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浙江老汉挖开儿子坟墓取出一箱子，领导看后：快上报中央

太行

1950年，浙江宁波镇海县内，一名叫做张爵谦的老汉，和他的几位邻居一同来到了山岗上的一座坟墓前。这是一座合葬墓，里面葬着的正是张爵谦的儿子张静泉和他的妻子，奇怪的是墓碑上写的是“泉张公墓”，而不是“静泉张公墓”。张爵谦来到儿子坟前后叹了口气，挥了挥手，和邻居们挥舞起了手中的锄头等工具，开始刨坟。坟墓打开后，张爵谦颤颤巍巍地走了下去，和邻居们一起推开了儿子的棺椁，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箱子，箱子里面装着的是一个用数层油纸包着的包裹。后来，老人的另一个儿子将这个包裹，送到了新成立不久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史料委员会的领导打开包裹，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后，当即脸色大变，说道：“快上报中央！”那么，这个包裹内究竟是什么物品，以至于需要让老人将之埋到儿子的坟墓中去，最后甚至惊动了中央呢？ 张爵谦关于这个故事，要从张爵谦老人的二儿子张人亚（张静泉）讲起。郑重的交付1898年5月18日，家住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县霞浦镇霞南村的张爵谦有了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张爵谦对这个孩子很喜欢，给他取名为张守和，字静泉。张静泉上有一姐一兄，下有二弟二妹，虽然父亲张爵谦以务农为生，但家里条件并不十分贫困，足足供他读到了中学。1913年，15岁的张静泉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主动选择了退学，前往上海法租界宝盛恒记银楼里面当工人。因为读过几年书，张静泉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在当地工人群众中都是一流的，因此引起了当地革命组织的注意，1921年被吸收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张静泉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张人亚，因为参加了革命的缘故，此后他便很少有机会回家了。 张人亚张人亚可以说是上海市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了，深受党组织信任，第2年就担任了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并发起了工人罢工运动。因为在运动中表现出色，不久后张人亚就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去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合作社，负责领导党、团领导机关出版的图书、报刊发行方面的工作。1927年年初，张人亚秘密回了一趟宁波老家，看到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的儿子，张爵谦心里十分高兴，问儿子这些年过的怎么样，这两年为啥不给家里写信了。此时的张人亚已经是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了，主要负责筹办《平民日报》方面的工作。很明显，组织上的具体情况不方便跟父亲透露，因此张人亚只是告诉父亲，自己两年前接到通知去苏联学习，不久前刚回国，如今在一家报社里面工作，他这次回家的目的就是想让弟弟去上海帮自己。 《平民日报》在之前张人亚寄回来的家信中，张爵谦已经知道儿子是共产党了，也知道他在办大事，因此当场就同意了张人亚的请求，让三儿子张静茂跟着哥哥一块去了上海。《平民日报》是上海总工会的机关报，因为张人亚身兼多职，所以报社的工作要由张静茂和其他三位同志负责。张静茂也没有辜负哥哥的厚望，和其他同志一起将《平民日报》开办得有声有色。可惜仅仅过了三个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爆发了，紧接着国民党当局就查封了《平民日报》社，并将张静茂给抓住了。而已经转入地下活动的张人亚则侥幸逃过了一劫，并通过他中学时候的校长乌崖琴先生将弟弟保释了出来。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上海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张爵谦就此和两个儿子断了联系，经常因担心孩子们的安全而夜不能寐，日夜祈求神明保佑他们平安无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8年冬天，霞南村来了一名行色匆匆的男子，他腋下夹着一个用纸包的严严实实的大包裹，径直走到了霞南村张爵谦家的院子里。当张爵谦看清年轻男子的面容后，急忙将院门锁上，把他拉进了屋内。这个男子，就是当时正被国民党通缉的张人亚。张爵谦对儿子的到来十分高兴，他有太多的话想对儿子说了，结果张人亚并没有直接回答父亲的问话，而是将手里面的包裹交给父亲，对他说道：“这里面的东西是我们党的重要资料，比我的生命还重要，爹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它们妥善保存。”话音刚落，张人亚就打算往外走，张爵谦见状赶紧问道：“我要藏到什么时候？你弟呢？”张人亚向门口瞟了一眼，说道：“到时候再说，他很好，过段时间应该就会和你取得联系。”然后不待父亲追问，便急匆匆的离开了。看着儿子留下的大包裹，张爵谦知道里面的东西一定不简单。当天傍晚，他提着包裹来到了自家菜园里，四下打量一番确认无人后，将包裹塞进了停放张人亚亡妻棺材的草棚内。 草棚过了几天，张爵谦对外放出消息说自己的二儿子张静泉长期不归家，虽已托人进行了多方面打听，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儿子踪迹，想来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因此想给儿子做一个衣冠冢，一来可以“冲冲喜”，二来也该让二儿媳入土为安了。霞南村的左邻右舍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张人亚了，再加上当时因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有大批的工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谋害，因此他们也没有生疑，帮着张爵谦在村东面的山冈上给张人亚和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这里离张家不远，方便张爵谦时时过来扫墓。这是一座衣冠冢，张人亚的棺椁里面放着的是他留下的衣服，和一口箱子，箱子里面装着的是张爵谦用油纸包裹的委托物，之所以要用油纸包裹，是因为张爵谦知道儿子一时半会不可能回来取回这些东西，埋在地底下的话很可能会受潮霉变，所以心细如发的他专门做了特别处理。 泉张公墓在合葬墓外，是一块半米来高，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墓碑，墓碑上只有短短四个字：“泉张公墓”。张爵谦之所以少刻一个“静”字，除了因为张人亚没死，想着哪天儿子回来后，能毫无心理负担地把坟刨开取走这些东西外，更重要的就是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张爵谦没想到的是，儿子这一走就是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张人亚除了1931年年底的时候托人送回来一些私人物品，和一封写着“革命胜利后再相聚”的信件外，就像是人间蒸发一般再无半点消息。开棺转眼间到了1949年，宁波、上海相继解放了，新中国也成立了，张爵谦却仍然没有等到儿子回来。想来想去，张爵谦决定不等了，于是找到了在上海工作的三儿子张静茂，让他登报寻人。张静茂赶紧拟定了一份寻人启事，先后两次刊登在了《解放日报》上，希望当年和张人亚一起工作过的战友看到启事后，能提供一点信息。 解放日报结果一连过去了好几个月，张爵谦父子还是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张爵谦逐渐明白，儿子可能真的已经牺牲了。在心里确认儿子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后，张爵谦孤身一人去了一趟山冈上的衣冠冢，抚摸着墓碑上的“泉”字，哭了很长时间后，张爵谦擦了擦眼泪，心想：“共产党交给我保管的东西，我应该将它们还给共产党，如今共产党已经得了天下了，也是时候‘物归原主’了。”问题是此时张爵谦已经年近耄耋之年了，无法一个人把坟打开。因此他默默地起身往回走，将情况跟邻居们说了一遍后，请他们帮自己一同挖坟。邻居们对张爵谦严守秘密22年的行为十分感动，纷纷表示愿意帮忙，这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当张爵谦从箱子里将包裹取出时，邻居们纷纷上前表示想看一看这个包裹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张爵谦就带着他们一同回到家，在桌子上将包裹缓缓打开，一位邻居看了看桌子上的东西，又看了看张爵谦说道：“你的胆子真大，连这种东西都敢藏着！”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在包裹的最上面是一个小册子，上面写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藏书人”张人亚让我们将时间拨回1922年，这一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顺利召开，这次大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但通过了我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而且还顺利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及一系列重要决议。 中共二大很明显，按照张人亚当时的身份是没有资格出席这次会议的，但是在会后，党中央专门将会议中通过的党章、决议以小册子的形式分发给所有的中共党员，当时我党不过195名党员，因此并没有复印多少份。作为这195人之一的张人亚，顺利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本“二大”决议案。虽然这个小册子只有巴掌大小，可是却有着重大历史意义，里面有《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2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10项重要文件。张人亚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他不但专门将这一本小册子和我党其他的一批秘密文件做了妥善保管，还专门想方设法地收集了一大批中译本的马列著作，其中甚至还包括两册1920年9月出版的的中文全译版《共产党宣言》（国内出版的第1版全译版《共产党宣言》为1920年8月版，共1000册，因排版疏忽，书名被错印了，一个月后又印了1000册的《共产党宣言》，除书名校正，封面马格斯（马克思）肖像底色由红色改为蓝色外，和前版并无二致）。 张人亚所藏《共产党宣言》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悍然掀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还有革命群众进行了大肆捕杀、迫害。张人亚知道，自己收集的这些党内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一旦被国民党反动派探知，势必会被搜去付之一炬。张人亚有心将这些资料、文献转移出去，但因为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一时不敢冒险。过了半年后，党中央因为汪精卫叛变不得不从武汉迁至上海，上海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相关的一切搜查得更严了，张人亚不由得十分着急。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年后，张人亚接到通知，党组织决定将他调离上海，去安徽芜湖工作。张人亚知道自己不能再拖下去了，就算自己成功将这些资料转移出去，那也随时有被损坏的风险。好在，相较于1927年而言，上海的紧张氛围松懈了不少。张人亚将资料和文件进行了整理后用纸包裹了起来，打扮成货郎的样子急匆匆的回了镇海乡下老家，托父亲张爵谦代为保管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和文献。。 张人亚故居时间回到1950年，经过整理后，张爵谦和邻居们发现这个包裹里装着的文件、书籍多达300本（份），虽然过去了整整22年，但这些文件和书籍基本上完好无损。张爵谦知道，这些都是重要革命文物，而且也是儿子的心血。不久后，张爵谦专门写信将三儿子张静茂从上海叫回了宁波，将埋藏了22年的秘密跟他和盘托出后，张爵谦转身走进房间里，将挂在墙上20多年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照片交给张静茂，对他说道：“这张照片我留着也没用了，你将它一块带去上海，交给政府吧。” 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英雄何处寻？张静茂对哥哥和父亲的英勇壮举十分感动，回到上海后，专门请人刻了两枚纪念章，一枚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一枚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字样。然后分别盖在了所有的文件和书籍上。 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两年后的1952年，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为了收集革命时期上海工人斗争运动相关的史料，史料委员会专门在《上海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征集启事。当张静茂看到这一则启事后，知道是时候将文件、书籍交出去了。史料委员会对张静茂上交的这一批革命文物相当的重视，要知道，在张静茂上交之前，因为国家动乱，195本“二大”决议案原件全部不知所踪。他这本带着党章原始文本的“二大”决议案可以说是全国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 张静茂除了“二大”决议案外，这批文物里面还包括中共“三大”决议案及宣言，这份文件存世版本同样十分的稀少。因此，史料委员会的领导干部确认了文件的真伪后，立即向中央进行了汇报。过了数日，史料委员会专门从张静茂上交的文物中挑选了100多件和工人运动有关的保存了下来，其余的还给了张静茂，让他好好保存。7年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征集革命历史文物时，张静茂再次将剩下的所有文物全部捐献了出去，并谢绝了纪念馆发放的奖金。据统计，张静茂捐献的文物中有21件一级文物，4件二级文物、9件三级文物，以及两件未评级藏书，可以说弥足珍贵。 张人亚所藏中共“三大”决议案及宣言1956年，张爵谦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逝世，他都不知道爱子是否还在人世。那么，张人亚，到底去哪儿了呢？时光荏苒，一转眼到了2005年，张静茂孙女张建优在网上查资料时，查到了1933年1月时《红色中华》（瑞金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的一篇悼文，这篇悼文叫做《追悼张人亚同志》，张人亚离开上海前往安徽后的经历就此揭开。张人亚在安徽的工作相较于上海而言更加危险，他要对各地党组织上交的、通过打土豪的方式获得的财产进行加工、经营，转换成现金上交党中央，为党中央筹集活动经费，可以说走错一步就会落入万丈深渊。张人亚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项任务，虽然每天有大量钱财过手，但没拿过其中一分钱，每天过着节衣缩食的贫困生活。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何叔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政权新立，部门需要人手，何叔衡曾经和张人亚一起共过事，知道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专门跟党中央提出了将张人亚调来的请求。 何叔衡就这样，原本在芜湖筹集党中央活动经费的张人亚，没过多久就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当上了何叔衡的助手。因为张人亚能力出众，仅仅过了半年，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兼中央印刷局局长。虽然印刷、出版、发行全都归他管，看起来挺风光，但这可不是个轻松的任务。任务艰巨，工作重要，条件艰苦，张人亚自己又是个“拼命三郎”，因此不幸积劳成疾，于1932年12月23日病逝，年仅34岁。张人亚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出生命的，因此《红色中华》专门为他发表了悼文，这也是该报第一次为逝世的同志发表悼文，可见中央对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重视和惋惜。 《追悼张人亚同志》张人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分别被收藏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央档案馆等地妥善保管，斯人已逝，然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