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和五反

黄美德

（还要修改）2

医院的郑支书，说来我与他还有点缘分。分配到版纳的那一天，我和他乘的是同一辆车。那时，版纳属于思茅专署管辖，版纳办不了的事，就到思茅解决。看病也是这样。那天的车上，一位妇女说：“真怪，我这孩子在景洪经常发烧，什么药都用过了还是不见好，到思茅地区医院吃几片维生素Bc就好了。”后来得知，这种“五名热”系因为气候引起，小儿的体温调节中枢发育不健全。我学的是幼儿专业，我对孩子的疾病感兴趣。我向孩子望去，孩子冲我笑，而且还伸出手来要我抱。我接过来，学着他妈妈的样子，拍着他的屁股并且唱儿歌。在轻缓柔和的歌声和汽车的摇晃中 ，孩子安静地睡着了。我着孩子淡淡的乳香，也迷迷糊糊进入梦乡。后来，孩子的躁动将我惊醒，我睁眼看看孩子，只见他又安然入睡。然而就在这时，我感觉下面有种热乎乎的什么 ，我用手摸了摸，下意识的意识到是孩子的尿液，我捧着孩子站起来，嘴里忙不迭地叫：“尿！他撒尿了！”

我的窘迫、慌乱和羞涩，车里的人都被逗笑了。过后 ，前排一位长者折回头亲切地问我：“姑娘 看样子你是分配来的学生吧？”

我温顺地点点头，他接着又问：“你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我如实相告。我的诚实和温顺后来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但这一次似乎给我带来了好运。长者“呃”地一声，说了句“是么！”折回头再也不言声。

次日到医院报到，始知他是医院的党支部书记。那一刻，他和我会心地笑了。我出身于“另类”家庭 ，对干部有种拘谨和畏惧。但有个车上的接触，我与他像老朋友一样的相处了，没有拘谨畏惧和鸿沟。我后来的宿舍在院办公室隔壁 ，上下班都要经过郑支书的门口。

那时，听老同事讲乡下生活，感觉很浪漫。对边防军的想象，还停留在儿提时代。我坐在门前石阶上，遥望远山的树木排列有序，那时就想，边防军就像树一样地守卫边疆。再大点，看了书本，知道边防军骑着高头大马巡逻在边疆。就是有这样的想象，我没有事的时候就会缠着郑支书，我说我要下乡。在郑支书看来，下乡是好事嘛，正在伏案工作的郑支书抬起头，笑眯眯地听着，两眼透出慈爱的光芒。到曼弄凤参加社教工作，正是我要求的结果。

农村的社教运动方兴未艾，机关单位的“五反”运动也轰轰烈烈。社教工作队的队友相继调回单位，诺大的宣尉街片只剩我一个。一天，我才跨进会议室，社教工作队领导对我说：“医院来电话，说工作忙，叫你回去暂时代班。”

我做人实在，听到“暂时”两字，行李和药箱都没有带上，就径自往医院急奔，进入医院我满脸绯红气喘吁吁。经过院办门口，或许是我的腳步声惊动了办公室到郑支书，他折过头冲我笑了笑 ，我礼貌地喊过继续向宿舍走去。突然，郑支书跟出来喊叫我，他问：“你的行李呢？”

那时下乡都是自带行李。我说：“不是通知我回来暂时代代班吗？”

郑支书笑了 ，他摆摆手说：“快去将行李带回来。”

我连宿舍也没有进，又返身回到宣尉街拿回行李和药箱。我的四清工作就这样结束了，时间是半年多。

医院的“五反”运动正在进行时，每天下午时间都是搞运动。五反运动分三个阶段：“洗澡”、“擦背”和“洗澡下楼”。洗澡就是自我批评和自我检讨自我批判。“擦背”这个词1957年整风运动时就有了，不过那时是帮助党擦背，现在是别人帮助你擦脊背。意思就是说，脊背不干净本人是看不见，需要他人帮助你清洗。于是便有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自我批评和他人批评后，通过了，即“洗澡下楼”了。医院的“五反”运动，基本上是人人过关。

回院报到的那一天，陈泽护士长瞥了我一眼，她说：“一个才出校门的娃娃，会有什么问题。”这算是给我定了调。当时，下午都是搞运动 ，留下我上班，真正的就是代代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