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书记

左岸

1971年元月，我由湖北当阳农村，招工进枝江404厂。由一名插队知青，变成了军工厂的工人。 报到当天，一辆带篷军卡，在紫荆岭车站接到我们。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了40多分钟。停下来的时候，听见有人大声嚷：“下车喽！到地方了。” 下得车来，见车停在一片荒地上，没见工厂，眼前是延绵起伏的山，和星星点点的芦席棚。 “厂在哪呢？”有人问。 “脚下就是啊！呶，看得见的地方全是404的……”开车的军人操着一口湖南话，胳膊一挥说。 办完报到手续，每人领到一个印着404字样的搪瓷碗、10元饭菜票、一套工作服、一件雨衣、一双解放鞋，被编入“新工连”。男生被安排住进一个能容下一百多张上下铺的大芦席棚里。 第二天，起床号响过之后，连长来到芦席棚，大声通知早饭后开大会。 早饭吃完，带着小马扎，列队来到会场。就见一片开阔地当头，用木头搭起一个台子，一支支队伍面朝台子席地而坐。 那是我第一次认识404的党委书记。朱书记坐在台子上讲话，耳旁北风呼号，场子四周红旗猎猎。 书记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404的人了。我们要以最快速度，最高的质量，建设好我们的工厂。毛主席说了，三线建设一天不搞好，他一天睡不着觉。我们的国防迫切需要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啊……” 大会开完，连长带着我们去参观“工厂”。走过一座座山头，连长手捧图纸，指着一个个杂草丛生的山坳告诉我们：“这里今后是多少号车间、那里今后是……方圆十里全是我们厂……” 听连长说，我展开想象，自豪着、骄傲着。 建厂初期，全工地就一个食堂，每到开饭时间，热闹极了，二十多个窗口前，排着长龙般的队伍。 一天，去食堂吃饭，见朱书记也端着搪瓷碗，跟在长长的队列里。好奇，书记咋也在食堂吃饭？ 书记在队伍里各外显眼，因为没他那么老的人，排队买饭的清一色年轻人。年纪大的多半有家，不来食堂吃饭。 书记中等身材，穿一件褪色的中山装，花白头发，戴眼镜，看上去五十来岁。 我猜想书记一定认识我。因为我是工地学毛著积极分子。在大会上讲用过。他还跟我握过手。可是我没跟他说过话。不熟悉，也怕他。朱书记不苟言笑，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 和书记真正熟悉起来，是调去404职工医院开救护车的时候。那年，书记的高血压犯了，在医院住院。我的宿舍就在医院大门口，每天傍晚都能看见他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步。 那天傍晚，正跟赵利平在门口的小桌上下棋。书记踱过来，站在一旁看。一局看完，他说：“我来杀一局。你们谁跟我下？” 赵立平赶紧起身说：“小刘来，我棋臭，下不好。” 书记坐下来，棋摆好。我平炮，他跳马。我拱卒，他飞象。书记的棋力好生了得，不到十几回合，我败下阵来。 “不会是让我吧！下棋可不带谦虚哦……” 书记说。 许是觉得跟我下棋不得劲，书记不下了，跟我们说闲话，问救护车忙不忙？外送的病人多不多？又问我干嘛不开吊车了？ 他还记得我吊装总装车间时的情景呢。说那天替我捏把汗，怕出啥差错。 其实那天我也紧张，全工地的人都来看我上梁了；厂里组织的上梁仪式；因为是404的第一座车间；而我只跟师傅学了三个月的履带吊操作。 好在从上海沪东造船厂借调来的杨师傅始终站在我身边，给了我底气。顺利地将几十根跨梁全安装到数十米高的立柱上。 我告诉书记：“医院新到了一辆救护车，差一个司机，就服从分配调来了。” “嗯，服从分配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哦。”书记说。 朱书记住在住院部四楼一间单独的病房里。说是住院，每天都有人来找他谈工作。偶尔，我没任务的时候，也去病房找他聊天。 一天，刚进病房，没说两句话，驻厂军代表来看他。大肚皮的余政委指着我问：“这小子是谁？” “医院救护车司机小刘啊！说是我的瓦西里呢。”书记说。 “啥？啥瓦西里？”余政委问。没明白书记的话。 “列宁在1918里的瓦西里嘛！” 朱书记补充。 听书记叫我瓦西里，好生激动。没想到随聊的话，他竟然记在了心里。 那是几天前的一个晚上，陪书记看露天电影《列宁在1918》。厂里一般一个月放一场露天电影。 电影看完，回医院路上，书记说：“小刘呀！你看电影里的瓦西里，多能吃苦，对革命忠心耿耿，你要向他学哦。” “是，我一定好好向他学。做您的瓦西里。” 书记笑了：“我可不是列宁，你也不是我的瓦西里，是做革命的瓦西里。” 后来，书记的老伴任妈妈从武汉来404医院探视，他也对任妈这么介绍我。 跟书记渐渐熟悉起来。不再象过去，那么怕他。其实书记挺随和、挺温暖的。不怒而威的外表里面，是一副暖暖的心肠。他只对自己严，严以律己、一身正气。 一次，他搭我的便车去宜昌开会：“小刘呀，你不是要去宜昌拖药吗？我搭你的车去宜昌开个会，免得厂部安排车。” 那天，把书记送去地区二招，约好下午去接他。我们去医药公司办事了。等下午，约定好的时间去接书记，才知道，那天只是传达一个文件，会很短，一个小时就散会了。书记在招待所足足等了4个多小时。 对书记说，“您该给厂办打个电话，让他们来车接您呀！小车到宜昌最多40分钟，害您等了这么长时间。” 书记却说： “没啥急事，何必多派一趟车，等会没关系。” 书记住院半个多月，血压稳定了，回去上班了。一天去厂部办事，顺路去看看书记。书记的办公室在办公楼的三楼，是个套间，外面一间办公，里面摆着他的单人床。 看见我，书记很高兴：“小刘来了呀！问你，哪能买到猪肘子呀？大半年没吃了，怪想的。”听书记说，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这么大的官，这么大年纪，一个人在山沟沟里……其实他跟秘书说一声，一准能办到的事。可他不，找我这小司机。 “您要几个？明天就给你送来。”我说。 书记掏出肉票和5元钱递给我：“还有两张肉票，看看能买几个？可别打我的牌子啊！” 我没接书记的钱和肉票：“不用，买来再说吧。不会打你牌子的，肉食店的经理常坐我的车去枝江，跟他熟着呢。”我说。 “拿着，要不你就不用买了。”书记的脸拉下来。不怒而威的样子又出来了。 1979年4月下旬，这天下午，院长告诉我，说书记打电话来，让我去他办公室。 下班后我去了书记办公室。书记说秘书给他包些了饺子，留我一块吃。他用煤油炉下好饺子。一人倒一杯酒，边吃边聊。 书记告诉我，我的调令来了。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感觉在做梦。“真的吗？”我问。 “要去新单位了，去了新单位一定要好好干，别给404丢脸。我可跟那边的领导把你夸的跟朵花一样。”书记说。 我想调回武汉的事，还是四年多前跟书记说的。只对他说过一次。那时家里五口人，分四个地方。父母在沙洋干校，妹妹在当阳农村，弟弟一人在武汉读书。说想调回去照顾弟弟。 书记沉吟半晌说：“一家人分了四个地方，是够难的。可厂里有规定，不放人啊！我也没权开这个口子呀！” 书记都这么说了，还能怎样？只有不提了。 以为这事泡汤了。却没想，现在成了现实。 书记告诉我，厂里现在有新政策，可以根据困难情况放人了。说他这次是借去省里开会的机会，给我联系了两个接收单位。让我选一个，明天可以去人事处办手续。 “不会给您丢脸、给404丢脸的。我一定好好干。”我说。 “小刘呀！任何时候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要谦虚谨慎，不能放松学习。一放松就会犯错误。知道吗？”书记说。 我跟书记聊，问书记，“您这辈子犯过错误没？您多大参加革命的？打过鬼子没？打仗怕不怕呀？” 书记一一回答我的问题： “我十七岁就参军了，打过鬼子，不知道怕，出生牛犊不怕虎嘛！冲锋号一吹就朝前冲。想打完鬼子就能过好日子了。”书记还说他犯过错，犯的错还不小…… 那晚我才知道，书记是胶东人，抗日时期的老革命。 全国解放后，书记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参加过保卫开国大典。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因为扩大化，犯了错，受到降职处分。由原来的十一级，降到了十三级。现在我明白了，难怪书记不苟言笑，那么威严！原来是长期对敌斗争留下的烙印！ 那晚，在书记那待到很晚才回医院。书记说了很多话，可能因为我要调走的原因，第一次听书记说到他的经历…… 岁月的废墟，掩埋了多少往事。光阴荏苒，许多事，随着时光的流逝，淡忘了。可跟朱书记的一段往事，却长久地萦绕于心。 此刻，写着一段陈年旧事，朱书记的模样又浮现在眼前。 永远的书记；那是一个时代党的书记的缩影。我想念朱书记…… 　　调离404时，和 404医院同事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