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故乡

东方博毅

【前言】那是一个不应被歌颂的特殊年代，又是一段需要反思和不能忘记的历史；那是我们历经人生坎坷、精神折磨、肉体煎熬和灵魂扭曲的日子，也是让我们付出青春岁月和惨痛代价获得成长的炼狱磨砺。那些在至暗时刻闪耀光华的人性觉悟、尚存心底的社会良知及相信未来的不懈追求，才是应当被大加颂扬的知青精神，病态的呻吟、盲目的歌颂和无知的赞美，其实都是愚蠢的献媚。知识青年，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命题，它是一个时代强加给那些被命运捉弄青年的深重烙印！每个上山下乡的所谓知青，都有自己终身难忘的经历，可以说酸甜苦辣杂陈，没有一个正常人愿意去体验那些强加的痛苦、无望、空虚、寂寞、挣扎、违心、煎熬、强言欢笑的分秒！当一切都成为往事，那些让他们想忘也忘不掉的过往，都客观地变成了他们祭奠逝去人生的第二故乡和充满悲情的青春挽歌与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真实乡愁！

　　1963年夏初，国家刚刚渡过三年自然灾荒，在我即将上小学前夕，母亲和住在铜鼓台的同乡叶妈，带着我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坐上大轮船，顺长江穿三峡过武汉，千里迢迢回到我们的祖籍宁波去探亲。从那时起，我知道了：遥远江南那水乡泽国中、临河小街转角处、已经没有外婆只有外公的老屋，还有樟村岩下那已经没有爷爷奶奶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老家，从此以后，故乡的概念就深深地扎进了我童年的记忆中，伴随至今。

　　难忘1975年8月13日清晨，在通霄陪我聊天的同学和亲人护送下，我在朝天门三码头登上东方红38号客轮，与“重庆解放碑百货公司”十二名子弟，一同去向长江下游的丰都县双路区双路公社插队落户。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为了打上时代烙印的所谓知识青年。当轮船拉响汽笛，我在轰鸣的马达声中，挥手告别逐渐远去的亲人及城廓时彻底明白了：山城重庆已经成为生我养我十八年的故乡。还记得1978年岁末，我考上大学后的某个深夜，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和无法抑制的思念中，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下乡三年那留下青春岁月和足跡、已经成为此生再也忘不掉的地方，就是我人生的第二故乡。

　　2021年7月5日，在重新与华子取得联系半个月后，他加紧完成了手上的工作赶回丰都，我们商定好会面时间后，我于7月22日，在合唱团老知青黄哥陪同下，驱车两个半小时，直接导航到了丰都县城华子家里，在与他分别44年后第一次易地重逢。当年的少年和青年都已两鬓斑白，历尽人世沧桑。令我喜出望外和十分欣慰的是：除了见到华子的小儿子甘二娃和外孙子（也是原八中初中班同学刘志伟的孙子）以外，还见到了1976年我去川汉公路宣传队后，嫁到河南的甘在美这两个高大帅气、又恰巧因生意来丰都出差的儿子。记得那时的甘在美个子矮小，不多言语，忠厚老实，非常勤劳，怯怯的目光不大敢正面看人。听华子说：自1979年他母亲去逝后，他们就与远在河南的这位大姐失去了所有联系，直到两年前，在他大哥甘在生因病去逝前，经华子反复打听，才在去河南的丰都老乡帮助下，重新找到了她们一家。她离开老家四十多年的第一次返乡，竟是因奔丧而来。华子还说：甘在美是十分幸运的，她嫁给河南这户田姓人家非常厚道，丈夫对她关怀备至，十分疼爱。这两个儿子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三个子女都很孝顺。看到她这两个儿子，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甘在美，这哥俩长得很像他们的妈妈，特别是小儿子。华子告诉我：他二姐甘在芳已经退休，也住在丰都县城，生活很幸福，有一儿一女两个小孩，都在丰都县城工作，但近几天，她因事不在丰都，这次可能见不到了。

　　当年我们“解百”对口到丰都双路插队落户的知青共有十二人，十个男生是：邹景伟、刘国强、郑道明、黄德光、张德荣、侯重辉、刘德丰、龚四平、时伟和我，两个女生是：周健和彭素兰；为了加强我们的安全和管理，单位专门派出了胡世放大姐，作为带队干部常驻在双路区，尽力为我们排忧解难，随时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每次我们到双路去赶场，都要到她办公室去报个到，聚在一起聊聊天。记不清是什么原因，当时公社没把我们十二个人统一安排在一个生产队集中管理，而是将我们打散分配到了不同的生产队。从1975年8月至1978年9月，在当知青的三年多时间里，我有幸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生活劳动、学习工作，其中半年是在紧靠莲花山的四九三队，扎扎实实做了一回真正的农民；一年是在忠县下游临近长江岸边的石柱沿溪，作为川汉公路工程丰都县民工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拿工资专业搞宣传；一年半是在紧邻双路场的前进二队，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经常被叫到县文化馆和公社去写写画画，恢复高考后那大半年，主要时间都用在了复习备考上；无论在哪个地方，我的劳动人事关系，却始终在丰都县双路区双路公社，因此我的第二故乡，并非是一个特定的地域范围，事实上她应该是与知青生涯紧密相关的、一个更为宽泛和广义的时空概念。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曾多次回到过丰都、双路和前进二队，退休以前亦与宣传队友，重返过石柱沿溪，但当初最早落户，又处在山区的四九三队，是我最想回去，却又因种种原因一直都无缘前往的地方。当年从重庆到山里，起码需要两天时间，一般情况下，当天凌晨天不亮就要到朝天门码头登船，从重庆出发后，一路经停长寿、涪陵，要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到达长江北岸的丰都老县城，当天要赶到生产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通常要在县城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乘渡船过长江，到达南岸的王家渡后，穿过一大片几乎无路的河滩地，乘小木船渡过龙河，爬二十来里山路到双路场时，已时近正午，在场上歇歇稍，午饭后再走二十多里山路，傍晚时分才能到达生产队。尽管如今交通状况已经得到根本改变，但四九三队在我心目中的距离，依然十分遥远。现在从重庆出发走南岸沿江高速公路到丰都新县城，只需两个多小时，再从县城开车到四九三队山里仅需半小时左右，这巨大的改变远远超出了我过去的想象，如果没有亲自驾车前去体验，是很难消除这段心理距离的。

　　午餐后我们顶着骄阳，开车踏上了归乡之路，黄哥、华子和甘二娃坐上了我开的头车，田家兄弟开车带着小外孙紧随其后。一路上华子给我们讲起了自我离开生产队以后，他这几十年的遭遇。从他讲述中我才知道，他母亲向朝珍曾经是四九三队的队长，因患上肺结核病而御任；说到此我想起：他母亲除了眼睛很有神以外，还有个特征就是双颊时常泛着潮红并伴有咳嗽。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市设计院工作时的某次体检中，医生问我得过肺结核吗？我说没有啊，他说我肺部有钙化点，证明曾经被感染过，但已经痊愈并不碍事了，当时我还有点将信将疑。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华子后，他说：肯定是被他母亲传染的，他家四个小孩除他以外另三人均被传染过，因为年轻全都自已好了。他还说：那年我在他家生的病，可能就是被传染后的反应，如此看来，此事的答案很有可能真在这里，但大队既然知道这情况，为什么还要把我安排在他们家呢？这事有点不好理解费思量！华子记得很清楚，听说我上大学后的第二年，他妈妈就弃他而去，又过了四年他父亲也撒手人寰，从此，老实巴交的大哥甘在生，也管不了成为孤儿的他和二姐甘在芳，十四岁时他离开老家，在安宁场上漂泊流浪，他母亲生前确定顶替父亲工作的二姐，也寄养在了舅舅家。失去家庭关爱的他，做过一些错事，因打架差点进了监獄，结过三次婚，又离了三次婚，如今又是单身。他开过长途货车，销售过建筑机械，承包过土石方工程，目前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女儿和女婿在他家附近街上，开了个小餐馆，三个小孩中最小的甘二娃跟着他，很快就要读高中了，家里贴满一片墙的各种奖状证明：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孩，非常优秀。

　　一路上蓝天白云下那些熟悉的绿水青山，唤醒了我许多回忆，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还能分辩出当年的模样，还可嗅到记忆深处那泥土、青草、野花、庄稼、炊烟里松枝散发出的芳香…，让人感到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使心情无比欢畅；记得十多年前回宁波老家，在当地亲戚带领下曾找到了我母亲的老屋原址，但童年记忆中那长长的小街、那弯弯的小河、那河里有蓬的小船、那泛着青光的石板路、那岸边弥漫着炊烟的老木屋、那传承了数百年的祠堂、那留下祖宗人生足迹的山山水水、那蛙鸣蝉叫的鱼塘和外公带我去过的地方…，已统统改变了模样；宽敞的马路、高大的楼房、看不见山望不到水的城镇、呼啸而去只留下烟尘的汽车、缺少绿荫的燥热…，横行在我们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地方，没给未来留下一丝一毫过去的痕迹，让我一腔乡愁无处安放，无限惆怅充滞胸膛！真要感谢在梁家河当过七年知青的习主席那些留住绿水青山、记住乡愁的讲话，说出了我们心中所想，代表着人间正道，为人类未来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从当年堡上小学附近路过时，停车眺望，远远地看到学校原来那栋两层的教学楼，已经被拆除，剩下一片废墟还没被完全清理。华子说当年队上的人都知道我给李家沟学校捐款立碑的事，而且队上的好多小孩都是从这所小学毕业的。从这张照片上，他还认出了坐在我右边那位瘦瘦的中年人，就是当时学校的校长陈林发。

　　纠结了我一段时间的这所学校校名，这次也基本搞清楚了。那时学校正名叫堡上完全小学，但山里的老百姓都习惯称它为李家沟小学，后来学校规模扩大后，才改成了连丰小学。现在称丰都县双路镇中心校连丰教学点。龚四平曾在这学校做了二年代课老师。2016年我和候重辉、龚四平、李保平来这里时，学校已经从原来的沟里，搬到了现在坡上这个位置。

　　正值暑期放假，学校大门紧闭，连个人影也没见到。

　　从百度上搜出：双路镇的名字源起于从古至今去那里，都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今天去山上，也有两条路可选，我们挑了途经双路场过楠木村这条路。以前与我即是高中同学又是“解百”子弟的候重辉，当年就落户在楠木大队，他住的村民家在县里有些地位，家中的女儿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属回乡知青，还是县团委委员，好像她还有个哥哥在双路区里任职。他那里是距我最近的知青点，虽然隔着山沟不能直接相望，但在我住的院坝边上向他喊话，他可以听得到山谷里的迴声。当年我俩是走动得最频繁的朋友，他有什么事也常爱来我这里倾述。因此华子对这个即会吹笛子，又会拉二胡的侯重辉那些事，记得比我还清楚。他病退回重庆后，他母亲曾来过山上，华子说当时就住在他们家里。这次回乡本来提前邀请了他和龚四平，但他与爱人要接老丈母到贵州傩城去避暑，龚四平也因在外避暑不得不放弃了此行，而两年前合唱团的涪陵老知青大黄哥，在看到我写的想回农村去的那些文字时，就给我说：到时一定要陪我回丰都。

　　这两山之间那道深沟里，有条长长的石板路，那是当年步行去四九三队最近的一条山路，我曾无数次走过那里。路旁那小溪里清冽甘甜的山泉水和溪中可以歇脚的大石头，还有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崎岖山路，至今仍十分清晰地留在我记忆中。

　　进入过去的楠木大队境内，华子说这家人原来紧挨着候重辉家住，后来才搬来这里。传说候重辉当年就是用她家的香炉伴食去喂狗，亵渎了神灵才被罚得的病，如果不是他母亲从重庆来这里，去她家烧香代他谢罪，他的病是好不了的。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这些说辞毫无根据，候重辉当年承受过极大的压力是真，但根本就没得任何疾病。停车进屋与这家中的女主人打了个招呼，说起当年的知青，她还记得那时常来楠木大队玩的几个知青名字。

　　华子说：绕过眼前这座山那背面，就是原来四九三队和他老家的所在地。

　　当那熟悉的院落和山梁，远远的出现在眼前时，手握方向盘的我抑制不住内心激动，急忙在路旁停车拍了这张照片。

　　这里的山形地貌与当年几乎没有什么大变化，甘家院子还保持着原来的古朴风貌，但规模更大了。最大的变化是在我原来住过的堂屋上，新盖了三层砖混结构的楼房，还在左边用夯土墙扩建了二个开间，减少了院坝形成了两翼围合前面敞开的三合院。华子说：左边那两个开间是当年分户时，专为他扩建出来的，如今与他已没有任何关系，都归了他嫂子和侄子。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那山垭口周围的景色十分优美，并且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学大寨期间修建的连二塘，在甘家侧后方地势比较高的山垭口，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大水塘，在我下乡前就已经修好了，如今里面还关满了水，说明它还在发挥着重要的蓄水灌溉作用。1975年夏收时，我曾在这水塘的塘坎上，亲眼目睹过菜花蛇呑吃青蛙的惊人瞬间。记得1976年入冬后的农闲时分，我还在这里参加过加固坎壁的劳动。

　　从这土坎下去，就到了我当年下乡时，最先借住过的甘家院子。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准确时间是1975年8月14日傍晚时分，夕阳已经落到山那边，看到山垭旁炊烟袅袅的院落，精疲力竭的我知道，目的地终于到了。正在准备晚餐的甘孃孃一家人，听到去公社接我的秦大队长那声“向朝珍，重庆知青来哒”的吆喝声后，全部从已经开始黑下来的屋子里来到院坝头，用好奇的眼光，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白生生的重庆知青，然后把我迎进专为我腾出来借住的堂屋。跨过门槛，点上有防风罩的煤油灯后，环顾四周，我才慢慢看清了室内的情况，房间很宽，进深很大，四周没有窗户，都是厚厚的黄土墙，进门的右侧墙靠前，开有一扇通向旁边房间的门，紧挨着门的一侧放着一张四方桌，桌边摆放着四根条凳，再往里布置着一张大约一米二宽，二米长的单人床，床上铺着木板，板上放着卷起的编织草垫，床的四角和顶上，支着挂蚊帐用的竹杆，床头顺墙安放着一个大约一米五左右，顶上有盖的木柜子，里面分别装了一些生产队提前分给我的大米和干包谷，地上还堆了一些土豆和红苕。面朝大门的墙中间竖靠着一个还没开过火的新砌柴火灶，硕大的铁锅上盖着一个木制锅盖，盖上放有一把长木柄的锅铲，依左墙中段安放着一口盖有木盖的陶制水缸，进门的左边墙角，有一个用木栅栏钉成的鸡舍，靠近水缸的墙上用钉子挂着一个斗笠和一件簑衣，下面靠着一把锄头和扫帚，抬望眼，屋顶倾斜的木檩条、小青瓦和亮子，在摇曳的灯光里清晣可见，低头看，地坪上夯实平整的三合土，清扫得干干净净。房间里虽然灯光很暗，但可以立即感受到大队、生产队和房主人的细心关怀和周到安排，也把我从大城市的生活环境里，迅速带进了武陵山区的农家小院，让我明白了：我的知青生涯将从此开始，一切都得靠自已了。在秦大队长的介绍和甘家人热情招呼及亲如家人的聊天中，一颗悬着的心，很快就平静下来。甘在美用脸盆端上一盆滚烫的热水让我洗了把热水脸后，一路上的劳累顿消。说话间闻讯赶来的生产队长熊朝伦、会计秦光彩和华子的幺爸甘业太也陆续来到了甘家，饥肠辘辘中的晚餐，吃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只允许男人上席，不准许女人桌上露脸的陋习，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那时甘在生刚结婚不久，还没有小孩，我在农村的生活技能，几乎都是他和嫂子教会的。照片上左边那位妇女就是甘在生的媳妇，见面就把我认出来了，并说：你是周毅，那时候瘦些，现在胖了！

　　这幢在原来堂屋位置上新建的砖混房，外墙贴了磁砖，大门也不是当年插门栓的木门了，只有旁边保留着的那一段老墙，还可以看到当年的痕迹；室内的布局也重新作了调整，虽然空间小了很多，但肯定比原来更加合理。煤油灯早就进了博物馆，在我离开农村前后，全公社范围内，几乎普遍都拉上电线，用上了电灯。华子指着堂屋门前的街沿说：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坐在这里的小登子上，你给我画像的事？这事我当然记得，除了刚下乡那段时间以外，在逐渐适应了乡村生活后，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拿出自己设计的画箱，画水彩风景画、人物速写、钢笔画等等。那时画得最多的是老农素描头像，可惜很多画完即被他们拿走，剩下的那些，也在多次搬家后，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

　　砖混结构的新房，向后扩了大约四米多，采光比过去好了不少，即便靠近后面的山体堡坎，室内也很明亮。

　　当年我临时借住的房屋，没有专门厨房，灶台面也没铺磁砖，更没有自来水，我与甘家人是分灶吃饭的。第一次用柴火灶煮饭时，连火都点不燃，吹火筒也不知道怎么用，被烟薰得眼泪花花的，也只能干着急。还煮过夹生饭和糊饭。要不是甘在生他们一家手把手的现场教导，我连下乡的第一个生存关都过不了。黄哥喝了口水缸里存的自来水后，很内行的说：哟，这里的水好哟，甜的！记得秦大金大队长在接我来四九三队的路上，一直在给我介绍队里的情况，曾说过：山高有好水！

　　甘在生和嫂子育有两个儿子，现都在重庆白市驿打工，大儿子已婚，也生有两个儿子，小的个患有“唐氏”综合症。儿媳妇见我们来了，没有上来招呼，呆在一边，也没有什么表情，诺大的甘家院只有老弱妇小守家，显得有些冷清。我们七个人的到来，立即让大院热闹起来！甘家院子的变迁，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发生在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提高，贫困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普遍存在由于壮劳力外出打工产生的“空心化”现象，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尽快得到很好纠正，中国“三农”的未来和发展是令人堪忧的。

　　在我印象中，两年前才故去的甘在生是忠厚勤勉，待人诚恳，不怕吃苦的人，他能在几十年中，辛辛苦苦把家经营成如此模样，是颇不容易的。但由于他性格比较软弱，又是个典型的“粑耳朵”，在父母双亡后，对兄弟姐妹没有完全尽到“长兄如父”的责任，肯定是情有可原的。

　　华子指着靠近院坝的这块稻田对我说：“当初你第一次做活路，下的就是这块田，我们几个娃儿都来看稀奇，我记忆特别深”。由于我们生产队海拔比较高，包谷和水稻比山下都要晚一个月才能成熟，我们队当时好象只种了两季稻，又记得我下乡的第一次劳动是割谷子，因此八月中旬在这块田里收割的应该是早稻。

　　对于从来没有下过田的我来说，第一次顶着烈日，在社员指导下真刀真枪弯腰割谷，不断重复同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汗水湿透了衣衫，稻草划破了手臂，太阳晒红了肌肤，真正尝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中的滋味。当天下午在甘在生指导下和极度疲惫中，自已升火做熟饭后，累得都不想动了，饭后躺在床上，腰酸背也疼，皮肤似灼烧，十分困且乏，又难以入眠睡。为了给贫下中农留下一个好印象，第二天一早，还不得不早起热好昨晚剩饭，饭后与甘在生一道，按时去出工。如此坚持过了最难熬的前几天后，我才逐渐开始适应这痛苦而繁重的劳作。差不多用了两个多月时间，队里才把两季稻谷收割完成，通过这段难熬的日子，我学会了割谷、挑谷、挞谷、扬谷、晒谷、送公粮等农活，皮肤哂黑了，腰身强壮了，饭量大增了，熟悉全队社员了，走遍生产队所有土地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担水劈柴、升火做饭都不成问题了。几场秋雨后，山里气温骤降，我也大病了一场，病好后我的新房也修好了，大约十一月初，我搬进了坟山前紧邻窑罐厂、远望他人院的新居，成为了单家独户的农民。

　　在甘家院只呆了一小会儿，喝了一口自来的山泉水，离开时，不知为何竟有些不忍，心里想着：以后还会再来，才没有表现出一步一回头的恋恋不舍。

　　怀着急迫的心情，我们又驱车来到窑罐厂附近，去寻找我当年独立门户的地方。令人非常失望的是，那梦中的小屋已经不见踪影，到处杂草丛生，仅留下一块当初开出来的宅基地。让人更加吃惊的是，当年那荒秃秃，且堆满坟茔的小山坡上，竟电杆林立，还种上了红苕包谷等庄稼。问华子这是咋回事？华子说：我走后，队里曾经把这里作过保管室，后来又作过红苕保温育苗室，再后来他离家出去流浪后，就不清楚发生的事了。至于坟山上种庄稼的事，他也说不太清楚，估计是包产到户那些年，开荒种地要钱粮，把当年这块主要埋葬大旱年饿死鬼的乱坟，迁到其它不适合种庄稼的地方作了替换。

　　当年队里专门给我修的安置房有两个约四米的开间，进深大概有六米多，四围夯土墙，两坡水悬山屋顶，木檩条小青瓦，街沿高出前面的院坝一米多，大门设在右开间，也是双开门带插销设门槛的老样式，灶台和方桌条凳也放在此间，右边墙角摆着从甘家搬来的米柜，靠大门左边开了一扇小门进里间，里间靠院坝的墙上，开了一个小方窗，房间里竖放着一张宽一米五，用柏木打的单人床，床左边放了一个立柜，右边有个小桌子，因此显得很空荡，房屋背面外墙和两个侧墙外，挖有一条低于室内夯土地坪约60公分的排水沟。虽然这房子已被拆了，但它已经深深印在我脑海中永远不会再失去。原来我左邻的窑罐厂，也不是现在的样子，以前它离我的宅基地要远一些，厂房总体要长和低矮一点。那位曾经住在厂里、全族人都死于大旱年的梁姓孤寡黑衣老妪，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恐怕很多年轻人连她是否存在过，都搞不清楚了。还记得那时我养过一只小黄狗，取了个我小时候养过，但后来丢失了的那只狗的名字，叫赛虎，起初我外出时间如果超过一天，就会把它寄养在队长家，后来出去搞宣传时间多了，干脆就把赛虎送给了真正心疼它的队长家，但每次我从外面回来，总是它不知从哪里第一个跑出来，摇着尾巴撒着欢在我身前身后奔跑，用毫不掩饰的真诚来迎接我，让我终身难忘。

　　今天能见度很好，老宅右侧那连绵不断的山谷，还看得比较清楚，秦大金大队长家所在的杨柳坝，就在眼前的山梁梁脚下。可能是高山移民和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放眼四周，原来满目皆是的层层梯田，似乎减少了很多，地表植被的确比过去茂密了，但总体印象是：山里的变化并不太大，还可以找到很多过去的痕迹，真的有：山中仅数日，世上已千年的感慨！

　　这坎下的凉水井不知道还在不在？那时，这口井是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因窑罐厂那口井的水质不好，队长叫我不要吃那井里的水。仔细寻找了一下，原来下去的小路已经找不到了，一片片灌木丛遮挡住了视线，估计应该也没有人用了。记得当年到这附近来干活时，秦大金大队长总会叫人下去挑担冰沁的凉水来，然后从兜里掏出个小瓶瓶，往水里加几颗糖精，找根木棍和转了，大伙就用水瓢，轮留去舀那桶里十分清凉的甜水，来消暑解渴。

　　远处那最高的大山，很有可能是以前我绝对不知道的仙女山，2019年8月初，我在山上会朋友作考察探母亲后，就是从那里驾车走203省道去黄水，意外路过了靠近我们大队山脚下的龙河和安宁场。

　　我前面山弯里新老交替的房屋，就是生产队长熊朝伦的家，这是当时离我最近的人户。年轻时的熊队长十分强壮，干事非常果断，也是个种庄稼的行家里手。他媳妇聪明贤惠，俩口子看上去很般配。我搬入新居后那些日子，叫我去家里吃饭最多的就数熊队长了。按我心里的计划，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就应该是他们家了。但华子仔细观察了一会儿说：莫去，他儿女都在外面工作，屋里好象没得人。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的问了下秦大平、秦光义和秦光理的情况，知道他们都出去打工不在家，想想也没什么人户和地方要去了，只好悻悻然掉头离开了。路边的坡上，有十来个妇女正顶着大太阳在地里劳动，停车与她们打招呼，巧遇了秦大平媳妇，后来才知道，她是队长熊朝伦的妹妹，她近前来告诉我：大平在高镇打工，并给了他的电话和要了我的电话。除了那年轻点的，其它上了年纪的妇女应该都认识我。

　　从原路折返，路过连二塘、甘家院，华子叫甘二娃下车去叫他嫂子摘些嫩包谷。我们停车等候时，仔细观察了一下甘家院侧面山弯这几幢房屋，这是华子的另一个幺爸甘业太住过的院子。它与今天见到那些院子的共同特征是：在原土墙房屋的基础上，几乎都扩建了砖混楼房。村民的居住条件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和提高。

　　其中有很多新房颇具风格，中西结合，粉墙黛瓦，尺度得当，掩隐在绿树丛中，与环境非常谐和，显得很有范。

　　见时间还早，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我们决定开车到大约八十多公里外的太平乡，去拜见在那里避暑的华子亲家，也是今天我们这次重返第二故乡的促成者，我小学、初中读住读时的老同学刘志伟。

　　太平乡距丰都县城也约80公里，最高海拔1966米，四周山峰耸立，围出来一个很大的平坝子，平均海拔约1500米，地形有点像贵州九坝，也是当年2路红军长征路过时，在此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并出过许多英雄人物。目前房价还不高，应该是重庆休闲避暑的好去处。我们近乎突然袭击的参访，搞得老同学和嫂夫人措手不及。好在做过大厨的志伟兄身手不凡，不一会儿功夫，就像变魔术般，做出了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来款待我们。酒足饭饱回到客栈，我思前想后，总觉得这次返乡多有遗憾，与华子商定一致后决定：明天再回一趟四九山上。第二天早餐后，志伟兄带我们参观了太平乡红色革命纪念地和烈士墓，我们不顾他的执意挽留，又踏上了去四九三队的路途。

　　在安宁场一个小餐馆午餐后，我们从龙河公路旁一个叉道，拐进了另一条硬化了路面，但十分狭窄的乡村公路，一路跋涉，盘旋而上，奔四九三队而去，很快耳鼓就出现了外膨的高海拔反应。烈日炎炎的午时，只闻四处蝉鸣，不见一个人影。

　　从这里可以看到：秦大金大队长在杨柳坝那当年充满生机，十分兴旺的老宅已被荒弃，华子说：他两个儿子在附近另外修了新房，但目前都出去打工了，不在乡里，这次是肯定见不到了！然后又知道了他家大儿子秦宗权，巧到曾经移民前进二队、并在外面打工时遇上意外死亡的事。

　　路过秦光彩会计原来住家的杨柳弯，最先给我们打招呼的，就是在屋顶露台上打望的熊朝渊媳妇，知道我是当年的知青后，她从屋里出来给我们聊了几句，知道她屋里的壮劳力也去外面打工了。

　　秦光彩的小儿子，打着赤膊，端着钢饭碗出来，正好遇上我们。记得当年他只有三、四岁，他对我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但我还想得起当年他那傻呆呆的样儿。

　　把车直接开到了熊朝伦队长的院坝边，停车下来观望，仍然不见人影，走向前去，但见堂屋门也是紧闭着的，正在心里祈祷：但愿今天能见到他们，堂屋的门就开了，出来的正是听到响动的熊队长。紧赶打过招呼迎上前去，马上就还原了当年那个精明强干的熟悉形象，只是已经七十六岁的他，的确是老了很大一头。

　　进屋后见到嫂子，还看得出当年的样范，仍然让人感到十分亲切。他俩说我还是当年的样样，只是白了、胖了，还比原来高了些。他们说得很对，我下乡时只有十八岁，还在吃长饭，读大学后居然还长了几公分。说起今天是专门又来找他们的，队长有些激动，他说：昨天看到几个人在窑罐厂那边，先不知道是你回来了，所以没敢招呼，后来听说你回来又走了，心里还在打失悔，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因此今天相见让我们彼此都有些喜出望外。这几十年他们过得还不错，三个儿子都在外面工作，我去川汉公路那年生的女儿，也在县里上班。如今他们儿孙满堂，因舍不得故土，才时常住在山上。

　　说起当年他们对我的好，队长说：你们这些城头娃娃，要不是响应号召，哪个愿意到这山旮旯来哟，我们要不对你们好点，咋个对得起你们的爹妈哟，再说嘛也对不起自个的良心。一席真诚的话，道出了他和嫂子的善良和真诚，着实让我内心受到了震撼和感动。今天专程回来见到熊队长俩口子，心里十分欣慰，它让我御下了一个大包袱，感到这次第二故乡行，减少了好多遗憾，真正了却了一桩大心愿！

　　为了给即将回河南的田家俩兄弟饯行，我和黄哥在丰都县城多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回程路过涪陵时，特下道前往他曾经在那里做过三年知青的天台乡，去见了见他的老乡。这里山村的情况与丰都没有多大区别，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天燃气居然已经接入了村里每家每户用了几千年柴火的厨房。中午在老乡家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这顿农家饭表明：这里村民们的基本生活也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怎么才能让他们过上质量更高、更好的小康生活。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大课题，相信国家已经有人在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向早已步入现代化的日本农村学习。

　　想当年，下乡当知青是绝大多数家庭，内心极不情愿的无奈之举，而当地贫下中农，亦是不得不勉强接受这些帮不上什么忙、又需要关照的城市小年轻，还要拿出有限的土地资源和粮食给他们分享。但善良的大多数乡民，对待知青还是非常友善的。那时很多知青心存逆反，常听有人私下说：只要离开这鬼地方，以后屙尿都不朝这一方。但几十年过去，当一切都成往事，那逝去的青春岁月和人世沧桑，统统都变成了难忘的回忆，那曾经洒下汗水、泪水甚至是鲜血的地方，都成为了他们永世难忘的故乡和真实存在的乡愁！

2021年8月1日周毅完稿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