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蝶恋花》发表后，胡适为何直言：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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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适，毛主席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众所周知，在大众的认知里，胡适一直都以知识分子的面貌示人。他向往自由的改良主义，尤其不赞成暴力革命。说来胡适也是一个矛盾的人，他一方面认定国民党是国家的正统，同时又反对一党专制和独裁统治。

胡适本人并不愿意参政，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个人独立和批评的自由，这从他后来很长一个阶段的生活轨迹便可看出。

1927年，胡适来到上海，并就任中国公学校长。三年后，胡适返回北京，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教授以及北大文学院长。

胡适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他本人却并没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在30年代初的时候，胡适经历了由反蒋，识蒋，拥蒋的转变，他的政治态度也逐渐因为各种原因，逐步倾向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

可即便如此，胡适对外始终以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形象自居。胡适貌似是站在了政府之外，但却很难做到超然独立，并以自己的学者身份，给予蒋介石政府以支持。

1932年年底，蒋介石和胡适生平第一次见面，胡适希望蒋介石能安心做一个“无为”领袖，而蒋介石则希望胡适能够在教育方面作出改革，以对付学潮。

胡适曾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关于为何送这本书，胡适解释说：

“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任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归功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亦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词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如今看来，胡适的这番话可谓一语中的，蒋介石能有后来的成绩绝不是凭空而来，必有其超然的能力，胡适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看到了蒋介石的局限性，那便是不能尽信于人，而这是用人的一个大忌。

而从蒋介石用人的实例来看，显然没能领会胡适对他的规劝，而胡适对他“无为”的劝诫，更与他的为人处世相背离。

虽然胡适在政治上向蒋介石政权倾斜，可这并不代表他同意蒋介石的一切做法。胡适反对独裁，认为独裁政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并希望蒋介石能够向民主的道路转变。

可不管胡适等人怎样争论，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建立起一党专政的“训政制度”。

1938年到1942年期间，胡适受到国民党政府任命，担任驻美大使、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出现之时，胡适曾以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同中共代表董必武进行过一次长谈，主要探讨如何争取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胡适全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

1945年，傅斯年曾到延安进行访问，在和傅斯年的谈话中，毛泽东同他讲到，希望他代自己向胡适转达问候，后来，傅斯年通过文章的方式，向远在美国的胡适，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

当胡适得知毛泽东即将亲自到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后，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并给出建议。胡适建议，中共应该放弃武力，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电报具体内容如下：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胡适毕竟是一介文人，不能清楚明白中国局势的复杂。毛泽东深知，当初正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中共才遭到了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血腥屠杀，昨日惨痛的景象历历在目。

毛泽东深知独立武装的重要性，所以对于胡适的这一提议，自然不可能采纳。

对于这封电报的事情，胡适一直铭记在心，并在给司徒雷登书中的序言中这样写道：“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

其实早在蒋介石逃离大陆之后，对在知识界有很大影响的胡适，毛泽东还是希望能够拉他一把，让胡适能够留在大陆，不要跟着国民党跑。

当时毛泽东曾对人这样说：“你到北平，胡适捉不捉哦？还是不捉。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

季羡林也就这件事情说起过，当时胡适的一个学生曾经告诉胡适，延安方面传来请他留下的消息，继续在北大当校长并兼任北京图书馆长。胡适听后则只是笑笑，轻声说了一句：“人家，信我吗？”

1949年4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离开大陆赴美，开始了一段寓居美国的流亡生活。对于胡适的做法，毛泽东也有看法，并在1954年10月，在全国发起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

毛泽东批判胡适，却并不代表他对胡适的全盘否定，尤其是胡适在学术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毛泽东认为，胡适提倡白话文有功，在一些学术观点上的争论也是有建设作用的。

胡适虽然远在美国，可对于国内对自己的批判运动，他本人也有所耳闻，并对这件事十分关注，那段时间，胡适也读了许多“批胡”的文章和材料。

50年代的时候，胡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毛泽东不是我的学生，以他当时的水平，根本考不上北大。”胡适这句话因何而说暂且不做深究，而毛泽东当时究竟是不考还是不愿考却很值得讨论一下。

毛泽东曾与罗章龙说起这件事，当罗章龙劝说毛泽东报考北大时，毛泽东这样回答：“我在旁听北大课程的时候，发现内容过于陈旧腐朽，实在不值得浪费精力深入学习。”

从毛泽东的回答中便可看出，他没有去考北大，并非不能，实为不愿。毛泽东是心怀救国伟大抱负之人，但北大纯粹的学术思想研究某种程度上来讲，却是有些脱离了社会实际的。

不过，在批判胡适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弃争取胡适的工作。胡适离开大陆两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被视为是争取胡适的一种尝试。

1955年，毛泽东和科学家钱学森等人吃饭的时候，提起胡适时曾说：“胡适提倡白话文，要给他记一功。”

1956年2月，在宴请全国政协会议知识分子的时候，毛泽东再次提起了胡适，并说出了前言部分的那段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

1957年，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被公开发表，社会各界纷纷予以好评，可其中却有一个不同的声音传出来，那便是来自胡适：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页。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胡适对这首词的评价是在1959年给出的，并记录在自己的日记当中，他认为这首词押的韵脚不通，其实毛泽东也知道这一问题，不过他对此却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这首词毛泽东为纪念杨开慧所作，其间包含了浓浓深情……

诗歌除格律之外还讲究意境，而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不严格押韵，则是为了保留诗词的意境，但胡适却把目光集中在了格律层面，这种评价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胡适在美国生活了八年，始终都没有回过大陆，却在1958年回到了台湾，并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

胡适曾支持蒋介石，后来又回到台湾，可蒋介石对此却并不买账，并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还要装什么‘独立学者’，人品简直卑劣至极。”

而在一段时间内，胡适曾被毛泽东视作“楷模”，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曾加入由胡适发起的哲学研究会，这自然跟胡适的才华不无关系。

胡适1891年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13岁那年，胡适到上海求学，学习成绩优异。19岁时获得“庚款留学生”资格，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并在这所大学学习农业。

1915年，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哲学，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并于1917年学成归国，应蔡元培之邀来北京大学做教授。

同年，胡适在国内著名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并在文中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在国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

1918年，胡适参加编辑《新青年》，并且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除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之外，一员新的旗帜人物。

《新青年》杂志在青年人中影响广泛，受到无数青年追捧，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而对于仅大自己两岁的胡适，毛泽东心中也是十分钦佩。

毛泽东曾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起：“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一本杂志（《新青年》），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替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因为曾经留学美国的原因，胡适属于新派教授，而他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很受学生的欢迎，前来听课的学生人数众多。

1918年的秋天，毛泽东为筹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来京，并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下，在北大图书馆谋了一份助理员的差事。

北京大学是全国著名的最高学府，毛泽东因为在北大的便利，得以去聆听胡适等知名学者的讲课，受益良多。

胡适经常在北大第一院的第一大教室讲课，那里除了本校学生外，其他学校的学生没事也会去旁听，而勤奋好学的毛泽东便是胡适课堂的常客。

在北大期间，毛泽东曾在杨昌济的介绍下，专门去拜访过胡适，并在后来给他写过信件，向胡适请教新文化思潮的一些问题。

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加入了胡适发起的哲学研究会，还旁听了胡适关于实用主义的讲稿，曾把实用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

毛泽东钦佩胡适，并和新民学会会员向胡适发出邀请，希望他到北大文科大楼举办学术座谈。对于毛泽东等人提出的问题，胡适均像师长那般，耐心给予回答。

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当时，胡适在自己主编的《每周评论》上，进行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并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

对于胡适发起的这场争论，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参与，但在他组织的问题研究会中，其中有很多都是胡适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

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胡适得知这一杂志非常重视，并且在各种刊物公开向全国读者推荐，直言《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

后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胡适对此十分的赞赏，直言这篇文章眼光远大，议论痛快，能产生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8月24日，胡适在出版的《每周评论》中这样写道：“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我们特别介绍两个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

这年12月，毛泽东因为湖南“驱张运动”再次来到北京，并在闲暇时间拜访了胡适。毛泽东就是否有必要到国外留学的问题向胡适征询了意见，并表达了自己留在国内的倾向，胡适赞成毛泽东留在国内。

毛泽东后来提起这件事曾说：“求学实在没有必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种迷。我曾问过胡适之先生，他以我的意见为然，并写过一篇《非留学篇》。”

当毛泽东告诉胡适计划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胡适对此表示了认同，并建议毛泽东将名字改成自修大学。

胡适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因事来到上海，期间曾给胡适写去一封来信。后来，毛泽东经武昌返回湖南，热心于湖南的建设问题。

为争取胡适等文化名人对湖南的支持，毛泽东在返回长沙的第二天，便再次给胡适写去来信，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

教安

一直到后来，在五四运动的阵营中，开始出现了分裂。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疏远了倾向于改良主义的胡适，更愿意和主张社会主义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站在一起。

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从那之后，毛泽东和胡适之间的直接交往开始减少，不仅早年的友情渐渐变淡了，甚至逐步走上了对立的地步……

1962年2月24日，胡适病逝在台北。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21世纪给胡适“恢复名誉”的预言，也提前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了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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