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石门坎

关山客

　　理性看待石门坎

100多年前，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西北角的威宁县石门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苗族小学，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学习的先河，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麻风病医院，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创造了苗族文字，建起了贵州最早的足球运动场，最早的校园露天游泳池。

石门坎奇迹，早有耳闻。退休前牵头编写大方县乡土教材《五心教育》时，看了相关资料，颇为感动。今与三位同行欣然规往，了却了一笔历史文化的债务！

石门坎奇迹，国外势力尤其是基督教会向来都归功于传教士柏格理先生，是他带来了上帝的福音。

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石门坎。用《理性地怼一个：石门坎不是你卑劣灵魂的遮羞布》（2019-02-20 10:07·贵州时事报道）一文中的小标题来表述：

第一、不能诋毁一个民族来凸显一个传教士。

第二、基督教不是拯救苗族的救世主。

一、17年一事无成

1887年，伯格理来到中国，他心中的榜样是传教士李文斯顿。李文斯顿在非洲传教很成功，使非洲许多部落整体归附基督教。伯格理带着这样的希望来到了云南昭通，但是现实让他很痛苦，在昭通一直做到1904年，前后17年。这17年中，他几乎一事无成。

因为他在昭通传教的方式跟明朝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一样，目标是针对中国的儒生。以为搞定了儒生就搞定了一切。但是，中国的儒生大多有一种文化自信，认为中国才是天下的中心，视四夷为落后、野蛮。这种自信，也就很难接受本土文化以外的精神信仰。

他在昭通17年，接受洗礼的仅有17人，差不多平均每年只能发展一个，而这17人也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并不虔诚。他也是蛮拼的，曾经每天在村头敲着大锣喊：“大家听福音啊”，路人就跟看耍把戏一样看着他，他感到莫大的羞辱。

二、《辛丑条约》给传教士提供了“要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温床

《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失权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 该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和掠夺的力量， 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将一切参加反帝反教会的官员处以死刑或徒刑，不少官员纷纷由之前的反教会转向媚教会，传教士手持的《圣经》成了逍遥于大清律法之上的尚方宝剑。在一定程度上，石门坎苗族入教可以避免遭受压迫；借助于教会势力，大花苗得以求学、创办医院等一线发展的机会，这是他们当时入教的一大重要原因。客观上适应了西方传教士叫嚣“要用十字架征服中国”之最初动机。

因伯格理先生的个人魅力，石门坎创造了20世纪初苗区传教的奇迹。除此个案之外，基督教在《辛丑条约》签订前的苗区可谓臭名昭著，如1860年发生在广西的西隆教案，1861年发生在贵阳的青岩教案，1865年发生在四川的彭水教案和酉阳教案，1898年发生在黔东南的旁海教案和《辛丑条约》签订后次年（1902)发生在湘西的辰州教案等，都可以看出基督教融入苗区文化时尖锐的冲突和斗争。

就在伯格理内心倍受煎熬，是坚持还是放弃时，另一名传教士党居仁的一封介绍信让他有了转机。

据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载：“1903年，党居仁牧师到贵州毕节水西等地传教，见到几个穿着蓑衣、披花披肩、蓬头垢面的人，出于好奇，他询问旁边的人后得知，他们是生活在威宁高寒山区的苗民，没有耕种的土地，很是穷苦。党居仁看到他们只能以荞麦面充饥，便请他们吃饼干，还用苗语说：‘你们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安顺找我，我要尽量的帮助你们。’没过多久，四个大花苗人因被彝族人抢去了野猪而想起了那个‘眼睛有鸡蛋大’的洋人，于是去安顺找他。党居仁款待了他们，并让他们拿着自己的名片去找当地政府，使这几个苗族猎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从此，这四个苗族人不断到安顺学道，其他苗族人也纷纷前往，信教热情高涨。但对于来自滇黔边境上的苗族人，他感到鞭长莫及，因此便介绍他们到昭通找伯格理牧师。”

这样，是石门坎苗民主动到昭通去膜拜伯格理并在昭通接受洗礼。

三、彝族土司的大度、包容、慷慨功不可没。

当伯格理到石门坎考查，想将教会中心转移到石门坎时，彝族土司慷慨献出了几十亩土地，无偿供他规划使用。

四、伯格理先生和苗族的相互成就

引《理性地怼一个：石门坎不是你卑劣灵魂的遮羞布》（2019-02-20 10:07·贵州时事报道)一文中的文段如下：

“伯格理先生之于苗族的贡献在于他创制了苗文、创建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族小学、创建乌蒙山区第一所西医医院、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在中国首倡双语教学、男女同校。苗族之于伯格理先生，在于他完成了自己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来中国传教的目的即‘引领一个民族的皈依’”

苗族影响伯格理可以从物质和精神层面而言。从物质层面而言，《苗族纪实》写到：我手头没有款项，而传教社团没有苗族工作经费……办法是由他们每个家庭的每位成员捐出100文钱来。对此种境况的人来说，这真是一项高尚的决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确实太贫穷了……捐助已达100万文钱，（这笔钱）凝聚着质朴的人民的爱，这种爱将与天地永存；皈依者用他们自己的钱为传教士建起的房屋，其中还包括家具在内。可见，苗族和伯格理先生一起修建从住所到教堂再到学校的所有建筑。在沈红所著的《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写到：（修建学校时）由通角寨苗族负责护林和砍伐解板，由各地的苗族义务工搬运到石门坎来。在修建校舍中，他们非常积极，夜以继日，不辞辛苦，不惜出力献劳。从精神层面而言，伯格理和苗族唇齿相依：在柏格理住院期间，数以千计的苗、彝族人翻山越岭几十里从各处前来探望他，双方眼里都浸满泪水，依依不舍。苗族的真诚接纳和感动了伯格理先生。“双方眼里都浸满泪水”暗含着伯格理完全没有拯救者的姿态，这是一种亲人般的关切。

一个不懂得感恩的民族是可耻的，苗族是一个历史悲苦故而更懂得感恩的民族。对于伯格理先生，这位在苗区倾注了心血直至用生命奉献苗疆的英国传教士，苗族同胞永远尊敬并铭记他，全文一直用先生来尊称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对于伯格理先生而言，在于他了解大花苗悲惨现状之后，发自肺腑的悲悯与挚爱，在他的《苗族纪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曾问过这些最早的来访者，他们是不是像乡下的汉族人常表现出的那样害怕我们。其中一位回答：‘我们听到汉人和诺苏人时常谈起羊人！羊人！所以我们第一次来到你们这里时有些紧张。但是，当见到你们后，我们发现你们不是羊人，而就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你们和我们是一家人，只不过你们来自很远的地方。’和他们是一家人！在我的生平中还从来没有被给予过如此崇高的赞扬；而且是被中国最贫穷和后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群众认可为一种父兄般的形象，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

苗族和伯格理的相互成就，正如沈红在《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写到：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意义上，当年伯格理先生们在石门坎因地制宜、创制苗文、振兴教育，是开启了这个贫困社区通往现代化的一扇大门。这段历史发展和超越了原有的文化规则，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意义。我认为，这些不仅是伯格理先生个人的成就，更不是他突发奇想，而是和这个地区的花苗民众一起的创造之功。石门坎的教育成就，曾经凝聚了多个民族知识分子的共同创造。石门坎教会之所以成功，未必照搬了英国循道公会的传统，而是凝聚了多个民族知识分子的共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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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两篇重要文章标题，如有兴趣，不妨搜搜。

附1、《理性地怼一个：石门坎不是你卑劣灵魂的遮羞布》（2019-02-20 10:07·贵州时事报道）

附2、【特稿】《纪念伯格理牧师逝世100周年 重温石门坎之路》

来源：福音时报（基督教会主办）

2015-09-24

择其文段看看教会是如何极力凸现“伯氏”功绩的：

文段一、“1920年左右，循道公会在滇东北、滇北、黔西北、川南苗族地区形成了完整体系，乌蒙山区的苗族85%信仰了基督教，伯格理“传通苗族”的愿望大致实现。当时，乌蒙山苗族最集中的威宁县为全国基督徒人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县，其中最有名的乡便是石门坎。据统计，到1948年，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的信徒人数为5万多，教堂100多个。”

评：这是教会罗列的数据，具体人数不得而知，但威宁的信徒很多是可以肯定的。

文段二、“1989年曾经有过一次调查，当时的石门坎，10个人共用1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这里的贫穷和落后非常惊人，石门坎重新被边缘化。信仰与文化抽走之后，这个地方再次回到愚昧、贫穷的状态。”

评：这个数据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文段三、“伯格理把基督教信仰带到了乌蒙山区，改变了以石门坎为核心的苗族社区。我们怎么衡量这个改变？最重要的是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曾做过人口普查，汉人10人1.9人大学生，苗族是10个人10个大学生。它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这个就是伯格理及那些传教士的功劳。”

评：这个数据也许只有撰稿人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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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片不是美图，但有故事！有几张源于网络，多数为同行人作品。

石门坎，因坎上岩壁如石门而得名。

据说是伯格理先生从英国带来并亲自栽种的枫杨。

　　当年，有四川军阀杨森，调到贵州后，曾组织部队的足球队和石门坎足球队比赛，连赛3天。结果石门坎足球队胜了2场，杨森军队的足球队仅胜了1场。当地人说那是给他面子，故意让的。

比赛结束时，杨森说：“你们所有人都把鞋脱下来，送给对方的足球队，你们还有脸穿鞋吗！”因为，石门坎球员没有鞋穿，他们都是赤脚踢球的。

临走时，杨森要走了4个队员充实他的球队。

露天游泳池

沧海桑田，换了人间。

今天的石门坎小学（教学楼）

今天的石门中学

石门坎乡街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