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夫妻胡识因与郑恻尘

历史记忆

作者：刘定卿

　　 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书记胡识因

胡识因晚年照片

胡识因丈夫郑恻尘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夫妻志同道合一起参加革命的并不多见。但在温州就有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她们在谢文锦的领导下，创建我党在温州最早的党组织——“温州独立支部，这就是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第一任书记胡识因和她的丈夫郑恻尘。

一、夫妻双双同时参加革命

胡识因，女，永嘉人，1893年出生，家境比较富裕。7岁时，随家迁至温州，16岁时，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第二年转入上海女子体操学校，毕业后在杭州等地任教。1920年回到温州市区创办私立新民小学，自任校长。

郑恻尘，1888年3月26日出生在永嘉表山乡，原名郑采臣，出身小康之家，受到良好的教育，自幼聪颖，心灵手巧。 16岁考入温州第十中学，毕业后到北京浙江学堂和杭州王氏工艺讲习所学习。1910年回到温州，因反对母亲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后与胡识因认识结婚。创办“振亚肥皂公司”，虽然失败，但这是他创办工厂的尝试。

1911年，武昌起义那一年，他前往湖北投考革命军，并参加了前线作战。1912年转入湖北第二军官学校学习，即将毕业时，感到所谓的“国民革命”与自己救国志愿不符，毅然离开军校返回温州。

五四运动时，日本有大量的花席进到温州市场，学生开始抵制日货，郑恻尘他想日本能制造花席，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于是他研究花席生产的工艺和机器。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的研制和努力，郑恻尘生产出半机械化的打席机，接着他又试制成功印花机，可以在席上印刷花卉、人物、风景、鸟兽等。

郑恻尘聪明好学，擅长书法和图画，能写一手的好字，他书写的“中一花席公司墙界”仍保留至今。该厂出产的花席图案，大部分是郑恻尘自己画的。1919年，他卖掉家中的20亩地，3间半房子，筹措资金，与人合股，在温州九圣殿巷办起“中一花席公司”，自任总技师。

后来，中一花席公司不断扩大，又在西溪司巷、三官殿巷设立分厂，中一公司最盛时有1500余人，是温州当时最大的工厂。温州生产的花席不仅供国内，还远销国外新加坡、南洋等地，把日本的花席挤出了温州和浙江的市场。

温州产有一种咸草，也叫三角草，生长在沿海江边，杆体成三角形，草杆长，压扁后可以编织草席。在温州用这种草编席是郑恻尘发明的，他对三角草用化学办法漂去碱性，使咸草质地更软，印上花色图案后显得更鲜艳。这种席可以折叠，携带方便，很受群众欢迎。

1924年秋，谢文锦来到温州开展革命工作，由于都是永嘉老乡，胡识因和郑恻尘在他的影响和引导下，于1924年冬天，一起由谢文锦介绍入党，并筹建温州独立支部，开展党的工作。从此，夫妻一起参加革命，开始走上了为中国革命奋斗的征途。

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旧址

二、胡识因和郑恻尘为革命竭尽全力

当时，胡公冕来永嘉为北伐军招募青年，郑恻尘积极协助胡公冕，在温州组织了两批数百名青年到广东加入北伐军，支援北伐。但是消息走漏后，胡公冕遭到军阀搜捕，郑恻尘亲自护送胡公冕搭船去上海。并担负起送革命青年去广州的重任，他买通“海晏”号轮船上的账房，将他们分批运往广州。当运送第三批时，郑恻尘被敌人发现被捕，关押在瓯海道司令部，经多方营救，郑恻尘才被释放。

独立支部成立后，党支部在思想进步的学生、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先后介绍了金贯真、林去病、林平海、王国桢、王金娒、蔡雄、李德姑、叶廷鹏等入党，后来这些人都在土地革命时期成为红十三军和浙南特委的骨干，其中金贯真还是红十三军的政委，王国桢成为中共浙南特委的第一任书记。在红十三军失败后，叶廷鹏仍然在平阳坚持斗争，最后与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会合。“温独支”成员后来大部分都壮烈牺牲，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国共合作期间，郑恻尘是温州独立支部协助国民党组建永嘉党部的总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成功地筹建了国民党永嘉党部，并在国民党党部中，安排了大量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

当时，上海、北平等大城市都纷纷成立“国民会议女界促进会”推动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问题。温州独立支部也接到上级指示，要发动妇女，在温州成立“国民会议女界促进会”，并寄来了上海等地千妇女书和大批宣传品。胡识因立即发动教育界、妇女界筹备成立“温州国民会议女界促进会”，要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相呼应。

1925年元旦，温州独立党支部书记胡识因组建“温州国民会议女界促进会”，在七星殿巷女子师范讲习所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男女平等、同工同酬，还提出耕者有其田等口号。胡识因在工作中注意培养和发展党员，将“温州国民会议女界促进会”中的女师学生邵锦云、林锦心等吸收为党员。后来，“国民会议女界促进会全国会议”在北平召开，温州也派代表戴宾参加。

胡识因在担任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书记期间，帮助国民党组建永嘉党部和乐清党部，组织温州学生进行学生运动等，特别是她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期间，胡识因创办了《浙江妇女》半月刊。为妇女解放和维护妇女权利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温独支”除重视学生、妇女运动外，还十分重视工人和农民运动，在温州成立了总工会，由雷高升任总工会主席；在永嘉成立农民协会，由王国桢任永嘉县农会会长；在平阳成立农民协会，由叶廷鹏担任平阳农会会长。

郑恻尘是中一席厂的工程师，又是该厂的股东，他首先在自己的工厂里“造反”，开展工人运动。他关心工人疾苦，举办工人夜校，为工人谋利益，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草席厂工会，维护工人自己的利益，他既是实业家，又是革命者，而是把革命放在首位，这在当时革命者中是很少见的。

1926年，中共瑞安特别支部在瑞安城关话桑楼成立，温州独立支部成员林去病为书记。林去病是瑞安人，后调至宁波任市委书记，1929年5月在宁波被捕，1932年5月12日在浙江陆军监狱被害。

1927年春，北伐东路军第17军军长曹万顺（共产党员）率部抵温，沿途受到浙南人民的热烈欢迎。途经瑞安境内时，中共瑞安县委发动1000多农民欢迎北伐军，并为17军运送军粮和弹药。

北伐军进入浙江后，盘踞在浙江的军阀孙传芳被打倒，浙江被国民党光复。国民党省党部的一些机关相继迁回杭州，全省各地的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纷纷成立。这段时间是温州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

三、“温独支”帮助国民党建立永嘉县党部

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影响下，国共开始合作。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次全会在上海召开，党中央曾作出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国民党，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鼓励共产党员加入，允许共产党员有两重身份，在国民党内建立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由共产党帮助建立国民党组织。

在国共合作时期，尽管当时温州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和国民党党的组织，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正在蜜月期，国共两党的党员合作共同革命推翻反动军阀。1925年春，“温独支”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后，立即指派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在温州筹建国民党党部。

“温独支”派郑恻尘与当时温州的国民党党员王超凡联系，王超凡当时是国民党永嘉党部筹备委员。在郑恻尘和胡识因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在温州发展国民党组织。

国民党永嘉党部筹建工作中，从一开始就存在两派斗争，一派是右派势力，以王超凡为首；一派是左派势力，是以“温独支”的共产党员郑恻尘为首，由于当时温州国民党正处在筹建时期，力量还不是很强大，因此，国民党党部的执委主要由共产党员担任。

1926年3月，国民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温州代表有郑恻尘、胡识因、陈仲雷、管绍源出席大会。在大会上，温州郑恻尘、胡识因当选为执委，当时全省一共有9名执委，温州就占了2席，可见当时温州国民党在浙江的实力。

6月，在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中，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书记胡识因被选为省党部妇工部部长，其丈夫郑恻尘为省党部商民部部长。到国民党二大前，全省已有23个县市成立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党员人员达2000余人，在各地国民党党部中绝大部分为共产党员。

4月，永嘉县国民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国民党永嘉县临时党部成员。8月，国民党永嘉县党部正式成立。当时，担任执委的有：胡识因、郑恻尘、陈仲雷、戴树棠、王超凡、魏介夫、苏中常等。由郑恻尘分管工商，陈仲雷分管农青，妇女由胡识因负责，秘书由戴树棠负责，可以说温州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位置，几乎都由共产党员占据了。

1927年2月，浙江光复，主持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中华电邀郑恻尘和胡识因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工作，郑恻尘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委和商民部部长，胡识因任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

胡识因和郑恻尘调离温州后，温州独立支部的书记先由唐公宪担任。11月，唐公宪因病离开温州，温州独立支部书记一职就由陈仲雷担任。

四、温独支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西山会议派是指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右派，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谢持、邹鲁、居正、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主席的林森等13人为首，发起清党活动。他们不充许在国民党内有共产党的存在，也不充许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指手划脚。

1925年11月23日，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解决国民党内共产党的问题，要求清党。他们甚至断言：“如果不在国民党内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在会上，他们宣布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并要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还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由于这次会议是在北平西山开的，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就称这些人为“西山会议派”。这就是“西山会议派”的来历。

“西山会议派”的主张是明显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就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这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国民党有识之士左派的反对。

1926年1月，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在大会上大声遣责“西山会议派”，她说：“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是国共合作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一贯提倡的。谁反对，谁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那时候，孙中山先生刚刚去世，宋庆龄的话还是非常有份量的。

会议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处分了谢持、邹鲁等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取得了胜利。但是，“西山会议派”的影响在国民党顽固派中开始扎根，此后，蒋介石也参加进来，国民党为了不被共产党赤化，开始清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共产党彻底分道扬镳。

在“西山会议派”的鼓动下，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掀起清党活动。在温州，以王超凡、魏介夫、吴江冷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分子，在浙江“西山会议派”的头子沈定一的鼓动下，在永嘉国民党党部内也掀起清党活动，遭到国民党永嘉县党部内占多数的共产党员反对。

在违背孙中山的遗志，在全国招来一片挞伐的形势下，胡识因和郑恻尘号召大家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广大国民党员，温州也改组了永嘉县党部，取消了王超凡等西山派人物执行委员的资格。当时这样的处置，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会议的决议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西山会议派的清党活动暂时被打压下去。

从此，“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王超凡等人与温州共产党员结下了心结。开始在温州与当时中共温州独立支部负责人郑恻尘闹分裂，并处处陷共产党员于不义。

1926年，温州独立支部召开“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大会，借此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王超凡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密谋破坏国耻纪念活动，他们用诡计窃得大会告人民书等宣传资料，王超凡将其资料向当时驻温军阀、瓯海道司令彭德铨报告，诬告郑恻尘领导共产党人于“五卅”密谋暴动。彭德铨将郑恻尘以谈话为名，将郑恻尘骗到司令部，把他拘留起来。后经革命群众据理力争，才将郑恻尘释放。

五、郑恻尘在杭州被捕牺牲

1927年4月11日晚，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清党的名义在杭州逮捕共产党人。他们包围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抓捕在国民党党部里的共产党员。当时，郑恻尘不在国民党党部，军警扑空后又包围了郑恻尘的家。

郑恻尘夫妇住在杭州忠孝巷12号，这里比较秘密，平时很少有闲人出，党的左派和中共浙江省委的会议也经常在这里开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人员也来来往往，秘密地点就成为了公开，那时候国共合作，我党一些同志以为天下太平，没有防范意识。因此，郑恻尘的住处发生问题也再所难免。

4月11日中午，浙江省国民党一位经济部主任带着军队来搜捕郑恻尘。当时，郑恻尘正与杭州地委书记庄文恭、宣传部长华林、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长潘枫涂（共产党员）等三人正在开会。听到外面有人叫喊，郑恻尘知道不好，急忙带庄文恭等三位同志躲进房后暗弄里，将门掩上，自己躺在床帐里装睡。军警进来后，郑恻尘为了掩护战友，主动掀开帐子坐起来说：“我就是郑恻尘，走吧！”庄文恭等三位才得以脱险。郑恻尘被敌人逮捕，胡识因因外出侥幸躲过一劫。

郑恻尘被捕后，胡识因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并要求组织营救。由于胡识因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对象，她带着孩子到处躲藏，处境十分危险。

7月29日凌晨，郑恻尘和宣中禅、王宇椿3人在杭州陆军监狱被秘密杀害。郑恻尘的遗体初由其亲戚和友人埋葬于清泰门外荒野，在墓志上写有“日起”作为标识。郑恻尘牺牲后，党组织和同志们都一直瞒着她。10月，党中央将她和2个孩子送往苏联，让胡识因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不久，15岁的女儿病逝，此时她已知道丈夫牺牲，丈夫的牺牲给她打击很大。

1929年秋，胡识因从苏联回国后，在杭州清泰门外找到树有“日起”墓志的坟，另立了一块“郑恻尘府君之墓”的石碑，以纪念夫君。1936年5月，胡识因将丈夫的墓迁葬于龙驹坞，并为其做坟。后因该地修路，由救济院拾取骨骸，暂厝松木场的山上。直到解放后1955年5月，报请中共浙江省民政厅同意，于次年迁葬于杭州南山天龙寺公墓内，并重修了烈士墓。

六、胡识因后来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

1929年秋，胡识因从苏联回来后，在上海举办工人夜校。红十三军成立后，她在上海为红十三军担任与党中央的联络员。1932年9月，胡公冕在上海被捕，后关押在南京，重病在狱。胡识因赶到南京，胡公冕将他5岁的病儿托付她抚养。她在南京住了3年。

1936年2月，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保胡出狱治病。出狱后，胡公冕随邵力子到西安疗养。1936年8月，她离开南京，到上海在肇和中学担任教师。

胡公冕出狱后即脱党，对胡识因的影响很大。胡识因也失去了党组织的联系，从此她再也没有参加党的活动。

1938年8月，在地方人士的劝请下，胡识因回乡担任岩头小学校长。抗战胜利后，一度到上海，先后担任肇和、崇农两所小学校长。在教育战线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直到1948才回到温州。

在这段时间里，她再也没有回到党的身边，我们不清楚她脱党的原因，也许是她丈夫牺牲的原因，也许是胡公冕对她的影响，也许是她生活上的原因，其中肯定有一段难以启齿的伤心事。胡识因为什么脱党？至今仍是一个末解之谜。

全国解放后，党组织考虑到她曾是浙南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为革命作过贡献。政府安排胡识因到第八小学任校长。1954年9月退休，1956年2月，被提名为温州首届政协委员。

但是，胡识因的命运依然坎坷，由于胡识因性格直爽，对当时党内的不正之风和政府部门的弊政有不同的看法，被认为是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在这段时间里，她最痛苦的是精神压抑，十分忧郁，生活也异常艰难，甚至还靠摆摊渡日，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以至于后来生活不能自理，于1974年3月病逝。在她去世后的第5年，终于在1979年被平反。

胡识因是我党早期妇女运动的先驱，也是浙南妇女运动的领导者。我党在浙南的革命斗争史中，有她不可磨灭的功绩。她的一生曲折而坎坷，由于种种原因，她脱离了党的关系，但她一直关心中国的革命，关心浙南的革命斗争，在教育战线上默默无闻为党做了许多工作，直到生命终止。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回顾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人经过百年的奋斗，终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无数革命先烈的前仆后继为革命牺牲，就没有我们伟大的事业。让我们不忘初心，缅怀烈士遗志，牢记党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