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新邨的故事之晒台春秋——故宅旧忆之四

蓝天白云

仁寿新邨六号的晒台，对我来说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六号楼东立面和北立面拐弯处“望楼”式亭子间的最上层，就是六号的晒台。 在我最早的儿时记忆里，这晒台是个祭祀的场所：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三，是灶王菩萨的生日，我祖母(湖州人叫“娘姆”)就会在晒台上用一个木制的量米升装一升米，在米里插上三支香点着，然后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这时，幼年的我也会学着“娘姆”的样子，两手合十拜个不停。我“娘姆”见了可高兴了，不住地夸我懂事，说灶王菩萨一定很喜欢我这“乖囡”，会保佑我长大有出息的。我听了之后，小心眼里十分受用，捣蒜似地拜得更起劲了。 我的小脚祖母，一口湖州乡音。虽然她老人家已过世几十年，但她对我的爱，每每忆及都暖心…… 现在想来，我幼年时拜的是插在米里的三柱冒青烟的香，可并不知道灶王爷是长这样的神仙！ 六号的晒台不算小，差不多有十一平米大，晒台上就只装着一个水龙头和一个水槽。读小学后，这里又成了我的种植试验场，我在这里种过太阳花、宝石花、仙人球、仙人掌、牵牛花、十姐妹花、石榴……除了花之外，我还种过玉米、赤豆、西瓜……这些农作物在我的侍弄下，从来不曾结出过果实，却培养出不少虫子——比如，我对蚜虫从小就有很直观的认识。由于晒台正对仁寿新邨弄口，视野开阔，地理位置绝佳，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若是诸葛亮再世，定会在此备下擂木滚石以侍候来犯者。也许是受了古代战例的熏陶，弄内的男孩们颇有几个想在这晒台上“建功立业”的，于是，这里有时就又成了他们比试臂力的试验靶场：雪天上来比试扔雪球，晴天比试掷煤球。我记得他们中力道最大的，曾经令煤球越出弄口、越过成都南路、越过马路对过的街面房，一直扔到淮海电影院的外墙上！这臂力，解放军没收他去当“叔叔”，真是屈才啊！白白少了一个比武的掷弹标兵…… 成都南路航拍图。左上角圈内左为我家老屋屋顶，右为晒台(图源自“环行星球”)。 “文革”开始后，特别是夏天，仁寿新邨弄堂热闹非常，白天是“革命小将”们玩乐的天下，晚上则由弄内各路乘凉大军占满了弄堂的各个角落。六号三楼的小朋友们的家长，不准许我们夜里下楼去“野”，于是，顶楼晒台就成了我们聚集"乘风凉″的欢乐园了。“乘风凉”玩什么呢？当然是听大人讲故事最有趣了——这就引出了六号二楼的J家二哥。在那时的我看来，J家二哥绝对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原来也是我们弄内“学民乐风”中的主力之一，二胡琵琶一起来，主要是学琵琶。夏天的夜晚他本是上楼到晒台上来练琴的，被我们这帮小朋友一闹，琴肯定练不成了，就开始给这帮邻居弟妹们讲起了《绿色尸体》、讲起了《一只绣花鞋》、讲起了《梅花党》……听得我大热天混身发凉，双脚不敢着地，听完故事都不敢下楼梯回家睡觉，进自家屋子后还两眼盯着墙壁，直怕它会如故事里那般有个机关，一下裂开，里头露出个“绿色尸体”……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意犹未尽地回屋睡觉了，J家二哥就又开始摆弄他的琵琶，我就在他的悠悠琴声中进入梦乡。 《绿色尸体》小说封面。这部悬疑小说作家张宝瑞文革时期创作的手抄本，2006年12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文革”后出版的惊悚小说《一双绣花鞋》。 “文革”后出版的连环画《一只绣花鞋》。 “文革”后拍摄的影视作品《一双绣花鞋》连环画。 《一双绣花鞋》小说“文革”时期手抄本作者况浩文 (1930—2018)，笔名林兰，重庆市巴县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1950—1952年在西南革大一期学习，后分配到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侦察处任参谋，1955年转业至重庆市二工业局任党组秘书，1959年任市化工局秘书副科长。1956年开始文学创作，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一双绣花鞋》，中篇小说《南岭之鹰》、《在茫茫的夜色后面》、《企业家》，电影文学剧本《宝笈疑云》等。2008年，况浩文出版了《一双绣花鞋》的姊妹篇《风荷》。2018年1月28日，况浩文因病去世，享年88岁。 J家二哥是和前篇主角“勇勇阿哥”一起，正式跟三号二楼大哥学过琵琶的。他没有如“勇勇阿哥”那样去农村插队，而是一直在上海谋生。“文革”时中学毕业后没有“考大学”一说，要么很幸运地进“工矿企业”学徒或上技校，要么就插队或去农场务农，第三条路就是在上海当“社会青年”。J家二哥具体在上海干过啥工作我已记不清了，但他的琴声至今还时时会萦绕我耳旁。因为自从“勇勇阿哥”他们插队离开上海后，他是依旧让我日日闻听丝竹声的邻居大哥，而且异常执着。我白天时时见他左手握个练轮指的弓，右手五指不停地在弓弦上练指力。夏天和早秋的晚上，他总会出现在晒台上，一遍复一遍地练琴，甚至直到八十年代，家家都有电视机，邻里们夏天不太再在晚上聚集乘凉了，他还是晚上一个人上晒台练琴，弹得最多的，就是琵琶独奏曲《彝族舞曲》，以至于我已习惯于伴着这乐曲的旋律入睡了。这也是为什么我选了刘德海先生演奏的《彝族舞曲》来作此篇的背景音乐——我觉得写六号晒台的春秋，就该用这曲子来伴奏。 找《彝族舞曲》演奏视频时才知道，这首名曲是由王惠然先生作曲的，王先生可是柳琴的祖师爷啊！就从这个视频里吴玉霞老师的弹奏解说中了解一下这首曲子吧！ J家二哥写得一笔好字，这可能是得益于家传——他父亲J家伯伯好象是淮海中路徐重道中药店的帐房先生。由于我们那时整幢楼就一个电表一个水表，每月各家的水电费是由住户们轮流按每户人头结算的，帐本每个月一家结算完就传递到下家，而J家就是我家的上家，他家收完一个月的水电费，帐本就传到了我家。我家这活原由我妈做，我认字后这活就归我了，由此我才见识了J家伯伯和J家二哥父子二人一笔漂亮的钢笔字。我那时正上中学，平时对写字已有自我要求，见到邻居中就有如此高手，自然不会放过向其请教。平时遇见J二哥，就常跟他提一些写钢笔字的话题。J二哥二话不说，就借给我一本黄若舟先生编写的《汉字快写法》，“文革”时期，各种字帖在书店是绝迹的，能读到如此上品的字帖，我是如获至宝，就拼命研读模仿。借阅了一回模仿还不得要领，就又第二次向他借阅——这次我索性把书中汉字快写的部首全部描摹了下来，而这些描摹和模仿，帮我初步跨进了汉字书法的门槛。 黄若舟先生的《汉字快写法》前后有多个版本，J二哥借给我的是这个“文革”前的版本。 我把这些部首全都描摹下来作我习字的座右铭。 J二哥家也有不少连环画藏书，不过那时都巳是他兄弟的“财产”了。我当然不会放过借阅当年这“稀缺精神食粮”的机会，就在借阅他家的连环画时，我读到了至今还自认为是上美社《三国演义》连环画套书中画得最好的一册——王亦秋先生的《马跃檀溪》，尽管书中把许褚的兵器画错了：在与赵云交战时，他的手里拿了一柄长枪。 《马跃檀溪》连环画封面。 许褚是用大刀的，这幅图把“虎痴”将军的兵器画错了。 还第一次读到了汪观清先生的两部著名连环画作品：《十二把椅子》和《一件怪事》，书中汪先生根据彼德洛夫和马克·吐温那两个讽刺故事的文字风格而采用的，带有夸张人物造型的黑白绘画风格，令我又开阔了一次眼界。 《十二把椅子》连环画封面 《一件怪事》连环画封面。 《一件怪事》内页绘画，可看出汪观清先生采用的类似于版画风格的，而且人物造型颇为夸张的画法，与华三川先生的画法完全不同。 如果说六号二楼J二哥是我通过“晒台丝竹”结识的大朋友，那么对门一号三楼的二哥则是我通过“隔弄对话”结识的另一位街坊兄长。在“故宅旧忆之一”中，我曾描绘了我们对门一号三楼“文革”盛期的一场轰动全弄的“家庭音乐会”，现在要提的这位二哥，就是那个家里学“美声”阿姐的二弟。说来我与他家并不熟络，除了那场家庭音乐会，我只知道这位二哥有一个画画很棒的朋友叫“车木林”，这位“车木林”画家在“文革”初年曾被他请来为仁寿新邨正弄堂底的高墙上，和弄口“山记理发店”的山墙上画过两幅毛主席像。弄底那幅是穿军装的毛主席挥手半身像，背景是蓝天白云；而弄口画的是一幅毛主席四分之三侧面头像，背景上半部是画一面飘扬的红旗的局部，下半部是平塗的白色。由此感觉，这二哥是喜欢画画的。也许是他几次在市美术馆的“上海市少年儿童画展”中看到过我的“作品”，有一天他在他家的阳台上“望野眼”时，我正好就着晒台上的水槽，面冲他家阳台在洗衣服，于是他就和我"隔弄对话"，聊上了。几次“对聊”后，他向我这个小阿弟发出去他家一坐的邀请——他正在画一幅水粉画主题创作，请我过去看看。我很忐忑又很好奇地爬楼来到了一号三楼的亭子间，这里是他一个人的天地，既是书房又是卧室。他向我展示了自己还未完工的新创作：一位纺织女工正坐在一辆滑轮轨道车上巡视纺机——他在国棉╳厂担任机修工，此画就是表现他们技术革新的新成果——为纺织女工们的脚下添置了带座椅的滑轮车，大大减轻了她们劳累的程度。记得这是一幅大约对开大小的水粉画，裱在画板上，画得很工整，纺机的细节和女工手里接的纱线头都画得很仔细。我认真地拜读了他的大作，聆听了他对绘画的见解，坐了很长时间才离开。 我就是通过这道楼梯，来到了一号三楼二哥住的亭子间…… 此后，我就成了他亭子间的常客，他只要从哪里借到好画册就会候到我在晒台上出现时，在他家阳台上叫我过去观赏，有时甚至直接在阳台上大声呼唤我名字，把我从南边屋里叫上晒台再邀请我去他家。那时能借到的画册，外国的也只能是苏联艺术家的作品集。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他那里看到的苏联女艺术家穆希娜和雅勃隆斯卡娅的作品集，两位大师的作品对少年的我震撼不小。 苏联女雕塑家薇拉·伊格娜吉耶芙娜·穆希娜。 穆希娜最著名的一件作品。 穆希娜作品。 正在创作中的穆希娜和她的作品。 苏联女油画家塔季扬娜•尼洛夫娜•雅勃隆斯卡娅。 雅勃隆斯卡娅的代表作之一《粮食》。 雅勃隆斯卡娅油画中对光影亮丽的色彩处理是她作品的一大特色。 一号三楼二哥同时也是华三川先生作品的爱好者，他曾很小心地拿出珍藏的华三川彩色儿童读物《小阿力》、《董存瑞》等画册让我欣赏。这几本画册是华先生年富力强最辉煌时期的作品，我是反复地翻阅，爱不释手。 华三川先生的彩色儿童读物作品《小阿力》，描绘了越南抗美战争时期一位少年游击队员的故事。 《小阿力》选页之一。 《小阿力》选页之二。 《小阿力》选页之三。 华三川先生的彩色儿童读物作品《董存瑞》。 “文革”结束后，开始出版一些“内部发行”的国外美术书籍。有一次，他叫我过去，给我看了一本美国画家佐治(乔治)·伯里曼的《艺用人体结构》。此书作者对人体结构的理解方法，以及塑造人体时准确又夸张的豪放笔调，让我大开眼界。等我翻阅完毕后，他居然对我说：这书我弄到了两本，这本就送给你了！！！ “文革”刚结束时出版的乔治·伯里曼的《艺用人体结构》。 我在上海美校读书时的第二年暑假，有一天约了中学同学来家里玩，并为同学画肖像写生。有这样的写生机会当然不能忘了对门二哥呀！于是我也请他到我家一起写生——这是我与他唯一的一次同室作画。如今，六号二楼"二哥″和一号三楼的"二哥"，这两位对我的成长产生过不小影响的邻里兄长都已不在仁寿新邨住了。记得J家二哥最后曾任职于昆虫研究所，后来去了日本，而一号三楼的二哥也搬离了旧居，都已失去联系多年。至于六号的晒台，我在九七年搬离前曾为老宅里里外外拍了好多照片留作纪念，当然也包括为这个晒台留影——经过几十年的人居烟火的熏燎，经过“七十二家房客”的拥挤，再加上年久失修，仁寿新邨那时已破败不堪，令人伤心，实在不忍将这些照片、将这晒台的旧貌晒出示众。如今，淮海集团置换六、七号楼后，对全弄房屋外观进行了整治翻新，六、七号楼更是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装修，原来所有的钢窗已全部换成合金窗框，使这将近百年的老宅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现在我偶尔路过淮海中路时，还会特意弯进成都南路去仁寿新邨老宅看看。当我仰望六号三楼我家老屋和顶楼晒台时，总会生出许多感慨：这个我出生成长的老宅，现在里头变成啥样了呢？真的好想到三楼东厢房里坐一坐，到顶楼晒台上望一下“野眼”，追忆一下那逝去的“似水年华”啊！(待续) 图片后记：这是近日我特地重访老宅时，经老宅新主人(现在是由“盈展集团”管理的办公楼)充许，进入六号拍摄的晒台新貌——经“淮海集团”脱胎换骨改造后的六号晒台，左侧的水槽不见了，围栏墙上的晾衣铁架也拆了，地上还做了防水层并铺上了地板，一切都焕然一新——已经不是出现在我梦中的晒台了…… 通向晒台的七级楼梯。原来晒台门（楼上右侧光亮处）里的这一小段通道，是三楼两户人家的厨房。 而六号三楼东厢房我家老屋，更是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梯形窗台左右原本是两个圆孤形的屋角，被拉直成了斜角，房间瞬间变小许多，屋北墙直接往南挪位一米多，更不用说屋里的头顶连天花板都拆了，抬眼便见屋顶木樑和椽子……坐在这间巳然改成办公会议室的"老屋"里，梦中萦绕的那个"老家"巳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