的经历。今天，这个团被派往郊外执行掩埋地震遇难者的特殊任务，是不是跟他们昨天曾经有过那一段历史有关？

我想，是的。

这个团不必在团史中忌讳她的历史，应当既写出她的赫赫战功，也记载下这段特殊经历。战争时期的忠骨，和平时期的亡灵，是需要有感情的人来安葬的。正是那些对敌人最狠的人，才对自己的同胞最亲!不是吗？

1976年7月，本文作者穆秭（左二）与战友王文澜在唐山机场。王文澜战友后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当年他用一台海鸥4C照相机记录下许多历史瞬间。

就在这个团，我目睹了这样一幕：

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跌跌撞撞从市区赶到郊外掩埋地，执意要寻找他女儿的遗体。老人是唐山某大学的一位教授，老伴早年故去，他与唯一的女儿相依为命。强烈地震发生后，他被解放军抢救脱险，可是女儿却不幸被地震夺去了生命。等老人从医院赶回寻找女儿时，女儿的遗体刚刚被送到郊外掩埋地。老人不忍心给他后半生带来慰藉的唯一亲人，就这样混杂在无数陌生人的尸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便随即赶来寻找女儿的遗体，想另择地点亲手安葬。

接待他的士兵，得知老人的来意，不由犯了难：刚刚运到现场的尸体有300多具，每具尸体都已包殓好，要从中寻找出老人的女儿的遗体是极端困难的。在当时掩埋尸体的任务分分秒秒都非常紧迫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完全可以拒绝。

但是，当这个士兵看到老人悲痛欲绝的神情，善良的心灵被打动了。于是，他埋头在那300多具包殓好的尸体中，一具一具重新打开，帮助老人辨认。最后终于找到了老人的女儿的遗体。

老人看见女儿的遗体被包殓得那样好，而且，使老人意想不到的是，与女儿的遗体包殓在一起的还有一本当时的流行歌曲集《战地新歌》。这本歌曲集是女儿生前所喜爱的，把它放置在枕边，每天都要哼上几曲。显然是挖掘女儿的遗体时，被细心的士兵发现后一同包殓的。

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那册歌本，脸上老泪纵横，喃喃地说：

“孩子，你的人生值得，值得啊！……”

人是多么渴望一种温暖、一种友善和一种尊重，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当老人看到女儿死后，得到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给予她的真诚的善意，冰结般的心融化了。他改变初衷，不再要求把女儿的遗体带回去亲手安葬，而将女儿的后事托付给那些非亲非故的士兵们。

人生是值得的！

45年过去了，逝者长已矣。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已经在故乡大地的怀抱里得到安息。今天，当国际社会确定在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三为“纪念国际减灾日”的时候，当世界已经进步到为濒临死亡的人设立临终关怀研究机构的时候，我始终铭记着唐山大地震中那位父亲，对他不幸殒去的女儿所作的这句意味深长的人生总结!

“中国百年未遇的大地震，和中国人克服这场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后果的方法，给西方世界出了一个谜。”这是在唐山大地震24万多遇难者在故乡热土中得到安息以后，当时西德《科隆城新闻报》在一篇评论中发出的感叹。

是的，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由于东西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又有多少留待西方世界探索的难解之谜啊!

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受到佛教、儒教和道教的影响。中国人从佛教中学会了同情怜悯；从儒教中吸收了遵守纪律、追求知识、孝顺父母等道德准则以及理顺家庭内部、上下级关系的伦理体系；从道教中学到了忍耐、简朴和知足的美德。由于三者本质上是互相渗透的，因此丰富了中国人的性格。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发展和融合到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而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和强化。

生活在这个社会是幸运的。尽管，这个社会现在也还有浮华浅薄的一面。只有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才会对我们的社会有更深层的了解!只有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才会对人生的价值有更深刻的体会!人们呵，当我们享有生命的时候，能够真诚地爱人也被人真诚地爱吧。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值得!

这是唐山大地震告诉我们的。

这是一位痛失爱女的老人告诉我们的。

这是24万多遇难同胞告诉我们的。

1976年10月，38军完成救灾任务撤出唐山前夕，本文作者来到唐山人民公园的遇难同胞临时掩埋地，向唐山遇难同胞告别。自兹一别45年，作者与大多数在那里抛洒过血汗的救灾战友们一样，再也没有回过唐山。

作者简介：穆秭，原38军114师战友，国家一级编剧，现居南京 。配图摄影：原38军114师战友王文澜、庄小雷、龚铁鹰、冯宝秋及网络。文章、图片的版权均属于原作者。本篇为作者授权制作。

唐山大地震安葬遇难者亲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