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刘凯

　1962年，我的父亲和母亲一同毕业于沈阳农学院，被分配到桓仁县拐磨子公社工作（现在的古城镇），当时我母亲只有23岁，从老家沈阳来到辽宁东部山区工作，当时心里落差还是很大的，交通不便、环境艰苦、举目无亲是她遇到的最大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我的母亲在父亲鼓励下，努力适应这里的一切，从此开启了长达20年的农村工作和生活。

我的母亲是一个求真务实的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国家百废待兴，而桓仁县又属于辽宁东部偏远山区，农村和农业发展仍处在比较原始状态，听我母亲生前回忆说，她和我父亲是第一批到拐磨子公社工作的大学生，他们的到来，结束了这个地区没有大学毕业生在此工作的历史。当时公社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很关爱他们，由于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学农业专业的，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帮助农民解决农作物防病增产方面，经常骑着自行车深入全公社14个大队（现在的村），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农民解决了农作物病、虫害等问题，使当地农民第一次尝到了科技发展农业的甜头。拐磨子公社地处富尔江流域，是全县主要水稻种植区，为了帮助水田地区尽快提高水稻产量，我的母亲风里来，雨里去，披星戴月往返新江、洼坭甸子、东古城子、西古城子、小荒沟和上甸子大队（现在的村），每天都要走20多公里路程，在田间地头、农民家中都留下了她奋斗的足迹，应该说，为当时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的母亲是一个善良和蔼的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公社分配她到大荒沟大队蹲点，在蹲点过程中了解到一个10岁的聋哑孩子，家中父母丧失劳动能力，经常吃不饱饭，为了让孩子能吃顿饱饭，每次大队给我母亲派饭的时候，都要带上他，渐渐的这个聋哑孩子与我的母亲结下了感情，后来听大队干部说，我母亲每次回家的时候，这个聋哑孩子总要到村头盼望我母亲早点回来……再后来，每次下乡路过这里都要给孩子带点吃的，为了这个聋哑孩子，她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到了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一切。

我的母亲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文革期间，在一次批斗会上，几个造反派手持棍棒，企图对台上被批斗人进行殴打，我母亲作为在场的公社干部立即上台阻止，用身体保护住被批斗人，并告诉造反派你们只允许语言批判，不许动用武力，要打你们就先打我，由于我母亲在老百姓中有很好的口碑，几个造反派停止了武力行动。文革结束后，这个当时被批斗人的孩子动情的跟我母亲说，如果没有你当时保护，我的父亲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的母亲是一个不懈奋斗的人。1982年8月7日，经过多方努力，我的母亲工作被组织上安排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主要负责中央农业广播学校桓仁县办学工作，我的母亲也从此结束了长达20年的农村工作，带着我和弟弟回到了县城。（因工作需要，我的父亲仍然留在拐磨子公社工作）对于新的工作岗位，我母亲仍然一如既往全身心投入，由于赶上桓仁地区刚刚开始组建办学机构，工作千头万绪，从筹建办学到学员招收培训，对每一项工作她都一丝不苟，倾注全部心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级政府部门从事农村和农业工作的人员，普遍学历较低，从业技能差，为了让这部分人尽快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技能，我母亲跑遍全县各乡镇，实地了解需要培训人员基本状况，同时还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政策，力争让更多的人都能走进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学习。由于我母亲的不懈努力，一些从事农村和农业工作人员得到了深造，学历和业务技能有了很大提高，通过学习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使他们走上了领导岗位，我母亲也多次被国家农业部和省市县评为农业技术推广先进个人、优秀办学人员、优秀共产党员、高级农艺师等荣誉称号。

回眸我母亲的一生，她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为党工作，为农民和农业发展服务。23岁从沈阳来到桓仁，到2008年去世，在桓仁度过了46个春秋，其中，在农村一干就是20年。为了有更多精力投入工作，她一生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孩子，而且间隔8年之久，是那个时代家中孩子最少的家庭，她把最宝贵的青春都奉献给了桓仁农村和农民，奉献给了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她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应有的品格！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她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她用辛勤的汗水谱写了自己光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