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小人物 ——《四十七个深圳》后记

徒步上天

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往前可以追溯到2011年。天正热，一位年届七十的文友邀我去深圳。我去深圳做什么呢，不买不卖，又不打工。最重要的是，我不擅交际，不擅与陌生人相处。文友说去看看深圳，中国最年轻的现代化城市。人家态度诚恳，火车票都买好了，还说那边已经定好接站的人。我被逼上梁山，因此结识了文友在深圳开厂的儿子，见到了几个二十多年未曾谋面的高中同学。

那是一个有魔力的城市，人们奔来奔去，只为成为神话。我的那些同学，有开厂的，有做贸易的，还有开诊所的，共同点是，都买了房，孩子在深圳的公立学校读书，算是扎下了根。他们的业余生活就是消费，就是娱乐。我跟着他们，每天也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做梦似的。视线以内没有为活下去而挣扎的人，直到见到我弟弟。

那是离开深圳的前一天，我得抽空见一下在工厂当保安的弟弟，他和弟媳一直在深圳打工，租住的房子逼仄潮湿，电扇呼呼地响。我一下子坠入另一个世界。吃饭是我找的地方，粥铺——想着便宜。没想到，深圳没有那种白米粥，只有海鲜粥，贵得不得了。我替弟弟心痛，他应该从来没有这么奢侈过吧？

回来的火车上我就在想，弟弟和我那些高中同学初来深圳时都一样，都是外来者，但为什么弟弟在工厂勤勤恳恳日子还过得紧巴巴的而他们却如鱼得水？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深圳，认识的务工者越来越多，老乡、同学、学生……那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我想写一本书，写深圳的务工者。最初只是想写那些老板们，他们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他们不只关心一时的成败，更渴望成为社会的参与者，渴望看到自己和社会产生关系，渴望看到饱满的自己。但又觉得不够全面，务工者那么多，平凡者更多，我应该有更多的样本，来映射这个大时代。我意图远大，期望它可做史料，也可为后来者借鉴。

这个创作思路通过了中国作协2018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办公室的审核，同时也得到了河南省及驻马店市宣传部门的支持。2016年至2018年，我先后六次去深圳、东莞，有计划有目的地采访了一百多人。他们中既有“60后”，也有“90后”；既有在深圳落地生根的，也有像我弟弟那样在工厂做到退休回老家的。

动笔的时候，才发现掌握的材料不够。每次采访，基本上都是听被访问对象随意讲述，缺少针对性。好在电话方便，微信预约好时间之后，又进行了一番补充采访。

写到中途，发现已成文的十一篇很单调，更像简介，不好读，不耐读，缺少文学性，只能全部作废。正好又有朋友邀我自驾去深圳，我干脆合上电脑，往行李箱里塞了《聊斋志异》和《史记》，出发了。

我们选择大庆到广州的高速，一是车少，二是顺便可以去几个红色景点转转。在井冈山，我们看了《井冈山》实景演出。现场的枪炮声倒是震耳欲聋，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演出没有处理好真实与文艺的关系。由此想到我正在创作的作品，读者要的肯定不止是干巴巴的人物经历，我得找到切入点，找到表现他们的文学手法。

有次赶饭局的路上经过深圳西站，陪我的学生说，这是深圳最老也是条件最差的一个火车站，停靠的都是绿皮火车。2002年他来的时候就听说这个站要拆掉。为什么还没拆？学生答，可能是为农民工着想吧，毕竟还有那么多低收入者。这个解释有点儿主观，但又异常人性，那一刻，我突然领悟到该怎么写弟弟了。

我决定放弃被访者的业绩，将笔墨转向被采访者生活或性格的一个方面，以小说和史料相结合的手法，来映照他们的得与失。我重新整理了采访笔记和录音，生出一些想象，尤其是他们生活的细节。我相信，这是趋于文学的真实，它能抚平褶皱，更能探知人性幽暗的欲望，从而让我们活得更沉着，更勇敢。

相比深圳在历史相度及经济容量上的阔大，这四十七个人物无论是老板还是工厂打工者，都极其渺小。我不自量力地希望，读者能从我的文字中看到这些渺小人物身上阔大的一面——那应该是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阔大。希望，文学能在细微处找到表达当下的切口。

长按下方二维码到微店购买

38元包邮

或加微信13839652313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