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黄冈地委首任书记李友九

资江渔夫

 中共黄冈地委首任书记李友九

赵祝萱

     1949年5月，中共黄冈地委成立，李友九同志担任黄冈地委书记。

    李友九是福建厦门人，生于1917年11月24日。16岁入厦门大学，18岁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时正值华北即将沦陷，学生爱国运动高涨时期，追求进步的李友九，积极投人爱国学生运动。入校不久即加入了共青团，次年(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及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各项斗争活动中，李友九担任着保送文件和情报的交通员工作，每次都能园满地完成任务。在清华学习期间，他还深人山西开展群众工作，并担任了晋北一民众学校的校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国爆发全面抗战，李友九和清华的二十几位同学毅然辍学，奔赴抗日运动高涨的山西太原，参加抗战工作。李被党组织派往冀西，在临城党所领导的一武装抗日根据地任指导员，次年(1938年)任临城中心具委书记，10月调任山西武乡县委书记。 

    1940年至 1941 年又调太行区党委研究室，1943年任豫北地委组织部长，次年任地委副书记。1947年7月随刘邓大军南下，任鄂豫四地委书记，1949年5月任黄冈地委书记。

（解放以来黄冈厉届地委书记：中李友九，左3赵辛初，右3姜一，左2石川，右2董复汉，左1丁凤英，右1楊祖炎。）

　　1950年5月调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任秘书长。此后历任中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互助合作处处长(正厅级)。红旗杂志社常务编辑(当时的常务编辑为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5人，其中陈伯达为总编辑)、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1978年调农业部任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1984 年任农业部顾问。退居二线后，由于才华横溢、名声在外，故被聘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并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几个著名的关于农业与农村工作问题的“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1995年离休。2005年1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李老清正廉洁、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事事必躬亲，写东西都是自己亲自动手。他虽离开黄冈多年，但仍对黄冈有着特殊的感情，时刻关心着黄冈的建设和发展。黄冈的低芥酸油菜等农业项目就是在他的关怀与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从右至左：杜义德、段君毅、乔明甫、刘子厚、郭庆年、李友九、赵辛初、姜一）

　　1986年秋，黄冈地委召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和大别山解放区的建立与坚持》专题审稿会，邀请了原鄂豫区领导及所属地委领导和部分部队领导人与会，李友九作为原鄂豫区四地委书记位列其中。作为工作人员，本人与他有所接触，现将亲眼看到和经历的李老的几件小事说与大家，以见其为人。

    这次会议参会人员多是省部级以上高官，许多人带着夫人、秘书、医生等随行人员一起前来，但李友九却是轻装简从，只身一人。李老说，他也有秘书随员，本也可带来，只是不想兴师动众，多占名额，多笔开支。还有，他办事写文从来都是自己动手，亲历亲为惯了，用不着别人帮忙。

     许多年来，李友九的同事和部下都升迁了，好多人都与他平级了，有的职位比他还高。但李友九在同事和原部下中仍有着极高的威望和威信，大家仍习惯地叫他老九，他仍是大家的领导和头儿。他说的事，大家必办，他召集的会，不说散会，大家都不敢走。

    有天晚上，七八位原四地委干部及所属各县领导（这些人都是省部级干部了）都整整齐齐恭恭敬敬地坐在他的房中，象在开会一样。我凑过去问是什么事？大家答道，老九说开会呢，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就是不见他本人？我每个房间一查，原来李老被段君毅叫去了，在谈事情。我连忙告知李老，说大家都在等他开会。李老赶忙让我转告大家，会不开了，段君毅找他有事。等我将李老的意见告知大家后，这些省部级老干部才如释重负样，一个个地回各自房间休息。

    还有次开小组会，别的组早已散会，都去食堂吃中餐了，只有李友九所在小组还在热烈讨论，我问坐在门边的姜一（曾担任过黄冈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及山西省委书记）：都去吃饭去了，你们怎么还在开会？姜一说，老九没说散会呢？我连忙用手指指手表向李老示意，李老也知道时间过了，大家肚子饿了，但他仍不动声色，直等到所有人发言完后，李老才宣布散会，大家这才一个个向食堂走去，此时已开饭半个多小时了。

（原鄂豫四地委及属县部分干部合影：右起郭庆年、李友九、任爱生、王克文、姜一、李掁宇、须浩风、石川）

　　李老清正廉洁，从不接受别人礼物；无论视察、出差或住点，都要结清帐目费用。从不白吃白拿。

     一天，李老将我叫去，将几十元钱交给了我，说道，漆林替他买了二本书，很好。这是买书的钱，你替我交还给他。我笑着说：“两本书不值什么，这是他的心意，您收下好了！”李老严肃地说：“那不行，我从来不收任何人东西的！我在黄冈工作多年，要开了这个头，那怎么收场呀！”当我找到漆林（时任黄冈专员），将钱交给他时，他难为情地笑笑说：“老领导太认真了，这是两本反映‘一二九’运动的书，我看到里面有写到他的内容，所以就买了送他，二十几元钱，值什么呀！”

     会议结束那天，李老又将我叫去了，他掏出钱和全国粮票，要我去帮他结帐。此事我不敢造次，连忙将管后勤的领导叫来，管后勤的领导让李老不要管这事，说黄冈再穷，老领导的几顿饭还是请得起的！李老来了性子：“就是因为黄冈穷，所以更要处处精打细算，节约过日子，一个来白吃，二个来白吃，那不就更穷了！”管后勤的领导叫起了屈：“老领导，大家都没交钱，就您一人交，您这不是为难我，让我怎么为人？”“别人交不交钱我不管，反正我是一定要交的！”说完，李老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钱和粮票一把甩给了管后勤的领导。见李老发了脾气，管后勤的领导只得将钱和粮票收下了。李友九，也成了这次上百人的会议中，唯一交了伙食费和住宿费的人。

　　别看李老外表是一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大凡他不喜欢的事，那是绝对不干的。比如拍照（与人合影及集体照除外）和题字。因他是黄冈地委的第一任书记，我曾多次提出为他拍一单独照片，均被他否决。和他单独在一起时，好几次想趁他看资料时偷拍，也均被其发现批评一气，所以至今留下遗憾。

    有天晚上，李老要我陪他查阅档案局保存的四地委原始档案，我选中了位于档案局后面的党史办作为阅文室，这里宽敞僻静，灯光好，无闲杂人。

　　晚7：30，白发苍苍的档案局于局长亲自将一大堆原始文件送来，堆了一大桌子。这些文件，多是一些烟盒或手掌大小的用麻绳和白线穿钉而成的小本本，上面密密麻麻用钢笔和铅笔写满了绳头小字。李老说，这都是他和其他同志几十年前写下的会议纪录、决定和一些讲话提纲。我问，为什么用这小的纸写这小的字？李老解释：安全方便。当时打仗跑路多，小纸片便于携带， 字小可以多写。于局长在一旁问：这一张张的小纸片是谁装钉成一本本的？李老笑道，我们自己钉的！当时每人有个针线包，纸片一多，我就将它们钉成一本，以免丢失，二三分钟就弄好了。

     “李书记针线活作得还不错！”于局长不失时机地誇奖道。接着于局长提了个要求：“李书记给我们档案局写个招牌吧！就写黄冈地区档案局7个字。”“我的字写得不好，你们还是找会写字的写吧，特别是招牌。”李老一口回绝了。接着说道，你没有事先走吧，材料等会看完了送你，李老下了逐客令。等于局长走后，李老对我说，我最不喜欢题字拍照，追名逐利的！所以你也不要给我拍照。

     不一会，于局长又来了，这次还带来了笔墨纸砚。李老不高兴了：“不是说了，我不会写吗？再说我现在看材料，忙着呢？”“那等你看完了再写”说着，于局长就找了个凳子座了下来。李老也不理她，径直看材料。就这样，于局长“座冷板凳”快一个小时了，李老仍不为所动。此时，于局长悄悄对我说，小赵，你帮忙说说，我也是快退休的人了，让老领导给个面子。

　　于是我赶忙对李老说：“李老，眼睛累了，休息会吧！于局长是北方人，人民大学毕业来到黄冈几十年，也算是黄冈地委的老人了，你就给个面子吧。”“人大毕业的，我怎么不知道？”李老说道。“我是你走后才来到黄冈的”于局长接话道，“我现在马上就要退休了，请老领导题几个字，也算是给后来人一份礼物。”边说着，笔墨纸张就在桌上铺好了。李老再也不好推托了，于是拿起笔来。

    谁知第一张由于加水太多，“黄”字浸润，废了。第二张不小心在“地”字上滴了一滴墨汁，又废了。第三张写到“档”字时中间一竖写穿了头，字写错了。于是李老干脆搁下了笔，不写了。“说了不写，不会写字，非要我出这个丑，不写了！”于局长叹了口气，只得收拾笔墨纸砚，悻悻地走了。李老在她走后幸灾乐祸似的说：“我的字本来就不行，也不喜欢象有的人样到处题字，我这是故意写错的。”这就是李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