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論》筆記：子曰：“隐者也。”（2021.7.14）

雄鹰于飞

一  几个人物

《论语》中几个人物很有点意思，我开列并录相关文字如左：

1、晨门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38)

2、荷蒉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39 )

3、接舆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5)  

 4、长沮  5、桀溺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

     子路曰：“为孔丘。”

      曰：“是鲁孔丘与？”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

      桀溺曰：“子为谁？”

      曰：“为仲由。”

      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对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

      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6)  

 6、荷蓧丈人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7)

二  就是这个样。

对这几个人，在《论语》虽然都着墨不多,但我们若细加考察，还是可以从中抽象几点:

1、姓名、籍贯不详

所谓“晨门”、“荷蒉”、“荷蓧丈人”，甚至“接舆”、“长沮”、“桀溺”,一看就不是什么真名实姓,大抵都是孔门子弟甚或当时代的人，为要言听两便,所谓“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至于“籍贯”，虽然根据《论语》所记的地名以及孔子及其门人的生平经历，或可考证此其在鲁，此其在卫、在楚。然则，根据《论语》之“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一条，这样的轻于去就，即便考证再有理有据，恐怕也不好说谁谁谁就一定是鲁国人或者卫国人、楚国人。

2、从事贱业

     “荷蓧丈人”、“长沮”、“桀溺”还有“荷蒉”，都业农。“晨门”一个看门的。“楚狂接舆”，是相遇于途中，虽不能必知其无何贵干，但大白天，一个大男人，在马路上，疯疯癫癫、且行且歌，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事。

3、文化程度不低

但，“楚狂接舆”能作而行歌；“荷蒉”不但知音，而且习《诗》，都能一定程度感动孔子，或得孔子肯定。

4、了解社会现实

“晨门”“长沮”、“荷蓧丈人”、“桀溺”不但知道孔子其人，而且都颇了解孔子。谁又敢说“荷蒉”、“楚狂接舆”就不知道孔子、不了解孔子呢？“桀溺”还知“天下”。“楚狂接舆”知往知来，更知“今之从政者”。

5 、批评世道政治

6、对孔子不甚认同

三  是稯稯何为者邪？

《论语》中除了“荷蓧丈人”有“子曰：‘隐者也。’”，其余都未有明确说道。

但是，在《论语》的文本中，紧挨着上引各条的，有：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论语·宪问》14.37）

《十三经注疏》之《论语注疏》有：包曰：“作，为也。为之者凡七人，谓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

案：六人之外，“仪封人”见于《論語·八佾》之3.24章：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这其实是个超级“追星族”。与六人之对孔子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冷嘲热讽者不同，他虽然也说“天下无道”，但对孔子似乎很热捧。所以，愚意以为与上六人合而为七嫌略牵强不协。

还有《论语·微子》18.8章：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是不是巧合？《宪问》14.37章分“贤者”四等七人，《微子》18.8章“逸民”列举七人，孔子亦“曰”亦“谓”了三类六人之后，余下“朱张”一人未曾“曰”“谓”，是亦四等七人也。此七人是否即彼七人？但不管此七人是否彼七人，愚意，其中大约是都不包括我上所列六人的，并且象这样的“七人”“六人”一类，在当时，其为数估计也不光就这么“七人”“六人”而已！

当然，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一类人以及上所引文中出现的不管是“隐者”、“隐居”、“辟世”，还是“贤者”、“逸民”之类的词汇，后来都跟所谓的“隐士”扯在了一起。因此，这一些人物也就成了后人心目中“隐士”早期的代表。

但，我敢说，早期的“隐者”们，绝非后来的大隐士如陶靖节辈。你请且读读他的《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陶渊明是经过了灵魂的挣扎之后的主观选择。早期的“隐者”则不然。

四、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然则，早期的“隐者”又何由而来呢？这得先从周的封建宗法制度说起。

周既有天下，除王畿之地，周天子根据宗法血缘“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是为诸侯。诸侯也在自己的封国内“封建亲戚”，是为卿大夫。卿大夫再在自己封地“封建亲戚”，是为士。自士以上，是为贵族。贵族世袭，但世袭仅限于嫡长子。所以，其余庶孽等等无一例外都要逐代从上降下一级，迟迟早早都将成为贵族的最低一级“士”，然后历上士、中士、下士，最后从贵族“士大夫”跌落“士庶人”，去与“农”、“工”、“商”为伍了。

这是不是早期“隐者”的一个主要来源？这样的“隐者”，因封建宗法制度而起，在西周，经过若干世代，就自然而然，层出不穷、比比皆是。

当其还在贵族的时候，子弟们是都受“王官之学”教育的。小学礼、乐、射、御、书、数，大学《诗》、《书》、《礼》、《易》、《乐》、《春秋》，毕业者“大抵皆有职之人”。当“士”降为“庶民”也，这些人的教育、从业经历及其积累与身俱往，所谓“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所以，上言“文化程度不低”，以及对“社会现实”、“世道政治”其有经验、见解以及很多思想情绪，就不难理解了。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平王东迁，王权式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国之间，掠夺、兼并、争霸，战争不断，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内部，“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弑君篡位如家常便饭。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劫后余生，想想其中得有多少贵族流落泯灭在于民间？

《论语·微子》18.9章曰：“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或许可以借在此处替太史公作个注脚。

私学兴、游士起，至有在干禄的途路中失意，或者本就无意仕进、甘愿雌伏的人们，则是后来的事。如孔子的学生原宪、闵子骞，姑作早期“隐者”的第三个来源好了。

我疑心，晨门、荷蒉当属第一种无疑。楚狂接舆、荷蓧丈人或在第二种里面。至于长沮、桀溺，则“难言也”。

五  惺惺相惜，都有一点点。

     品味上引各段文字，他们这一类人对于孔子，以及孔子的对于他们这一类人，明显都是互有了解的。不仅如此，孔子之于他们，似乎还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与依从，当被回避，当不被接纳、不被认可的时候，他要那样的自我辩解与自我慰抚，一无保留地表现自己的失落，就是最好的明证。而他们一类人呢，虽然人前背后、冷嘲热讽、忌避与不认可，但品咂之下，似乎也不光只是批判与弃绝，还是有明显的提醒、劝正在里面。所谓惺惺相惜，是不是都有一点点？

何以这么复杂、这么纠结？归根到底，孔子之与他们，原本就是一类人。

六  孔子： 一样的出身，不一样的人生。

先摘录几段文字：

1.《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索隱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也。”

2.《孔子家語·本姓解》：“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

3.《孔子家語·本姓解》：“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父……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徵在……遂以妻之……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

从以上几段文字看来：

1、“孔子，宋微子之後。”自弗父何,“世為宋卿”。

2、从防叔奔魯,至伯夏,“父祖為士”。

3、按例，叔梁紇原本基本也就一士而已。然则被称“陬大夫”，是不是之后因功擢升的缘故？

4、孔子有兄。这还可以《論語·公冶長》5.2“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作证。

按例，孔父叔梁紇的“大夫”的地位大抵由其兄“孟皮一字伯尼”者继承。所以孔子至多也就一“士”而已。

5、但是，“陬大夫”一死，孔母颜征在就把孔子从“陬”带离，去到了她的父母之地曲阜。如此，孔子即使有“陬”的“士”的身份，到了曲阜，其户口和组织关系能不能转？能转，当时有没有办理手续？寡母弱子，恐怕都不大说得清楚。

事实上，孔子应该是从“贵族”队伍跌出去了。直接的证据有：

1、孔子自己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9.6）

2、孟子说过：“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万章下》）。

间接的证据：

     3、“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13.4 ）

为什么不是“不是”而是“不如”?孔子的学生们，或许大多都了解孔子曾经有过涉稼涉圃的经历，不然樊迟也不至于那么没有眼色一而再的请教孔子。自然，这样的请教，在这样的时间与场合，是很有揭老师糗事的嫌疑的，难怪孔子不高兴。

4、《史记·孔子世家》：　“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特别是这第4条。之前，孔子或许一直是自以为“士”吧，实际上在孔子那“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父母之国”，陽虎根本就将他不以为“士”了。

这一事件发生在“孔子母死……孔子要絰”时候，根据太史公的记叙顺序，又是在“孔子年十七”之前。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与夫子自道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联系在一起。

正是因为受了陽虎的刺激，孔子才警醒于自己似“士”而非的尴尬身份，立志要通过“学”，要实“士”求是。所以，十有五，开启了孔子的发愤期，他要把握自己的人生。

期间，“治生”是免不了的。因为娶妻生子，孔子需要养家糊口。因此，上面所谓“多能鄙事”、“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云云，应该都是在这一时段的营生。

但“学”是重点。“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憲問》）他凭借家学渊源与幼学功底，加以“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每事问”（《论语·八佾》）、“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他不久就声名鹊起。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

　　这样的态势，对于孔子，似乎已经没有“士”的什么问题，因为“其達者歟”，已经可以为“师”了。至此，孔子的人生已经质转，他已然从“他们”中走出，成为如以前之“王官”一样的人物，开始聚徒讲学，帮助农工商子弟去实现“干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

这个时候，孔子应该三十岁左右。

阳货的态度，可以证明孔子“三十而立”之后的进一步成功。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

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

遇诸涂。

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17.1）

但孔子没有因为阳货的“来！予与尔言。”即“仕”。

他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同时，进一步改造和发展了三代以来的“礼”和“儒”，“仁爱”“忠恕”成为“礼”的核心，从“干禄”到“仁以为己任”，“小人儒”进到“君子儒”，创立儒家学说，逐渐成形他的天下国家以及社会政治思想。这时候，他应该五十左右了。“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以后，孔子挺身出仕，要去实践他“其为东周”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年五十一为中都宰，五十二由中都宰为司空，五十四为司寇，五十五为大司寇，五十六由大司寇摄行相事，孔子的人生因此而达到顶峰。

所以，早先，孔子原本就与他们是一类人。后来他异己、异类，最终从他们中走出，成就了他们原本也可以一样，但现实却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使他们对孔子都有羡慕妒嫉恨。

七  有打退堂鼓，不赋归去来。

《论语》中有一些记述，比如：

1.子曰：“莫我知也夫！”(《宪问》14.35)

2.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罕》9.8)

3.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7.5)

以及：

4.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公冶長》5.7)

5.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9.13)

6.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先進》11.24)

应该都是对孔子周游列国时以及之后的言行记述，反映了孔子对不见用于世的焦虑及其意欲退隐的情绪。

这当然有他的出身记忆的关系,但那也就只是老人家在倏然的感到失落与消沉时聊以调遣心中的孤愤而已。因为，凭着他“五十而知天命”的自觉自任，“六十而耳顺”的身心修养，以及“从大夫之后”的身份地位，孔子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归他早已脱离的族类，最后，只要“从心所欲”，即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